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里斯顿花园坊之谜

应当承认，我对他的理论得到再一次证实感到十分惊讶，对他的分析能力的钦佩之情大增。然而，心中总还存有一点疑虑：会不会这整个过程是为了对我炫耀而事先安排的。可是，一转念又搞不懂，他这样做又可能有什么目的呢。我朝他看去，他已将信件读完，一双眼睛茫茫然若有所思。

“你究竟是怎样推断出来的？”我问。

“推断出什么？”他有点不耐烦地说。

“噢，你说他是个海军陆战队中士。”

“我没有时间纠缠这点琐事，”他粗声说，接着他似乎转过神来，笑了笑：“请原谅我的无礼，你把我的思路打断了。不过，这也好。你真的看不出来那个人是个海军陆战队退伍中士？”

“看不出来。”

“这对我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可解释起来就不容易了。如果有人要你说明为什么2加2等于4，你会觉得为难，然而，你完全知道事实就是如此。即使隔着一条街，我也能看见他手背上纹着蓝色大锚。那就说明他曾当过海员。而他有军人的举止，军人的腮须，因此，我们就有了他曾是海军陆战队员的结论。他有些自尊和支配人的气派，你一定注意到他昂首挺胸，挥动拐杖的姿势。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沉着稳重的中年人——所有这些使我相信他曾是个中士。”

“真了不起！”我叫了起来。

“小事一桩，”福尔摩斯说得轻巧，可是，从他的表情看，我想，他对我的惊叫与钦佩之情显然很高兴。”我刚才还说没有罪犯，看来我错了——你瞧！”说着，他把信扔了过来。

“噢，”我才扫了一眼便叫道，“真可怕！”

“的确有些不寻常，”他平静地说，“请你大声把信念给我听听，好吗？”

这就是我念给他听的那封信：

尊敬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昨天夜里，布里克斯顿路拐角的劳里斯顿花园坊3号发生了一桩凶杀案。我们的一位执勤人员在凌晨两点左右看见该房有灯光。鉴于该房平日无人居住，故觉异常。执勤人员发现屋门大开，空**的前屋里有一具男尸。该尸衣着整齐，口袋里有几张名片，上面印着‘伊诺克·丁·德雷伯，克利夫兰，俄亥俄，美国’。现场无抢劫迹象，也无致死的证据。屋里有血迹，但未发现死者身上有伤痕。死者如何进入空房，令人甚为不解，我们感到无从入手。如能劳您大驾，十二点以前亲临现场，我定在此迎候。在您回复之前，现场维持原样。若您不能前来，必将详情奉告于您。承蒙指教，不胜感谢。

您忠实的

托拜厄斯·格雷格森

“格雷格森是伦敦警察厅刑侦处最出色的侦探，”我的朋友说，“他和莱斯特雷德算是那一大群笨蛋中的佼佼者了。两个人都很机灵，精力充沛，可是他们因循守旧——过分因循守旧了。并且，还勾心斗角，像一对卖笑妇人一样相互嫉妒。如果他们都插手这个案件，那肯定会出些有趣的事。”

我对他若无其事的嘀咕感到愕然，“肯定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我说，“要不要我给你叫马车？”

“我还没有决定去还是不去呢。我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懒汉，我是说当我懒劲儿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也有敏捷神速的时候。”

“哎呀，这不正是你一直向往的机会吗？”

“我亲爱的朋友，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定我把整个案子侦破了，但肯定其结果是功劳全归于格雷格森和莱斯特雷德及其一伙儿。因为我只是一个非官方人士。”

“但是，他是在求助于你呀。”

“是的，他知道我比他强，当面他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宁肯割掉自己的舌头，也决不会在第三者面前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不妨去看看。我独自把事情查清。即使我得不到什么好处，也可以嘲弄嘲弄他们。走！”

他一反往常漠不关心的神态，匆忙穿上大衣。

“戴上你的帽子。”他说。

“你要我一起去？”

“是的，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就和我走一趟。”

一分钟后，我们已坐上马车，直奔布里克斯顿路。

那天上午，阴霾多雾。屋顶上笼罩着一层灰褐色帷幔，看上去像是下面泥泞路面的反照。我这位同伴似乎心境特佳，唠唠叨叨地谈起意大利克雷莫纳克雷莫纳，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著名小提琴产地。小提琴，以及斯特拉底瓦里斯斯特拉底瓦里斯，由闻名世界的意大利克雷莫纳小提琴制造家斯特拉底瓦里（Antonio Stradivari，1644—1737）制造的一种名牌小提琴。与阿马蒂阿马蒂，由斯特拉底瓦里的老师阿马蒂（Nicolo Amati，1596—1684），或由更早的克雷莫纳家族制造的一种名牌小提琴。小提琴的差别来。我一声没吭，因为天气沉闷，加之我们将去看那令人抑郁的案件，我开心不起来。

“你似乎没怎么去想这个案子。”我终于对他说，打断了他关于音乐没完没了的议论。

“还没有材料，”他说，“在没有全部证据之前就做推断是极大的错误。这会误导你的思路。”

“你很快就会得到你的材料了，”我用手指了指说，“这就是布里克斯顿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房子就在那头。”

“对了。停，车夫，停下来！”我们离那还有一百码左右，他就坚持在这儿下车，然后，步行过去。

劳雷斯顿花园坊3号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恐怖气氛。在离街沿稍远处，共有四幢这样的房子。两幢住着人，两幢空着，3号就是空着的一幢。空房临街有三排空****的窗子，显得有些凄凉，几张“出租”招贴像白内障一样出现在布满灰尘的窗户玻璃上。每幢房子前面有一片小花园和街道隔开，园中散布着病态的植物。有一条黄色泥石小路穿越其中。由于整夜下雨，到处都泥泞不堪。花园有三英尺来高的围墙，顶上安着木栏。一位个子高大的警官倚墙伫立，旁边围着一小群好事者，正伸长脖颈，瞪圆眼睛，朝里面探望，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动静，但却徒劳无获。

我原以为夏洛克·福尔摩斯会马上跑进屋里着手研究案情。而他好像没打算这样做。他那若无其事的举动在这个环境中显得装模作样，极不自然。他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漫不经心地注视着地面、天空、对面的房子以及围墙上的木栏。经过一番观察之后，他才慢吞吞地沿着那小路，或者宁可说是沿着路边草地走去。他眼睛盯着地面，两次停下来，有一次竟笑了，并且，满意地喊出了声。潮湿的泥土地上有很多脚印，但是，由于警察曾经走来走去，我看不出他怎么可能从中发现什么。然而，他那敏锐的洞察力我早已领教过了，我确信他肯定能够从中发现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

在屋门口，一位手拿笔记本的高个儿白脸黄发男子接待了我们。他跑上前来紧紧握住我同伴的手说，“您能来真是太好了。所有的东西都维持原样。”

“除了那个！”我的朋友指着屋前小路说，“即使一群水牛走过，也不会弄得这么糟。毫无疑问，格雷格森，你肯定已经有自己的结论了，否则，你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的。”

“我在屋子里忙个不停，”他解释说，“我的同事莱斯特雷德先生在这儿，屋外由他照管。”

福尔摩斯瞄了我一眼，眉毛耸得高高的，讥讽似的说，“有了你和莱斯特雷德这样两个人物在场，第三者不会再有多少可发现的了。”

格雷格森搓搓双手，显得有些得意，“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然而，这个案子很古怪，我知道你会有兴趣的。”

“你没坐车来吗？”福尔摩斯问他。

“没有，先生。”

“莱斯特雷德也没有？”

“也没有，先生。”

“那么，我们进屋里看看。”他突然转过话题，走进屋里。格雷格森跟在后面，表情有些惊讶。

通过一个短过道便是厨房。过道木板地面布满灰尘，左右各有一门，其中一扇显然已关闭有好几个星期了。另一扇里面是餐厅，也就是这起神秘案件发生的地方。福尔摩斯走了进去。我走在后面，走到死亡现场不免心里有些压抑。

那间屋很大，呈方形，由于没有家具而显得更加宽敞。墙上糊着廉价的墙纸，有些地方已经发霉，还有几处脱落下垂，露出黄色灰泥墙底。门对面有一个华丽的壁炉，炉框是白色人造大理石做的，炉台一端有一小截红蜡烛。屋里只有一扇窗户，脏不忍睹，使室内光线更加黯淡。到处是一片灰蒙蒙的色彩，加上积土尘封，更加重了这种压抑的色彩。

这一切是我后来意识到的。这之前，我的心思全集中在那个可怕的，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的死尸，只见他两眼瞪着褪了色的天花板。大约四十三、四岁，中等身材，宽肩膀，一头卷曲散乱的黑发和满脸粗短的腮须。他身着黑色厚绒呢短大衣和马甲，浅色长裤，白色硬领和袖口。一顶收拾整洁的大礼帽掉在他身边的地板上。他两臂摊开，双拳紧握，下肢交扣着，好像死前很痛苦。他绷紧的脸上有一种恐怖的表情，看上去像是愤恨。这种表情我还从未在活着的人脸上见过。这种狰狞凶恶的面孔，加上那低削的额头，扁平的鼻梁和外突的下巴，看上去简直和一只类人猿差不了多少。他那痛苦扭曲的极古怪的姿势，更令人毛骨悚然。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人，但都不及伦敦市郊大道旁这所阴暗的屋子里所见的令人胆寒。

莱斯特雷德站在门口，像只消瘦的雪貂，他向我们招呼道，“这桩人命案肯定会引起轰动，先生，我算得上是一个老手了，可从未见过这等离奇的案件。”

“没有线索吗？”格雷格森问。

“一点儿也没有。”他应声说。

夏洛克·福尔摩斯走近死者，跪下来仔细查看，“你们肯定他没有伤口？”他指着地板上一个个血疙瘩和血点问道。

“肯定没有！”俩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么，很自然，这些血是另一个人的——如果是谋杀，那就是凶手的。这使我想起1834年乌得勒支省的范·詹森死时的情景。格雷格森，记得那桩案子吗？”

“记不起来了，先生。”

“你真该去读一读。世界上本无什么新鲜事，前人早已做过。”

他一边说，一边用灵巧敏捷的手指在死者身上这里摸摸，那里按按，然后，又打开纽扣仔细查看，两眼露出我先前所提及的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这一切很快就完成了，以致很难判断他的检查的细微程度。最后，他闻了闻死者的嘴唇，然后，又看了看死者光亮的皮靴和靴底。

“他完全没被移动过吗？”他问。

“除了检查所需的移动外，再没动过。”

“你们可以把他送去停尸房，”他说，“没有什么要检查的了。”

格雷格森已准备了担架和四个人手。他一招呼，他们便走进屋来，将死者抬上担架，走了出去。当他们将他身子抬起时，一枚戒指抖落下来，在地板上滚动。莱斯特雷德拾起戒指，瞪大眼睛看着，有些迷惑不解。

“曾经有个女人来过，”他高声说，“这是女人的结婚戒指。”

他说着，把戒指放在手心里，递给大家看，我们围上去看那只戒指。毫无疑问，这只朴素的金戒指曾戴在一位新娘的手指上。

“情况更加复杂了，”格雷格森说，“天知道，这个案子原来就够复杂的了。”

“你肯定这只戒指不会使案件简单化吗？”福尔摩斯评论说，“盯着戒指看是不会发现什么的。你们在他口袋里还找到了什么？”

“都在这儿，”格雷格森边说边指着楼梯底端一级上的一小堆东西。“一只金表，号码是97163，伦敦巴罗德公司制造。一条又重又结实的艾伯特金表链。一只金戒指，上面有共济会标志。一根金别针，上面是只哈叭狗头，眼睛是用宝石镶嵌的。一个俄国制造的皮名片夹，里面是伊诺克·丁·德雷伯的名片，和死者衬衣上的E·J·D一致。没有钱包，只有散装的一些零钱，共约7英镑13先令。有一本袖珍版的卜迦丘卜迦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著名小说家，著有《十日谈》等书。的小说《十日谈》，扉页上写着约瑟夫·斯坦格森的名字，还有两封信，一封写给E·J·德雷伯，一封写给约瑟夫·斯坦格森。”

“是哪里写来的？”

“美国斯特兰交易所，交收信件人亲启。两封信都是由盖恩轮船公司寄来的，涉及从利物浦启航的船期。很清楚，这位倒霉的家伙正打算返回纽约。”

“你们查过斯坦格森这个人吗？”

“我马上就着手调查，先生，”格雷格森说，“我在所有报纸上登了广告，还派了一个人去美国交易所，但他还没有回来。”

“你和克利夫兰方面联系了吗？”

“今天一早就拍了一封电报去那里。”

“你的电报是怎样讲的？”

“我们只讲了这件事情的详情，希望他们提供有关情报。”

“你没有询问在你看来是实质性问题的细节吗？”

“我提到了斯坦格森。”

“没有别的了？莫非就没有一个问题是这桩案子的关键？你不再拍封电报了吗？”

“该说的都说了。”格雷格森有点发火了。

夏洛克·福尔摩斯暗自抿嘴一笑，他正打算说什么，莱斯特雷德忽然走了进来，刚才我们在大厅里说话时，他一直呆在前屋。此时，他搓着手，一副自负满足的神情。

“格雷格森先生，”他说，“刚才我有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如果不是我仔细检查那墙壁，它就可能被忽略了。”

这个小个子说着，眼睛闪闪发光，显然在极力抑制因觉得比同事胜过一筹的喜悦。

“过来，”他说完便匆匆走进前屋。屋里没有了那具尸体，空气清爽多了。“就站在那儿。”他说。

他在皮靴上擦燃一根火柴，举起来照着墙壁。

“瞧这儿。”他得意地说。

前面我提到过部分墙纸已剥落了，这个角落里有一块墙纸剥落了，留下一方黄色的粗糙墙面。上面用血红色的字母胡乱拼成了一个词：

RACHE（雷切）

“你对这个词有什么看法？”这位侦探高声说，活像一个杂技演员在炫耀自己的技巧，“这个词被忽视了，因为这个角落最暗，谁也没有想着要来这边。凶手是用手指蘸着他或她的血写的。瞧，这里还有血沿墙壁往下淌的痕迹！无论如何，这次不可能是自杀。凶手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落写这个词？这个我能告诉你们。看壁炉上那支蜡烛。当时蜡烛是燃着的。这样，这里就是屋里最亮的角落，而非最暗的地方。”

“你现在即便发现了这个词又有什么意义呢？”格雷格森不以为然地说。

“什么意义？噢，这意味着这个人想写一个女人的名字‘雷切尔’（RACHEL），但是，由于受到干扰没有来得及写完。你们记着，等案子弄清楚后，定会发现有一个叫雷切尔的女人与这宗案子有关。你完全可以发笑，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你可能机警聪明，但终究还是老猎狗管用。”

“实在抱歉，”我的同伴说，刚才他禁不住大笑起来，显然惹恼了这个小个子。“当然，你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第一个发现这个词的，理所当然你有功劳。而且，像你所说的，这个词显然是这宗谜案的另一参与者所为。我还没来得及查看这间屋子。如果你允许的话，我现在就来查看。”

他说着，便掏出一个卷尺和一只很大的圆形放大镜。他拿着这两样工具，一声不响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有时跪下，有一回还趴倒在地。他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不断低声地言语，好像我们这些人全不在场似的。他还不时发出惊叹声，咕哝声，他忽而吹口哨，忽而低声叫着，似乎得到了鼓舞和希望。看着他，不禁使我联想起训练有素的狐提犬狐提犬，一种训练有素的捕狐的大猎狗。在狐狸隐蔽的丛林里来回奔跑，狺狺狂吠直到它闻出猎物的踪迹才善罢甘休的样子。足有二十分钟时间，他在不断地查看，细心地测量着我完全看不见的什么印记之间的距离，有时，还莫名其妙地用卷尺在墙壁上测来测去。他小心地从地板上收集起一小撮灰土，将它放进一只信封里。然后，他用放大镜朝墙上那个字，挨个地仔细查看每一个字母。最后，他像是满意了，将卷尺和放大镜放回口袋里。

“有人说，天才有无限的耐力忍受折磨，”他笑了笑说，“这个定义并不好，但它确实适用于侦探。”

格雷格森和莱斯特雷德一直好奇地注视着他们这位业余同行的行为，多少觉得他有些多余。他们显然不了解，像我最初那样，其实福尔摩斯的每个细微动作，都有着确定的实际目的。

“你有什么想法吗？先生？”两人异口同声问道。

“如果我想要帮助你们，那不是要剥夺你们的功劳了，”我的朋友说，“现在你们干得很好，任何人来干这行都是自找麻烦，”他说这话时，声音充满讽刺的味道。他接着说：“倘若你们随时告诉我，你们侦查的进展，我将乐意给你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这之前，我想找发现尸体的那位执勤警察谈谈。你们能告诉我他的姓名和地址吗？”

莱斯特雷德查了查他的笔记本说：“他叫约翰·兰斯，他现在不当班，你可以在肯宁顿花园门路奥德利大院46号找到他。”

福尔摩斯把地址记了下来。

“走吧，医生，”他说，“我们去那里看看。”说着，他转过头来对着两位侦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它可能对你们有帮助。这是一桩谋杀案。凶手是个男子，也有六英尺多高，正是当年，和他的身高相比，一双脚倒不大，穿着一双粗皮方头靴子，吸印度产的特里奇诺波里牌雪茄。他和受害者坐四轮马车来到这里，那匹马有三只旧蹄扣，右前蹄那只是新的。凶手极可能脸膛赤红，右手指甲很长。这些不过是几点启示，但对你们可能有帮助。”

莱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相互看了一眼，怀疑似的笑了笑。

“如果是谋杀，那是怎样个杀法？”莱斯特雷德问。

“毒药，”夏洛克·福尔摩斯粗声说完便走开了。“还有一件事，莱斯特雷德，”他走到门边忽然回过头来说，“‘雷切’这个词是德文‘复仇’，所以，你要为寻找那位‘雷切尔小姐’而浪费时间。”

说完这些，他便离开了，让他的两位对手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