第六章002
“你们瞄准了六家企业。最后的鸠屋和摄津屋，你们也就是随便玩玩而已。最初的三家企业，即银万糖果公司、又市食品公司、万堂糕点公司，你们通过操纵股价赚了很多钱。你们要求公司开车给你们送钱，其实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想去夺取。”
“”……
“但是，第四个事件，也就是希望食品事件，你们是真想把车里的一亿日元抢走的。你们在行动之前的集合开会，显示你们已经有了内斗的火种。”
曾根的表情虽然没有变化，但阿久津可以看出他在思考。是在琢磨记者手里有几张牌呢，还是在寻找坦白的时机？不管他在想什么，阿久津只能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全都砸过去，直到他开口说话。
“希望食品事件中的1984年11月14日，您戴着帽子，戴着墨镜，出现在大津服务区。我没说错吧？”
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曾根说了句“往这边走吧”。他选择了议会大道。阿久津提起银万事件以后，曾根是第一次开口说话。阿久津觉得轻松了一点。
“大津服务区的指示信在观光指南板后面。四年前电视台的纪实节目播放以后，才知道滋贺县警察本部瞒着大阪府警察本部，把刑警派到了大津服务区。”
曾根好像不知道这件事，看了阿久津一眼，并用眼神督促他往下说。
“那个刑警在纪实节目中说，他看到狐目男坐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的长椅上，往椅背上贴指示信，而不是在观光指南板后面贴指示信。据此我提出一个假说：指示信有两封，狐目男也有两个。开始我对自己的假说心里也没底，但是，当我看到滋贺县一位已故刑警的搜查笔记以后，采访一下子就深入下去了。”
阿久津故意用夸张的口气说道，说完观察了一下曾根的反应。阿久津认为，曾根作为参与了银万事件的人，听到了他不知道的真相之后是不会不动摇的。对于不爱说话的采访对象，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他开口。
“请您接着说。”
阿久津对曾根的反应很满意，停顿了一下以后继续说道：“我们在那位已故刑警的儿子家里，看到一本搜查笔记。1984年11月14日那天的行动被擦掉了，显得很不自然。用铅笔涂抹之后显现出来的字是‘京都’和‘人去屋空’等字样。后来，我们采访了11月14日那天跟已故刑警一起行动的人。他告诉我们，那天，包括已故刑警在内的三个暴对刑警，袭击了你们这个犯罪团伙位于京都的窝点。”
“窝点里一个人也没有吧？”
“是的。”
“是吗？……”
曾根的表情很严肃，双手插进了白色羽绒服的口袋里。
“滋贺县警察本部秘密组织了一个特命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暴对刑警。他们在京都那个窝点检出了指纹。但是，搜查进行到这里就卡住了。他们没有向警察厅和大阪府警察本部报告。我认为他们检出的指纹是生岛秀树的指纹。”
前方是一个大广场。曾根也不问阿久津想不想去，就径直走到那个大广场，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坐了一会儿之后，曾根叹了一口气，用右手做了一个想写什么的动作。
阿久津掏出采访本和自动铅笔递给曾根。曾根在拿着铅笔的右手上哈了一口气，开始在采访本上写字。
——曾根达雄、生岛秀树、山下满、谷敏男——
字体刚健俊美。这四个人的名字，恐怕就是阿久津所说的B组的成员。阿久津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终于搞清楚犯罪团伙都有哪些人了。
阿久津坐在了曾根身边。
曾根解释道：“这几个人的首领是我。正如你所说，生岛秀树原来是滋贺县警察本部的刑警。山下满是生岛秀树的高中同学，开着一家工业废料处理公司，氰化钠就是他提供的。谷敏男是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的职员，教给我们如何逆向查明对方的电话号码和无线通信的知识。行动计划大部分是我策划的。跟青木龙一保持联系的是生岛秀树。”
阿久津一边观察曾根达雄的表情，一边迅速地做着记录。阿久津意识到，曾根达雄要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了。
“1974年12月，我父亲曾根清太郎被左翼过激派杀害了。当时，父亲是银河糖果公司的一名职员。”
原来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呀——阿久津在“银河”两个字上画了好几个圈。
“也许您知道，东京大学的安田礼堂被警方攻陷后，学生运动就转入了低潮，新左翼势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惊日本和全世界的大事件。淀号劫机事件、浅间山庄事件、卢德国际机场枪击事件……”
1969年、1970年、1972年——阿久津在脑子里按时间顺序排列了一下这几个大事件。
“1974年，左翼武斗派制造了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爆炸事件，炸死了八个无辜的过路人。虽然左翼武斗派大喊是为了正义，但他们这种无差别杀人，引起了越来越多民众的厌烦。同时，左翼组织内部也充满了负能量。从1973年开始，新左翼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所谓‘内斗’，互相杀戮的事件时有发生。”
阿久津一边做记录，一边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曾根达雄还在不停地说，阿久津来不及分析为什么觉得不对劲。
“1974年的时候，父亲在银河的东京分公司工作。没带家属，单身赴任……”
达雄的父亲清太郎在东京跟从事左翼运动的学生们关系不错，那些学生的敌对集团误以为清太郎跟那些学生是一伙的，用铁管猛击清太郎头部，将其打死。
“因为报纸报道说我父亲死于左翼集团的‘内斗’，银河公司的态度非常冷淡，葬礼也非常简单。银河公司以为我父亲跟极左集团有关系，躲得远远的。虽然银河公司以退职金的名义给了一笔钱，但我还是认为他们太不近人情了。后来抓住了杀害我父亲的一个凶手，那个凶手交代说是杀错了人，我父亲跟极左集团没有关系。尽管如此，一旦被扣上了屎盆子，再想清洗干净并不那么容易。后来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在拘留所自杀了，我的愤怒无处发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就在那个时候，那些受到我父亲关照的学生来看我们，诚心诚意地向我们道歉，沉痛地哀悼我父亲。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开始痛恨冷淡我父亲的组织。”
阿久津刚才觉得不对劲的地方，被达雄这段话分析得清清楚楚。不用听达雄继续往下说，阿久津也能猜到后来达雄当了一名左翼政治活动家。
“我有一个弟弟叫光雄，比我小两岁，他表面上没有像我那样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和愤怒。裁缝专科学校毕业以后，他就开始在京都市内的一家西装定制店学手艺，和母亲一起小心谨慎地生活。二十四岁结婚，第二年生了俊也。”
阿久津马上跟达雄确认了一下“光雄”两个字的写法。
“我不怎么去大学上课了，后来索性去东京跟同志们一起生活。那时候我们坚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而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歼灭敌人。为了‘正义的报复’，就要‘切实行使暴力’。实际上，正义和暴力结合的构图，就是战争的缩略图。牺牲者越多仇恨越深，双方对死亡的感觉已经麻木了。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之间，这些行动不叫内斗，而是被摆在了‘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个崇高的位置上。”
跟刚才的沉默相比，达雄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当时的口号虽然是反对帝国主义，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各个左翼组织发行的报纸上就开始以《大本营发布》为题，报道消灭了多少敌人的所谓战果。向不认识的人扔炸弹，用铁管打爆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的头……用达雄的话来说“好像不杀人就坐立不安”。
“我们是三个人一组展开行动，对别的小组根本不熟悉，有的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横向联系几乎没有。有一天，说是应该教训一下敌人的一个支持者，我们两个小组一共六个同志集合起来，截住了一个正要去公共澡堂洗澡的男人。那个男人也就是四十多岁，他一再向我们解释‘你们认错人了’，还说‘孩子还小’，苦苦哀求我们饶他一命。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那个男人不是敌人，只不过是敌人的支持者，就不开他的西瓜瓢了。但是，当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志把那个男人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的时候，另外一个小组的同志突然挥起铁撬棍，砸在了那个男人的头上。那个男人瘫软下去，当下就死了。”
达雄用两个拇指顶住了自己的内眼角，脸扭歪了。那是悔恨的表情。
“我参加左翼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参加过多次袭击别人的行动，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死在我眼前。男人死后我们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扔下男人就逃走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怀疑那个男人的遭遇跟我父亲是一样的，感到非常苦恼。我觉得我的活法不是父亲所希望的，我觉得我背叛了父亲。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刊登了那个男人被打死的消息。原来，那个男人连敌人的支持者都不是，完全是误杀。”
“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吧？”
“是的。从那时起，我逐渐跟组织拉开了距离。但是，留在日本国内的话，同志们会硬拉着我去参加袭击活动，如果不去，就得做深刻的自我批评。于是我就跑到国外来，打算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我没能找到正式的工作，一直靠打工生活，有时候也回京都看看。”
“您是什么时候来英国的？”
“1980年。”
“为什么选择了英国呢？”
“我已经明白在日本革命是掀不起来的，更主要的是我对暴力行动已经厌烦了。于是我想来英国看看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实际来英国一看，这里的闭塞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阿久津先生，您听说过‘英国病’这个词吗？”
阿久津想起克林对他说过的“荷兰病”，认为意思可能差不多，就暧昧地点了点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试图具体实现社会福祉和经济发展的理想蓝图，即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社会保障费的增加导致财政状况恶化，产业保护措施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各种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到了70年代后半期，伦敦的大街上到处堆着垃圾和纸箱子什么的。从前的大英帝国，追求国民幸福生活的结果是，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沼。这就是英国病。”
达雄说到这里干咳一下，清了清嗓子。
“看到那种情况，我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那时候我还年轻，但我已经认识到，人满足了就会腐烂。这还没满足呢，就已经开始腐烂了。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但那时候已经不是思考那种问题的时候了。我认为，人只要有欲望，平等就不会成为最优先的事项。”
大概是因为多年的思考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吧，达雄一口气说了下去。
“虽说撒切尔夫人上台是历史的必然，但她的外科手术似的改革有很大的副作用。私有化的改革削弱了工会的作用。为了摘除‘英国病’这个癌症，撒切尔夫人给英国动了手术。但是由于对金融界的限制减少，造成伦敦集中了很多外国资本。另一方面，煤矿关闭和制造业衰退造成了地方经济规模缩小。就在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又爆发了英国与阿根廷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马岛战争。”
战争始于1982年3月。阿根廷海军突然登陆马尔维纳斯群岛（亦称福克兰群岛），短时间内占领了该岛。英军只用了三个星期就夺了回去。6月中旬阿根廷军宣布投降。
马岛战争的胜利，使被英国国民忘记很久的海洋大国的骄傲重新被激起。为了保卫领土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撒切尔夫人的权威得到了承认。
达雄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马岛战争以后，很寂寞地笑了笑。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跟苏菲恋爱了。战争胜利后她兴奋得不得了，但我的心迅速冷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标榜追求幸福的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不了的时候呢，主张极端对立思想的政治家，就把国家的政策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且镇压被副作用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国民，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达到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目的。我在日本的时候，为了自己认为的所谓正义，伤害了很多人，自己也累了，于是离开了祖国。结果到英国一看，得了‘英国病’的人们选择的药方竟然是武力。最初看到那些有了社会保障就不再勤勉工作的人，我惊得目瞪口呆，后来看到由于马岛战争的胜利，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呈V字形走势恢复的时候，我彻底茫然了。”
阿久津听着听着停止了记录，因为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如果追究到底，将会一无所得”的所谓禅僧问答似的窘境。那种虚无感对于达雄来说也许是真理，但是，如果说达雄长年积累的思虑就是他制造银万事件动机的基础，就太无聊了。
“生岛秀树到伦敦来，是马岛战争一年以后的事情。”达雄好像察觉到了阿久津的心思，说出了生岛秀树这个名字。穿过个人经历的隧道，被掩埋了多年的事件就要冲出黑暗暴露在阳光之下了。阿久津重新握住自动铅笔，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钟声在约克城上空回**起来。庄严的钟声以一定的节奏鸣响着，厚重而又明朗，非常富有魅力。
“约克大教堂的钟声。”达雄指着声音传出的方向说道。
约克大教堂是约克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在广场上漫步的游客们，纷纷向约克大教堂方向走去。
达雄站起来：“阿久津先生好不容易到约克城来了，过去看看吧。”
马上就要触及银万事件的核心部分了，阿久津希望就坐在这里继续谈下去。一边走一边谈很难做记录。但是，对方已经站起来了，拒绝就不好了。
阿久津用微笑代替了回答之后，就像一个马上要从场角冲向拳击台中央的拳手那样，腾地站了起来。
6
大街上排着很长的队。
达雄介绍说，这里是世界闻名的红茶店。刚刚下午2点多，时间还有点早，排队的人们大概是想早一点喝下午茶吧。
穿过下彼得盖特大街，来到一个胡同口。胡同口一边是宝石店，另一边是礼品商店，站在胡同口就看到了犹如堵在胡同那头的约克大教堂。穿过胡同就是约克大教堂的正门。很多游客正在那里摄影留念。
阿久津被一眼收不进视界的约克大教堂惊到了。不但正面非常宽阔，而且纵深也很大。约克大教堂从十三世纪开始建设，耗时两百五十年，是英国最大的哥特式建筑。虽然经历了五百四十多年风雨的洗礼，但那沉静的奶油色外墙给人的感觉，不是古老，而是不折不扣的崇高的格调。
“因为有这座大教堂，在约克城没有人迷路。约克大教堂就是约克城的北极星。”
正如达雄所说，阿久津能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站在了约克城的中心。
“生岛秀树到伦敦来，是1983年夏天吧？”阿久津接着刚才的话茬问道。
达雄仰望着约克大教堂答道：“我记得是7月。”
“您能把您和生岛秀树的关系告诉我吗？”
“我们俩都是京都人，在同一个柔道俱乐部练过柔道。生岛先生初中三年级时，我是小学一年级，刚入门。生岛先生经常照顾我、指导我。我小时候特别希望有个哥哥，生岛先生差不多比我大十岁，我就把他当大哥哥。他高中毕业后当了警察，我们联系少了，但是，我父亲被极左组织误杀以后，生岛先生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像亲人一样安慰我母亲和我们兄弟二人。”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您参加左翼运动之后，跟生岛秀树一直保持联系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住在东京。恢复联系是我往来于欧洲和京都的时候。”
“您在伦敦安定下来，是1980年前后吧？那以后怎么联系呢？”
“我们经常联系。不过嘛，男人之间的交情，就是写信也很短，大多是明信片。”
“生岛秀树辞掉了警察的工作，您也是在信中知道的吗？”
“是的。啊，那件事好像是通过电话知道的。生岛先生说，虽然受贿是事实，但上司都知道，受贿是为了更深入地打入暴力团内部，以获取更多的情报。不过，虽然辞掉了警察的工作，但很幸运地进了一家保安公司，而且通过搞副业也能挣钱，我也就放心了。”
“副业指的是什么？”
这时，约克大教堂的钟声又响起来了，跟刚才那次钟声间隔不到二十分钟。这钟声是报时呢，还是上一次报时的余音？约克大教堂的钟声比想象中要频繁。在近处听，感觉声音更粗重，更堂堂正正。达雄一直等到钟声停下来才回答阿久津的问题。
“生岛先生在京都的保安公司工作期间，还担任老板的私人保镖，为企业家看宅护院，也有不菲的收入。跟老板的地下人脉接触的机会增多，有时候还帮着催缴跟公司经营无关的个人借款。另一方面，他还背着保安公司的老板，跟大阪的暴力团合伙做房地产。”
“生岛秀树跟青木龙一是什么关系呢？”
“生岛先生的太太千代子的父亲，跟青木龙一在房地产生意上好像有来往。”
“千代子的父亲是暴对刑警吗？”
“不是，我只听生岛先生说千代子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别的就不知道了。”
生岛秀树辞职也许给家庭关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影响。岳父帮助暴力团的青木龙一做房地产生意，生岛秀树被监察部门监视起来也不奇怪。
“我不知道生岛先生跟青木龙一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但至少从生岛先生当暴对刑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交换情报了。”
“据我所知，生岛秀树缺钱还没有缺到那种程度。”
“辞掉了警察的工作以后，生岛先生时常有失落感。被县警察本部强迫辞职，他很难接受，以前暴力团的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这回他得向暴力团点头哈腰了，也许受到过很多外人看不到的屈辱。就像他经常接触的那些神秘的中间调停人那样，他也想发财。实际上，在地下人脉的海洋里游泳，需要钱，也需要压倒别人的势力。”
在暴力支配的世界里，面子是最重要的。为了在暴力团里得势，生岛秀树需要钞票。
“不但本人和家里人要戴高级手表，开高档车，家里人的吃穿用度也不能差了。生岛先生有一个女儿叫生岛望，喜欢学习，英语成绩特别好，将来的理想是当一名翻译家。当时，生岛先生想把女儿送到国外留学，还想让儿子聪一郎上有名的私立学校。”
阿久津向达雄确认了一下生岛秀树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当时上几年级等情况。在银万事件发生的1984年，女儿生岛望正在上初中三年级，儿子聪一郎正在上小学二年级。两个孩子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但他没有打断达雄，而是耐心地听达雄说下去。
那时候，生岛秀树钱包里的钱都是借来的，而且都是背着妻子借的高利贷。
“房地产生意不顺利，生岛先生被暴力团逼得走投无路。他只不过是一个丢了工作的刑警，能想到的除了更多地借高利贷，就是靠运气发一笔横财了。当过暴对刑警的生岛先生比谁都清楚，只要让高利贷者看到自己流一次眼泪，一切就全完了。”
因为天气太冷握不住笔，阿久津写在采访本上的字越来越乱，他往拿着自动铅笔的手上哈了一口热气。
达雄的作案动机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生岛秀树的作案动机也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
阿久津被大事件这个大招牌所震撼，一直在心里想象着一出适合这个大招牌的大戏，没想到掀开盖子一看，竟是这么小。犯罪集团原来就是这样一些普通人啊。不，也许应该反过来说，这样几个普通人，居然制造了那么大的一个事件！自己真是太愚蠢了。
“生岛秀树到伦敦来的时候，都跟您说了些什么？”
“他跟我关系很好，也不瞒着我，把他的窘况都告诉我了。我觉得他不可能就为了跟我说这些特意跑到伦敦来，肯定有什么大事，就问他到底为什么来伦敦。没想到这个当过刑警的人，竟然当面要求我帮他干违法犯罪的事，我惊得目瞪口呆。”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想狠狠教训一下那些有钱人。”
“听他这样说，您是怎么想的呢？”
达雄把插在羽绒服口袋里的双手拿出来，把拉到脖颈的拉链拉到锁骨以下，而阿久津则把松弛下来的围脖围得更紧。
“简单一句话……精神振奋。好久没有那样的心情了。”
“精神振奋？”
以嘲讽的态度生活在英国的达雄说出这种话来，让阿久津感到意外。
“我父亲被蛮不讲理地杀害，但死后的处理更是蛮不讲理。银河公司把极左的帽子戴在我父亲头上，后来明知戴错了也不给摘下来。拘留所呢，也不看管好，随随便便地就让那个被抓起来的罪犯自杀了，剩下的罪犯警察一个也抓不到了。结果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男人：为了发泄内心的愤怒，整天诉诸暴力，并且要为了将暴力正当化寻找根据，编造理由。现在想起来，刚来英国的时候也许有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但是，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实际情况让我感到幻灭，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只能得到我的蔑视，通过战争抱成一团的英国大众给予我的是虚无感，我就像一棵无根的草，浑浑噩噩地活着。不管什么理由，也不管前后经过如何，在英国的我和在日本时的我，没有一点改变。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无论走到哪里，什么也得不到的人。”
“既然什么也得不到，为什么不拒绝生岛秀树呢？”
达雄闭着嘴巴思考起来。在他的视线前方，是一群正在合影留念的白人观光客。
“我认为生岛先生站在了我的反面。我认为自己什么也得不到，在这样的我面前，生岛先生却说要得到一切。他那强烈的欲望刺激了我，叫我看到了一道炫目的光。追求地位的人，以孩子的成就作为骄傲的资本的人，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的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难道不应该做些什么吗？也就是说，我们就算自己对这个社会不抱希望了，也能让那些抱着希望的人看清这个空洞无物的社会。”
阿久津心里刚才浮现过一次的“禅僧问答”这个名词再次浮现出来，他感到心情烦躁。达雄到底想说什么？他们犯罪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向权力和资本主义复仇，只是为了搭建一座空中楼阁，才到处散布混入了氰化钠的糖果吗？达雄对犯罪动机的干瘪解释，阿久津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那么，为什么在银河公司身上下手？因为您父亲在银河公司遭受了不公平待遇？”
“为了股票。”
“股票？”阿久津听了达雄这个太清晰的回答，也感到疑惑。
“当然，我父亲在银河工作过，也是一个方面的理由。但是，没有所谓长年的积怨。”
“您能断言吗？在您父亲的葬礼上，公司连一根香都没上吧？”
“当时，事情已经过去快十年了，而且，干坏事的是那些袭击我父亲的极左集团，后来我也参加过左翼集团的活动，对那种袭击也很了解。”
是在开玩笑吗？达雄看着阿久津笑了，鼻唇沟非常明显，看上去好像很疲倦。
“生岛先生让我制订一个犯罪计划。我当然没有制订这种计划的经验，但他非常信任我。我对他说，我需要时间。”
“生岛秀树没有提什么建议吗？”
“没有。只是提出了一个每人能得到两亿日元的要求。”
“两亿？”
接下来，话题转向了海尼根绑架案。达雄看到海尼根社长在荷兰被绑架的新闻之后，联想到日本的企业家警惕性都很低，觉得可以在这上边动动脑筋。
1983年11月，达雄只身前往阿姆斯特丹，开始调查海尼根事件。荷兰说英语的人很多，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得到的信息并不比在英文报纸上看到的多。因为离开英国的时候对苏菲说的是去欧洲旅行，所以又去了荷兰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再次返回阿姆斯特丹是12月上旬，那时人质已经被解救出来，罪犯也抓到了几个。达雄还亲自观察了海尼根社长被监禁过的仓库，并且得出一个结论：不可能成功地拿到赎金。
另一方面，达雄认为，用报纸上的广告作为向企业发出的信号，以及利用海尼根社长本人的录音等手段，则是可以采用的。那样可以利用报纸对事件的报道操纵股价，得到金钱。位于社会中心的金钱经济十分脆弱，抓住其软肋是很容易的。
达雄12月中旬回到伦敦，把调查的结果和犯罪计划写在了一个黑色真皮笔记本里。
“刚才我也说过了，在我的脑子里首先浮现出银河公司的理由，首先是我父亲在那里工作过，但最终决定在银河身上下手，主要还是因为银河的股票比较便宜，市场上流动的股票比较少，股价操纵起来比较容易。我把这个计划搞出来，新年过后回了一次日本，把用日语写成的计划书交给了生岛先生。”
“您的计划书里写了六家企业吗？”
“没有。我只写了银河、又市和万堂三家。”
“三家？可实际上……”
“是的，后来发展为六家，是因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态。”
阿久津想深入挖掘这一点，但因为觉得难以记录，就按照时间顺序追问下去。
“生岛秀树看了您的计划书以后的反应呢？”
“生岛先生对绑架银河的菊池社长这一条面露难色。他说，要是绑架的话，应该绑架一个小孩子。”
“为什么不绑架孩子，却绑架社长呢？”
“我认为绑架社长的话肯定会出现模仿犯。把社长本人的声音录下来并复制多份，然后寄给别的公司，能起到恐吓的作用。我这样一说，生岛先生就明白了。”
录音磁带果然是用来证明犯罪团伙身份的。在这里也看不到达雄计划制造银万事件跟他父亲遭受不公正待遇有什么联系。达雄内心的空洞，让阿久津心寒。
“是谁去绑架的菊池社长？”
“青木龙一、金田哲司和吉高弘行。”
“青木龙一亲自动手？”
“是的。袭击在淀川大堤上谈恋爱的一对恋人，也是他们三个人。这件事后来成了分裂的火种……”
“就是您刚才说的意想不到的事态？”
“是的。”
“那么，稍后再问您这方面的问题。犯罪团伙其他成员是怎么集合起来的？”
“刚才阿久津先生把‘黑魔天狗’分成了两组，对吧？正如你所说，‘黑魔天狗’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我在计划书里写了所需要的人员。例如，具有逆向查明对方电话号码和无线通信知识的人，能搞到氰化钠的人，等等。当然，还要有勇武有力的人，要有懂得股价操纵的人。我在日本没有人脉，所以由生岛先生负责找人。”
“山下满是生岛秀树的高中同学，谷敏男跟生岛秀树是什么关系呢？”
“谷敏男的父亲是生岛先生的朋友，谷敏男从小就认识生岛先生。”
“也就是说，人选问题由生岛秀树负责。”
“因为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我认为由生岛先生负责人选问题是最合适的。”
“生岛秀树去找青木龙一谈您搞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没觉得害怕吗？”
“当初知道他是京都人就放心了，没觉得害怕。”
“暴力团的你们也不怕？”
“我们集合起来又不是去打保龄球。”
西斜的太阳把约克大教堂的顶部染成了橘黄色。不能保证天黑了达雄还会继续接受采访，于是阿久津就开始问他最关心的问题。
“挑战书和恐吓信也是您想出来的吗？”
“是，基本上都是我想出来的。”
“挑战书和恐吓信分开来使用，是有意识的吗？”
“狠狠地挖苦警察，一方面是生岛先生的意见；另一方面，当时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了警方很多丑闻，揶揄那些警察，可以迎合大众的趣味，让大众不自觉地站在我们一边，挑拨警察与市民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特别是挑战书使用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格，是吧？”
“关西地区本来就有嘲讽官厅和官僚的土壤，用关西方言写出讥笑警察的文字，可以缓和市民对我们这些罪犯的痛恨。”
“你们确实达到了目的。”
“我们知道，警察所代表的司法权力和企业代表的经济权力，最害怕媒体。所以我们把挑战书寄到报社去，而且只寄给一部分报社，煽动报社之间的争先意识。别的报社没收到挑战书，收到了挑战书的报社就有了独家新闻。”
阿久津眼前浮现出水岛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佩服地点了点头。连媒体都被眼前这个男人算计了。
“还有，我在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发现，警方的方针是‘一网打尽’。银万事件成为警察厅的重要指定事件之后，我们反而更大胆了。就算我们的人在现场走来走去，警察也不会过来查问。我们还故意四处留下物证，以达到分散警力的目的。我们钻了这个大规模消费社会的空子。”
“也有人说，只不过是你们这些罪犯的运气好。”阿久津给达雄泼了一盆冷水。
达雄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继续说道：“当时那个时代的确帮了我们的忙。警方的地毯式搜查没能奏效，就是因为在都市化进程中，变成了谁都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的社会，看到可疑人物也不会注意。如果是现在，有监控录像，有电话和手机的通信记录，很快就能找到罪犯。也就是说，我们正好赶上了晴空乱流。”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犯罪团伙疯狂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被警方破案，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
“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留下证据的所谓的完美犯罪。不过，用关西方言嘲讽警察、煽动媒体的争先心理以及利用大规模消费社会的盲点等，如果我们全都好好利用，就能提高完美犯罪的成功率。”
阿久津不由得佩服达雄的分析能力。但是，不管多么好的刀，没有刀鞘也是没有意义的，搞不好就会伤害自己。达雄把自己比喻成为无根的草，是非常恰当的比喻。没有刀鞘的人生只能说是不幸的人生。
“为什么选择了又市和万堂？”
“因为万堂的股票也容易操控。中间夹着一个又市，是为了给人我们不只攻击糕点公司的印象，以麻痹万堂的警惕性。”
“可是，对又市食品公司，你们也不是随便玩玩吧？你们模仿黑泽明的电影《天堂与地狱》，确实想夺取现金，狐目男也冒险出现在犯罪现场。”
“那是一次失误。生岛先生把我的计划拿到青木龙一那里的时候，青木说应该找一个家族企业或者类似家族经营的企业。他还说，一个人行动，幕后交易容易成功，社长的个人资产很多这一点也不应该忘记，等等。听到这些，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青木龙一也许要冒险夺取现金了。”
“您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过夺取现金，绝对没有想过要那样做，对吧？”
“如果没有拿到现金的办法，就不可能通过绑架或恐吓拿到一分钱，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操纵股价来达到目的。欲望太强，势必漏洞百出，不只是犯罪，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人的欲望不可能百分之百满足，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就收手，然后等待下一个机会。不过，暴力团是榨干了骨髓都不甘心的人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世界观的不同，最终导致了我们这个团伙的分裂。”
最初，生岛秀树和青木龙一联手，以最低限度的必要人数，组成了一个高素质的犯罪团伙。但是，他们的地位不是平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的“专业”和“非专业”在实力上的差别就渐渐表面化了。
阿久津心想，这个犯罪团伙从一开始就是很勉强地组织起来的。
“我想确认一件事，狐目男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贵志。是金田哲司的朋友，不爱说话，是个看上去叫人感到害怕的男人。听说是个伤残军人，也不知是真是假。”
看来，关于狐目男这个谜，还是解不开。
“实际展开行动的是阿久津先生所说的A组。挑战书和恐吓信虽然是B组准备的，但往长椅后面贴啦，散布混入了氰化钠的糖果啦，都是A组的人去干。”
“顺便问一下，被监控录像拍下来的那个男人是谁？”
“是山下满。那时候他戴上了假发，图像也很不清楚，谁也认不出来是他。这些都无所谓了，总之当初依靠青木龙一是一个错误，生岛先生和我们B组的人渐渐失去了发言权。”
“团伙内部有了不协调的音符，对吧？”
“不协调的公开化是从袭击在淀川大堤上谈恋爱的一对恋人开始的。”
“您指的是‘凯旋门’烤肉店的事？”
1984年6月2日，大阪府警察本部赌上警察的威信，决心将犯罪团伙一举抓获。他们为此改造了一辆卡罗拉轿车，藏在后备箱里的刑警按一个按钮就可以让发动机停转，还可以从里边打开后备厢跳出来。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结果一个罪犯都没有抓住，只保护了一个被罪犯袭击后当枪使的在淀川大堤上谈恋爱的男子。由于大阪府警察本部这次行动失败了，警察厅才开始指挥，并提出了“一网打尽”的方针。银万事件的侦破走上了歧途，最终使银万事件成为悬案。
“凯旋门事件之前，银河曾答应私下给我们一笔钱。那时候我们试探了一下，确实没有看到刑警似的人物。于是，我们团伙里的人都兴奋起来，都说下次一定能拿到钱，只有我一个人反对。我认为警察绝对不会让银河再送钱过来。由于我坚决反对，生岛先生等三人也站在了我这一边。但是我们这个团伙从一开始就是五比四，我们这边少一个人，而且那五个人出的力也大，我们想拦也拦不住他们。他们袭击了在淀川大堤上谈恋爱的一对恋人，把男子当枪使，真的行动起来了。从此，阿久津先生所说的A组和B组就完全分裂了。”
那以后，青木龙一掌握了犯罪团伙的主导权，再次展开夺取现金的行动。
“夺取又市食品现金的计划是非常草率的。要想演一场现实版的《天堂与地狱》是完全不可能的，狐目男在列车上的可疑行动也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我认为应该通过操纵股价得到利益。最初大家还是能忍耐的，但是，万堂事件以后，大家就都忍不住了。我的计划是恐吓三家企业，通过操纵股价，赚了钱就撤。按照当初的计划，在万堂事件告一段落之后的11月上旬，大家把赚到的钱分一下。”
“赚了多少钱？”
“不知道。”
“不知道？”
约克大教堂的钟声又响起来了。两个人站在这里到底说了多长时间，阿久津也搞不清楚。将近傍晚了，因为不再走路，身体已经变得冰凉，皮鞋里的脚趾都快冻僵了。
“操纵股价赚的钱至少有十亿，按照贡献大小分钱，少的可以拿到七千五百万，多的可以拿到两亿。但是，到了分钱的时候，生岛先生和我每人才分到三百万，山下满和谷敏男每人才分到两百万。吉高弘行装傻充愣，说什么为了不露马脚，没有买那么多股票，所以赚的钱不多。按照我的计划，仅靠银河和万堂两家公司的空头股票就能赚十几个亿。既然没买那么多，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到最后分钱的时候才说呢？”
“你们在一起开会了吗？”
“没开会，生岛先生直接到青木龙一的事务所提出抗议，但是，青木龙一假装没事人似的，只是重复吉高弘行说过的那些话。生岛先生以前是暴对刑警，现在却被眼前的暴力团成员耍弄，是多么怒不可遏，我是可以想象到的。”
“吉高弘行的股价操控团伙的本尊是谁？真正的金主是谁？”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采访过的人说，那些钱也有可能流入了永田町。”
“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把通过操控股价赚的钱作为选举资金，早就是家常便饭了，流入了永田町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虽然找到了制订犯罪计划的罪犯，这个犯罪团伙也还是一个黑洞。阿久津心想：自己的工作终究不是以抓住罪犯为目的的。
犯罪团伙内部的A组和B组彻底决裂了。生岛秀树拉青木龙一入伙，最后却被这个暴力团成员耍了，觉得很丢面子，就一直缠着青木龙一不放。
“说句老实话，钱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所以我多次劝生岛先生，算了，别再去找青木龙一了，但是他不听我的。银万事件对于生岛先生来说，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他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才策划了这个事件的，三百万，连还高利贷的利息都不够。”
达雄再次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最上边，表情严肃地吐了口气。也许他就要踏入最不愿意回想起的领域了。
“好冷啊。”阿久津对达雄说道。
达雄小声嘟哝了一句“不应该在上帝面前说吧……”，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阿久津跟在达雄身后，顺着石头台阶往上走。
看着达雄的后背，阿久津几次想开口说话，但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两人默默地上了米克盖特门，来到了视界开阔的约克城的城墙上。
在回米克盖特门的路上，达雄一直走在前面，又一句话都不说了。长年沉默之后坦白的兴奋似乎已经过去，只剩下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前走了。
达雄和阿久津上了城墙以后朝约克城车站方向走去。走到一个几乎是直角的拐弯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红砖建筑，有酒店，有餐厅。再往远处看，可以看到沐浴着晚霞的约克大教堂。再过半个小时就会被黑暗淹没的欧洲的佳景，美丽中渗入了悲凉。
城墙上的路比较窄，加上经常遇到擦肩而过的人，阿久津无法与达雄并肩前行，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还是找不到说话的机会。
这时，前面有一群说中文的观光客在照相，达雄和阿久津只好停了下来。
“那个小日式料理店还在吧？”达雄终于开口说话了。
“您指的是‘紫乃’吗？还在。老板娘身体很好，当年给你们上菜的跑堂，已经是大厨了。大厨还记得你们那次聚会呢。”
“可惜我不记得他们了……”
“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嘛。你们聚会是在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那次聚会是在希望食品事件之前，所以应该是10月下旬或11月初。因为生岛先生一直消不了气，所以大家决定坐在一起好好谈谈。”
“聚会的目的是让A组和B组握手言和吗？”
“是的。我们B组，不，应该说生岛先生还想多弄点钱，青木龙一那边就说，再恐吓一家企业，夺取现金。青木龙一他们早就想对希望食品下手了，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希望食品公司的很多信息。”
青木龙一需要的是达雄设计的犯罪计划，至于生岛他们，可以用任何人替换。以青木龙一为首的A组，背着以生岛为首的B组，搜集了企业的信息。
他们在“紫乃”聚会，决定再恐吓一家企业，这是最后一家了。这次一定要夺取希望食品公司的一亿日元，并商定：通过股价操控赚的钱归青木龙一为首的A组五个人平分，夺取的一亿日元归生岛为首的B组四个人平分。
“一亿日元四个人分，生岛秀树没有什么不满意吗？”
“满意不满意先放在一边，夺取一亿日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一直在对生岛先生说。可是，他不听我的，却听青木龙一的。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也无法理解。”
“您在‘紫乃’的聚会上也反对夺取现金的行动吗？”
“反对了呀。我还提出，如果平分，通过股价操控赚的钱和夺取的钱都应该平分，这样才公平。但是，吉高弘行说什么‘通过股价操控赚的钱不能马上到手’，生岛秀树就中了圈套，主要是他太想尽快拿到钱了。”
“您刚才说是平分，生岛秀树也是拿两千五百万吗？”
“不，生岛先生五千万，我两千五百万，山下满和谷敏男每人一千两百五十万。”
“生岛秀树为什么比别人多呢？”
“他是我们的头儿，另外三个人也不像他那样急着用钱。不过，他也觉得自己拿得多，‘紫乃’聚会以后，他对我们说，再去找青木交涉一次。我劝他不要去了，他当时好像接受了我的劝告……”
“所有夺取现金的计划，都是青木龙一为首的A组做的吧？恐吓希望食品公司，夺取现金的计划，也是他们制订的吗？”
“是的。考虑到警方有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希望食品公司同意给钱的话，就在夺取现金的当天，分别在几处贴指示信。在11月13日，也就是实施夺取现金计划的前一天，生岛先生去了青木龙一那个小组的窝点。”
“生岛秀树一个人去的吗？”
“跟青木龙一交涉，从来都是生岛先生一个人去。他总是说，他也没什么大用，这点事就让他去做吧。11月13日晚上10点多，我和谷敏男去了山下满的公司在滋贺县的办事处，在那里等待生岛先生的消息。”
“但是，生岛秀树没回来？”
“是的。等到第二天凌晨也没有生岛先生的消息。我特别担心生岛先生在钱的问题上说了得罪青木龙一他们的话。天都快亮了，生岛先生还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我们都认为肯定出事了，就派谷敏男去京都看看情况。一个小时以后，谷敏男来电话了……”
气温下降，阿久津握着自动铅笔的手哆嗦起来。他把右手伸进围脖里，暖了片刻。
“谷敏男在电话里说，他看到金田哲司他们从窝点里搬出一个形状很不自然的大被卷来，塞进了一辆客货两用车里。一听这个，我就知道生岛先生肯定被他们杀害了。如果是这样，生岛先生的家人也会有危险。因为我认识生岛先生的夫人千代子，于是我就和山下满开着一辆面包车直奔生岛先生家。”
阿久津看到过其他记者搞来的生岛秀树的照片。想到那么一个大块头的男人被人杀害，阿久津不禁毛骨悚然。
“早上，我们一到位于大津市的生岛先生的家，就马上让千代子准备了一下，让她和她的女儿生岛望与儿子聪一郎上了面包车。在车上，为了不让孩子们听见，我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大，小声把情况告诉了千代子。千代子听了心里乱作一团，用双手抱住了头……我们先把他们拉到奈良县山下满的情人家里。我为了安慰千代子，就把在银万事件中分到的三百万日元给了她。”
“虽说不愿意，也勉强接受了……我们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退路问题。我们回到山下满的办事处，商量以后怎么办。就在那时，青木龙一来电话了。”
“接了？”
“那个时代只有固定电话，而且办事处里的电话也不能显示来电号码，我想万一要是千代子打来的电话呢，就接了。青木龙一在电话里说，生岛秀树因为还不起高利贷逃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也许是要探探我们这边的虚实，我没露声色。然后他说，按原计划夺取现金。我假装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然后向他确认在哪些地方贴指示书，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时，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大津服务区留给警察一张写着京都窝点的纸条？”
“对，正如阿久津先生所说，我们想在大津服务区的长椅后面贴一张写着京都窝点的纸条。贴纸条的人打扮成狐目男的模样，为的是引起警察的注意。”
“不过，那时候警方还没有公开狐目男的肖像画。”
“恐吓又市食品公司，模仿《天堂与地狱》的时候，狐目男大胆地出现在作案现场，我认为他已经暴露了，只不过警察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没抓他。”
“原来如此。可是，进入警察已经张好的罗网，毕竟是相当危险的行动。”
“我打算贴上以后马上就离开，但贴了半天也贴不上。如果贴在观光指南板后面，就更危险了。我一着急，就在逃离现场的途中把纸条扔在了通向县道的台阶上。”
“您希望警察能看到那张纸条，为什么不打电话秘密告诉警察？”
“我们认为当时一定有很多耍弄警察的电话，警察已经分辨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而且我们没有可以证明我们就是‘黑魔天狗’的录音带。打扮成狐目男的模样，让警察意识到我们内部已经分裂，他们肯定会去捣毁京都的窝点。不过，我们没有想到那张纸条落到了滋贺县警察的手里。”
“你们是想让警方把青木龙一他们抓起来，趁机逃跑是吧？可是，青木龙一他们把你们供出来，你们也跑不了啊。”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赌上一把。青木龙一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杀害了生岛先生。他们要是把我们供出来，杀害了生岛先生的事很快就得暴露。对于他们来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行使缄默权，延长拘留时间。”
“不过，就算您打扮成狐目男的模样，也不能保证警方能拿到您留下的纸条呀。”
“所以我们还准备了一手。金田哲司在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下边的县道上，开着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待命……”
阿久津马上就想起了被滋贺县警察追过的那辆小型客货两用车的事情，同时脑海里浮现出自己拍过的以前曾是药店的照片。
“但是他们两个并没有通知警察呀，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已经逃走了。山下满说，那附近停着很多车，很多车里都有情侣在里边亲热，停在那里不方便。他还说，万一碰到巡逻的警车就麻烦了，于是就逃走了。结果我们准备的这一手也没起作用。”
后来，金田哲司的车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只好逃走。令人没想到的是，金田哲司开车技术太高，警察没追上。
“我们也没想到，生岛先生的指纹留在了京都的窝点里。”
阿久津想起了滋贺县警察本部组织的那次奇袭。滋贺县警方也许从一开始就怀疑上了生岛秀树，因为他们最了解这个被开除的刑警。接受了特殊命令的三个暴对刑警扑了个空。虽然在窝点里发现了生岛秀树的指纹，但在参加年末特辑采访的全体记者会上，鸟居说过，滋贺县警察本部说了，在无法证明那个窝点就是银万事件的罪犯窝点的情况下，只检出生岛秀树的指纹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没有通告的义务。
就这样，犯罪团伙瓦解了。但是，无论是曾根达雄还是青木龙一，谁都没有落入法网。如今时效已过，法律也奈何不得。
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达雄和阿久津走着走着来到一处有台阶的地方，上了台阶就是一个露台。达雄走上露台，双手放在了城墙上。这是个可以停下来的好地方。阿久津站在达雄身边，也把双手放在了城墙上。
“那以后，曾根先生做了些什么呢？”
“第二天，我去了我弟弟光雄家，把一个黑皮笔记本和一盘录音磁带放在他那里，然后就回伦敦了。”
“您弟弟也参与了银万事件吗？”
“没有，他没参与。”
“那么，你们是怎样把俊也先生的声音录下来的呢？”
达雄看着约克车站，什么也没说。虽然没有得到回答，但阿久津忽然悟到刚才询问生岛秀树的家庭成员时隐约意识到的问题是什么了。
“你们夺取现金时通过电话播放的录音磁带，还有两个孩子的声音，那两个孩子就是生岛望和聪一郎吧？”
“……是……是的。”
“那两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达雄表情苦涩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们把他们一家三口送到奈良以后，就没有跟他们联系过。我也不知道山下满和谷敏男的下落。”
达雄马上就把话题转到了山下满和谷敏男身上，可见他不愿意提到生岛秀树的家人。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一定认为是他把那母子三人送上了绝路。
达雄看着远方，干燥的脸上皱纹变得很深，因为他在紧紧地咬着牙。
“您策划了银万事件，让您憎恨的这个社会尝到了您的厉害。但是，事件之后，世界发生变化了吗？”
1984年12月，“黑魔天狗”恐吓鸠屋西式糕点公司、摄津屋日式糕点公司，并且提出荒唐无稽的要求：让这两家公司的人站在大阪梅田的百货商场楼顶往下撒钞票。那以后就没有动静了。青木龙一这些“黑魔天狗”的余党终于没有继续制造事件的力气了。
“黑魔天狗”恐吓摄津屋之后三个月，制造了被害总额达两千亿日元的巨额欺诈案的丰田商事会长永野一男，在众多记者的眼皮底下，在自己家里被自称右翼的两个人刺杀了。第二天，被称为“兜町风云人物”的中江滋树因投资期刊事件被警方逮捕。那时正值日本第一次借款恐慌，是拜金主义者们昂首阔步的时代。
就在“黑魔天狗”宣布停止作案的那天，即1985年8月12日，搭载着524人的日本航空123号班机，在群马县的御巢鹰山坠落。从那天开始，人们的注意力全部转向这次历史上最大的空难。又过了一个多月，日本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日本银行降低了民间银行从日本中央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日本进入了没有实体的泡沫经济时代。
1985年11月，阪神老虎队第一次获得日本棒球联赛第一名，关西地区民众欢呼雀跃。在人们喜笑颜开的同时，银万事件的犯罪团伙销声匿迹，成了“住在深渊里的人”。
“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社会呢？”阿久津追问道。
达雄干裂的薄嘴唇一动未动。不是因为有什么严重的事情不能说出口，只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的确，您父亲突然被人打死，是非常不幸的事件。您愤愤不平，您憎恨社会，内心充满别人难以理解的感情……但是，您弟弟不是当了一个好裁缝，还培养了俊也那样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吗？”
阿久津也不管达雄爱听不爱听，他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只顾一个劲地说下去。
“1984年11月，你只把操纵股价赚来的钱给了生岛秀树的妻子和孩子，却没有关照过他们一次。说句不好听的话，您那不叫心眼好，您那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已！”
银万事件画了一条复杂的轨道，竟然是这样一个陈腐的结局。面对这个结局，阿久津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
达雄再次咬紧了后槽牙，脸都变形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达雄吹响了终场的哨声以后，一阵寒风呼啸而来。
阿久津觉得那凛冽的寒风犹如一把利剑，插入了自己的胸膛。
达雄向阿久津鞠了一个躬，默默地转过身去，走下台阶，朝着约克大教堂那个方向走去。阿久津没有心情目送达雄，身体转向了约克站。
作为一个记者，抓住了“真相”以后的成功感和兴奋感，阿久津一点都没有。
阿久津再次把双手放在城墙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虽说这是一次从地球东端到地球西端的大移动，但如此叫人身心疲惫的采访，阿久津当记者以来还没有经历过。
“阿久津先生！”
回头一看，是谢菲尔德大学那个叫藤岛优作的日本留学生正顺着台阶走上来。
“被我照了个一清二楚！”藤岛优作说着把手中的数码单反相机屏幕给阿久津看。屏幕上显示的是阿久津和达雄在约克大教堂前面对话时的场面，达雄的脸非常鲜明地显示在屏幕上。为了搞到达雄这个银万事件的犯罪嫌疑人现在的照片，阿久津向苏菲告辞以后给藤岛优作打了电话。幸运的是藤岛优作就在约克城附近利兹的朋友家里。阿久津把达雄所在书店的名字告诉了藤岛优作，让他提前到达，伺机拍照。
“谢谢你！圆满完成任务！”阿久津有些夸张地称赞道。
藤岛优作高兴地笑了。那清纯的笑容，把阿久津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
“这个人是谁？”
“一个大恶党！”
藤岛优作大笑起来：“当记者的都很幽默吗？”
“像我这样一个文化部的记者大叔，采访发生在昭和时代的事件，竟然跑到英格兰的约克城来了，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你要是想当记者的话，到我们报社来吧。不过我事先告诉你，我们报社用人，往死里用！”
“看了阿久津先生我就知道。不过，毕业后我还是要考《大日新闻》！”
“太棒了！今天我们提前庆祝一下。我请你喝健力士啤酒！”
阿久津和藤岛优作一起走下台阶，向着达雄消失的方向走去。阿久津觉得自己又发烧了，但今天他想一醉方休。
走在暗下来的约克城的大街上，阿久津的耳边回响着录音磁带里孩子们稚嫩的声音。
[1] 日本人以前跟中国人一样，也过春节。明治时代的1872年《改历诏书》颁布以后，正月变成了阳历1月，端午节、七夕节也被改为阳历。以前的正月则被日本人称为“旧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