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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房间里，我把两磅咖啡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去检查卫生间，确定里面没躲着什么人。我觉得傻乎乎的，就像老处女检查床底下一样，但我觉得我恐怕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克服心障了。再说我身边也没枪了。警方当然收走了那把点三二，官方说法是枪是德金拿给我的，为了让我保护自己的安全。他甚至都没问枪的来路，我看他大概也不在乎。

我坐在椅子里，看着脚下的一块地方，马奎斯就倒毙在那儿。地毯上还有他的血迹，尸体四周用粉笔画出的轮廓线也还在地板上。

我思考我在这个房间里还能不能睡得着。我当然可以找旅馆换个房间，但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年，早就住习惯了。钱斯说这儿很适合我，我觉得他说得没错。

我对于杀死他有什么感觉？

我想来想去，最后认为我觉得挺好的。我对那个狗娘养的几乎一无所知。有句名言说“理解一切就能宽恕一切”，要是我知道了他的整个人生，也许就能理解他的嗜血欲望来自何方。但我不是非得宽恕他不可。宽恕是上帝的职责，不是我的。

还有一点，我终究还是能扣动扳机的。这次子弹没有乱跳，没有反弹，没有飞出去击中其他人。四枪全部正中胸膛。了不起的侦探，了不起的诱饵，最后，了不起的枪法。

不坏。

我下楼拐弯。我走到阿姆斯特朗酒馆，往橱窗里看了看，继续向前走，到五十八街再拐弯，又走了半个街区。我走进乔伊法雷尔酒吧，到吧台前站住。

店里人不多。点唱机在放音乐，男中音柔情歌手，弦乐大乐队伴奏。

“早年时光，双份，”我说，“另外要一杯水。”

我站在那儿，脑袋里什么都不想，留胡子的酒保先斟酒，然后倒酒后清水，把两个杯子放在我面前。我把一张十块钱放在吧台上。他把零钱找给我。

我看着烈酒，光线在醇美的琥珀色**里舞动。我伸手去拿酒杯，内心有个柔和的声音喃喃低语：欢迎回家。

我缩回手。我把酒留在吧台上，从那堆零钱里挑出一毛钱。我走向公用电话，投硬币，拨简的号码。

没人接。

很好，我心想。我守住了我的承诺。当然了，有可能是我拨错了号码，也有可能是电话公司接错了线路。这种事时有发生，大家都知道。

我重新把硬币塞进投币口，再次拨号。我听着铃声响了十二下。

没人接。

可以了。我取回我的一毛钱，回到吧台前。我的零钱还是我走开时的那一堆，面前的两个杯子也没人动过，一杯波本威士忌，一杯清水。

我心想：为什么？

案子完事了，解决了，结案了。凶手再也没法杀人了。我把许许多多事情扳回了正轨，对我在破案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满意。我并不紧张，也不焦虑，更不抑郁。老天在上，我一切都好。

我面前的吧台上有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我并不想喝酒，我甚至没想到要喝酒，而我却站在这儿，面前摆着一杯酒，我打算一饮而尽。

为什么？我他妈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要是我喝下这杯该死的酒，我大概会送命，最少也会进医院。也许只需要一天，也许要一周或一个月，但最后肯定是这个结局。我很清楚。我不想死，也不想进医院，此刻我却在一家小酒馆里，面前摆着一杯烈酒。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

我把那杯酒留在吧台上，我把零钱也留在吧台上。我转身走出酒馆。

八点半，我下楼梯走进地下室，来到圣保罗教堂的戒酒会活动室。我拿了一杯咖啡和几块饼干，找位置坐下。

我心想，你险些喝酒。你已经滴酒不沾十一天，你无缘无故走进酒吧，更加无缘无故地点了一杯酒。你险些拿起那杯酒，你离开戒就差那么一丁点，你千辛万苦熬到第十一天，险些毁掉自己的全部努力。你他妈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主持人念完议程安排，介绍今天的发言者。我坐在那儿，竭尽全力想听他的故事，但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飞向那杯波本威士忌所代表的冷酷事实。我不想喝酒，我甚至没动这个念头，但我还是被它吸引，就像铁粉被磁铁吸引。

我心想，我叫马特，我觉得我快发疯了。

发言者说完他的见证，我和众人一起鼓掌。休息时间，我去上厕所，与其说是因为内急，不如说是想避免和其他人交谈。我回到房间里，又倒了一杯咖啡，尽管我既不需要也不想喝咖啡。妈的，我两天一夜没休息过了。比起参加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听讲的戒酒会活动，睡一觉对我更有好处。

我拿着咖啡杯回去坐下。

讨论环节，我坐在那儿。人们说的话像波浪似的席卷而过。我只是坐在那儿，什么也听不进去。

然后轮到我了。

“我叫马特。”我说，然后停下，重新开始。

“我叫马特，”我说，“我酒精成瘾。”

然后全世界最他妈要命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