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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我回了军统处，任锄奸队一分队队长，总队长是李秉儒。中条山战役死了两三万将士，抗战胜利后，这笔血债要找汉奸讨了，陕西军统处有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中条山锄奸。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带队去中条山锄孙重岭这个汉奸。孙重岭在中条山战役中曾担任过陕西军营长，敌人化装成小贩，通过汉奸钱老大、钱老二两兄弟的手，收取孙重岭从军中传递的情报，致使陕西军一个师被敌军割据包围，师长牺牲，副师长受伤跳黄河，一个机枪营为打开缺口突围，全部牺牲，很像刘孟廉讲过的八百壮士跳黄河的情景。抗战胜利后，孙重岭带着钱家兄弟和一些小汉奸利用对中条山地形熟悉的优势，逃避抓捕。大部队对这一小股顽奸久拿不下后交给了军统处，利用情报优势智取。李秉儒派出特工，装扮成收山货的、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寻找孙重岭的踪迹。一日得到情报，孙重岭的老母亲死了，孙重岭是孝子，他不可能不见他母亲最后一面。

天气寒冷而多风，预兆要降雪的乌云，低垂在西安城的上空。李秉儒让我们穿上了里面是白羊毛的军大衣，戴上里面也是白羊毛的帽子，如果下了雪，把这些翻过来用，好隐蔽。我们一行七人于凌晨在西安城搭火车到陕县车站，那里有人接应，带我们过黄河，进中条山找孙重岭的家，这一切须悄然进行，怕孙重岭闻风而逃。坐在火车上，我望着窗外一晃而过的景象，不由浮想联翩。这是我第二次要进中条山，回头一想，恍若隔世，冒充庄平已经整整七年了，我从一个流浪的半大小子，到了一名职位已不算低的国民党军官，可真正的庄平还不见踪影。令我惆怅的是，抗日战争已经胜利，除奸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可是我还不能脱下庄平的外衣。庄平，你到底在哪儿？火车呜呜叫着向前奔驰，冥冥中，我感到有一种巨大的悲怆如同天上的乌云，覆盖了大地。

东边的天气比想象的还要恶劣。风把飘**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后又变成一股股白色的雪尘打着旋降下来，犹如被单，把我们的身体当成一个柱子，卷起来。我们身体的一切活动，好像都是为了抗拒这被单的卷裹。接我们的特工是李秉儒手下的干将，长着一双小圆眼睛，平时喜欢说怪话，干起活来跟山鼠一样机警灵活，外号山鼠。山鼠看上去完全是个山西佬，杂毛狗皮帽子，光板老羊皮袄，腰间拴着一条粗麻绳，见到我们拢起手作揖，“拜托各位仁兄，一定要成功，让我这苦日子赶紧到头吧！”山鼠的胡子好久没刮了，上面结了冰碴，脸冻得跟香肠一样通红，可以想象山鼠在这大山里工作的艰苦。

我们顶着暴风雪步行到了黄河边，黄河结了冰，等在这里的老乡用雪橇把我们送过了河。暴风雪已经给中条山盖上了白色的被单，我们进山的时候把大衣、帽子翻了过来，我们变成了站着走路的大绵羊。我们踏入这白单的世界后，暴风雪打起了呼哨，更加肆意。白单下的山峦露出黑暗的冷峻面孔，凝视着我们，让我们感到那不时向我们卷来的风雪是受了它们的指示，阻挠我们这群企图在它们的地界里干点什么的外来者。尽管风雪肆意，还有一群鸟雀在路边的枯草上觅食，它们扒开草上的雪粉，啄食冻结在其上的浆果，见到我们，仰起小脑袋发呆，然后极不情愿地飞走了，把一颗颗玛瑙一样鲜红的浆果呈现在铅灰色的枯草之中。这是我们所见的山中唯一鲜亮的景物，鸟雀、果实让我们感到这个寂静的黑白世界里，还有生命在活动。其实不用反穿大衣和帽子，不一会儿，我们都成雪人了，而嘴里的哈气让睫毛挂上了冰霜，像一对细密的小梳子。

山路越来越狭窄崎岖，没有行人，寂静得只剩下暴风雪的呼哨声。山鼠说，这一带只要起风就有这声音，传说是一个女人在哭，这个女人的丈夫在山中打仗死了，这女人就变成了风，到处寻找她丈夫。仔细听，这声音真的有点像女人凄惨的哭声。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死到了这里，惠也会变成这样的风，来寻找我？

惠，我听到自己喃喃地说，如果我死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悲伤，不要来找我，他们会抬我回去的，你把我埋到韩大大那片坟地里，每年五月去田野里给我采上一束鲜花送去就行了。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尽快娶你，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带着队伍，行进在暴风雪中，心中却生出了这么一股柔情。

孙重岭的家在中条山深处一条山坳里，村庄名字叫大沟村，在一条杂树丛生的大沟畔上。傍晚的时候，我们接近了村子，山鼠说，王队长把时间算得正好。

村外有一个抗战时期的瞭望塔，我让队员埋伏在一条小沟里，我和山鼠登上瞭望塔。我们从望远镜里看到，在一片白雪覆盖的树梢和屋顶中间，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大圈火光。山鼠说，那就是孙重岭家办丧事的地方，他家是一个大家族，他母亲又是老丧，场面比较大。你看，打谷场都快占满了；你看，是七堆火，说明老人家高寿过七十了。你看，大帐还是咱的军用帐篷，那帐篷里设的就是灵堂，孙重岭如果在家，就在帐篷里，我们要设法混进帐篷，才好下手。

我将望远镜对准进村的山路，看见有一拨一拨身穿白衣奔丧的人打着白灯笼，哭号着进村。我想，孙重岭不会带着人和枪大模大样地进村，他一定会穿着孝服混在奔丧的亲戚中悼念母亲，如果设卡盘查，会惊动孙重岭，他老远就会跑掉。在跟韩春、李秉儒讨论行动方案的时候已经想到了这点，也准备了对付的方法。这山里有个风俗，就是对丧事，吹鼓手和戏班子可以自愿前往，主家来者不拒，赏钱随主家给，乞丐也可以去讨吃食，叫吃舍饭。主家这样做为的是要人气，丧事办得有人气好，逝者到了那边不会寂寞。我抽出三个人化装成吹鼓手，自己化装成乞丐，剩下的人继续埋伏，万一有意外，可以接应。为了防止洋腔引人起疑，干脆装成了哑巴。特务是什么？特务就是装什么像什么，我虽然没有在侦缉队当过正儿八经的特务，但也耳濡目染了一些，装个混饭吃的哑巴还是能应付。稍做准备，我们这支奔丧的队伍就进村了。山鼠走在前面，因为他会说一口地道的山西话。

孙重岭的相貌很有特点，李秉儒的描述是蚕眉环眼似张飞，身躯高大如关云长，只要孙重岭一露面，我摔碗为号，生擒孙重岭。舍饭不是白吃，要到棺材前当孝子磕头。我看到一个吃舍饭的身材高大，在磕头时腰里有硬东西凸出来，这个人头发盖脸，脸还特别的脏，一时不能断定是孙重岭。这人磕完头，拿了舍饭，往大帐外走，我跟了过去，其他两个队员也跟了上来，这人出了大帐没多远就跑起来，边跑边回头看，我当即判断，这个人不是孙重岭，孙重岭在使调虎离山计。我让一个队员追上去，让孙重岭以为我们上当，我自己装作出去小便，又返回了大帐。几个新到的孝子正在磕头，都是孝布拖地，遮着脸，看不清，但身躯是能看出来的，我当机立断，摔掉手中的碗，扑向了中间的一个。两个队员扔掉手中的家伙，围过来就把这个人按住，拿掉了孝带。蚕眉环眼，是孙重岭。我们把孙重岭拖出大帐外，拖出一段距离后，发现我们被一群穿麻戴孝的人包围了，他们每人手里都举着一支火把，一言不发，死死地盯着我们。我用枪口抵住孙重岭的胸口，那意思就是谁敢动就开枪了。

我与孙重岭相向而立，对峙就这样开始了。

山风小了一些，听不见了呼哨，但雪花稠密起来。

忽来忽去的山风让一支靠近我的火把产生了企图舔食我脸颊的欲望，借着山风的回力将舌头一次比一次伸得长，我那张年轻英俊的脸产生了灼烧的疼痛。

而孙重岭那边，两条像蚯蚓一样的鼻血从鼻孔里爬出来，爬过了嘴唇，爬进了那团乱七八糟的胡须里，孙重岭好像没有感觉，两只大环眼死鱼一样盯着我。这样对峙不是个办法，我的手腕僵在空中，时间长了会发抖的。

“孙重岭，你临死就没有什么话说？” 我说。

孙重岭冷笑了一声，“没有。”

我收了枪，“不对我们，也应该对这些亲戚、乡亲们说句话。我给你时间。如果需要回避，我们可以后退三尺。”

孙重岭环眼瞪着我，“你少给我来这套，小子，我抗日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给你们送军火，在为你们筹粮食。”

我把“你们”二字咬得特别重，孙重岭无言，面露悲伤。

我让那两个队员放开孙重岭，后退两步，给孙重岭让开说话的场子。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孙重岭就地把自己脱了个精光，一丝不挂，连鞋都脱了，一双赤脚踩在雪中。男人们瞪大了眼睛，妇女们捂住眼睛往后退。

火光映照着孙重岭健壮的**，那健壮的**上的伤疤很可怕，就像一个雕塑师在完成他杰作的最后一刻发生了神经错乱，用雕刻刀癫狂地在他的作品上肆意戳、砍、犁、铲，把一个美不胜收的作品破坏得恐怖狰狞，不堪入目。

我闭上了眼睛，又睁开了眼睛。

孙重岭指着肚子上的一块伤疤说，“我跟日本鬼子拼刺刀，我的肠子被捅出来了，拉了半丈长，就这，我还杀了三个鬼子。我的人都拼完了，我被抓了俘虏。我当时想到过给自己一刀，但我太贪了，还要杀鬼子。伤是鬼子给治的，他们治好了我的伤，给我用刑，你们看，这是用烙铁烙的，这是狗咬的，这是刀戳的，我没有屈服，我不怕痛苦，不怕折磨。鬼子把我老母亲带来了，当着我的面给我母亲用刑，母亲的惨叫如刀剜我的心一样，我也没有屈服。我能顶住老母亲受折磨，但顶不住老母亲受辱，你们问问这些村里人，他们是看见的。日本鬼子把我和母亲带到村里，吊在村口的大树上，要当着全村的男女老少脱光我母亲，用枪捅我母亲的下处。我屈服了。日本鬼子把我母亲押在运城，告诉我，如果我要耍花招或者自杀，就要实施这办法。我的软肋被鬼子捏着，我给鬼子递情报，开始并没有把重要情报给他们，鬼子明白了之后，威胁我，把母亲受折磨的照片给我看，我不尽心一次，他们就折磨我母亲一次。”

孙重岭停了下来，目光烁烁地看着我，“长官，你有母亲吗？要是你，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沉默。

这只是一种假设，日本投降了，这种假设永远不可能成真，我可以凛然地用豪言壮语回答，但那样的结果会迎来一阵轻蔑的嘲笑，嘲笑我的不只是别人，还有我自己，这种情景下，那些豪言壮语会把你推上小丑的舞台。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虚弱过，我垂下目光，默默地弯腰捡起地上的衣服，递给孙重岭，我说：“孙重岭，我是军统局锄奸队庄平，我看过你的材料，我们都认为，你和钱家两兄弟不一样，他们是天生的汉奸，他们是主动投靠鬼子的，为了一点猪肉米油，穷凶极恶地帮鬼子杀中国人。你不是，你曾是抗日英雄，我相信你最恨的是日本鬼子，你不是孬种，应该敢作敢当，为什么要跟钱家兄弟混在一起？”

孙重岭穿好衣服，看着我，眼睛里慢慢流出了泪水，“庄长官，听你这样说，我瞑目了。”双膝一弯，跪在了地上，哽咽着说，“我是想多活几天啊！我想活到为我母亲送终。其实，我最痛恨的不是日本鬼子，是我自己——孙重岭！看到弟兄们死在我手里，我比谁都悲痛难过，我用刀放过自己的血，将头往墙上撞过，撞得头破血流。最想让孙重岭死的，不是你们，是我自己啊！”

是的，我相信孙重岭的话。

孙重岭趴在地上，用头磕地，号啕大哭起来，“兄弟们啊，我比你们还恨日本鬼子……我对不起你们啊，我早该死了，我埋了我娘就去找你们，任你们千刀万剐，把我喂狗……” 孙重岭的脸沾满了雪粉，额头渗出了血，我欲拉孙重岭起来，但他的膝盖像生了根，只好放弃。

“钱一、钱二在哪里？”我问。

“在鸡爪沟的山洞里，我带你们去。” 孙重岭抬起了头。

“你给母亲尽孝吧，叫一个人带我们去就行了。”

“你……”孙重岭感动地站起来，“庄长官，你不怕我跑了？”

我望着远处白色的山影，叹息了一声，“无所谓，跑就跑吧，再跑也跑不出你生不如死的心。”

“大恩不言谢，长官，” 孙重岭又磕了一下头，“长官，我不会跑，你赶紧带人去抓钱一钱二吧，恐怕已经有人给送信了，赶紧去吧！不远，骑上马一会儿就到。”

在去鸡爪沟的路上，真抓了一个给钱家兄弟送信的人，那人骑着一头驴，没有马跑得快，我一枪击毙了这个人。除奸是非常残酷粗糙的，气头上不会思量你罪该不该死。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自作主张让孙重岭满足了做孝子的愿望，用惠的话说，是孝子惜孝子，我们原打算等他安葬了母亲，再带他回陕西接受审判，可孙重岭自尽了。当孙重岭身体在我身边飞起来的时候，我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了，我能阻拦却没有阻拦，我任由他的身体从我旁边飞起来，脑袋猛烈地撞击在墓坑里的柏木棺柩上。我给了他选择死的自由。飞溅的脑浆和血已经落地，哀鸣还在空中飘**。他死的悲壮、自尊。

我的善举得到的报答是农夫与蛇。我们在离开大沟村的路上被伏击，队员们立即回击，结果发现伏击我们的只是一个年仅八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只打出了一颗子弹就被我们打成了筛子，血珠落到雪地上，如被鸟雀从枯草里啄出的美丽如红玛瑙的浆果。

这个小男孩是孙重岭的儿子，一个小小的神枪手，他躲在一丛蒿草后，瞪着仇恨的小环眼，一枪险些击中了我的心脏。

与第一次进中条山一样，我血染戎装，命悬一线地躺在担架上，仓皇返程。

我住进了西安城的教会医院，当时这是西安城最好的医院，惠卫校即将毕业，正好在这所医院实习，我因祸得福，惠又整天陪在我身边了。我康复后就提着礼品，去云阳乡见尚先生提婚了。与尚先生面对面坐着，我才看清楚惠是那么像她父亲，不但形像，神也很像，这多少减轻了些我心理上的压力，这位被韩春形容成老狐狸的共产党人，看上去很像一位令人尊敬的校长，当然他本身也就是位校长，他说话很直率，开诚布公，没有一点狐狸的影子。对我庄铭变庄平的说法也没有多问，当时国共正处在和谈时期，我能看得出，尚先生对我本人和家庭没有什么意见，对我的政治背景很犹豫。一个多月后，尚先生还是答应了把女儿嫁给我。

从此，尚先生——我的老丈人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起了贡献。韩冬费尽口舌没有做到的事，尚先生不费吹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