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一我吃完午饭回来，前台有我的一通留言。上面写着：请致电彼得·咖喱。底下的号码是718打头的，所以不是从布鲁克林就是从皇后区打来的。我不记得我在布鲁克林或皇后区认识一个叫彼得·咖喱的人，事实上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认识姓这个的人，但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给我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拨通了字条上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说：“咖喱先生？”
“哪位？”
“我叫马修·斯卡德，有人留口信叫我打给你。”
“有人留口信叫你打给我？”
“是的。上面说你是十二点一刻打进来的。”
“你说你找谁来着？”我又念了一遍名字，他说，“哦，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侦探，对吧？是我哥哥打给你的，我哥哥彼得。”
“上面说是彼得·咖喱。”
“等一等。”
我等着，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声音说：“马特，我是彼得。”这个声音与前一个很像，但稍微低沉一点儿，也稍微柔和一点儿。
“彼得，”我说，“我认识你吗，彼得？”
“对，咱们互相认识，但你未必知道我叫什么。我算是圣保罗教堂戒酒会的常客，呃，五六个星期前主持过一场活动。”
“彼得·咖喱？”我说。
“是库利，”他说，“我是黎巴嫩裔，我想想该怎么形容一下我自己。我戒酒一年半了，住在西面五十五街的一家寄宿公寓里，我当过信使和快递员，但我的本业是电影剪辑，只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
“你的人生故事里有很多毒品。”
“没错，但最后真正打倒我的还是烈酒。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嗯。你发言的那天晚上我也在。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姓什么。”
“规定里也没说我要报上全名。”
“所以，彼得，有什么事吗？”
“我希望你能过来一趟，和我，还有我弟弟聊聊。你是侦探，我认为我们需要的就是个侦探。”
“能大致说说是什么方面的事吗？”
“呃——”
“不方便在电话上说？”
“最好别在电话上说，马特。总之这是侦探的工作，而且非常重要，无论你开价多少，我们都愿意。”
“呃，”我说，“彼得，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接活儿。事实上，我刚计划好要外出，就这个周末，飞海外。”
“去哪儿？”
“爱尔兰。”
“听上去很不赖，”他说，“但你看，马特，就麻烦你来一趟吧，听我们说说是怎么一回事？你听完，要是你觉得你无能为力，我们也不会埋怨你，我们会按时间付你咨询费和你的来去车钱。”他弟弟在他背后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彼得说：“我会告诉他的。马特，凯南说我们可以开车过去接你，但还是必须回来谈，所以我认为你直接叫出租车比较快。”
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当信使和快递员的人开口闭口都是出租车，然后他弟弟的名字勾起了我某种回忆。我说：“彼得，你不止有一个弟弟吧？”
“不，就这一个。”
“我记得你在介绍个人情况的时候提过他，好像和他的行当有关系。”
一阵停顿。然后，彼得说：“马特，我只求你过来一趟，听我们说说情况。”
“你们在哪儿？”
“你熟悉布鲁克林吗？”
“那我必须死了才行。”
“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了。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只有死者才熟悉布鲁克林》[1]。我以前算是挺熟悉布鲁克林的某几个片区。你们在布鲁克林的哪儿？”
“湾脊区，殖民路。”
“那就简单了。”
他报上地址，我记了下来。
R线地铁，当地人叫它BMT[2]百老汇线，从牙买加区的一百七十九街一直开到布鲁克林西南角，终点站离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只有几个街区。我在五十七街第七大道路口的车站上车，在终点站前的两站下车。
有些人坚持说一旦离开曼哈顿，你就离开了纽约市。他们错了，你只是来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个部分，但毫无疑问，差异相当明显。你闭着眼睛也能觉察到，能量等级不一样，连空气都不再充斥着那种紧迫感了。
我在第四大道上走了一个街区，经过一家中国餐厅、一家韩国果蔬店、一家场外赌马店和两家爱尔兰酒吧，然后拐上殖民路，很快就找到了凯南·库利家。他家在一片独门独户的住宅区里，这方正敦实的建筑物像是修建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门前有一小块草坪，半段木台阶从地面通向正门。我爬台阶走到门口，按响门铃。
彼得开门请我进去，领我来到厨房。他把我介绍给他弟弟，他弟弟起身和我握手，然后示意我坐下。他没有坐下，而是走到炉台前，然后转身看着我。
“谢谢你肯跑这一趟，”他说，“斯卡德先生，在开始之前，介意我提两个问题吗？”
“完全不介意。”
“先喝点儿什么？不是喝一杯的那种喝，我知道你和彼得是在戒酒会认识的，但我有现成的咖啡，还有软饮料。咖啡是黎巴嫩人的喝法，大体而言很像土耳其人或亚美尼亚人的咖啡，非常浓，劲儿很大。要是不想喝，我还有一罐尤本速溶咖啡。”
“黎巴嫩咖啡听上去就很好。”
味道也很好。我喝了一口，他说：“你是侦探，对吧？”
“没有执照。”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没有正式身份。我偶尔为一家大型事务所做按次计酬的活儿，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他们的执照办事，但除此之外，我就只能以非正式的私人身份做事了。”
“而你曾经是警察。”
“没错。好些年前了。”
“嗯，警员或便衣，还是什么？”
“我曾经是警方的侦探。”
“所以是有金色盾徽的了？”
“没错。我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分局干了几年，在此之前我在布鲁克林待过一小段时间。七十八分局，管的是公园坡和从那儿往北的一块地方，也就是所谓的博伦姆山。”
“嗯，我知道那地方。我就是在七十八分局的辖区长大的。知道卑尔根街吗？就在邦德街和内文斯街之间。”
“当然。”
“我和彼得就在那儿长大。法院街和大西洋大道有几个街区，你在那儿能见到很多中东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也门人、巴勒斯坦人。我妻子是巴勒斯坦人，她父母住在总统街上，旁边就是亨利街。那是南布鲁克林，不过现在大家都叫它卡罗尔花园。咖啡怎么样？”
“很好。”
“还要加的话，说一声就行。”他开口想说什么，但又停下了，扭头望向他哥哥。“我不知道，哥们儿，”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老弟，你有话直说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转向我，把一把椅子掉转过来，然后倒骑在上面，“情况是这样的，马特。我可以叫你马特吗？”我说当然可以。“情况是这样的。我想知道的是，假如我告诉你一些事情，我需不需要担心你会去告诉其他人。其实说到底，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还算是个警察。”
这是个好问题，我自己也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我说：“我当了许多年警察。自从离开警队，每年我身上警察的成分就会少一点儿。你想问的是无论你对我说什么，我能不能保守秘密。从法律的角度说，我没有律师的责任和义务。你对我说的话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是一名执法人员，因此我并不比普通市民更有义务要上报我所获知的消息。”
“所以结论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结论是什么。结论似乎可以变来变去。我不可能为了让你安心而承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对我说什么。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是因为彼得不肯在电话上多说话，现在我来了，你似乎还是什么也不想说。也许我应该回家才对。”
“也许你确实应该回家。”他说。
“老弟——”
“算了，”他说着站了起来，“主意确实不错，哥们儿，但行不通。我们自己去找他们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剥出一张一百美元，隔着桌子递给我。“这是来回车费和咨询费，斯卡德先生。我很抱歉害得你大老远地白跑一趟。”我没有伸手去拿，他说，“看来你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更值钱。拿着，别生气，可以吗？”他又加了一张，但我还是没有伸手去拿。
我向后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你什么都不欠我的，”我说，“我不知道我的时间值多少钱。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就当咱们扯平了吧。”
“你就收下钱吧。老天在上，出租车跑个单程都要二十五美元了。”
“我是搭地铁来的。”
他瞪着我：“你是搭地铁来这儿的？我哥哥不是叫你坐出租车吗？省那点儿小钱干什么，况且出钱的还是我！”
“把你的钱收起来吧，”我说，“我搭地铁是因为那样更方便，也更快。库利先生，我怎么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是我的事，而我怎么做事我自己说了算。你别教我怎么在城里跑来跑去，我也不会教你怎么做毒品生意。”
“我的天！”他说。
我对彼得说：“很抱歉，咱们浪费了彼此的时间。谢谢你能想到我。”他问我需不需要他送我回曼哈顿，或者至少送我去地铁站。“不了，”我说，“我想在湾脊区走一走。我好几年没来过这儿了。有次办案子的时候我来过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就在殖民路上，不过要再往北一点儿。一个什么公园对面。‘鸮首公园’，好像叫这个名字。”
“离这儿八个还是十个街区。”凯南·库利说。
“应该是吧。雇我的那个家伙被控杀了他妻子，我帮他洗清了罪名。”
“所以他是无辜的？”
“不，他确实杀了他妻子，”我说，想起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但当时我不知道。我是事后才发现的。”
“但你已经无能为力了。”
“不，当然有办法，”我说，“汤米·蒂拉里，他叫这个名字。我忘记他妻子叫什么了，不过他女朋友叫卡罗琳·奇塔姆。她死了，他因此进了监狱。”
“他女朋友也是他杀的？”
“不，她是自杀的。我把现场布置得像是谋杀，而且布置得会让警察去抓他。我帮他脱了一次罪，但他应该获罪的，所以陷害他一次似乎挺公平。”
“他被判了多少年？”
“能多久就多久。不过他死在了监狱里。有人一刀捅死了他。”我叹了口气，“我本来还打算从他家门口路过，看看能唤起多少回忆，但回忆似乎全都自己跑回来了。”
“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你是说回忆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能想到很多更让我不舒服的事情。”我用视线扫了一圈，寻找我的大衣，然后想起来我没穿来。外面已经是春天了，天气适合穿运动夹克，不过晚上温度会降到四十华氏度[3]以下。
我走向房门，他说：“斯卡德先生，请稍等一下。”
我扭头看着他。
“我刚才脑子乱了，”他说，“对不起。”
“没什么好道歉的。”
“不，我应该道歉。我没控制住自己。你别往心里去。今天早些时候我砸烂了一台电话，我拨号，对方占线，我顿时暴怒，抓着听筒往墙上砸，直到外壳碎得稀烂。”他摇摇头，“我从没这样过。我的弦绷得太紧了。”
“最近这种事很常见。”
“是啊，我猜也是。前几天有人绑架了我妻子，他们把她分尸后塞进一辆车的后车厢里，算是把她还给了我。也许其他人的弦绷得也有这么紧。我反正不知道。”
彼得说：“老弟，别激动——”
“没事，我不激动。”凯南说，“马特，你稍微坐一会儿。听我从头到尾把整件事说给你听，然后你再决定还想不想走，就当我前面什么都没说过。我不在乎你会不会去告诉别人。我只是不想把这件事大声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事情就会变得太真实，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
他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大致就是我前面叙述的那个经过，只不过我补充了一些在后来调查时发现的细节，但库利兄弟自己已经挖掘出了相当可观的事实。星期五，他们找到了她的丰田凯美瑞，车还停在大西洋大道上，他们通过她停车的位置知道了她去过阿拉伯美食世界，而后车厢里的购物袋证明她去过达戈斯蒂诺超市。
他说完，问我要不要再喝杯咖啡，我拒绝了，接受了一杯苏打水。我说：“我有几个问题。”
“问吧。”
“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两兄弟交换了一个眼神，彼得示意凯南告诉我。凯南深吸一口气，说：“我有个表哥，他是兽医，开了家宠物诊所，在——呃，在哪儿并不重要，总之在老城区。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需要单独借用一下他的工作场所。”
“那是什么时候？”
“我打电话给他是星期五下午，星期五晚上他把钥匙给我，我们去了一趟那地方。他有个装置，简而言之就是个焚化炉，用来火化经他安乐死的宠物。我们把……我们把——”
“别激动，老弟。”
他不耐烦地摇摇头：“我没事，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警察是怎么说的？我们把碎块，弗朗辛的碎块带过去，然后火化了她。”
“你们拆开了所有包裹——”
“没有，为什么要拆开呢？胶带和塑料袋反正都能烧掉。”
“但你确定就是她吗？”
“是的，我们拆开了足够多的包裹，为了……确定。”
“这都是我必须问的问题。”
“我明白。”
“重点在于没有留下尸体，是这样吧？”
他点点头。“只有骨灰，还有一些骨头的碎片，剩下的就是这些。想到火化，你会以为最后只剩下粉末一样的骨灰，就像从炉膛里清出来的煤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还有个辅助装置，用来把骨头碎片碾成粉，这样你拿到手的骨灰就没那么扎眼了。”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每天下午在卢那儿帮忙。我不会说他的全名叫什么。就算说了又有什么区别？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他觉得这样能提前锻炼我。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但我很熟悉诊所和那儿的设备。”
“你表哥知道你为什么要借用他的诊所吗？”
“人们只知道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他肯定不会觉得我半夜溜进去是为了给自己打狂犬病疫苗。我们在店里待了一整夜。他的焚化炉是宠物尺寸的，所以我们必须分几批烧，中间还必须等炉子冷却。我的天，光是想一想，我就要死了。”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卢知道我用了炉子吗？我猜他肯定知道。他肯定很清楚我做的是什么行当。他很可能以为我杀了个竞争者，想要毁尸灭迹。人们成天在电视上看这种东西，以为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他没有反对？”
“我们是一家人。他知道我有急事，也知道这不是可以商量的事情。另外，我给了他一些钱。他不想要，但他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所以他怎么可能不拿？而且钱并不多。”
“多少？”
“两千美元。就葬礼来说，开销相当低了，对吧？我是说，买一口棺材都有可能不止这个价。”他摇摇头，“我把骨灰装在一个铁皮罐里，锁进楼下的保险箱。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完全不清楚她会希望我怎么做。我们从没讨论过。天哪，她才二十四岁，比我年轻九岁，准确来说，是八岁十一个月。我们结婚两年了。”
“没有孩子？”
“对。我们打算再等一年，然后——唉，我的天，太可怕了。介意我喝一杯吗？”
“不介意。”
“彼得也这么说。妈的，我不喝。星期四下午我和绑匪在电话里谈完后喝了一杯，接下来就再没碰过酒瓶。我会有冲动想喝酒，但我每次都能克制住。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想感受这一切。你认为我做得不对吗？带她去卢的诊所火化。你认为我做错了吗？”
“我认为这是不合法的。”
“嗯，对，不过我不怎么在乎这方面的问题。”
“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只是想让她走得体面一点儿。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也销毁了证据。对那些知道该往哪儿看的人来说，尸体保留了大量的信息。你把尸体烧成骨灰和骨头碎片，这些信息就全都丢失了。”
“这重要吗？”
“也许有助于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我不在乎这个。我只想知道是谁干的。”
“知道了前者，也许就能知道后者。”
“所以你认为我做错了。天哪，我不可能打电话给警察，把一麻袋碎肉交给他们，说：‘这是我妻子，好好照顾她。’不，我绝对不会报警，混我这一行的不可能报警。但假如我打开那辆天霸的后车厢，她整个人躺在那儿，尽管死了，但尸体是完整的，那么我也许还有可能会报警。但像这样——”
“我能理解。”
“但你认为我做错了。”
“你做了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彼得说。
难道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我说：“我这人不太知道对错。换了我，很可能也会这么做，尤其是假如我有个家里有焚化炉的表哥。但我会怎么做并不重要。反正你已经这么做了。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接下来？”
“这是个好问题。”
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我问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且大多数问了不止一遍。我让这两个人翻来覆去讲述事情的经过，在记事本上做了许多笔记。最后我发现，弗朗辛·库利的尸块似乎是整件事里唯一可供查证的证物，而它们已经化作了青烟。
等我最终合上记事本时，库利两兄弟坐在那儿等我发话。“从表面上看，”我说，“他们相当谨慎。他们写了个好剧本，然后从头演到尾，没有向你们泄露有关他们身份的任何线索。就算他们在某处留下了蛛丝马迹，目前也还没有浮现出来。超市或大西洋大道的停车地点也许有人见到了什么，能认出某个绑匪或瞥见了车牌号，花些力气去寻找这样的证人也许是值得的，但目前证人是否存在还说不定。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任何目击者，或者他见到的东西不构成任何线索。”
“你的意思是我们没希望了？”
“不，”我说，“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假如想要调查，就必须在他们留下的线索之外做工作。一个起点是他们弄走了四十万美元。他们有可能做两件事，两者都有可能引起注意。”
凯南思考了一下。“花钱是其中之一，”他说，“还有一件呢？”
“吹嘘。混黑道的人就喜欢吹嘘，尤其是有事情可以夸耀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在乐于出卖消息的人面前吹嘘。诀窍在于要把风声放出去，让这些人知道谁想买消息。”
“而你已经有主意了？”
“我有很多主意，”我承认道，“前面你问我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个警察。我不知道，但我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还是我戴警徽那会儿的老套路，我会翻来覆去地琢磨案子，直到我能找到某个切入点。碰到这种案子，我立刻就能想到好几条不同的调查路线。这些路线完全有可能到最后都走不通，但每一个方向都依然值得一试。”
“所以你想查查看？”
我低头看记事本，说：“嗯，我有两个问题。前一个我好像在电话上对彼得说过。本周末我应该去爱尔兰的。”
“去办事？”
“去消遣。我今天上午刚安排好。”
“还来得及取消。”
“是的。”
“取消的话，无论损失多少，我给你的费用都肯定能弥补。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假如我查到了什么，你会怎么做？”
“嗯，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我点点头：“这就是问题了。”
“因为你不可能立案，你没法告他们绑架和谋杀。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存在任何犯罪行为，看起来只是有个女人下落不明。”
“没错。”
“所以你肯定知道我想要什么，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非要我说出来吗？”
“最好还是说给我听听。”
“我要那伙家伙的命。我要亲自动手，我要看着他们死。”他说得既冷静又漠然，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这就是我想要的，”他说，“这会儿我只有这一个目标，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要。我没法想象我这辈子还会想要别的东西。你是不是也猜到了？”
“差不多吧。”
“做出这种事的人，他们能劫走一个无辜的女人，把她变成碎尸，你难道还在乎他们会发生什么？”
我想了想，但没想多久。“不在乎。”我说。
“动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我和我哥哥。根本不需要你下场。”
“换句话说，我只是判他们死刑。”
他摇摇头。“他们是自己找死的，”他说，“就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你只是帮了老天爷一把。你觉得呢？”
我依然犹豫。
他说：“你还有一个问题，对吧？我的行当。”
“这是个因素。”我说。
“准确地说，我不是拆家。我是他们所谓的上家。知道两者的区别吗？”
“当然，”我说，“你是总能躲过法网的大鳄。”
他大笑起来：“我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大鳄。从某些角度说，中层分销商才是最大的，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他们手上。我按重量运货，意思是我要么批量把货弄进来，要么向把货弄进来的人进货，再转手卖给拆成小包装出售的人。客户做的生意很可能比我大，因为他们永远在买进卖出，而我一年只交易两三次。”
“但你混得不错。”
“确实。风险很高，你要担心法律，要担心想黑吃黑的人。然而风险越高，通常回报也越高。另外，生意永远存在。总有人需要货。”
“你进过监狱吗？”
“没有，我也没被逮捕过。所以假如你顾虑的是这个，担心面子上会不好看，被人知道你为一个有前科的毒贩做事——”
“我顾虑的不是这个。”
“好的，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我不是有前科的毒贩。我不敢说警方缉毒科或缉毒署里没人知道我是谁，但我确实没有案底。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被立案调查过。我家里没有窃听器，电话没有被监听。假如有，我肯定会知道，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对。”
“你稍等一下，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带着一张照片回来。这是一张五乘七英寸的彩色照片，装在银色相框里。“这是我们的结婚照，”他说，“两年前拍的，其实还不到两年，到五月才满两年。”
他身穿燕尾服，她穿白色婚纱。他笑得很灿烂，而她笑不露齿，前面我已经说过原因了。但她也在笑，你看得出她浑身洋溢着幸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对她做过什么，”他说，“这是我不允许自己去想的事情之一。但他们杀了她，把她剁成肉块，他们还拿她开了个下流的玩笑，我必须做点儿什么，否则我肯定会自杀。要是我会调查，我一定会自己去查。事实上我和彼得已经试过了。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了解调查的步骤。你之前问的那些问题还有你的调查方向，先不说能不能查到什么了，至少让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在这个领域里一窍不通。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无论要我付你多少我都会掏腰包，钱不是问题。我有很多钱，无论需要花多少我都愿意。要是你不肯接，我要么另外找人帮忙，要么继续自己查，否则我还能做什么呢？”他隔着桌子从我手里拿走照片，盯着它看。“天哪，多么美好的一天，”他说，“接下来的每一天也都很美好，然后就一头扎进了泥潭。”他望向我，接着说：“对，我是上家，我是毒贩，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对，我想宰了那伙杂种。我摊牌了。你就说句话吧，接还是不接？”
我最好的朋友，我打算去爱尔兰会合的那个家伙，他是个职业罪犯。根据坊间传说，有天夜里他大摇大摆地走过“地狱厨房[4]”的街道，拎着一个保龄球包，从里面掏出一颗敌人的脑袋给别人看。我不敢发誓说这事情真的发生过，但不久前在马斯佩斯的一个地下室里，我站在他身旁，看着他手起刀落，剁掉了一个人的一只手。那天晚上我手里拿着枪，而且也开过枪。
所以，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依然完全像个警察，但在另一些方面，我已经发生了可观的改变。我早就吞下了骆驼，区区蚊蝇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接了。”我说。
[1] 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原书名为Only the Dead Know Brooklyn。
[2] 布鲁克林-曼哈顿运输股份有限公司（Brooklyn Manhattan Transit Corporation）曾是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城市运输控股公司，现为纽约地铁B部门之一。——编者注
[3] 约4.44摄氏度。
[4]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岸的一个地区，早年是一个著名的贫民窟，因其杂乱的居住环境、严重的种族冲突与高犯罪率而闻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