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生活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当上帝一只手赋予你幸福的时候，另一只手也会赋予你痛苦，幸福和痛苦是同等的。
当然这是从一个宏观的意义上讲的，具体到某一个人恐怕是要从他的一生来考察。假若我们从某一个人的一辈子中撷取某一个段落，那么也许我们只能承认人生太不公平。
对于区文化局副局长兼作家丁维全来说此时此刻的感觉正是如此。
丁维全今年29岁。他觉得他的前半生虽也可算得历尽坎坷出生入死，但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回报。他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在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时也笑得出来。
可今天他已是欲哭无泪。
丁维全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一个华侨家庭，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国大地时和未婚妻一起满怀豪情回国抗日。说满怀豪情是对的，说优国优民也是对的，但回国的动机中也包含了一些私人的原因。他的未婚妻出身望族，其父是当地的华人领袖，丁维全做为一个穷学生携女友回国便不能不说有私奔的意思。丁维全常说，爱情是他这半生中得到的最珍贵也最使他满足的东西。
他还得到了地位和名气，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做为知识分子，他一到根据地就参加了一家报社的工作，他从写消息、通讯开始逐渐写起了小说、散文和剧本。他成功了，他的作品甚至得到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表扬。于是，当解放军昂首挺胸进入北平之后，他这个连普通话还说不太利落的年轻老革命被任命为区文化局的副局长。
说好了，职务可以是虚衔，主要是创作，写出更优秀的作品来。
每个人见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他不仅是作家、领导，还是老革命。他那身朴素的军装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
他还得到了更珍贵的：他的女儿，丁丽出生在一次反扫**的战斗中，妻子在土炕上痛苦呻吟时，日本人的炮弹把房梁上的尘土一阵阵地震落在她脸上。那回丁维全也并没有惊慌，他从从容容地拖过一条长枪和战士们一起到村外作战去了。只是在他开枪打倒第一个日本鬼子时，他喊了一声：“为了我的孩子！”
日本人退走时，丁维全听见了第一声婴儿的啼哭。他扔下枪就蹦起来，放声大笑。
他觉得他这前半生虽然几经生死考验，可终于可以换取后半生的平安幸福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只是一瞬间，活泼可爱的女儿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个在战火中长大的女孩儿，竟连新中国的成立也没来得及见到。
她只上了一个多月的小学，正规的小学。以前她只是在行军途中跟着父母认识几个字。
她还没逛过北海，她也没听过京剧。她没放过风筝，没抖过空竹，更没在厂甸啃过一口大糖葫芦。
真的是得到的太多了，就应该失去点儿什么？
可失去什么也不该失去那么可爱的一条小生命！
坐在4号院那刚布置好没几天的书房里，丁维全哆哆嗦嗦地点上了他这辈子的第一支烟。
妻子在他身后发出压抑着的硬咽。他知道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妻子是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的。
丁妻捧着女儿的相片儿，喃喃地叫：“小丽，小丽……妈的宝贝……你回来啊……”
丁维全沉重地掐灭烟，转身扶住妻子的肩，无声地安慰她。
丁妻放声大哭。
丁维全擦去眼角的泪水，低声说：“这孩子，她算为新中国……牺牲了。咱们那年从国外回来参加抗日，到延安，又到前线，见过的牺牲已经太多太多了。咱们是幸运的，活到了今天。只是孩子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他拿过女儿的照片，无声地落泪。
相片上，丁丽笑着，依然天真无邪，她的笑局深深刺痛着父母的心。
丁妻已经是声嘶力竭了。她抱着女儿的遗像，紧紧地抱着；一只手抓住藤椅的扶手，使劲儿地拧着，揪着。丁维全突然觉得有一种惊恐掠过心头，他觉出妻子的神经在崩溃下去。
有人敲门，怯怯的。
丁维全去打开院门，门外站着脸色惨白的警察周栓宝。
“丁……我……唉！”
“老周啊，你……进来坐！”
“我……”
周栓宝的双膝一软，跪在了丁维全的面前。
“哎，老周，你起来，起来！”
丁维全忙去揪他，可揪不起来。周栓宝的腿已没了任何力气，怎么弄也弄不动了。丁维全心一酸，落了泪。而周栓宝，已是双泪纵横。
“全怨我！全怨我呀！”
周栓宝说的是心里话。当事情发生后，他的心里便反反复复地翻腾着这句话。也真是的，假如当时手上的力气用大一点儿，也不会让对方翻过手腕子开了枪。哪怕打死的是我呢！周栓宝真是痛心疾首。
两个人就那么一跪一站，都默默地流泪。在他们耳边回**的，是女人惨痛的哭嚎。
小丁丽的死使耳垂胡同及附近的居民们都深为震动。鲜血在他们为解放而欣喜的心情上仿佛泼了一盆凉水，他们突然意识到共产党的新政权还面临着许多残酷的斗争。
让我们把话题扯远一点儿。我们都知道若干年后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了很严重的左的错误，这错误使中国在世界的格局中变得格格不入，使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动**与痛楚，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自己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个党从创建走向胜利的每一步历程时，我们或许对这个错误的产生有了某种理解和宽容。见过太多的鲜血的人是敏感的，经历死亡太多的人是强硬的。敏感而强硬的人面对世界时该会想到什么？
对于耳垂胡同的居民来说，小丁丽的死亡给他们的影响中政治的成份要少于亲情的成份。他们当然也慨叹关于人民政府的前途问题等等，但更多的是惋惜一个可爱的小人儿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的家门口，这刺激便太直接太残酷，以至他们都暗暗地琢磨会不会有一天这悲剧又降临到自己身上。
北平人善良本份，又因善良本份而多少有些怯儒。
乔云标那个以懒惰出名的妈，破例离开了臭哄哄的被窝，到院子里来叮嘱儿子：
“别满世界瞎跑去，枪子儿不长眼，留神自己的小命儿。”
乔占魁的大老婆正在太阳底下团煤沫子谋煤球，听见说哼了一声：“满世界跑还不是跟大人学的？”
这个大老婆是正经人家儿的长女，在娘家时就看不上好吃懒做的妹妹，和妹妹共事一夫在她来说是奇耻大辱，对妹妹更是恨之入骨。她平时不和妹妹过话儿，自从自己的儿子乔云林从学校出来穿上了军装当了干部，腰便也直了起来，常常用冷言冷语刺妹妹一下。
小老婆便梗脖子没说什么，扭头回屋去了。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姐，她不便和她多争执。
乔占魁这会儿正在马宽的小茶馆里，腆着肚子揉着铁球听邻居们议论。
“这是怎么话儿说的，那么水灵灵的个孩子。”
“就是啊，咱们这片儿也没那么个俊丫头呢。”
“这两天儿我都不敢逻鸟儿去了，听见放炮仗的都害怕。”
“您说咱们这老北平哪儿经过这事儿啊，日本人那会儿都没这么闹腾。’
“哎，”马宽端着茶过来，接过话茬儿，“您这话可就不对了，日本人那会儿，吃混合面，闹虎列拉，死人少哇？这会儿也就是几个国民党闹腾。您瞧，我不还挨过一枪吗。”
乔占魁接过话来：“老马你挨那一枪真是活该。谁让你扒窗户往外看的？”
马宽翻他一眼不吭声，扭脸走了。乔占魁话题一转，又说到丁丽的死：“我说这事儿得怨3号老周，他要早把枪抢过来，不没事儿了？”
有人反驳：“您这么说也不对，那都是一眨巴眼儿的事儿。老周够可以了，换了你我还不见得敢往上冲呢。”
“就是，不容易。”
“最后那小子还是他撂倒的呢。”
邻居们七嘴八舌地附合，可乔占魁却摇着头一脸的不屑。这个职业小偷对警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仇恨，他巴不得他的邻居周栓宝倒霉。什么东西，一个臭脚巡，还一天到晚假正经。
竹帘一挑，进来一个年轻人，看样子走了不少的路，头上都是汗。他冲大伙儿抱一抱拳，说：“劳驾，我问一声儿，耳垂胡同是这儿吧？”
马宽指点：“从我这茶馆旁边儿，进口就是。”
乔占魁问：“找谁啊？”
小伙子一边道谢一边说：“找周栓宝周大哥，我是他妹妹家街坊，他妹妹生了，让我来报个喜信儿。”
乔占魁乐了：“生了？生男生女？”
小伙子回答：“生个丫头，母女平安。”说着匆匆出去了。
乔占魁说：“妈的有点儿意思，刚死个丫头，这儿又生个‘r头，该不是冤魂儿找姓周的索命吧？”
他的话透着有些阴损，老街坊们谁也不搭茬儿。
可周栓宝在听到哑巴妹妹生产的消息之后，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和乔占魁的话一样。
是小丁丽转世投胎，来找我了吧？
他哆嗦了一下，觉得浑身冰凉，说不出话。
王淑兰却表现出极大的欣喜。一是她和哑巴妹妹感情不错，姑嫂之间比亲姐妹还亲，妹妹生了孩子当然是件喜事儿。 自己没个一男半女，这小’‘头不和自己的一样吗？二来她极想用这件添人进口的喜事儿来冲散丈夫的愁苦，丈夫已经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她正愁得不行。她招待小伙子喝茶抽烟，又张张罗罗地准备马上去看妹妹和孩子。
“你去吧，我不去。”周栓宝说。
“哟，你这当舅的哪能不去呢？回头妹子问我我怎么说？”
“不去！说不去我就不去！”周栓宝烦了，索性躺到**用被子蒙住脑袋。
王淑兰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知道她无论如何是说不动丈夫了。她了解丈夫，这个不大喜欢张扬的男人平日温顺，可一旦犯了倔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她只好向那小伙子解释，说丈夫今儿不大舒服，等等。然后自己随小伙子一起走了。
周栓宝在被窝里听着妻子说话、走动、出门，禁不住两行热泪悄悄地往下流。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内疚，所有的愤愈，所有的不平，一瞬间都涌上心来，堵塞了他所有的血脉，逼出了他浑身的冷汗。他恍惚之间仿佛在迷雾中徘徊，四下不见人影也不见任何东西。他惊恐地碟理而行，不知来路更不知前途。
我是警察，我为什么要是警察。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
假若不是警察，那么经历了那天的惊险之后他会被人们看做英雄。可他是警察，那么他便被视为失职。人们不管你是否扑上去了，不管你是否冒了也许丧命的危险，只会指责你放跑了一名抢匪，还造成了一个可爱女孩的死亡。
只要你是警察，人们便不允许你会有丝毫的差错或是考虑不周。如果你是一名普通人，‘人们会宽容地说：多不容易呀，女孩虽然死了，可他尽了力了。他敢冲上去就很不错了。
可是警察偏偏也会犯错，警察偏偏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他没有三头六臂，他也不是能掐会算，他就是拚了命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更痛苦的是，警察偏偏也有感情，也会哭，会自责，会懊悔。他和别人一样恨自己无能，恨自己没有能挽救那样一个可爱女孩，恨自己也会失败。
警察的内心世界里最矛盾最苦恼的就是一种超重的责任感与能力的局限性的碰撞。
他希望自己是守护神可自己偏偏是普通人。
他于是即使再不喜欢这个职业也要像中了魔法似的干下去。
也许永远没有结果。但这种悲剧使警察的人生价值有了一种凄凉的美。
警察周栓宝文化水平不高，他无法有这种深奥的思想，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责备自己，用悔恨的刀在自己心上割开一条条的伤口，让鲜血流淌出来，让全身都体验那种彻骨的痛。
文化水平不高的周栓宝最后又把这次的经过与结果归于神灵的惩罚了。我干警察以来都做了什么坏事呢？我的罪过难道断子绝孙也不够赎还，还要再加上一个美丽的生命吗？
我该怎么去赎我的罪啊！
在思索中，在痛苦中，阳光缓缓地移过每一根窗权，在时间与思想的流失中渐渐变得暗淡而柔和起来。小院里的花草在夕阳中静静开放和舒展，做为老北平象征的鸽哨又悠悠地响了，把人的思绪扯得远远的。
在这样一种宁静的氛围中，警察周栓宝慢慢地想通了这样一个间题：要赎清自己的罪过，要平复自己心灵上的内疚与创伤，只有一条路：当好警察。
这很滑稽。在周栓宝看来，自己之所以欠下了那么多的感情债，正是因为鬼使神差地当了警察；而要还这笔血债，起码为无辜而可怜的小丁丽报仇，则只能当好这份差，做好警察。用现代的说法这是一个怪圈，而当时的周栓宝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他只是有几分无可奈何地对自己也对夕阳说，既然这样，那么就让我去干吧，去破案吧，去为丁丽报仇吧。丁丽，好孩子，你闭眼吧。
他掀开被子，缓缓地下床，缓缓地走到院中。夕阳使他眯缝起双眼，在炫目的光晕中他看到他的小院和他的花草。他抬头望天，天很蓝。他拾起一把扫帚，缓缓地扫地。这时白杨树上第一片落叶飘落到他的肩上。
他又想到了妹妹生产。他对自己说，丁丽死了，妹妹生了个女孩儿，人就这么生生死死，来来回回。哪天我要是该死了，同时又会有多少人在那一天诞生呢？
他笑了．笑得淡淡的，笑得有几分无奈与悲哀。
转眼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
这是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政治派别都承认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改变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同时也就改变了一个世界的格局。这一天其实和已经过去的无数个一天没有什么区别。天依然很蓝，北平―从这一天起该叫北京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风也依然很柔，不像春风的匆忙也不似冬风的凛冽。这一天却又和任何的一天都有所不同，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感觉着一种惊天动地的激动。
在我们的故事里这一夭当然也非常重要、从这一天起，我们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资格，他们演出的每一个故事的背景都不再是旧的世界，而是新社会、新生活。龙须沟的改造工程已在酝酿之中了，耳垂胡同也已不再是旧日的耳垂胡同。从这一天起，警察周栓宝和他的邻居们开始了新的生活。许多老北京人对这一天是记忆犹新的。当我为记录我的故事而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总向我回忆那一天的情景。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那天的恢宏倒不太在意，他们准确的记忆往往都是些他们身边的小事，而这些小事却肯定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一位老洋车夫告诉我，那天他在小酒铺里喝酒，他和许多人都看见受检阅的飞机列队从头顶上飞过，他身旁一个虽穿便衣却仍然可以看出军人姿态的家伙说：“到底没飞走，都留给共产党了。”那人肯定是国民党空军无疑。还有一位老太太絮絮叨叨地给我讲那天一个学生是怎样到她院里找茅房，又是怎样告诉她那天是开国大典的。我从这些东拉西扯的记忆中悟出一个道理：改天换地再轰轰烈烈，老百姓也是从自己身边的琐事来感悟的。
那天耳垂胡同的家家户户又是怎样迎接并感悟这一天的呢？
这一天的前一夫是9月30日。30日的夜里，4号丁维全夫妇照例彻底未眠。天蒙蒙亮时，疲惫的作家楼住仍在哭泣的妻子，沉重地说：“今天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你别再哭了。为了这个新国家，咱们也没贡献什么，临到建国，却牺牲了女儿，也算是为这个国家吧……新中国了，让我们再生个女儿吧，还让她叫丁丽……”
他的话落音的时候，2号院的院门开了，匆匆走出18岁的街政府新干部乔云林。
这个从不多说少道的共青团员，这一天一定是很忙的。
同样忙而且身负责任更重的当然是警察周栓宝。乔云林拐出胡同口时他走出了3号院，身着一身干净整齐的制服。他当然是要值勤去，但他没往外走，而是在丁丽那天倒下的地方站住，愣愣地盯着那块土地。那块土还呈现着深褐色，那是女孩儿的血。周栓宝望着那血迹喃喃自语。他在说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良久，他走向4号，在门口站定，深深地向那门鞠了一个愧疚的躬，然后，逃跑似地往胡同口走。
身后门响，是丁维全出来。去买早点的吧？周栓宝没回头。
走出胡同口，1号的马宽照例在测洗茶具。两个老朋友对视一眼，点点头，心照不宣地分手。
薄薄的晨雾开始散了。
王淑兰拿着扫帚出门，和丁维全打招呼：“买早点，您？”
“啊。”丁维全指指天，“今天开国大典，天气多好。”
“是啊。”王淑兰应着，“新中国了，跟做梦似的。”
是的，新中国了，前头又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呢？
这天周栓宝的岗位在南池子大街里头，他看不见天安门广场上的景象，却能听见各式各样的声音。当然，听的最真的是那个湖南口音的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一瞬间，和雷鸣般的欢呼声一起，周栓宝的眼泪下来了。
不仅仅是兴奋，还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警察周栓宝所经历的种种，不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吗？
许多年之后我在公安部门专门编纂的史料中发现一张照片。
据说，照片里有刘海山，可向我展示这张照片的人却说不清哪一个是他。
照片上有十几个男女，他们都兴高采烈的，而且都化了妆。那种化妆不是今天女士们为了容颜的美丽而化的妆。那种化妆只不过为了表现身份增加一些装饰而已。如扮演上人的就戴顶工人帽，脖颈里扎条毛巾。而扮演农民的毛巾则包在头上。为了更清晰明了，工人手里还拿了把大大的硬纸板做的锤子，农民手里当然就是镰刀。
我从这些道具与服装上认出了工农商学兵，还知道这是当年庆祝建国时分局干警们上街演出的活报剧。
我从照片上看出了当年的热烈气氛。
我还从照片上认出一个熟人，扮演农民的那个很漂亮的青年女干部。她当时只有20岁吧？后来她是我的邻居，每星期一我准看见她坐轮椅去医院，她已是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真是岁月无情。
照片上绝对没有周栓宝。
按周栓宝的性格来说，按周栓宝的经历来说，他都不会参加这种老解放区司空见惯的文娱活动。
按他当时的心境来说，他也不会去蹦蹦跳跳。
他当然欢迎这个新国家的诞生，可他心上的压力太重太重。
刘海山不像他。刘海山刚刚走进公安局大门，他全身心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战斗的**之中，他还没有更多体验这个职业的内涵。
那个演农民的女干部也没有体验。她是大学里的地下党员，她的经历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相仿佛，当时，热情是她的全部。
现在，每星期一，当她的轮椅被小保姆推出楼门时，她都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岁月已经冷却了她，她已经具备了石头般的沉稳和处变不惊。
我们把话题扯远了。
让我们回到警察周栓宝的故事里来。
1949年10月1日，那天傍晚，他值勤回来，在自家的小屋吃烙饼摊鸡蛋，还喝了二两酒。妻子王淑兰搞劳他，还说也算庆贺新中国吧。他笑了，慢慢地喝酒慢慢地吃饼。小院里一片安谧。
这时，刘海山们正在街头的暮色中大演活报剧。
这时，这个新国家的领导人们，这个伟大的执政党的领袖们，大概正手扶中南海的白玉栏杆，余兴未尽地谈笑吧？他们面对波光粼粼的湖面，正在勾画未来的蓝图吧？他们的勃勃雄心正在他们那宽阔的胸襟中搏动吧？
许多年后我把这一幅一幅的画面拚接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一幅立体的完全的人民解放图。1949年也就由此在我心里永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