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包围圈半径五公里
第二天，召开了案件分析会。
这起案件的档案里，仅保存有一段监控视频资料。对此，关鹤鸣感到十分不解。
他问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案发在2012年，视频监控设备应该已经不少了，怎么就这么一段？”
葛志飞阴沉着脸说：“我们这是小地方，哪能跟大城市比。”
关鹤鸣没有作声，眼睛盯着屏幕。
2010年4月18日12点40分，记录着三个小女孩最后的影像。她们手里拿着饮料瓶，朝下沟方向走去。
12点50分，村民齐大年和父亲在沟里干活儿。民警走访时，他们说看到有几个小孩走过去，但没太留意。
12点56分，有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从沟底上来，又犹犹豫豫地沿着另一条路往下沟方向走。十九秒后折返，出现在画面中。之后，再没发现有人上来。三个小时后，15点46分，从沟底上来一个人。侧面，看不清相貌。
“我们认为上沟和下沟的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找到。”葛志飞说。
技术人员宋小勇介绍了当时的勘查情况：“当时，包括民警和家属，总共进入现场十六个人。提取到十七种足迹，有五种足迹没找到相应的鞋，其中有四种是新形成的。只有一种足迹在两个过道中间，是塑料底布鞋。鞋印都是残缺的，大致推算下来是二十七厘米。装大蝌蚪的饮料瓶上的指纹，用502熏显过。有指纹，但因为没有从其他物品上提取到相一致的指纹，所以不确定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留。在中窑过道处提取到两个烟头和一个打火机。打火机上没检出指纹和DNA，在两枚烟头上检出了同一个人的DNA。”
接着，魏可光介绍了“4?19”专案组推测的三个女孩被侵害的过程：“为防止孩子们逃离，嫌疑人先迫使她们脱掉了鞋子，因为窑洞内未发现女童鞋印。杨晓春性格暴烈，反抗激烈，受到了徒手殴打。嫌疑人将杨晓春带的饮料瓶强行插入其口中，造成一颗牙齿脱落，瓶盖卡在咽部，同时扼颈，致其死亡。嫌疑人用电线绑住赵芳的双手，推测是就地取材，因为电线表面有高温燃烧的痕迹，应为他人丢弃。赵芳头颈部受到徒手伤害，有面部朝下姿势，头面部受伤处沾有明显灰尘，属扼颈致死。贾明明口鼻捂堵损伤明显，有脱衣穿衣过程，结合现场尸体位置，应为最后遇害者。过道上有明显拖擦痕。犯罪嫌疑人将贾明明、赵芳、杨晓春依次移至窑内的小窑洞里，然后把鞋、瓶子等物品丢入。为延缓受害人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嫌疑人用枣刺封洞后逃离。”
随着魏可光的讲述，罗牧青眼前浮现出犯罪嫌疑人拖拽尸体的画面，他们的推测仿佛无懈可击。
关鹤鸣又一次把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拢，弯曲着轻轻地敲了两下桌子。
罗牧青发现，他每当做出这个手势，就表示要开口说话。
关鹤鸣的声音穿过层层烟雾，飘**在会议室里：
“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咱们一起把案子的细节理一理。现场有一个装大蝌蚪的瓶子，你们认为这是怎么回事？跟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关系？”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立马讨论开来。原来，在很多问题上，六年来并未达成共识。
一派认为，这个装大蝌蚪的瓶子是犯罪嫌疑人带来的。西沟的小水沟里没有这种大蝌蚪，但是在上游暖和的地方有这种大蝌蚪。犯罪嫌疑人以可以带孩子们抓大蝌蚪为名，诱骗孩子们上山。孩子们很着急去抓大蝌蚪，所以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跟着走了。
另一派认为，山上没有水源，如果以抓大蝌蚪为名，不该带孩子们上山。而装大蝌蚪的瓶子仅是个偶然的存在，有可能是孩子们在河边捡的，也有可能是这个瓶子在案发前被人扔在窑洞里，因此与本案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关鹤鸣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紧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孩子们是被引诱上山的，还是被胁迫上山的？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透，对于进一步识别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很关键。”
又是一番热烈的争论。
一派认为是胁迫上山，三个小孩从沟底被胁迫。她们的鞋里有泥有水，说明是在很慌乱的情况下连泥带水地把鞋穿上了。
另一派认为是引诱上山，因为从捞蝌蚪的小河沟到窑洞之间，没发现三个人掉落的物品，说明是和平上山。
整个会场就像在举行一场辩论赛，正方、反方各不相让。
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大家迫不及待地吃完饭，又回到了会场上。
越是有争议的问题，就越是想辩出个子丑寅卯。谁都想根据自己占有的证据说服对方，因为他们正经历着挫折，努力想找出阻碍他们拨云见日的根源。
关鹤鸣不动声色地听着双方的争论。
会场上的声音渐渐变小时，他不失时机地把大家的火力吸引到了新的问题上：
“在提取到的唯一一段视频里，两次在画面中出现的男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邱实会同几省的视频侦查人员一起研究，刚刚有了结论。”
邱实左手把一沓纸从桌子的左上角拿到面前，右手夹着黑色签字笔，抬起头，看着大家说：“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上显示，有一名男子跟着三个女孩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中。三个小时后，有一男子从沟底上来。由于画面不太清晰，较难判断是否为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个人，可以推测出这个人是在小女孩下到沟里三分之二时折返回来的。
“昨天，我和视频侦查方面技术先进的南京、长沙、重庆公安机关连夜研判。今天中午，经过讨论，大家得出结论，两个时段认定为同一人。依据是，衣着特征符合。上衣、裤子均为深色，上衣敞开，里面的衣服是浅色。身高一致，体态相似，左肩挎着包，摆动不明显。左脚步幅比右脚大，左腿步伐频率比右腿快零点八秒。”
听完邱实的话，关鹤鸣果断地说：“是不是同一个人的问题，以后不再讨论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大家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针对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派认为就是他。他显得十分犹豫，在时间上有与小女孩相遇的可能。
另一派认为不一定相关，因为这个人如果能碰上小女孩，也应该能遇到下沟砍木头的严姓父子俩，但严姓父子称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关鹤鸣端起杯子，好像要喝水，可又把杯子轻轻地放了下来。他接着提问：“刚才可光局长叙述的作案过程，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想补充的？”
关于窑洞里面的活动过程，大家辩论得更加激烈。
有人说，在中窑可能有个语言交流的过程，但是小窑才是性侵和杀人的地方。理由是杨晓春的血流线路，不支持有拖拉过程。也许她在小窑洞里还没死，于是犯罪嫌疑人把瓶盖塞进她嘴里，然后窒息死亡。
也有人说，中窑有杨晓春的血迹，从形态上看，是躺在那里流的。并且，从中窑到小窑有拖拉的痕迹，说明有人想要脱逃，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倔强的杨晓春。在搏斗中，犯罪嫌疑人把瓶盖捅到她嘴里，无意中把她杀死了。与杨晓春相比，犯罪嫌疑人对另外两个孩子的约束力更强。
罗牧青看着关鹤鸣，暗暗地佩服他的洞察力。这些问题貌似平常，却每一个都戳中要害。原来，有这么多问题没有统一认识。也许正是这些没有彻底解开的谜，阻碍着“4?19”专案组的前进步伐。
关鹤鸣听得非常认真。
她一眼望过去，看不太清楚，他似乎在笔记本上画了很多图形。
听了大家的意见，关鹤鸣又接着问道：“对于现场过道上的两个烟头，你们有什么看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这一点有没有统一的认识？”
大部分侦查员认为烟是在作案后吸的，表明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稳定了一下情绪，并开始思考逃跑的路线和方式。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一根是在杀人前吸的，一根是在杀人后吸的，说明犯罪嫌疑人比较成熟老练，心理素质好。
一片云挡住了阳光，会议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阳光又慢慢散了进来。不过，这时候的太阳已经西斜，傍晚即将来临。
大家的情绪达到一个空前的高点之后，突然就停在了那里。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关鹤鸣的脸上。
问了这么多问题，他总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一切就像是顺流而下，关鹤鸣收到了信号。他端起银色的不锈钢水杯，吹开飘在上面的茶叶，深深地喝了一口，然后说道：
“对案件有不同的认识，这在案发初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案发六年了，还有这么多问题不能统一认识，这其实就是一种阻力。我刚才问的这些问题，有的是关键的，必须弄明白，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有的是无关紧要的，大家一定不要纠缠于此。带着不必要的疑问去工作，有害无利。”
他那犀利的目光飞快地扫过每一张脸，他依旧十分镇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很想听听我对每个问题所下的结论。实话实说，这次我下不了结论。下次来，会再说到这些问题。下一步，你们做什么工作呢？你们在排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应当继续研究怎么把它用对了、用好了。另外，这个案子，我现在肯定地告诉你们，不要再往外跑了，就在本地查。以案发地点为中心，以五公里为半径，做个方案。看看怎么能把人找全，一个不漏。”
这一席话，让专案组成员的心里五味杂陈，既给了希望，又让他们有某种失落。
如果人真的就在这个五公里的包围圈里，那这么多年天涯海角地奔波，岂不是毫无价值和意义吗？
其实，关鹤鸣故意闪过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年龄偏大。
这是一个决定侦查方向的问题。关鹤鸣知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4?19”专案组。当时的高层指挥员定的方向是“年龄偏大”，但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这势必造成在排查时无所遵循，漏排在所难免。
吃完晚饭，关鹤鸣给还在北湖的朱会磊打了个电话，问他是否没有检验到**，就能充分证明嫌疑人的年龄偏大。
朱会磊说：“这个不一定。具体到有没有**，判定是很难的。不是说没有检验到，就是没有。而且，根据有没有**来判断年龄，也是不科学的。如果物证保存着的话，我到祥县的时候再检一次。”
关鹤鸣询问芳城的物证检验情况时，朱会磊说：“明天上午就能全部做完。目前出了一部分数据，还需要进一步比对。”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太满，但从语气里能够听出，还是有所收获的。
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逃跑的呢？
这也是关鹤鸣关心的问题。如果能知道他的逃跑路线，就能把作案过程完整地串起来，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等于有了一个更具体的范围。
根据走访，有当地群众说，在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多，见过一辆红色摩托车从那里经过。但是，追到污水处理厂时，由于距离太远，警犬十分疲乏，已经不兴奋了。因此，无法确定他逃跑的方向和使用的交通工具。
关鹤鸣还是想找到案发周边区域的视频。
第二天早上，他独自一人跑到案发现场周边的街道上，看到不少单位和小商店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他在一家招牌有些旧的小食品店买了瓶水，很随意地跟店主聊了起来。
店主告诉他，摄像头都是前几年装的，画面不太清晰。
他问：“能存多长时间？四五年前的还能有吗？”
店主说：“早没啦，最多能存半年吧。”
关鹤鸣给杨智打了个电话，问他当年视频这一块工作为什么没有重视起来。
杨智不好意思地说：“跟您说实话吧，这个案子有指纹，有足迹，还有精斑，条件这么好……当时觉得破案很容易，所以忽视了视频采集。等过了一个月，案子还没头绪，再去收集，有的早就被覆盖了。最后还是收上来一部分，我记得移交给技侦部门了。可是，后来再开会，技侦部门的人说，他们就发现了那一小段可疑的视频。”
“那些视频资料备份了吗，现在在哪儿？”关鹤鸣问。
“别提了，后来谁都说没看到。所以，在会上我们不敢提视频的事。”
关鹤鸣心里来气，不过这也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越是看上去简单、万事俱备的案子，就越是容易被门槛绊倒。现在，有些民警两眼紧盯着生物检材，把传统的侦查方法全丢在了一边，不分析案件，也不吃透现场。
他想，一定要找个机会，在全国的会上把侦查办案的理念正一正。
中午，邱实正在收拾行李，接到了朱会磊打来的电话。
朱会磊兴奋地说：“邱处，熬了一夜，芳城的案子做出来了。”
邱实喜出望外，着急道：“别卖关子！朱专家，快说，快说！”
朱会磊从美静牛仔裤的腰部提取到了脱落细胞，检验出了一名男子的DNA；从冯艳的手机卡槽部位提取到了脱落细胞，检验出了一名男子的DNA。这两个DNA数据相同，与林子胜偶遇男子掉落的手套上、林泽被抢劫案现场遗留的饮料瓶上面的DNA相同。
“太好了！我马上向关局汇报，你赶快归队！我们是下午的航班，飞江南。咱们直接在安平见！”
关鹤鸣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马上让邱实向全国发协查令，要求各地重点比对芳城案件的DNA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