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死去活来的一年,唐山地震,几十万人名丧黄泉,紧跟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三大领袖相继驾鹤西去,就在老百姓泪洒长安街不久,“四人帮”被粉碎,惊涛骇浪中一艘眼看就要沉没的破船,终于艰难地驶进了风平浪静的港湾。

毛主席去世那年,正华已经毕业回到了省团校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他经受了那痛彻心扉,迷惘彷徨的时刻。对于早已习惯了个人祟拜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毛主席的去世,用如丧考妣,天塌地陷来形容绝不为过。所有人都痛不欲生,都在想:中国死了毛主席,就像一个大家庭中死了老汉,丢下这么大个烂摊子,咋个办?

随着毛主席逝世,把无数中国老百姓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总”算是结束了,各行各业忙忙碌碌拨乱反正,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昭雪,连“黑五类”也眨眼之间成了历史名词,过去面目可憎的阶级敌人一下子全都成了同一阵营中的劳动人民。没有了敌人,人们眼中的杀气自然也就少了。

已经白发苍然的聂昆鹤这些日子对报纸着了迷,而过去许多年,她对中国的报纸是最憎恶的,不管牌子多响亮的报纸,全都是蒙着眼睛哄鼻子,百句里难得找着一句真话。可现在不同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聂昆鹤天天看报,让这些与她的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词儿弄得血压陡升,夜不成眠。光有报纸还不够,她还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每天一闲下来就听新闻。对她刺激最大也令她最振奋的是,随着全国右派大揭帽,野三关的几百号右派的黑帽儿也被一风吹了,全都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

聂昆鹤没想到还会有这样一天,她再也沉不住气了。她现在什么也不需要,母亲给她的两百万足以使她陡然间便超脱了人对物质的渴求。有了这样多的钱,她和她的已经长大成人的五个“儿女”的生活让旁人看上去并没有丝毫的变化,穿的依然是朴素整洁,吃的依然是普通老百姓的饭菜。这么多年来,她心底一直深藏着一个永不泯灭的愿望,她要让组织把剥夺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重新还给她,虽然组织剥夺了她干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的资格,但是,她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聂昆鹤这些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遇到大事难事,她第一个找的人,就是麻山。对麻山,她有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昔日的家仆,后来的战友,如今则同为天涯沦落人,主仆情,战友情,难友情混糅一团,使她实难分清孰轻孰重。但有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她觉得麻山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自己信任的人。

她把自己准备到北京去找吴大姐,落实自己的党籍的事一说,麻山马上支持她的行动,还说现在中组部是胡耀邦同志在主事,许多老同志的冤假错案都落实了,现在去北京,正是时候。麻山甚至想得比她还细致,说:“你要是找不到吴大姐咋个办?再把问题想严重一点,她丈夫前些年就已经过世了,吴大姐也离休了,要是找到了吴大姐她帮不上忙又咋个办?我当然晓得你在北京有很多的老战友,胡秋萍和沈莺不就在北京城里么?可是,这么多年了你和他们从来没有联系过,真到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步,北京城又不是野三关,你上哪儿去找人来帮你?”

麻山不仅热心而且还能想出好主意,他到邮电局给成都的关平打了一个电话,从关平那里轻轻松松地就拿到了胡秋萍的电话号码。

昆鹤觉得麻山的估计有一定道理。虽然她极不愿意去找任何一位战友,但无论如何不能辜负麻山的这份热心,所以还是收下了这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

但是,即便是对麻山,她也没有对他完全敞开心扉。这次去北京,除了冲着恢复自己的党籍,她心里还揣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秘密。

一九七八年初春一个阳光明媚风沙弥天的日子,曾昆鹤一个人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她随着涌涌****的人流走出车站,招手叫来了一辆三轮车。她注意到当她说出“去中南海”时,车夫看她的目光中明显地多了一丝惊讶。

聂昆鹤不是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也不是一个囊中羞涩的普通老百姓,而是中国最早富起来的百万富婆。可是,她仍穿着双排扣的蓝卡叽列宁装,梳的是齐耳的干部头,脚下是黄色的解放鞋,典型的一身革命女干部的打扮。可是这位来自老区的红军老太婆却在新华门前走来走去犹豫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时间,也没有勇气向着大门走去。她看到高大的门楼上高悬着令她肃然起敬的国徽。宽阔石阶上并排着三道红漆大门,中间一道开着,左右两道关着,关着的门上布满了一排排碗大锃亮的铜钉。不时有一辆辆小轿车从中门进进出出。中门两侧,肃立着手持钢枪站得笔挺的士兵。只有中门里面一堵巨大的照壁上写着的“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大字,拉近了她与这所大宅院里的主人心理上的距离。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信息告诉她吴大姐住在这中南海里,可是,聂昆鹤一开始就认为以吴大姐和她的丈夫的资历威望理所当然地应该住在这里面。聂昆鹤长时间的走动观望引起了哨兵的警惕,没过一会儿,一位身材魁梧的军官大步迎着她走来,向她敬了个军礼,然后客气地问道:“同志,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昆鹤满脸涌着感谢地说:“解放军同志,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住在里面。”

军官问:“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昆鹤说了吴大姐的名字,又急中生智补充说她要找的吴大姐是已经辞世的某某国家领导人的夫人。

军官说:“我知道,首长以前住在里面,不过,半年前她已经搬出去了。”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军官充满警惕地看着她:“你和首长是什么关系?”

昆鹤赶紧说:“我和她是老战友,我们一起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军官脸上顿时**漾开灿烂的敬意,热情地说:“你是革命老前辈,那我完全可以信任你。首长住在南池子四十三号,是一所独家小院。”军官还走到街边给她指点方向:“你看,从这儿沿着长安街一直往前走,过了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中山公园,过了天安门,再过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你就能看见南池子三个字了。”

昆鹤感激不尽地说:“谢谢,解放军同志,太谢谢你了!”

昆鹤一直往前走,过了中山公园,过了天安门,过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她看到路边一堵高大的红墙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窟窿顶上横着的一道大匾上果真写着“南池子”三个字。

她顺着窟窿走了进去,里面是一条幽深狭长的古老巷子。她挨着门牌号数一路寻去。四十三号深灰色的院门紧闭,也没有卫兵。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发现大门一侧有个按钮,她上前小心翼翼地一按,听见院里发出的响声后才知道那玩意儿是电铃。马上,侧门开了,出来一位腰杆上挎着手枪显得很精神的战士,问她找谁。她告诉战士她要找吴大姐,战士请她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昆鹤,然后说他是首长的秘书,首长身体不太好,如果要送什么上访材料,他可以转交。

昆鹤听到这样的回答心中就有些不快,但她还是把不快的情绪强压下去了,她不能图一时之快弄得吴大姐不高兴而误了自己的大事。于是她客气而又不失威仪地说道:“请你马上转告你的首长,我是一九六二年她特地到四川省大巴山野三关看望过的聂昆鹤。当年和她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的聂昆鹤。”

秘书诧异地看了看她,神情整个儿就变了,热情且殷勤地说:“哦,好好,请你……哦,请老前辈稍等一下。我马上去通报。”

片刻后,两名卫兵“哗啦”一声把大门打开了。人未露面,一串响亮爽朗的声音飞了出来:“昆鹤!是野三关来的聂昆鹤吗——在哪儿呐?”

昆鹤让这亲切万分的叫喊声弄得激动起来,紧走几步,一眼就看见了手里提着只喷壶的吴大姐。

“大姐!”昆鹤叫着大步上前,刚把手伸出去,吴大姐却不和她握手,陡地扔下喷壶,一把将她搂进怀里,亲热得不行,也高兴得不行,嘴里吐出的话,却是不中听。“你这贼妮子啊,怎么那年在野三关见了一面,就再不露头了?多久,大概又有十几年没见了吧?你要再不冒出来,我还以为你早就在埋在大巴山了哩。”

毕竟是一起走过长征路的老战友,感情真挚,亲如姐妹,吴大姐喜泪盈盈,昆鹤也鼻梁发酸。

在进入客厅的路上,昆鹤注意到吴大姐和孩子们住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独家四合院,庭院宽敞,有花有树有草,还有好几位工作人员和武装警卫。

坐下后,昆鹤这次才把此行来京的目的告诉了吴大姐。她说人活七十古来稀,留给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她年轻时参加革命的目标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她现在只剩下一个要求,在她闭眼之前,组织上能把党籍给恢复了。下面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她只好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找吴大姐帮忙。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也顺便想看看王贤昭。

吴大姐拍着膝头叫了起来:“不像话!太不像话喽!你聂昆鹤这样的老红军居然被共产党拒之门外,这不是共产党在拿自己人开玩笑么?这样好了,你就住在我家里,今晚赶着写一个材料,我明天亲自到中组部跑一趟。反正,你聂昆鹤的事,大姐我就承包了。”

夜里,姐妹俩在闲谈时昆鹤假装随意地问起了胡秋萍。

吴大姐说:“你和胡秋萍认识?嗨,对了,秋萍不也是从你们野三关出来的么?”

昆鹤赶紧说:“不不,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随便问问。”

吴大姐说:“长征时我并不知道胡秋萍这个人,是进京后才认识的。她很有能力呀,五七年就从中组部调总参外事局当局长,她的女儿叫沈莺吧,也替她争脸儿,哈军工毕业还不到一年,就被派到莫斯科一个什么军事学院学习了四年,现在已经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个负责人了。”

吴大姐还把当初在毛儿盖为聂昆鹤和王贤昭热心搭桥的几位老姐妹全邀到家里来了。她们的丈夫,大都是中国社会中极为显赫的人物,其中两位大姐,本身也可以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吴大姐出门去邀请老姐妹的时候,聂昆鹤把胡秋萍的电话号码拿了出来,她紧张地思忖了片刻,终于拨通了电话。可是,当对方传出一个她已经完全不熟悉的老年女人的“川普”声音时,她屏住呼吸,最终放下了话筒。

当年在毛儿盖认识的老姐妹们见了聂昆鹤,亲切得不得了。大家在一起没拉上一会儿话,一声轻轻的喇叭声响过不久,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向着聂昆鹤缓缓地走过来了。

……是他,个子还是那样高,但清瘦的面容已经变成了老年人的富态,一头黑发也染上了斑斑银霜,额头上、脸颊上布满了饱经历史沧桑的深沟浅壑,步伐也不再像当年那样轻盈矫健。

“昆鹤,是昆鹤同志吗?你还……好吧?”当年的新郎走上前来,向着当年的新娘首先伸出了双手。平静的声调,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激动。

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幻化成了历史。然后在最美好的一瞬间突然凝固为雕像。

一个是来自大巴山革命老区的普通妇女、几十年前就但任过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红军指挥员,却至今还被党组织拒之门外的不幸者,一个是在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报纸上和电视里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幸运者。但是,一切人为形成的权势地位贫富尊卑全成为过烟浮云。对他们这类历经沧海的老人来说,充塞心中的,唯有特殊战友之间不掺任何一丝一毫杂质的真挚感情才是人世间的永恒之物!

聂昆鹤迎上前去,也同样伸出双手,与王贤昭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酸甜苦辣,倒海翻江。已成垂垂老翁老妪的两位革命人热泪滂沱,被历史的风雨锈蚀的心灵之弦倏然间争琮作响,奏出一缕金鼓雷鸣之声。

川西草地上那栋他俩度过最后一夜的木楼,恐怕早已糟朽垮塌了吧?然而,那分手时彼此的最后一瞥,却依然像铬印一样永远地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吴大姐和几位老姐妹也全都泪流满面。

王贤昭从老战友那里已经听说了聂昆鹤的遭遇,心中潮涌浪翻,才问了一个“好”字,就鼻梁发酸,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她盼望能见到他,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巨大的问号。这问号自从她被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拒绝后就如同铁钉一样深深地钉在了她的心头。

“老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聂昆鹤再也忍不住了,当着几位老姐妹的面急切地说道,“有人说我在兰州‘八办’给你留了封信。”

王贤昭吃了一惊:“我不知道有什么信啊!我在延安一直等了你三年,始终不见你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渗了出来。

这一次短暂的会面,总算了却了聂昆鹤半个世纪的心愿。

吴大姐用自己的专车把昆鹤送到了北京火车站,分手时,她搂着昆鹤泪光盈盈地说:“昆鹤啊,你的事,我心里明镜似的。一方面,我会催着有关方面替你办,另一方面,你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要求恢复党籍,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可是,你一定懂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道理。只有新的党中央重新给予西路军公正的评价,你们这些西路军老战士的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现在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解决八亿老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就压得中央够呛,一时腾不出手来解决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比如你们西路军……你要体谅中央的难处,给中央时间。”

聂昆鹤听后一声苦笑:“这口黑锅一直压在我们头上,让我们忍辱负重了半个多世纪。许多老战士就在这种盼望与绝望,痛苦与迷惘中撒手而去了。在他们的临终遗言中,依然希望总有一天,他们无比热爱和忠诚的党,自己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过的党,能把这个冤案搞清楚,还他们一个清白之身。建国之初,我们先后回到野三关的有三十多个西路军女战士,到现在只剩下九个了,我今年也是满过一个甲子的人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吴大姐说:“能,一定能,这一天不会太久的。昆鹤,我悄悄给你透一个风吧,我听说陈云和李先念非常关心西路军的问题,还由先念同志挂帅成立了一个西路军问题调查组,抽了上百人参加哩。”

昆鹤刚刚冷下去的情绪一下又被点燃了:“有他两个出面抓,我就放心了。当初我们西路军两万多人,死了还剩四百多个,就是由李先念带出去的。中央派到星星峡接他们的代表,就是陈云。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把西路军的问题搞清楚,还我们一个清白之身!”

火车离站后,昆鹤掏出写有胡秋萍家电话号码的纸条,轻轻撕碎,然后看着碎纸屑从她的指缝里慢慢地飞撒出去……

2

魏光林也老了,两口子不再编草鞋卖,改行开了一家茶馆。这是凌亦非给亲家出的主意,还说她老家成都的茶馆天下有名,生意好得很。开茶馆就要学成都人,不要像野三关城里现在那几家茶馆那样用硌屁股的长板凳、桶桶茶杯,要用竹躺椅、盖碗,这样让茶客既感到舒服,又显得有文化品味。老魏照计行事,一开张,生意果然不错。麻山和聂瘦石,更成了他家固定的茶客。

麻山离了休,昔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麻家小院却逐渐地热闹起来,连姚国栋也成了麻山的朋友。革委会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机构又重新建立建全了起来。姚国栋先当了一届政协主席,退下来后便兼起了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名誉主席,闲得慌,便喜欢来找麻山摆龙门阵。麻山却有心计,每次姚国栋来,他都请到对门老魏茶馆里喝茶说话,而且要坐靠堂口处。毕竟是虎死不倒威,树大能招风,姚国栋在这堂口上一座,就让许多人对这家茶馆刮目相看,来的人也就更多。能免费利用姚国栋给亲家的茶馆打打广告,麻山心里也就感到十分的慰贴。

一九八三年三月,已经离休几年后的麻山,竟然被县里的官员们“礼请出山”,当上了县政协的副主席。

麻山之能当上政协副主席,则是由于从泰国来了一位华侨富商的缘故。

形势发展之快令无数人的脑筋很难跟得上趟,聂瘦石也被无数的新鲜事儿弄得眼花缭乱,难以适应。“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成为全党全民的当务之急。地处深山腹地的野三关新一届党政领导,为在经济发展上不被其他兄弟县甩得更远,扛着“老苏区”的金字招牌,跑到北京去要政策,要资金。许多不仅健在而且身居高位的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对大巴山自然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感情,对野三关的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他地区的县级领导要见部长以上的官员难乎其难,野三关的书记县长却受到了远远超出规格与他们想像的热情接待。在“老战士”们不遗余力的帮助下,不仅种种解决短期困难性质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更为宝贵的是“老战士”们觉得对野三关“紧急输血”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帮助老苏区人民脱贫致富,还从根子上着手,不仅为野三关争取到了中央扶持老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还把一大帮子专家派到了野三关,对野三关的未来进行全面规划。专家们在全县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考察了一番,拿出了一个“金点子”:野三关的工业基础几乎等于零,跟在先进地区后面亦步亦趋绝对没有出路,发展经济必须扬长避短。而野三关也有着属于我有人无的独特优势,这优势就是地处深山腹地,自然风光极为秀美,像崆子岩、九子岭等与湖北神龙架接界的地方则是自然景观中的极品。更可贵的是县城的古城墙保存完好的程度在全国亦是罕见的,云水庵、聂公祠,以及几处外省会馆等大型殿宇式古建筑几乎未遭破坏,城里的绝大多数街道、牌坊、民居,还保留着浓郁的元宋明清风貌,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屋、古宅、过街楼、砖雕门楼比比皆是。既有水道又有公路,交通基础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野三关的经济发展,当以开发旅游为龙头,力争尽快建成川北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且这一思路也并非空穴来风,云南的丽江、江苏的周庄、同里便是已经取得成功的范例。

这一“金点子”也受到地委、省上和军队的支持,立即着手实施,采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将县里的四大机关以及驻军搬出聂公祠和云水庵,迁到城外另辟新址,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各个机关的大迁移。

与此同时,县里为吸引更多民间与外商的资金,也拿出了许多优惠政策来鼓励投资者。

聂瘦石和儿玉鹤子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们拿出五百万元巨款,独自承担聂公祠修旧如旧,且“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树木、敷布景物”所需的全部经费——夫妇俩还向采访他们的媒体表示,党和政府能够重开聂公祠,昭显聂氏祖宗仁义道德之风范,作为聂氏后人已是感激不尽了,所以,他们愿意效仿先人,主动放弃县政府颁发的“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与他们的诸项权利,不向政府要一分钱的回报!

在这股建筑热潮中,聂昆仑的“群运队”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成立了野三关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过去的聂队长,摇身一变成了聂总经理。

川北各地甚至包括成都重庆的不少生意人也看到了野三关蕴藏着的巨大商机,纷纷前来投资各种古旧建筑的修葺,开办旅馆、茶楼等起各种旅游服务设施。

野三关很快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四面八方的能工巧匠都涌到了这里,城里城外机器轰鸣,一片叮当之声。修旧如旧的工程快得来令祖祖辈辈居住在野三关的人们目不暇接,日“旧”月异,层出不穷,最先完成的聂公祠、云水庵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把人们带入到一种古老神秘的氛围之中。“宋元街”“明清街”也相继完工,两旁的茶楼酒肆,商号店堂,就连外地商人来此开办的时尚咖啡厅、歌房酒吧,门面也全都装修得古色古香。解放后铺上的三合土街面,也全部换成了大块平整的青条石。

巧的是,第一个到野三关来投巨资将野三关通往崆子岩、九子岭的乡村公路改造为国家二级公路的外商,竟是那位当年曾发誓要“涌泉相报”解放军团长麻山不杀之恩的敌指挥官郭子明。

“爱国不分先后”是对台工作的指导方针“叶九条”(叶剑英委员长致台湾国民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提出了九条关于两岸修好的积极建议,被简称为“叶九条”)中的一条重要精神,当年的敌人如今又有实际的爱国行动的泰国华侨自然理应受到地方政府的热忱欢迎。但是,衣冠楚楚随从簇拥的郭子明并不太在乎野三关县政府和领导们的态度,他在乎的是麻山。当礼仪过后,县长宣布“薄酒一杯,为郭董事长接风洗尘”之际,郭子明向县长打听起了麻山的情况。

县长虽是个调来野三关没几年的外地人,却是听说过麻山大名的,只不过并不了解这位郭董事长与麻山的关系,赶紧回道:“麻山么,这人就在野三关啊,怎么,郭董事长认识他?”

郭子明笑笑言道:“岂只一般认识,三十多年前,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哩。”

县长瞪大了眼睛:“哦?”

台下不少人也议论纷纷,“文革”中参加过批斗或是看见过批斗麻山凌亦非夫妇的人,受到提醒,脑海里猛地想起了麻山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而私放残军指挥官出境,不正是他被贬为平民,放配到野三关的主要原因么!

今日作为主人之一而那时与麻山同台受到批斗的姚国栋自然是知情者,他悄悄对县长耳语了一番,末了说道:“我看出郭董事长的意思来了,他肯定是冲着麻山来的。”

县长一听内情着急了:“唉呀,这是野三关县多好的条件,多独特的优势啊,我要早一点知道就好了。”随即果断地把办公室主任召到跟前,吩咐道:“马上派个车,我亲自去把麻山夫妇请来陪他。”

姚国栋说:“我跟你一起去吧,我和麻山,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

县长让县委书记陪着一下郭董事长,然后和姚国栋匆匆出了政府招待所。

车到麻家小院,县长和姚国栋急急闯入。

姚国栋大叫:“麻山,麻山!”

麻山一家人正吃午饭,见来了二位不速之客,愕然相视。

姚国栋道:“老麻,郭子明回来了,县里的领导全都陪着他,他提出一定要见你这位救命恩人,快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话犹如一颗炸弹扔在了饭桌上,麻山凌亦非全惊呆了。

县长说:“郭子明现在是泰国光大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泰国清迈市华侨商会的主席,著名侨领,郭董事长这次来,是和我们县洽淡投资旅游开发项目的。”

麻山像一根石墩子一样坐在桌旁,纹丝不动。

凌亦非惊慌地看看姚国栋,又看看麻山,没了主意。

英华好奇地问:“爸爸,郭子明是谁呀?”

姚国栋着急了,催道:“麻山,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郭董事长急着见你哩。”

没想这一催反倒把麻山惹恼了,他沉下脸硬硬地说道:“行客拜坐客,这是中国人自古传下来的规矩!既然他郭子明还记得我曾经救过他一条命,他到了野三关,就应该首先来拜望我,我跟着你们这些当官的去凑什么热闹?”鼻孔冷冷一哼,跟着还发了一句很没有政策水平的牢骚“我就不明白,怎么当年跑到外面去的那些我们解放军的手下败将,现在一回来,都摇身一变成爱国华侨了?”

县长一听这话傻眼了,拿眼看着姚国栋。

姚国栋赶紧道:“麻山你这话可就显得小家子气,缺乏政策水平了,郭董事长这次要是为私事,他肯定会首先来看望你,可他是来和县政府洽淡投资修公路的事呀,这样的场合上,他也首先想到了你,我看,这份报恩之情还是蛮真诚的嘛。”

县长也乖巧,说道:“老前辈,这事安排不妥当,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这都是因为我刚调到野三关不久,对很多情况都不太了解,要不是姚主席告诉我,我现在都还不知道你老人家和郭子明的关系哩,要早知道,我早就请你老人家出面来陪郭子明了。”

麻山一辈子听不得软话,想这堂堂的一县之长,不单马上承担了“失敬之责”,还在自己面前一口一个“老前辈”“老人家”,态度如此谦恭,再生气就有些过份了。于是缓下语气道:“既然这样,那我就冲着你二位的面子,去见见他郭子明吧。”

凌亦非一听这话,顿时如释重负。

就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就在县领导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出现了令无数人感动至深的一幕。

郭子明一看见麻山,立即起身,急步上前迎接,刚走到麻山跟前,任何人也没想到,他竟然双膝一屈,跪了下去,对着麻山连磕了三个头!

那一刻,会议室里空气疑固,落针可闻。

麻山也惊呆了,他从来相信男人膝下有黄金,没有想到郭子明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赶紧伸出双手,将郭子明搀扶起来,嘴里连连嚷道:“郭老弟呃,你这是干啥?你行这样的大礼,岂不是要折死我麻山了么!”

郭子明站起身,眼中已是老泪纵横,哽咽说道:“应该的……应该的,当初要不是你大仁大义,我身上的骨头,早就可以当鼓槌了。老哥啊,我这几十年,可是一直钉心透骨地想着你恋着你啊!”

不仅麻山、凌亦非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连众多县里领导,也都泪光莹莹。

相逢一笑泯恩仇,历尽劫波兄弟在,酒桌上,郭子明与麻山亲热得好似亲兄弟一般。

县长和县委书记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当时便有了想法:谈这个项目,麻山无疑是代表野三关县的最佳人选!

酒宴过后,郭子明谢绝了县领导的陪伴,带着随从人员将车浩浩****地开到了麻家小院门前。麻山一看郭子明的手下往车下搬东西,赶紧嚷道:“你这是干啥?我咋能收你这么重的礼?”

郭子明道:“大哥,你就莫和我争了,我啥都知道的,为了我,你这辈子受的苦,我是怎么也补偿不了的,这不过是我的一点心意罢了。反正东西已经弄到你家门口了,你要不收,就是看不起兄弟我了。”

麻山只好作罢。

郭子明把麻山拉到院坝上,坐下摆龙阵,而一帮随从人员则在院里屋外进进出出,将车上的电冰箱、洗衣机、大彩电、放相机,还有大沙发、新式家俱不停地往屋里搬,屋里的老家具旧物件,则被搬出来堆到了院坝上。凌亦非楼下楼上的忙活着,招呼着郭子明的手下摆放各种物件。

半截石墙头上,挤着无数张看稀奇的脸。

魏光林提着茶壶,拿着一摞盖碗赶了过来。

麻山惊奇地发现,好几个郭子明带来的人居然和老魏很熟,见了他便称兄道弟地打招呼。

麻山给郭子明介绍魏光林:“郭老弟,这是我的亲家翁,叫魏光林,和我门对门住着。”

魏光林咧嘴笑笑,说:“老麻,不用介绍了,郭老板过去是我的老长官。”

麻山兀地愣住了。

郭子明说:“老魏,你干得不错,我谢谢你了。”

老魏忙说:“呃,老长官,你这么说我可受不住!不是你谢我,应当是我魏光林谢你,那三四年时间里要不是你长流水似地派弟兄们送钱过来,我一家人就饿死在荒年苦月里了。”

麻山这才听出点意思来,惊问道:“老魏,前些年我门口那些好吃物,都是你放的?”

老魏道:“是我放的,可全都是郭老板派弟兄们送钱过来吩咐我办的。嘿嘿,我么?不过是星星跟着月亮走,粘哥子你的大光了。”

麻山感激得不知说啥好:“子明……子明,我糊里糊涂吃了三四年的白食,今天才搞明白!我真是……真是,唉,说声谢谢吧,那又太轻……”

郭子明却说:“谢个啥?大哥对我的救命之恩,山高海深,区区小事,说出去让人见笑喽。”

3

如此轰轰烈烈一闹腾,就把麻山与泰国华侨富商的奇特交情重新抖落了出来,为野三关人所津津乐道——昔日奇耻大辱事,今日却被已经“换了脑筋”的男女老幼大肆渲染,交口传诵,当成了一则含情透义的美谈。

可是,倘若有谁拿这事来取悦麻山,老头子脸一沉,红眉毛绿眼睛地便要开口骂娘。

郭子明呆在野三关的这好几个夜里,麻山失眠了,这对他来说是极少有的事情。这也是他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锻炼出来的基本功,在战壕里,在马背上,他能发出香甜的鼾声,甚至在文革初期被批斗得死去活来之后,晚上一倒在**,他也能即刻呼呼大睡。可这些日子他却真地失眠了。他估计凌亦非这些日子同样也没睡好。他注意到,不管在公开场合或是在他家里,郭子明除了和凌亦非打打招呼,并没有过多的交谈。对她这些年的生活,也没有问过一句。凌亦非对郭子明同样是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就连接受他突入其来的馈赠时她也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显出感激涕零的样子。麻山想,或许,郭子明是为了避免大家的尴尬而有意识这么做的,可唯独如此,他才觉得不太正常。虽然郭子明视他为救命恩人,能够当着那么多野三关领导人的面给他磕头,这让他感动,也很慰贴。他从没有奢望过郭子明能报答他,可他真到野三关来“涌泉相报”,毕竟也不是坏事情。可是,他心里却同时有一种酸涩的味儿无法排遣,随时像蚂蚁一样蹦出来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上一口……他清楚以郭子明的精明,绝对不会不知道救他性命的并不是麻山,而是凌亦非,那么他今天他的一切报恩举动,看上去全是冲着他来的,而骨子里呢?革命几十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金钱对他以及他的家庭有多么重要,他甚至连想想那个词儿都觉得对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是一种亵渎,不管在怎么艰难困苦的处境下,他都自认为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拥有着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却使他产生了莫名的困惑与痛楚……

县里有麻山出面,和郭子明的洽谈自然也就是一马平川,而且首期投入的一亿四千万很快便到了位,从野三关到崆子岩、九子岭的深山老林中,赓即便响起了轰轰隆隆的开山放炮声……

在不久后召开的县政协全会上,麻山便成了政协副主席。新任政协副主席麻山当然清楚他的最主要的一项本职工作就是为党最大范围的摒弃前嫌,广交朋友。所以郭子明每次到野三关时,他俩亲热得如同亲兄弟一般,然而内心深处,郭子明受到的礼遇显然使麻山感情复杂,滋味难言。虽然在欢迎的酒宴上他也与郭子明觥筹交错亲切交谈;虽然郭子明每次来野三关照例会给他、给凌亦非、给英华红宝都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物;他却仍然觉得心里发苦……苦在心底,而又难以言述。

事实证明,野三关的党政领导恭请麻山出面,确实是明智之举,郭子明充分发挥了他在清迈乃至泰国商界、企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又陆续给野三关拉来了几位投资者。而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麻山,郭子明是否仍会如此积极?那就难说。

4

正如吴大姐预料的,昆鹤恢复党籍的事办起来并不顺利,因为,党内复杂的路线斗争以及某些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种种云山雾罩的诸多历史之谜要得以彻底澄清,无疑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昆鹤从北京回到野三关,又等了漫长的十一个年头,总算是活着盼到了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八月,党组织给聂昆鹤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党龄从一九三四年算起,工龄从一九三三年算起,享受地师级待遇。

聂昆鹤重新领到党证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父母弟弟一起,以聂氏家族的名义,拿出一千万,为野三关的十五个区各修建一所中小学校。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涌到野三关,采访这位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几十个年头的女红军战士,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这位看上去与野三关普普通通的老太婆无甚二样的革命前辈的心灵中,除了对共产党矢专不改的忠诚,还有着一颗像观士音菩萨般善良的心,她居然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之中,抚养了七个孤儿!这七人孤儿之中,除了一位红军老战友的遗孤经她抚养九年后,最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幸去世以外,其余的孤儿,如今全都成家立业,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人才。

一个穷老太婆抚养七个孤儿和与父母兄弟出资为老区儿童兴办十五所学校的事迹经媒体披露后,她和她的家人又成了轰动大巴山地区的新闻人物。老百姓都把这个刚刚恢复党籍的老共产党人,当成了当代的观世音菩萨。

聂氏家族的善举,很快受到了北京诸多幅盖全国的大媒体的关注。大记者小记者们追根溯源,其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不压于文物考古队员。采访对像从聂昆鹤逐渐扩大到了聂瘦石、儿玉鹤子、聂昆仑身上,连在野三关当了几十年父母官的姚国栋和许许多多的野三关老人,谈到聂家满门,均是交口称赞,感激涕零。记者们穷根竟底一番后终于发现,精神的源头,居然是曾经高踞在聂公祠大庙堂之上的聂氏祖先聂授一身上。而让他们深为感慨的是,聂授一的塑像,早已被红卫兵砸毁了。

记者们对聂氏家族的宣传,也一改过去的固定升华模式,更多地侧重于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与层次去开掘。

一九九五年,聂昆鹤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活动结束后,聂昆鹤从吴大姐处得知王贤昭病了,立即赶到了医院。

作为一名特殊的探视者,聂昆鹤来到了王贤昭的病榻前。

她还给病中的王贤昭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是她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婚之夜对新郎许下的庄重承诺。

聂昆鹤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把手伸进鞋里,用手背把塌下去的鞋面绷了起来,然后郑重地交到了王贤昭手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都老了,好多事都忘记了,就这双鞋子的事,我忘不了。我们结婚那晚我对你说过,我要送你的。”

王贤昭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浑浊的老泪立时模糊了双眼。

“哎!”他也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声历史之叹啊!

然后他缓缓说道:“昆鹤,我今年八十八了,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也快满八十了吧?见面的日子,恐怕不多了,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王贤昭在女儿和聂昆鹤的搀扶下挪下床来,走到窗前,和聂昆鹤手挽着手并排站在了一起。

巧!一缕灿艳的阳光斜射进来,像聚光灯一样映照在他俩的脸上。两位老人努力挺直了腰板,早已昏花的老眼中,突然射出一束坚毅的光芒。

王贤昭的女儿泪光盈盈,按下快门,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一段旷世情缘,在岁月的风雨中化作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