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我没过马路。烂脸断腿的年轻人不是附近唯一的抢匪，我可不想在体内有烈酒的情况下再碰到另外一个。
不，我必须返回我自己的地盘。我只打算喝一杯，也许两杯，但我无法保证自己只会喝这么多，也难以断定一两杯酒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返回我居住的街区，找个酒吧喝一杯，顶多两杯，然后带两罐啤酒回旅馆房间。
然而一旦喝酒就谈不上安全了。至少对我是这样，再也不会安全了。我还没有证明过这一点吗？我还要证明多少次给自己看？
所以我该怎么办？颤抖，直到我四分五裂？我不喝一杯就不可能入睡。老天在上，我不喝一杯都没法坐着不动。
唉，妈的。我必须喝一杯，这是治病用的，任何医生只要看我一眼就会开这个药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那位实习医生也算吗？我能感觉到他抓着我的肩膀，就是劫匪抓住我把我推进巷口的那个位置。“你看着我，听我说，你酒精成瘾，再喝下去，你就没命了。”
我反正会死，死于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但假如我有的选，至少我能死得离家更近一点。
我走向人行道，一辆无证出租车开近我时放慢了速度，只有无证出租车才会在哈莱姆漫游揽客。司机是个中年西裔女人，宽檐帽底下是一头红色卷发，她觉得我看着还行。我坐进后排座位，关上车门，叫她送我去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路口。
一路上我的思绪东西南北乱跳。我的双手还在颤抖，不过没刚才那么剧烈了，但内心的颤抖还是一样糟糕。车程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但还没等我醒过神来，那女人就在问我该在哪个路口停车了。我叫她停在阿姆斯特朗酒馆门口。红灯转绿灯，她开着出租车斜穿十字路口，停在我叫她停车的地方。我没有动弹，她扭头看我在干什么。
因为我刚刚想起来，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喝不到酒。当然了，他们有可能忘记了吉米禁止卖酒给我，但也可能没忘记，想到走进去却被拒绝服务，我觉得我已经怨恨得浑身发烫。不，去他妈的，我绝对不会走进他们该死的大门。
那去哪儿呢？波莉笼子肯定打烊了，他们从不坚持开到打烊时间。法雷尔酒吧？
金被杀后，我就是在那儿喝下第一杯酒的。拿起那杯酒之前，我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记得那杯酒，是早年时光。
真好玩，我总是记得我喝什么牌子的酒。全都是同样的烂货，但就是这种细节会钻进你的头脑再也不离开。
一段时间以前，我在戒酒会活动上听过有人做出相同的结论。
我戒断几天了？四天？我可以上楼回房间，强迫自己待在那儿，等我醒来，那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但我不可能睡着，我甚至没法待在房间里。我可以尝试，但我无法待在任何地方，因为我此刻内心的感受，因为只有我狂暴的思绪与我自己作伴。就算此刻我不喝酒，一小时后我也会开喝。
“先生？你没事吧？”
我眨眨眼，看着女人，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摸出一张二十块。“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路口的那个电话亭。你拿着钱，等我一下，可以吗？”
也许她会拿着那二十块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到路口，塞了个一角硬币，站在那儿听拨号音。
现在打电话似乎太晚了。现在是几点钟来着？两点多了，社交拜访好像太晚了。
妈的，我可以上楼回房间。我只需要再坚持一个小时，然后就风平浪静了。三家酒吧到时候全都打烊了。
那又如何？有一家熟食店会卖给我啤酒，合不合法是另一码事。五十一街一直往西走，十一和十二大道之间有一家通宵酒吧。不过也可能已经歇业了，我很久没去过那儿了。
金·达吉南家门口壁柜里有一瓶野火鸡，而房门钥匙就在我口袋里。
这个念头吓住了我。烈酒就在那儿，我随时都能拿到，要是我真的过去，我绝对不会小酌一两杯就停下。我会喝完一整瓶，等我喝完那瓶野火鸡，旁边还有很多瓶酒等着我去和它作伴。
我拨出我要打的号码。
她在睡觉。她接起电话时，我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
我说：“是我，马特。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
“没关系。现在几点？天哪，两点多了。”
“非常抱歉。”
“没关系。马修，你还好吧？”
“不，我不好。”
“你在喝酒？”
“不，没有。”
“那就挺好。”
“我要崩溃了，”我说，“我打给你是因为只有这么做我才能不去想喝酒。”
“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我能过来吗？”
一阵停顿。算了，我心想，当我没说。赶在法雷尔酒吧打烊前飞快地喝一杯，然后回到旅馆里。我本来就不该打给她的。
“马修，我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你一次戒一个小时，要是做不到就一次一分钟，愿意怎么打电话给我都行。我不介意你吵醒我，但是——”
我说：“一小时前我险些送命。我揍了一个小子，打断了他的两条腿。我在颤抖，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抖过。现在只有喝一杯才能让我觉得对劲，我不敢喝，但我害怕我会不顾一切地去喝。我觉得找个人陪着，和人说说话，也许能帮我熬过去，但实际上未必真的能，我很抱歉，我不该打给你的。我不是你的责任。对不起。”
“等一等!”
“我还在。”
“圣马可坊有个俱乐部，每逢周末就有通宵的戒酒会活动。指南里有，我可以帮你查。”
“行啊。”
“你不会去的，对吧？”
“我在聚会上没法起立发言。算了，简。我不会有事的。”
“你在哪儿？”
“第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路口。”
“你来我这儿需要多久？”
我望向阿姆斯特朗酒馆，非法出租车还停在店门口。“我有一辆出租车在等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吗？”
“记得。”
出租车在里斯本纳德街她住的六层通层公寓楼门前停下。里程表吃掉了那二十块的大部分，我又给了司机二十块。钱给得太多，但我很感谢她，而且我也有钱能慷慨一把。
我按响了简的门铃，两长一短，然后回到楼门口，等她把钥匙扔给我。我乘货运电梯到五楼，走进她住的通层公寓。
“很快嘛，”她说，“你确实有出租车在等着。”
她有时间梳妆打扮。她穿着旧牛仔裤和红蓝棋盘格的法兰绒衬衫。她很有魅力，中等身高，体态匀称，体形更适合享乐而非竞速。她有一张心形的脸，垂到肩膀的黑棕色头发里夹着灰白色，两只灰色大眼睛之间的距离正合适。她没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的什么都不加，对吧？”
“除了波本威士忌。”
“刚好喝完了。你坐下，我去倒咖啡。”
她回来时我站在她的美杜莎雕像旁，用手指摸一根蛇发。“她的头发让我想到你的这个姑娘，”我说，“她的金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的样子让我想到你的美杜莎。”
“谁？”
“一个被杀的女人，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随便哪儿都行。”她说。
我说了很久很久，说得颠三倒四，从开头到当天晚上的种种变故，来回乱跳。她时不时起身去给我们补充咖啡，每次她回来时我从刚才中断的地方继续说，或者换个地方开始说。似乎全都无所谓。
我说：“在我打昏他，搜他的身之后，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没法让警察逮捕他，也无法忍受放过他的念头。我想开枪打死他，但我做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抓着他的脑袋再撞几次墙也许会要了他的命，我实话实说，我肯定会为此感到高兴。但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我真的没法开枪打他。”
“那是当然。”
“但我也没法就这么放过他，我不希望他继续横行街头。他会再找一把枪，再抢一个人。于是我打断了他的腿。骨头迟早会长好，他可以继续干他的老本行，但至少在此期间，他不能横行街头了。”我耸耸肩，“其实说不通对吧？但我想不到其他的任何办法了。”
“重点在于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这个？”
“我觉得是。”
“我险些喝酒。要是我在我自己的地盘上，或者要是我没打电话给你。上帝知道我有多么想喝酒，我现在还是想喝。”
“但你不会去喝。”
“对，不会。”
“马修，你有担保人吗？”
“不，没有。”
“你应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帮我？”
“怎么说呢，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担保人，你可以对他说任何想说的话。”
“你有吗？”
她点点头：“我和你谈过后就打给了她。”
“为什么？”
“因为我紧张，因为和她谈话能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我想听听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说我不该让你过来。”她哈哈一笑，“还好你已经出发了。”
“她还说了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躲避我的视线：“她说我不该和你睡觉。”
“她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第一年之内发展关系不是个好主意，另外也因为和一个刚开始戒酒的人交往是个坏主意。”
“天哪，”我说，“我过来是因为我快把自己逼疯了，而不是因为饥渴难耐。”
“我不知道。”
“你的担保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吗？”
“我尽量。”
“这个在世间传达上帝之声的女人是谁？”
“就是一个女人，和我年纪差不多，其实还比我小一岁半，但她戒酒已经快六年了。”
“真的很久。”
“对我来说非常久了。”她拿起咖啡杯，发现已经空了，然后又放下，“你认识什么人愿意当你的担保人吗？”
“非得这样吗？你必须请别人为你担保？”
“没错。”
“要是我请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应该找个男性担保人。其次，我戒酒还不够久。再次，咱们是朋友。”
“担保人不能是朋友？”
“不是那种朋友，是戒酒的朋友。第四，应该是你所在互助小组的成员，方便你们频繁联系。”
我不情愿地想到吉姆：“有个家伙，我和他聊过几次。”
“找个聊得来的人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我和他聊不聊得来，应该还行吧。”
“你尊重他的节制吗？”
“我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嗯，你是否——”
“今天晚上我对他说报纸上的消息让我难过。街头犯罪，人们对彼此做的坏事。简，这些东西在影响我。”
“我知道。”
“他对我说你别读报就是了。你笑什么？”
“这么说也太机械了。”
“人们一开口就说该死的无聊话。‘我丢了工作，我母亲得癌症快死了，我要做手术切除鼻子，但我今天没喝酒，所以我是胜利者。’”
“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对吧？”
“有时候。你笑什么？”
“‘我要做手术切除鼻子。’切除鼻子？”
“别笑，”我说，“这种问题很严肃的。”
没过多久，她开始说她所在的互助小组的一名成员，他儿子死于交通肇事逃逸。这位老兄去参加戒酒会活动，讲述人生故事，从团体中汲取力量，事情似乎从头到尾都变成了某种灵性体验。他保持清醒，他的节制赋予他力量，让他能够应付如此变故，在体验悲痛的同时安慰家庭的其他成员。
我不知道一个人能够体验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几年前我打出一颗流弹，反弹后害死了六岁的小女孩爱斯特丽塔·里维埃拉，事后若是我能滴酒不沾，现在的情况会怎么样。我用波本威士忌淹没因此而来的情绪，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也许并不是。也许根本不存在捷径和便道。有些事情也许你必须咬牙熬过去。
我说：“你在纽约从不担心被车撞倒，但这种事在这儿一样会发生。警察抓住逃逸的司机了吗？”
“没有。”
“他多半喝醉了。通常都是。”
“也许他喝断片儿了。也许他第二天清醒过来，到现在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我的天，”我说，想到那天晚上的发言者，捅死情人的那位同性恋，“翡翠城有八百万个故事，也有八百万种死法。”
“**都市。”
“我说什么了？”
“你说翡翠城。”
“是吗？我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绿野仙踪》。不记得了？堪萨斯的多萝西和托托？朱迪·嘉兰唱《跨越彩虹》？”
“当然记得。”
“‘沿着黄砖路走。’它通往翡翠城，伟大的魔法师就住在那儿。”
“我记得。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整个儿都记得。但翡翠是我从哪儿摸出来的？”
“你酒精成瘾，”她推测道，“你损失了不少脑细胞，就是这样。”
我点点头。“肯定是。”我说。
我们去睡觉时，天色已经转亮。我睡在沙发上，裹着两条多余的毯子。刚开始我以为我睡不着，但疲惫像滔天巨浪似的扑向我。我放弃抵抗，让它带我去它想去的任何地方。
我不知道它带我去了哪儿，但我睡得像个死人。就算做了梦，我对梦境也一无所知。煮咖啡和煎培根的香味唤醒了我，我冲澡，用她留给我的一次性剃刀刮脸，穿上衣服，和她一起坐在厨房里的松木餐桌前。我喝橙汁和咖啡，吃炒蛋、培根、全麦松饼和桃子干，我不记得上次我这么胃口大开是什么时候了。
她告诉我，她家往东几个街区有个星期天下午的互助会活动。那是她定期去参加的聚会之一。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
“我有工作要做。”我说。
“星期天？”
“有什么区别？”
“星期天下午你真能取得什么进展吗？”
自从开始调查，我还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展。今天有可能改变这个现状吗？
我取出笔记本，拨出桑妮的号码，没人接。我打给我住的旅馆，没有桑妮的留言，没有丹尼男孩贝尔或昨晚我见过的其他人的消息。好吧，这个时间丹尼男孩肯定还在睡觉，其他人多半也一样。
有个留言叫我打给钱斯。我开始拨他的号码，但又停下了。假如简去参加聚会，我可不想坐在她的公寓里等钱斯回电。她的担保人恐怕不会赞成。
会场在福赛斯街一所犹太教会堂的二楼。这儿不允许抽烟。坐在匿名戒酒会活动的会场里，周围却不是烟雾腾腾的，这是一种颇为不寻常的体验。
现在有五十来个人，她似乎认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她向几个人介绍我，他们的名字我过耳就忘。我觉得很尴尬，引起别人的注意让我不舒服。我的外表更加雪上加霜。尽管我没有和衣而睡，但怎么看都像是这样的，还带着昨晚小巷扭打留下的痕迹。
我也感觉到了那场搏斗的后遗症。直到走出她的公寓，我才意识到我浑身酸痛。我用头槌撞他的地方在疼，我的一条胳膊和一侧肩膀变成了青紫色，疼得厉害，其他肌肉一动就疼。刚打完架我毫无感觉，但一夜过后，这些疼痛全都浮出水面。
我拿了咖啡和曲奇饼，默默地从开始坐到结束。感觉还行。发言者的见证很简单，剩下的时间全都交给讨论。你要发言就必须先举手。
离结束还有十五分钟，简举起手，说她对自己能够戒酒感到无比庆幸，她的担保人在她的戒酒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每次她碰到烦心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个女人就会给她最大的帮助。她没有详细阐述。我觉得她在向我传递某种信息，我对此并不怎么热衷。
我没有举手。
聚会结束，她和几个人去喝咖啡，问我要不要一起坐坐。我不想再喝咖啡了，也不需要别人的陪伴。我婉言谢绝。
来到外面，在我们各奔东西之前，她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感觉挺好。
“还想喝酒吗？”
“不想了。”我说。
“我很高兴你昨晚打给我。”
“我也是。”
“随时打给我，马修，要是非打不可，半夜也没问题。”
“希望没这个必要。”
“但要是必须打，就打给我。可以吗？”
“当然。”
“马修，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
“除非先打给我，否则一滴酒也别碰。”
“我今天不会喝酒的。”
“我知道。但以后只要你想喝，假如你马上就要开喝，先打电话给我。答应我？”
“好。”
坐地铁去上城区的路上，我回想这段对话，觉得我被迫向她保证有点傻乎乎的。算了，能让她高兴就好。只要能让她高兴，保证一下又有什么坏处呢？
前台又有钱斯的留言。我从大堂打给他的应答服务，说我已经回到旅馆了。我买了一份报纸，带上楼消磨时间，等他打给我。
头条消息是个宝库。皇后区的一家人，父亲、母亲、不到五岁的两个孩子，开着亮闪闪的新梅赛德斯轿车出去兜风。有人在他们旁边停车，往车里打空了两把霰弹枪的弹仓，一家四口悉数毙命。警察搜索了他们在牙买加庄园的公寓，查获大量现金和一批未稀释分装的可卡因。警方推测称血案与毒品有关。
真他妈不是开玩笑。
报纸上没提被我扔在小巷里的年轻人。好吧，本来也不会提到他。他盯上我的时候，星期天的早报已经送上街头。当然了，他恐怕也上不了明天的报纸，或者后天的。要是我杀了他，他也许能在某个犄角旮旯得到一小段文字，但一个黑人青年断了两条腿有什么新闻价值可言？
我正在思考这个，忽然有人敲门。
有意思。清洁女工星期天不上班，偶尔来找我的那几个人都会从楼下打电话。我拿起椅子上的外套，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点三二。我还没处理掉它，也没扔掉断腿朋友的那两把匕首。我拿着枪走到门口，问是谁。
“钱斯。”
我把枪塞进口袋，打开门。“大多数人会先打电话。”我说。
“楼下的小伙子在读报，我不想打扰他。”
“真会体谅人。”
“这是我的招牌。”他的眼睛在打量我，估摸我的情况。他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扫视整个房间。“小窝不错嘛。”他说。
这话听着很讽刺，但语气并非如此。我关上门，指了指椅子，他却站着不动。“似乎挺适合我。”我说。
“看得出来。斯巴达人似的，没几件东西。”
他穿着海军蓝的运动上衣和灰色法兰绒休闲裤，没穿外套。也行，今天比较暖和，而且他有车可以开着跑来跑去。
他走到窗口向外看。“昨晚找你来着。”他说。
“我知道。”
“你没打回来。”
“我没几分钟前才收到留言，去了个别人联系不上我的地方。”
“昨晚没回来睡觉？”
“对。”
他点点头。他扭头面对我，表情戒心重重，很难看出点什么来。我没在他脸上见过这种表情。
他说：“你和我的姑娘们全谈过了？”
“除了桑妮。”
“嗯。你还没见过她？”
“对。我昨晚找过她几次，今天中午又打过电话，但一直没人接。”
“找不到她？”
“是啊。昨晚我收到她的一通留言，但等我打回去，她又不在了。”
“她昨晚打过电话给你？”
“没错。”
“几点？”
我努力回忆：“我八点左右离开旅馆，十点刚过才回来，那时留言已经在等我了。我不知道是几点打进来的。前台应该把时间记在字条上，但他们总是偷懒。另外，字条已经被我扔掉了。”
“没理由留着。”
“是啊。她几点打电话给我有什么重要的？”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我看见他深棕色眼睛里的金色斑点。他说：“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不习惯这样。绝大多数时候我至少觉得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没有吭声。
“你为我做事，所以你算是我的人，但我不知道我确不确定这能代表什么。”
“钱斯，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妈的，”他说，“问题在于，我究竟能信任你几分？我总要去想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我能不能信任你。我确实信任你。我是说，我带你回家，哥们儿，我从没带任何人去过我家。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不知道。”
“我是说，我在炫耀吗？我是不是等于在说，你看看这个黑鬼活得多有格调？还是说我邀请你进去看看我的灵魂？无论如何，妈的，我都认为我已经信任你了。但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我不能替你做决定。”
“是啊，”他说，“你不能。”他用拇指和食指捻下巴，“昨晚我打电话给她。桑妮。打了好几次，和你一样，但没人接电话。嗯，怎么说呢，倒也没问题。答录机没响，但同样没问题，因为有时候她会忘记打开答录机。然后我又打过去，大概一点半或者两点，还是没人接，那我该怎么办？我开车过去。我当然有钥匙，公寓是我租的，我为什么会没钥匙？”
我已经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了，但我让他自己说下去。
“唉，她在家，”他说，“现在也还在。但是啊，你看，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