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九点刚过，我回到我住的旅馆。我和凯南·库利长谈了一番，在我的记事本里填满了好几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朋友、生意伙伴和家族成员的名字。我去车库检查了弗朗辛的丰田凯美瑞，发现那盘贝多芬磁带还在磁带卡座里。就算弗朗辛的车里还有其他线索，我也没有发现。
我没能检查用来运送尸体碎块的灰色天霸。绑匪违章停车，交管局的拖车在周末的某个时候把车拖走了。我可以想点儿办法查到它的下落，但那有什么用处呢？这辆车肯定是绑匪为了弃尸而偷来的，而且从车况来看，很可能早就被车主扔掉了。警方鉴证人员也许会在后车厢或车里找到污渍、织物纤维或其他什么证据，说不定能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调查方向。但我没有能做这种鉴证工作的资源。到头来我很可能只是在布鲁克林跑来跑去，搜寻一辆多半会对我守口如瓶的破车。
我们坐进别克车，走了一条漫长而迂回的线路，途中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大道上的阿拉伯美食世界，然后向南到海洋大道和法拉格特路路口的第一个电话亭，然后沿着弗拉特布什大道向南，再沿着N大道向东，开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第二个电话亭。我并不是非要亲眼见到这些地点不可，盯着投币电话看不会让你突然得到海量的情报，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到现场去走一走人行道，爬一爬楼梯，亲身体验一下氛围，花费的这些时间往往是值得的。这能营造一种真实感。
这么做同时也让我带着库利兄弟再次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案情。在警方调查中，目击证人几乎总是会抱怨说他们必须向不同的人反复讲述同一件事。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毫无意义，但其实这么做很有意义。你向很多不同的人讲述了很多遍，也许你会想到什么你先前遗漏的细节，也许不同的人会听到其他人忽略的要点。
途中我们在弗拉特布什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馆停了停，这家店叫阿波罗，我们三个人都点了希腊烤肉卷饼，味道很好，但凯南几乎没碰他那份。出来后，他在车里说：“我应该要个煎蛋或者其他什么的。自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就没法吃肉了。我连碰都不想碰，一进嘴我就想吐。我相信我迟早能克服，但最近我必须记住点别的东西吃。真是没道理，点的东西送上来，你却没法逼着自己吃下去。”
彼得开着凯美瑞把我送回家。自从绑架那天以来，他就住在位于殖民路上的弟弟家，晚上睡客厅沙发，他需要回一趟他的住处拿换洗衣服。
要不是这样，我肯定会打电话叫出租车。我喜欢搭地铁，我在地铁上很少会感觉不安全，但口袋里揣着一万美元还要省那点儿出租车费，似乎有点儿吝啬过头了。要是碰到抢劫，我肯定会觉得自己在犯傻。
那一万美元是给我的定金，两沓百元大钞，每沓五十张，与用来付弗朗辛·库利的赎金的另外八十沓毫无区别。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为我的服务定价，但这次凯南省去了我思前想后的麻烦。他把两沓钱扔在桌上，问我预付这些够不够。我说这太多了。
“我付得起，”他说，“我有很多钱。他们没掏空我的口袋，还差得远呢。”
“所以你付得起一百万美元？”
“那要出一趟国才行。我在开曼群岛有个户头，里面存了五十万美元。楼下的保险箱里有将近七十万美元。其实我应该能在纽约筹到另外三十万美元的，只需要打几个电话。我总在想。”
“想什么？”
“没什么，胡思乱想。比方说，假如我付了一百万美元，他们会不会放她活着回来？假如我打电话的时候没那么咄咄逼人，礼貌一点儿，使劲拍马屁之类的。”
“他们还是会杀了她。”
“我也是这么对我自己说的，但我怎么可能确定呢？我不可能不让自己去想，也许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比方说，我从一开始就硬气到底，除非他们向我证明她还活着，否则我一分钱都不会付。”
“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她很可能已经死了。”
“老天在上，希望你说得对，”他说，“但我没法确定。我总是在想，也许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把她救回来。我一直觉得她的死是我的错。”
我们走高速公路回曼哈顿，先走滨海公园大道，然后经郭瓦纳斯高速公路穿过隧道。这会儿车流稀少，但彼得还是慢悠悠地开，时速很少超过四十千米。刚开始我们没怎么交谈，而沉默往往会自己增长。
“这两天真是够受的。”他最后说。我问他是否还能坚持住。“哦，我没问题。”他说。
“抽时间去参加活动了？”
“我算是挺有规律吧。”过了一会儿，他说，“但自从出了这件烂事，我就没找到机会去参加活动。你知道的，我有点儿忙。”
“你必须保持清醒，否则你也帮不上你弟弟的忙。”
“我知道。”
“湾脊区也有戒酒会的活动。你不是非得进城不可。”
“我知道。昨晚我本来想去一场的，可惜没抽出时间来。”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方向盘，“我以为咱们回去能赶上圣保罗今晚那场，但时间已经晚了。等咱们到地方，肯定早就过九点了。”
“休斯敦街十点钟有一场。”
“呃，我说不准，”他说，“我要先回一趟我那儿，收拾我需要的——”
“就算错过了十点那场，十二点还有一场。同一个地点，休斯敦街，第六大道和瓦里克街之间。”
“我知道地方。”
他的语气里有些东西在拒绝我继续出主意。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不该不去参加活动的。我会尽量赶上十点那场。十二点那场我没法确定。我不想留凯南一个人待那么久。”
“也许明天白天你可以在布鲁克林参加一场。”
“也许吧。”
“你的工作呢，你不用上班吗？”
“暂时不去了。星期五和今天我请了病假，但就算他们最后不要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工作很容易找。”
“什么工作，送信？”
“其实是送外卖。五十七街第九大道路口的那家熟食店。”
“肯定很难受吧？你做那么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而你弟弟在大把捞钱。”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必须和这一切保持距离，明白吗？凯南要我去为他做事，或者和他一起做事，随便你怎么说好了。但我不可能做那一行还什么都不沾。倒不是说毒品会从早到晚包围着你，因为事实上并不会，你很少会亲手接触你卖的货。问题在于整体态度，或者思维方式，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关于戒酒会活动，你说得对。我自从知道弗朗辛出事了，就一直想喝酒。我说的是知道她被绑架，那时候他们还没撕票呢。我还没到只差临门一脚的那个地步，但我很难不让喝酒的念头进入脑海。我刚把它踢出去，它就立刻溜回来了。”
“你和你的监督人有联系吗？”
“我其实没有监督人。刚开始戒酒的时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临时监督人，一开始我打电话给他算是挺有规律，但后来我们或多或少疏远了。反正打电话很难找到他。我应该找个正式监督人的，但天晓得为什么，我一直没去办这件事。”
“万一有一天——”
“我知道。你有监督人吗？”
我点点头：“我们昨晚才聚过。我们通常每周日一起吃饭，坐下来过一过上周的情况。”
“他会给你建议吗？”
“有时候吧，”我说，“但之后我还是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回到旅馆房间，第一通电话先打给了吉姆·法布尔。“我刚和别人谈到你，”我说，“有个朋友问我的监督人给不给我建议，我告诉他，我总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你运气很好，老天没有一个雷当场劈死你。”
“我知道。但我决定不去爱尔兰了。”
“是吗？昨晚你似乎下定决心了。睡了一觉，忽然改变想法了？”
“不是的，”我承认道，“想法没有改变，今天上午我还去找了旅行社，搞到一张星期五晚上出发的便宜机票。”
“然后？”
“然后今天下午，有人给我一个活儿，我接下来了。你想去爱尔兰待三个星期吗？我的机票钱恐怕是拿不回来了。”
“你确定？损失那么一笔钱似乎很可惜。”
“嗯，旅行社说过我的机票是不能退的，而我已经付过款了。不过没关系，这个活儿我能挣到不少钱，损失得起这两百美元。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下我不会去索多玛与贝蛾拉[1]之地了。”
“听上去你是在往火坑里跳，”他说，“所以我才担心你。你总和你那位朋友在他的酒吧消磨时间，但居然还能保持清醒——”
“他替我们两个喝酒。”
“好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似乎撑下来了。但要是去了大西洋的另一边，平时支持你戒酒的体系离你几千英里远，再加上你最近的焦躁情绪——”
“我知道。但现在你可以睡得安稳了。”
“尽管功劳不是我的。”
“哦，这我就说不准了，”我说，“也许你也出了一份力。上帝行事神秘莫测。他创造的奇迹无处不在。”
“是啊，”他说，“赞美他老人家。”
伊莱恩却觉得我没法去爱尔兰真是太糟糕了。“看来你这个活儿是不可能往后推一推的。”她说。
“是的。”
“也不可能在星期五之前做完？”
“星期五能开始办就不错了。”
“真可惜，但听你的语气，似乎并不失望。”
“我也这么觉得。还好我没打电话告诉米克我要去，这样就省得我再打一次电话给他说我改主意了。实话实说，有事情可做让我很高兴。”
“而且是能让你施展手脚的事情。”
“没错。比起度假，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
“是个好案子吗？”
我还没告诉她这个案子的事情。我思考片刻，说：“是个可怕的案子。”
“嗯？”
“我的天，人类居然能这么互相残害。你以为我已经习惯了，对吧？但我永远也不可能习惯。”
“想和我谈一谈吗？”
“见面再说吧。明晚照常？”
“除非你的工作挡路。”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七点左右过去找你。万一要迟到，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我洗了个热水澡，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去银行打开保管箱，在备用金里加了七十张一百美元。我把两千美元存进支票户头，剩下一千美元现金揣在口袋里。
以前有段时间，我会心急火燎地去捐钱。我曾经在空****的教堂里无所事事地消磨过许多个小时，简而言之，就是我会按宗教传统捐什一税[2]，在我收到的每笔现金里抽出一成，塞进我路过的下一个募捐箱。随着戒酒，我也放弃了这个古老的习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停止捐钱，但我也没法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开始这么做。
我可以把我那张爱尔兰航空的机票塞进离我最近的募捐箱，因为它对我反正也没什么用处了。我去了一趟旅行社，证实了我的猜想，也就是这张机票是不能退的。“通常来说，我会叫你去找个医生，写封信证明你不得不出于健康原因取消行程，”他说，“但在这儿行不通，因为和你打交道的不是航空公司，而是一个独立机构，他们从航空公司批发座位，然后以超低折扣对外出售。”他说他可以试着帮我转卖，于是我把机票留给他，然后走路去搭地铁。
我在布鲁克林待了一整天。离开殖民路那座屋子的时候，我拿走了一张弗朗辛·库利的照片。我去第四大道的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大道的阿拉伯美食世界时，向人们出示这张照片。我追查的这条线索恐怕早断了，今天是星期二，而绑架发生在上个星期四，但在这方面我也无能为力。要是彼得能在上个星期五打电话给我，而不是等周末过去再联系我，情况肯定会好得多，然而他们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除了照片，我还向人们出示了信诚调查侦探事务所的名片，名片上印着我的名字。我的解释是我在调查一件保险索赔案。我客户的车被另一辆车剐擦了，那辆车停都没停就一溜烟地跑了，假如能确定肇事方的身份，索赔的办理进程就能大大加速。
我在达戈斯蒂诺超市和一名收银员谈了谈，她记得弗朗辛是个常客，而且总是付现金——这在普通人的社会里是个会被记住的特征，但在毒品交易圈里是标准做法。“我还能告诉你一件她的事情，”女收银员说，“我敢说她很会做饭。”我肯定看上去一脸茫然。“她不买预包装成品，不买冷冻的和冰鲜的。她永远买新鲜食材。像她这么年轻的人，你很少会见到有几个喜欢做饭的。但你从来不会在她的购物车里看见微波炉快餐。”
超市小工也记得她，主动告诉我她总是给两美元的小费。我问他有没有见到什么货车，他记得有一辆蓝色厢式货车停在超市门前，然后跟着她一起走了。他没注意到货车的型号或车牌号，但对颜色相当确定，他还记得车身上好像画着电视维修之类的标牌。
大西洋大道那家店里的人记得的比较多，因为值得注意的细节本身就比较多。柜台里的女人一眼就认出了照片里的人，而且能告诉我弗朗辛都买了什么——橄榄油、芝麻调味酱、蚕豆蘸酱和另外几件我连听都听不懂的东西。但她没有见到绑架的具体过程，因为当时她在为另一名客人结账。她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随后有个客人进来，说两男一女从店门口跑出去，跳上了一辆货车的车厢。客人担心他们是不是抢了超市，这是在急急忙忙地逃跑。
我在中午前又问了几个人，到了中午，我考虑去隔壁吃午饭。但我没有，而是想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塞给彼得·库利的忠告。我自己从上个星期六开始也连一场活动都没参加过，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而我晚上还要和伊莱恩一起度过。我打电话给小组协调办公室，得知十分钟步行距离外的布鲁克林高地在十二点半有一场活动。演讲者是个矮小的老太太，她的外表能有多整洁和体面就有多整洁和体面，而她的人生故事说得很清楚，她并不是一直这个样子的。按照她的说法，她曾经是个垃圾婆，睡门洞，从不洗澡或换衣服。她没完没了地强调她以前有多么肮脏，气味有多么难闻。你很难把这个故事和桌首的这个人对上。
戒酒会活动结束后，我回到大西洋大道上，继续上午的工作。我在一家熟食店买了三明治和香草汽水，趁机问了问店主。我站在门外吃完东西，然后走到路口，找报摊伙计和两个顾客聊了聊。我走进阿勒颇，向收银员和两名侍者打听情况。我回到阿尤伯的店里——我问的那些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阿拉伯美食世界，所以我也改了叫法。总之我回到那儿，那女人这次想起了担心蓝色货车里的男人抢了超市的那位客人叫什么。我在号码簿里查到他，但电话打过去没人接。
走访大西洋大道的时候，我扔掉了保险调查的借口，因为那套说辞和他们有可能见到的情形对不上。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留下发生了绑架杀人那种级别大案的印象，否则说不定有人会觉得作为一名好公民，他有义务向警方报告情况。我琢磨出来的幌子大致如下，根据交谈对象的情况略作调整：
我的委托人有个妹妹，正在考虑和一个想留在国内的非法移民办理结婚登记。未来的新郎有个女朋友，她家里非常反对这桩婚事。女方的两名男性亲属这几天一直在骚扰我的委托人，想说服她帮忙阻止婚事。她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但不是很想被卷进去。
上个星期四他们跟踪她，尾随她来到阿尤伯的店里。她买完东西出去的时候，他们找借口把她骗进他们的货车车厢，然后带着她兜圈子，企图说服她帮忙。到他们放她下车的时候，她气得有点儿发疯，而且为了摆脱他们，她不但把买的东西（橄榄油、芝麻酱等等）扔在了车上，而且还忘记拿手包了，手包里装着一个相当值钱的手镯。她不知道那两个男人叫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他们，所以——
要我说，这个故事充满漏洞，但我也并不是在说服电视台投拍电视剧试播集，我只是用它来让正派市民安心，让他们认为尽力帮忙不但高尚而且安全。我得到了许多免费的忠告，举例来说：“那种婚姻不可能有好结果，她应该告诉她妹妹那不值得。”但我也得到了相当多的线索。
四点刚过，我决定今天到此为止了，搭地铁去哥伦布圆环，以几分钟之差躲过晚高峰。前台有我的几封信，其中大部分是垃圾邮件。我邮购过一次东西，现在每个月都会收到十几份邮购目录。我住的房间很小，连放邮购目录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有地方放他们希望我买的东西了。
回到楼上，我扔掉了大多数信件，只留下电话费账单和两张留言字条。字条上都通知我有个叫“凯·咖喱”的人打过电话，两点半一次，三点三刻一次。我没有立刻打电话给他。我累得没力气了。
这一天掏空了我。倒不是身体上有多累，我毕竟没有一连八小时扛水泥袋，但和那么多人谈那么多话也是要付出气力的。你必须集中精力，编故事的时候尤其需要聚精会神。除非你是个病态撒谎狂，否则说假话永远比吐露真相更加耗费精神；测谎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而我的经验能证明它的真实性。扮演这样一个骗子角色一整天能掏空你，特别是大多数时候你还得站着。
我冲了个热水澡，把脸重新刮干净，然后打开电视跷起腿，闭着眼睛听了一刻钟新闻。五点半左右，我打电话给凯南·库利，说我有些进展，但没什么特别值得报告的情况。他问有没有他能做的事情。
“暂时还没有，”我说，“明天我会再去一趟大西洋大道，看能不能把情况补充得更加完整。等我在那儿问完，我就去一趟你家。你会在家吗？”
“当然，”他说，“我也没地方可去。”
我设好闹钟，再次闭上眼睛，六点半的时候，闹铃把我揪出梦乡。我穿上正装，系上领带，下楼去了伊莱恩家。她给我倒咖啡，给她自己倒巴黎水，然后我们叫出租车去了上城区的亚洲协会。那儿最近开了个以泰姬玛哈陵为中心的展览，刚好合上了她在亨特学院修的那门课。我们走遍三个展厅，发出相应的感叹，然后跟着人群走进另一个房间，坐在折叠椅上听一位音乐家的锡塔琴独奏。我完全无法判断他的水平是高还是低。我不知道你该如何分辨（或者他自己该如何分辨）他的演奏有没有跑调。
然后还有一场供应葡萄酒和奶酪的招待会。“咱们不需要留太久。”伊莱恩嘟囔道。几分钟的微笑和寒暄过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街上。
“刚才每一分钟你都乐在其中？”她说。
“挺好的。”
“我的天，”她说，“男人为了上床，能逼着自己熬过何等的难关啊！”
“行了吧，”我说，“没那么糟糕。印度餐馆里放的不就是这种音乐吗？”
“但在餐馆里你不是非听不可。”
“刚才你难道在听？”
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喝浓缩咖啡的时候，我把凯南·库利和他妻子的遭遇说给伊莱恩听。等我讲完，她呆呆地坐了一会儿，低头盯着面前的桌布，就好像上面写着什么神谕。然后她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她是个能干的女人，而且很有忍耐力，但此时此刻，她脆弱得令人难过。
“我的天哪！”她说。
“看看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不存在任何底线，对吧？永远能更加堕落。”她喝了一口水，“那种残忍，彻底的施虐狂。为什么会有人能——唉，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
“我猜肯定是为了快感，”我说，“他们肯定得到了巨大的快乐，不但是杀人的时候，还有羞辱他、戏弄他的时候，对他说她会在车里等他，会在家里等他，最后让他在一辆破福特的后车厢里发现她被剁成了碎块。杀她不一定是为了施虐。他们有可能认为比起留下一个能指认他们的证人，杀人灭口更加安全。但像他们那样存心折磨人就没有实际的好处了。分尸费了他们很大的工夫。对不起，饭桌上不该谈这种话题的，对吧？”
“相比之下，拿来当上床前的助兴故事就非常带劲了。”
“会让你立刻兴致高昂？”
“没什么能比这种事更让人心情激**的了。不，说真的，我不介意。我是说，我介意，我当然介意了，但我不会神经过敏。把一个人剁成碎块，这当然很恶心了，但其实这只是最不重要的一面，对吧？真正让人震惊的是世界上存在这样的邪恶，天晓得它会从哪儿冒出来，毫无理由地消灭一个人。可怕的是这个，而且无论胃里有没有东西，它都一样恐怖。”
我们回到她的公寓，她放上我们俩都喜欢的悉达·沃尔顿钢琴独奏唱片，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几乎不说话。放完一面，她把唱片翻过来，第二面放到一半，我们走进卧室，这次**激烈得惊人。事后，我和她都很久不说话，直到她最终开口：“我就这么说吧，小子。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咱们会很擅长这件事的。”
“你真这么认为？”
“反正到时候我不会吃惊的。马特，留下来过夜好吗？”
我吻她：“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嗯——打算得好。我不想一个人睡。”
我也不想。
[1] 狭义指爱尔兰都柏林的两家剧场，广义可指爱尔兰。
[2] 一种宗教性质的税收。基督教教会中的信徒们通常以自己的收入或财产的10%向教会捐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