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那天夜里我很晚才睡着。我想睡，但睡不着；想读书，却看不进去。最后我摸黑坐在窗口，望着雨点穿过路灯的光线。我坐在那儿浮想联翩。“年轻的思绪总是很长很长。”这句话是我在一首诗里读到的，然而只要你睡不着，外面在下轻柔的夜雨，无论你是什么年纪，思绪都有可能变得很长很长。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电话响了，我还没起床。TJ说：“有笔吗，老哥？快去拿笔来，我说你记。”他念出两个七位数的号码。“别忘了写718，因为必须先拨区号。”
“打过去会找到谁？”
“要是我第一次打给你的时候你在家，打过来就会找到我。哥们儿，你比好运气还难找啊！星期五下午我打给你，星期五晚上又打给你，昨天一天一夜不停打给你，直到半夜十二点才停下。你这人太难找了。”
“我出去了。”
“嗯，我多多少少猜到了。哥们儿，你派我跑的这一趟够带劲的。布鲁克林，走上几天也见不到头。”
“布鲁克林确实很大。”我附和道。
“大得毫无必要嘛。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坐地铁一直到终点站。车开到地面上，我见识了好多漂亮屋子，就像电影里的老镇子，完全不像纽约。我找到第一个电话亭，打给你，家里没人。然后我去找第二个电话亭，哥们儿，可真是让我一顿好找。我经过的几条街道，人们看我的眼神像是在问：‘黑鬼，你来这儿干什么？’虽说没人开口，但耳朵稍微尖一点儿就能听见他们在想什么。”
“你没遇到麻烦吧？”
“哥们儿，我从来不会遇到麻烦。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麻烦还没找到我，我就已经瞅见它了。我找到了第二个电话亭，第二次打给你。没找到你，因为你不在家。于是我心想，哎，也许我离另一个地铁站比较近，因为我从刚开始下车的车站已经走出去几英里了。于是我走进一家糖果店，说：‘麻烦能告诉我最近的地铁站在哪儿吗？’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吗？告诉你吧，就像电视里的播音员。店里那老兄看着我说：‘地铁？’就好像他从没听见过这个词，他根本没法理解这个概念。于是我怎么来就怎么回，哥们儿，一直走到弗拉特布什线的终点，因为至少我还知道怎么去那儿。”
“我猜那儿本来就是最近的一个地铁站。”
“我猜你说得对，因为后来我看了看地图，确实没找到比它更近的车站。哥们儿，别离开曼哈顿的理由又多了一条：不管你在哪儿，附近肯定有地铁。”
“我会好好记住的。”
“真希望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我全计划好了，我把号码念给你，说：‘立刻打过去。’你拨号，我拿起听筒说：‘是我。’现在说给你听似乎没那么酷了，但当时我真是迫不及待。”
“看来那几部电话都标着号码。”
“哦，对了！我忘记说了。第二个电话亭，就是我千里迢迢走到韦特兰斯大道找到的那个，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的那个地方，那部电话标着号码。另一个电话亭，在弗拉特布什大道法拉格特路的路口，那部没有。”
“那你是怎么查到号码的？”
“哈，因为我有办法。我跟你说过，对吧？”
“不止一次了。”
“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打给接线员，说：‘哎，姑娘，怎么回事？这部电话上没标号码，我怎么知道我是从哪个号码打出去的？’然后她说什么她看不到我这部电话的号码，所以她也帮不了我。”
“似乎不太可能。”
“我也这么认为。我心想，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你打给查号台问一个号码，你还没说完他们就报给你了，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正在用的电话的号码呢？然后我心想，TJ你个白痴，他们去掉号码是为了对付毒贩，而你说话的语气和毒贩一模一样。于是我挂掉电话，重新拨0，那是个免费号码，你可以从早到晚打给接线员，一毛钱都不用花。而且你知道每次拨过去，接电话的人都不一样。这次换了个姑娘听电话，我去掉了声音里的所有街头腔，我说：‘小姐，也许您能帮我一个忙。我在公用电话亭里，我必须把号码留给办公室，让他们打给我，但有人用喷漆在电话上乱涂，所以我认不出号码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查一下线路，然后把号码告诉我。’我都还没说完，她就已经把号码念给我听了。马特？妈的。”
录音切进来，要他继续投币。
“两毛五用完了，”他说，“我得再塞一个角子。”
“把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我这会儿不在布鲁克林，也没打给接线员去骗这部电话的号码。”他投了一枚硬币，电话叮的一声响，“好了，可以继续聊了。不得不承认，我搞号码的办法挺狡猾的。还在吗？你怎么什么都不说了？”
“我惊呆了，”我说，“我不知道你还能那么说话。”
“你是说像正经人那么说话？我当然能了。我混街头不等于我什么都不懂。那是两种语言，你正在和一个双语混混聊天呢。”
“嗯，佩服之至。”
“是吧？我能去布鲁克林又活着回来，你肯定已经很佩服了。接下来要我做什么？”
“暂时没有。”
“没有？该死，肯定有点儿什么可以交给我的。这个活儿我做得不错，对吧？”
“岂止不错，而是了不起。”
“我是说，哥们儿，你不需要是火箭科学家也能找到去布鲁克林的路，然后再回来。但我从接线员那儿搞号码的招数相当酷，对吧？”
“那还用说。”
“所以我确实很有办法。”
“非常有办法。”
“但你今天还是没活儿可以交给我。”
“很抱歉，没有，”我说，“过上一两天再来问问我。”
“问问你？”他说，“哥们儿，要是你能在家让我问，我保证每天从早到晚都问你。知道谁该搞个寻呼机吗？哥们儿，你就该去搞一个。我可以呼你，然后你对自己说：‘肯定是TJ在找我，事情肯定很重要。’你笑什么？”
“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笑？我每天都打电话给你，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帮你做事。不许顶嘴，哥说得对。”
“哈，押了个好韵。”
“就知道你喜欢，”他说，“特地留给你的。”
星期天下了一天雨，白天我基本上没出门。我开着电视，在ESPN转播的网球赛和另一个电视网转播的高尔夫球赛之间切换。有时候网球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但今天不行。高尔夫球从来都没法吸引我的注意力，但景色优美，解说员也不像解说其他比赛的时候那么唠叨，因此我可以拿它当个消遣，同时脑子里想别的事情。
下午过了一半，吉姆·法布尔打电话取消了固定的周日晚餐。他妻子的一个亲戚过世了，他们必须去露个面。“咱们这会儿可以找个地方喝杯咖啡，”他说，“但外面的天气太糟糕了。”
于是我们打了十分钟的电话。我说我有点儿担心彼得·库利，说他也许会破戒喝酒或吸毒。“听他说海洛因的语气，”我说，“害得我都想试一试了。”
“我注意到过毒虫的这个特点，”他说，“他们说话都带有那种向往的语气，就像一个老人在谈论他失落的青春。你知道的，假如一个人想开戒，你是拦不住他的。”
“我知道。”
“你不是他的监督人吧？”
“不是，但他没有监督人。而且昨晚他把我当成了监督人。”
“还好他没有正式请你当他的监督人。你已经和他弟弟有职业往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他有关系。”
“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但就算他开口，他也同样不会成为你的责任。你知道当一个好监督人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吗？自己保持清醒。”
“我好像听说过。”
“多半是听我说的。但没人能让其他人保持清醒。我是你的监督人。我逼着你不碰酒了吗？”
“没有，”我说，“我能保持清醒，不是因为有你。”
“不是因为有我，还是因为烦我？”
“也许都有一点儿。”
“所以彼得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觉得自己很倒霉，因为他不能喝酒或者打针？”
“对，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另外，上帝让他很生气。”
“谁不呢？”
“因为什么样的上帝会允许那种事发生在他弟媳那么好的一个人身上？”
“上帝从古到今干的就是这种事。”
“我知道。”
“另外，他也许确实有理由。也许耶稣要她去做一束阳光。记得那首歌吗？”
“我好像没听过。”
“上帝做证，希望你永远不要听到我唱，因为我只有喝醉了才会唱这首歌。你觉得他会不会在和她睡？”
“我觉得谁会不会在睡谁？”
“和谁睡。你觉得彼得会不会在和他弟媳睡？”
“我的天，”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想？你的内心太扭曲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都怪和我来往的某些人。”
“肯定怪他们。不，我不认为他在睡他弟媳。我认为他只是很难过，我认为他想喝酒吸毒，我希望他不要那么做。没别的了。”
我打给伊莱恩，说我有空和她一起吃晚饭，但她的朋友莫妮卡已经约好了要去她家。她说她们打算叫中国菜外卖，欢迎我过来，这样她们就可以多点几个菜了。我说我就免了吧。
“你担心我们两个闺密会咬一晚上的耳朵，”她说，“你担心得有道理。”
我正在看《六十分钟》的时候，米克·巴卢的电话打了进来，我看着电视和他聊了十几分钟。我一口气告诉他我如何订了去爱尔兰的机票又如何不得不取消行程。他说我没法过去固然可惜，但很高兴我找到了事情做，免得我闲得发慌。
我稍微说了几句我正在干什么，但没说雇我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毒贩没有任何同情心，偶尔靠闯进毒贩家抢现金来贴补开销。
他问纽约天气如何，我说下了一整天的雨。他说他那儿永远在下雨，他都不太记得太阳长什么样了。“对了，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们找到了耶稣是爱尔兰人的证据。”
“是吗？”
“当然了，”他说，“你想一想所有的事实。他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二十九岁。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还在外面和弟兄们喝酒。他认为他母亲是处女，而她，一个好女人，认为他是上帝。”
新的一个星期缓缓拉开帷幕。我继续一点一点啃库利的案件——这么说应该也没错。我想办法问到了办理莱拉·艾尔瓦雷斯凶杀案的一名警官的名字。她就是被弃尸格林伍德公墓的那个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负责查案的不是七十二街分局，而是布鲁克林警察局的凶杀科。主导调查的是约翰·凯利警探，但我联系不上他，我也不想留下名字和电话号码。
星期一我见到了伊莱恩，她很失望，因为强奸案受害者没有把她的电话打得响个不停。我说她未必一定会收到任何消息，钓鱼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往水里下许多个带饵的钓钩，而且有时候等上很久，鱼儿未必会咬钩。这才刚开始，我说。她找的那些人很可能会过了周末才开始打电话。
“今天已经过完了。”她提醒我。我说，就算她们开始打电话了，联系受害者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受害者也需要考虑几天才会下定决心打电话。
“或者决定不打。”她说。
星期二过去了，依然没有电话打进来，她更加气馁了。星期三晚上我打给她的时候，她非常兴奋。好消息是有三个女人打电话给她。坏消息是三个电话似乎都和杀死弗朗辛·库利的那伙凶手没关系。
一个女人在公寓楼走廊里被单独作案的犯人伏击。他强奸了她，抢走了她的手包。另一个女人从学校搭车回家，她以为邀请她上车的男人也是学生。他用刀逼着她去后座躺下，但她幸运地逃脱了魔爪。
“是个皮包骨头的小子，而且也是单独作案，”伊莱恩说，“所以我认为很难把他当作你的嫌犯。第三个电话是约会强奸，或者勾搭强奸，我不知道你们的正式叫法是什么。按照她的说法，她和一个朋友在桑尼赛德的一家酒吧勾搭上了两个男人。她们坐着男人的车去兜风，她朋友晕车，于是他们停车，让她下去吐。结果他们开车跑了，扔下她一个人蹲在路边。你相信会有人做出这种事吗？”
“嗯，确实不太体贴，”我说，“但这么做好像不叫强奸吧。”
“哈哈，很好笑。还没完呢，他们又开车转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她家，他们想和她发生性关系，她说没门儿，你们当我是什么样的女人？等等等等，最后她同意和他们中的一个睡，就是和她凑一对儿的那个男人，另一个可以在客厅里等，但那位老兄没有等。他们搞得正起劲的时候，他走进来看，然后可想而知，那就像是火上浇油。”
“然后？”
“说她被强奸了？”
“嗯，我同意这是强奸。情况从‘求求你’升级到‘让我爽一爽，否则我就踢掉你的满嘴牙’，因此要我说，这够得上强奸的标准了。”
“嗯，对，只要有强迫的情节就算。”
“但听上去不像我们要找的犯人。”
“是啊，完全不像。”
“万一你想继续调查，我也记下了她们的号码，我说假如制作人决定跟进，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主要是这个项目现在还没完全定下来。我没说错吧？”
“非常正确。”
“所以尽管我没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但能接到三个电话还是挺鼓舞人的，对吧？明天说不定还会有人打进来。”
星期四有一通电话，刚开始似乎挺有希望。受害者是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女人，在圣约翰大学念研究生，她在校园内的一个停车场开锁上车的时候，三个男人用刀挟持并绑架了她。他们和她一起上车，开车来到坎宁安公园，强奸了她，从头到尾一直用一把或多把刀指着她，威胁她如若不从就以各种手段伤害她的身体，事实上也确实划破了她的一只胳膊，尽管很可能只是个意外。完事后，他们把她扔在公园里，开着她的车逃跑了，事发七个月后，她的车依然没有被找回来。
“但不可能是他们，”伊莱恩说，“因为这伙人是黑人。大西洋大道那伙人是白人，对吧？”
“对，目击者在这一点上的说法是一致的。”
“嗯，这伙人是黑人。我反复提到肤色，你明白的，她肯定认为我种族歧视之类的，或者怀疑她种族歧视，或者天晓得什么。否则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强奸犯的肤色呢？但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看，肤色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她就被排除出了我们的目标范围。除非在去年八月到现在的某个时间里，他们想到了能改变肤色的好办法。”
“要是他们研究出了这个，”我说，“那可比四十万美元值钱多了。”
“说得好。总之，我觉得我在犯傻，但还是记下了她的名字和号码，说假如公司给我们的项目开绿灯，我们就会联系她的。想听点儿好玩的吗？她说无论会不会有结果，她都很高兴能打电话给我，因为聊一聊这件事对她有好处。事情刚发生的那段时间，她讲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去做了心理治疗，但最近很少会提起那段经历了，说出来对她有好处。”
“这肯定让你感觉很愉快。”
“是的，因为直到那一刻，我一直觉得很愧疚，因为我打着拍电影的幌子哄骗她讲述可怕的经历。她说她很容易对我打开心扉。”
“嗯，某位记者觉得一点儿也不稀奇。”
“她以为我是心理医生。我猜她都想问能不能每周来找我做一次治疗了。我说我是制片人的助手，需要的技能和心理医生差不多。”
同一天，我终于联系上了布鲁克林警察局凶杀科的约翰·凯利警探。他对莱拉·艾尔瓦雷斯的案件记忆犹新，说那是一场可怕的惨剧。她是个漂亮姑娘，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为人很好，学习认真。
我说我在写一篇报道，主题是被抛弃在不寻常地点的尸体，我问发现尸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尸体存在任何不寻常的情况。他说尸体受到了损毁，我问他能不能透露点儿细节，他说恐怕不行。部分原因是他们还在对案情的某些方面保密，部分是不希望伤害她家里人的感受。
“相信你能理解。”他说。
我试了另外两条路，结果在同一堵墙上碰了壁。我说完谢谢，正要挂电话的时候，忽然灵光一闪，问他有没有在七十八街当过差。他问我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认识这么一个约翰·凯利，”我说，“但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他，因为他现在肯定早就过了退休年龄。”
“那是我父亲，”他说，“你说你叫斯卡德？你是干什么的，记者？”
“不，我也曾是警察。我在七十八街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我转到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分局，在那儿当上了警探。”
“什么，你当过警探？现在居然去码字了？我父亲总说他要写书，但从来都只是说说而已。他退休都……哎呀……已经快八年了。他去了佛罗里达，在后院种葡萄柚呢。我认识的很多警察都在写书，或者号称在写，或者在考虑写书，但你真的在写？”
现在该换挡了。“不。”我说。
“什么意思？”
“那是瞎编的，”我承认道，“我在当私家侦探，自从离开警局，我就做这一行了。”
“所以你想知道艾尔瓦雷斯的什么情况？”
“我想知道尸体受到了什么样的损毁。”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否牵涉到肢解。”
一阵停顿，长得让我开始后悔不该朝这个方向打探情况。然后他说：“先生，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皇后区一年多以前发生过一起案件，”我说，“三个男人在伍德黑文的牙买加大道上绑架了一名女性，把尸体扔在森林公园的高尔夫球场上。他们还切掉了她的两根手指。”
“你有理由认为是同一伙人杀了这两个女人？”
“不，但我有理由认为杀害戈特斯坎德的凶手不会只杀一个。”
“那是皇后区的受害者吗？戈特斯坎德？”
“对，玛丽·戈特斯坎德。我想把杀害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联系起来，艾尔瓦雷斯似乎可能性很大，但我只知道报纸上登出来的情况。”
“她也被切掉了手指。她还少了一个**。”
“你说什么？”
“艾尔瓦雷斯。凶手割掉了她的一个**。法医说从流血的情况来看，她当时还活着。”
“我的上帝啊。”
“我想逮住那伙王八蛋，明白吗？在凶杀科做事会让你想要捉拿所有的凶手归案，因为根本不存在情节轻微的杀人案，但有些案件会特别感染你，而这个案件就感染了我。我们查得非常认真，我们核查她的一举一动，我们找认识她的每一个人问话，但你也了解这种案件的情况。受害者与凶手之间没有联系，也几乎没有物证，你查到一定程度就查不下去了。现场的证据很少，因为他们是在其他地方残害她的，事后才把尸体扔在墓地。”
“报纸上登了。”
“戈特斯坎德也是这样？”
“对。”
“要是我知道戈特斯坎德——你说那是一年多以前？”我把日期报给他。“所以线索一直在皇后区的一个案卷里，但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两具尸体的手指都被切掉，而我只能坐在这儿抠屁股——我不是存心这么说的。真见鬼。”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希望对我有帮助。你还知道什么？”
“没有了。”
“要是你在隐瞒——”
“关于戈特斯坎德，我只知道她案卷里的情况。关于艾尔瓦雷斯，我只知道你刚刚告诉我的情况。”
“你和这件事的联系在哪儿？我说的是你的个人联系。”
“我刚刚说过了，我——”
“不，你别打岔。你为什么感兴趣？”
“这是保密的。”
“狗屁保密。你无权隐瞒情况。”
“我没有隐瞒。”
“嗯，那你的行为叫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说：“我认为我把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我对戈特斯坎德和艾尔瓦雷斯这两起案件都没什么特别的了解。我读过其中一起的案卷，你告诉了我另一起的情况，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
“你为什么会去读案卷呢？”
“一年前的一篇新闻报道。我打给你是因为另一篇新闻报道。就这么简单。”
“你有个客户，你在为他打掩护。”
“就算我有客户，他也绝对不是犯人。另外，在我看来，他是谁只关我自己的事情。你难道不想对比一下这两个案子，看看能不能找到破案的契机？”
“想，我当然会去那么做了，但我也想知道你的动机。”
“并不重要。”
“我可以传唤你，或者派人去接你，你难道喜欢我对你动真格的？”
“你当然可以，”我赞同道，“但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你什么都不会问出来。你可以浪费我的时间，但同时也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好大的胆子，这一点我必须承认。”
“嘿，别生气嘛，”我说，“现在你知道了一些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不知道的事情。要是你想拿我泄愤，你当然有资格这么做，但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该说什么，谢谢你？”那当然很好，我心想，但没说出口。“算了，”他说，“但你最好留个地址和电话，万一我有事想找你呢。”
我犯的错误是我把名字告诉了他。我可以试试看他这个警探够不够格，会不会翻开曼哈顿黄页查我的名字，但有什么必要呢？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报给他，说我很抱歉，无法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但我毕竟要对客户承担我应尽的义务。“假如我还是警察，碰到这种事也会生气，”我说，“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做。”
“哈，这句台词我以前听到过。好吧，也许两个案子确实是同一伙凶手所为，也许对比一下确实能找到突破口。那样倒也是好事。”
这是他会说的最接近“谢谢你”的话了，我乐于以此为这次交谈画上句号。我说那样当然很好，然后祝他好运。我请他替我向他父亲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