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转战碾子山
曹猴子被秘密带回了齐齐哈尔市，03号眼线正式启用。
但是，曹猴子一到东北，他的气管炎就犯了，而且喘得厉害。
我要求追捕组不要着急，先把他的病治好。我们一定要讲人道，像对待朋友一样对他，以情感情，这样曹猴子就会死心塌地地为我们工作。
追捕组先是把他领到齐齐哈尔市第一人民医院，给他做了细心的检查和诊断，并且请专家会诊，输了三天的液。还为他安排了可口的饭菜，跟侦查员同吃同住，在生活上也替他想得很周到。这让曹猴子更受感动，他反复激动地说：“过去我在警察眼里是个赖渣，没人能够看得起，现在你们这样对我，让我活得有尊严，我就是为你们死也愿意。”
追捕组让曹猴子先治好病再说，但他根本待不住，打完针、吃完药，他就跑出去摸情况了。
三天后，曹猴子向追捕组报告了一个重要线索：我敢肯定，齐齐哈尔市华安区碾子山的袁宏、林中文是“3·20”案件的重要知情人。
这一情况，商俊奎通过铁路专线电话立即报给了我。
这是个重大情况，我迅速向铁道部公安局李升龙处长等有关领导汇报。
情况层层上报。
公安部刑侦局陈家瑞处长、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分别作出指示：郑州“5·10”专案组一定要抓住线索，一追到底，力争全部捕获。
鉴于郑州“5·10”专案组工作取得的进展，铁道部公安局在资金十分紧张的状况下，压缩了机关办公费用开支，拨出两万元专款给“5·10”郑州专案组，作为办案费用。
遵照两部有关领导指示，我命令赴东北追捕组，立即北上碾子山，追捕“3·20”案件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袁宏、林中文。
碾子山，虽属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区，但距齐齐哈尔市一百多公里。
从中国地图上看：它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点，很难引人注意。北靠内蒙古边界在大兴安岭与小兴安岭交界处、松嫩平原之上，处在东北自然防护林区的边缘。
这个区四面环山，东邻鲁河、龙江，西依吉新河，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它原是齐齐哈尔市的一个生产大队，自从国营华安机械厂在此建厂后，大面积的土地被工厂征用，农民被工厂接纳，逐步发展为齐齐哈尔市的一个独立的工业小社会。
国营华安机械厂实际上是一个军工厂，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时，这个厂的生产任务繁忙，效益非常好，工人的收入很高。而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特别是国民经济的调整，这个厂慢慢衰落。工人下岗失业了，很多人纷纷自找生存门路。其中一部分本来就不务正业的年轻人或者本来就偷偷摸摸的人南下，专门到列车上作案，盗窃、抢劫旅客钱财。
7月28日上午，曹猴子再次向追捕组报告：情报绝对准确，袁宏、林中文正在一家台球厅赌博。
追捕组立即出动，突然袭击。
商俊奎立即请求当地派出所配合，同时率人前往，两面夹击，突袭这个以台球厅为招牌的赌博场。
两路人马会合一起，悄悄包围了台球厅，袁宏、林中文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当场缉捕。
天有不测风云。
正当追捕组押着二犯撤离现场时，在场的地方流氓无赖迅即纠集数十人围攻追捕组，企图抢走袁宏、林中文。
商俊奎和战友们一边声明警察身份，一边宣传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不要跟着起哄，追捕组慢慢撤退到了街道中央。
但是，人越聚越多。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两百多人——不明真相的、故意闹事的，把追捕组团团围在街道中间。人群中有袁宏、林中文的同党，他们一边煽动，一边试图把二犯从追捕组手中抢走。
围观的人群在喊叫、质问。
流氓小偷们在持械煽动。
“你们凭什么抓人？把手续拿出来！”
“上啊！他们是冒牌公安！”
“快救人哪！这帮假公安到咱们的地界上耍威风了！”
“打呀！打这些随便抓人的假公安！”
“不许他们抓人！”
“快放人！再不放，我们就抢人啦！”
袁宏、林中文觉得时机成熟，叫嚣得更厉害了：“我们是好人！他们冤枉好人！”袁、林二犯趁机拼命挣脱。
商俊奎和战友们死死抓住二犯，坚决不让他们脱逃。
商俊奎们一边撤退，一边向围攻的群众扯开了嗓门：“老乡们！我们是公安部追捕组的，不要听坏人的煽动！”
人群中有人大叫：“不要听他们吓唬人！坚决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商俊奎继续大声喊道：“我们抓的这两个人是公安部通缉案犯。请广大群众立即让开！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有人大叫：“谁信你们是公安部的，拿证据来！”
当地派出所的同志也极力声明：“我们是当地派出所的！他们就是公安部的追捕组，赶快让开！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但是，没人听他们的话。
商俊奎掏出一张带有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在空中挥舞,不知被什么人抓去撕碎了。
围攻、起哄达到了高峰！情况十分危急。
商俊奎不得已腾出右手拔出腰间的手枪，举过头顶，厉声喊道：“都给我散开！谁再起哄，我这枪可不认人！”
这招果然管用，部分人开始后退，闪出一条道。
追捕组年轻的侦查员梁义和孙正军死命降伏了袁、林二犯。
商俊奎小声对配合抓捕的当地派出所的同志说：“立即向华安区公安分局报告，请求支援！”
说着，“哗啦”一下拉开枪栓，把子弹上膛。
但是，紧握手枪的商俊奎心里十分清楚，此时此刻一旦枪响，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绝大部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弄不好会伤及无辜。
此时，我们寡不敌众，弄不好歹徒会抢走枪支。
商俊奎握枪的手出汗了……
所有侦查员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气流仿佛停止了运动。
侦查员们没有被眼前的阵势吓住，也没有贸然开枪。他们凭着一身正气，凭着超出常人的意志与胆略，和围攻的人对峙、抗衡。
袁、林二犯依然在侦查员的控制之中。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
突然，响起警笛声。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华安区公安分局主管刑侦的张副局长带领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民警赶到了现场。
他们为追捕组开辟了一条通道，协助追捕组押着袁、林二犯走向警车。警车闪着警灯、拉着警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东北追捕组向我报告了这一喜讯，我要求他们立即就地突击审讯，尽快弄清他们是不是“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案件的作案分子。
经审讯袁宏，袁宏供述自己南下作案四个年头，也掏过十几次包，但是从来没有“爆”过，也就是说，没有作过一次盗得一万元的案件，更没有对旅客行过凶。
商俊奎问：“照你这么说，我们抓你抓错了？”
袁宏答：“没有，抓十次都不错，判我也应该。但是，我的罪行最多也就是三年。”
商俊奎问：“我看你有点儿死猪不怕开水烫！”
袁宏满不在乎：“实际上，你们对像我这样的小蟊贼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商俊奎问：“为什么这么说？”
袁宏答：“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来的，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
商俊奎漫不经心地问，实际上是追问：“噢？真行啊你，我们来干什么的你都知道，你不妨说说看。”
袁宏答道：“我要是说对了，你们会不会宽大处理我？”
商俊奎问：“那要看你说的价值。”
袁宏答道：“我们道上的人都说，那一帮子简直是人渣，咋能干那种事！挣点儿小钱花花，靠自己的技术能够养家糊口不就得了，跟公安作对，那不是死路一条。”
商俊奎问：“跟公安作对？谁跟公安作对？”
袁宏答：“掏包掏响了，还不赶快跑，竟然跟公安对抗，还把人家枪给下了，你说那人家能饶了他吗？”
商俊奎问：“是哪一帮子干的？”
袁宏答：“跟我一样，是碾子山人。”
商俊奎问：“我知道是碾子山人，碾子山南下作案的有几百个，你光说碾子山人我怎么宽大你？”
袁宏满脸的诚恳：“干部，我确实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干的。但是我敢肯定，肯定是我们碾子山人干的。”
商俊奎问：“你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好像这事跟你没一点儿关系似的。”
袁宏答：“不是我推，如果是我，我能推掉吗？你们能放过我吗？如果是我，如果是林中文，你把我俩拉出去枪毙！”
袁宏和林中文的口气基本差不多，他俩都很肯定地说，“3·20”案件是碾子山人干的，林中文还愿意以性命作保证。
刚刚有点儿希望的“3·20”案件，再次陷入了迷途。不过，侦查的方向应该说朝着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又进了一步。但是，小小的碾子山区，人口不过几万，而南下流窜作案的就有数百人。
是碾子山的哪一伙犯罪团伙所为呢？又是哪几个人干的呢？
对袁宏、林中文的审查结果当时就报给了我，本来对这两个人抱有很大的希望，但瞬间就化成了泡影。
此刻，除了压力，还是压力。“3·20”案这起震动全国、牵动着亿万人心的特大暴力案件，仍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
记得有一次，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问我：“在搞‘5·10’专案的那一年多，你什么时候感到最为苦闷、艰难？”
我不假思索地说：“在‘3·20’案件的线索没有明确下来的时候。刚刚抓到一点儿线索转眼就断了，几次都像进入了迷宫一样，思想压力很大。这不光是我个人，专案组的许多同志都有同感。当然，我的压力比别的同志大得多，因为我是前线总指挥。破不了案，人家不会说下面的侦查人员，也不会说我的领导，只能嘲笑我。当时，就连我那不满十岁的儿子王俊翔都说我没本事。”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些闲言碎语，当时，公安局机关议论我的就多了，有些人认为我肯定破不了这个案子。
“早就说他们弄不成事，你看怎么样，光一个‘3·20’案都破不了，更别说别的大案了。”
“打击流窜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成功的范例，就凭他们几个人，哼！还不是在那瞎折腾！”
“趁早收摊儿算了，免得更丢人！”
是啊！破不了案子，深感自己无能，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对不起这身警服，对不起头上顶的这个国徽，对不起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更不要说对得起人民群众了。
我当时还对那个朋友说：“你知道，‘5·10’专案对我们铁路公安意味着什么吗？坦白地讲，就我个人而言，干刑警近二十年了，没有干出什么大事。这前二十年，后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干刑警的就如同搞文学创作一样，如果写了几十年东西，没有一两个像样的作品问世，能说你优秀吗？话说回来，人这一生能有几个像‘5·10’这样的机会？碰上这个机会不好好干，或者没干出什么名堂，你说你能是一个好刑警吗？我这一辈子不图别的，只求能在自己的追求上干出个样儿来，不枉这一辈子。我经常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一句话问自己，为什么不是最好的？”
朋友颇有同感地点点头。
我要求追捕组把袁宏、林中文押解回郑州。
不是我不相信我的部下，对那些拒不招供或跟我公安机关耍滑头的案犯，我总想亲自接触一下他们。
三天后，袁宏、林中文被押解到郑，我组织专案组即对二犯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
我让审讯老手吴永胜上阵，在审查上也很有一套的张其刚配合他。
在前几天的审讯中，我始终没有露面，而是把自己关在那间简陋而又狭小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苦苦思索着……
东北三省一区的流窜犯大部分已被我专案组排查一遍，抓回来的这二十多人，虽然都是南下各帮伙的成员，有的是为首分子，也有的是经常在车上使用武力作案的，但就是没有发现“3·20”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这伙匪徒真的就在这小小的碾子山区吗？
袁宏、林中文他们究竟是不是“3·20”案件的嫌疑人？
如果排除袁宏、林中文是“3·20”案件的嫌疑人，那么他们的口供到底有多大价值？
从袁宏和林中文，特别是袁宏作案的特点看，这小子虽然身材矮小，但是有人反映他非常凶残，从这一点上看，很像是“3·20”案件的作案人。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就在这时，曹猴子专门在电话里向我反映，根据他这几天摸的情况，袁宏和林中文应该不是“3·20”案件的作案人。
那么，相不相信袁、林二犯的口供，意味着能不能把决心砸在碾子山，关系到专案全局的成败。
万一这个决策错了，不仅影响破获“3·20”案件的进展，还将给南下作案的各个帮伙以逃遁的机会，拖整个专案进度的后腿，给铁路治安留下一个更大的隐患。
必须把袁宏、林中文肚里的东西全挖出来！
正是在这几天，公安部刑侦局陈家瑞处长组织专门会议，点名我去北京参加会议。会议开得很短，主要是听取我的汇报，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代表公安部五局很严肃地说：“郑州‘5·10’专案组必须全力攻坚，限期把‘3·20’案这个堡垒攻下来！”
回来后，我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要求增加专案力量，为此，郑州铁路公安局又从郑州公安分局抽调赵玉斌等四名侦查员充实专案力量。
此刻，我依然站在中国地图前，仔细研究东北三省一区的地形，研究它们之间的距离和内在的关系。
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从现在掌握的各方面情况和线索综合研判认为，在东北三省一区这个重点之中，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是我们应该抓住的一个重中之重，因为从在押犯的口供中发现：“3·20”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大盗赵喜贵、钱振民都是从齐齐哈尔出道，现有抓获的二十多名案犯中，齐齐哈尔占了一多半。
而碾子山是关键的关键。
想明白后，我立即调整部署，下一步作战方针和指导思想是：把抓捕重点放在齐齐哈尔市，以此为中心，以碾子山为重中之重，向四面辐射，全面追剿“3·20”案犯及其他重、特大案犯。
夜色，轻柔地笼罩着中原大地，使整个城市充盈着夏夜的温煦。道路两旁法国梧桐树婆裟多姿的树影，被冰莹的月光投在马路上。
夜，安谧，温馨。
我准备打一个午夜攻坚战。
零点过后，郑州铁路审查站一个监号的铁门被打开，袁宏从号里被提出来。
袁宏随管教人员走进了那间他早已熟悉的审讯室。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宏，瘦小的个子，头尖尖的，脸尖尖的，下巴尖尖的，身高估计在一米六八。
进了屋，他感到今天的审讯升格了。
但开始问话的还是那个姓吴的预审员：“袁宏，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把你自己所做的和你所知道的都如实地讲出来。”
袁宏：“吴干部，我是老实交代的。下公安枪的事儿，的确不是我干的，再借给我三个胆儿我也不敢。”
吴永胜：“不是你干的，你说是谁干的？你肯定知道。”
袁宏低头不语。
我感到时机到了，我说：“袁宏，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们侦破‘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案件的决心。”
袁宏看着我点点头：“我知道，不破案你们肯定不会罢休。”
我冷笑了一下：“那就对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你们碾子山人一个也跑不了。”
他抬头死死地盯着我，好半天，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话。
我接着说：“就像你袁宏，我要查你八代！从你南下那天开始，跟谁在一起，作过什么案，无论是大案小案，我老账新账一起算！我就不信加起来你达不到三万元，达到三万元，我就要你的命！”我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应当很有穿透力。
袁宏头垂得更低了。
我感觉到刚才那一番话在他思想深处产生了震动，我步步逼近：“你们东北人都很讲义气，但事到如今，我看你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吴永胜接过话头：“袁宏，今天审讯你的可是我们专案组的前线指挥，你可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袁宏抬起头看了看我，欲言又止。
我接着说：“碾子山就那么大，谁做了什么事，在你们那个圈子里传得很快，大家心知肚明。”
袁宏好像很委屈：“领导，我……”
我打断他的话：“我什么我？每个人都知道，到关键时刻怎么保护自我。可是，你袁宏就不懂这一点，你觉得你讲义气，可是别人对你讲义气吗？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很讲义气，我这么多线索怎么来的？这么多人怎么抓来的？你怎么进来的？我怎么知道你那天就在那家台球厅里赌博？”
袁宏抬起头望着我：“我说出来，将来你们不会让我去对质吧？”
我笑了笑：“那是傻瓜干的事儿。”
袁宏肯定地说：“这个案子我敢肯定就是碾子山那帮子干的，里面肯定有刘艮波、李秀江，我敢拿脑袋担保！”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袁宏：“我在北京出事了，放出来以后，在北京就听说了。你相信我，这个情报肯定很准。”
我问：“出事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袁宏：“我和林中文在北京车站‘干活’时被抓住了，关在北京铁路公安局审查站半个月。不信你可以到北京铁路公安局审查站去调查了解。”
我问：“说的是实话吗？”
袁宏：“千真万确！有一句假话随你们怎么处理都行。”
再审林中文。
林中文的交代与袁宏基本吻合。
第二天，我正在研究两个人的口供，参加我专案组的北京铁路公安分局的张连文看到袁宏的名字，他问我：“袁宏也被我们抓进来了？”
我说：“是，正好你来了，你帮我查一下，3月20日前后，他和林中文是不是被你们局收了？”
张连文一听笑了：“就是我办的案件。”
这就说明，袁宏、林中文二犯不具备“3·20”案件的作案时间。
排除了他们二人作案的嫌疑，对他们的审查就变了一种策略。
还是我亲自审查。
首先，我承诺一定对他们宽大处理，甚至可以考虑放掉，但是我有条件，那就是千方百计提供更加准确的“3·20”案件作案分子的名单。此后，又连续提审，袁宏、林中文终于交代了七个“3·20”案件重大嫌疑人员名单：刘艮波、李秀江、郑松华、原非、石长朋、吴明涛、李兴亚。
第二天，郑州铁路公安局通知我回去开会，会议宣布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副局长李进永被提升为郑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会议上局长还宣布李进永副局长接替李学安副局长，主管刑侦工作，包括“5·10”专案组。“5·10”专案组的组长也改为李进永。
李进永是个很有修养的老刑侦，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品行很好，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基层工作经验，善于听取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无疑是对全局刑侦工作和“5·10”专案的再加强。
李进永在郑州铁路公安分局主管刑侦工作多年，我们是上下级对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职位比我高，提拔比我早，资历比我深，本来他是领导，但由于我在上一级主管部门工作，他常常喊我领导，口口声声向我请示工作。他的谦虚、睿智让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现在，他真的成了我的领导，我很高兴，也感到很幸运。我知道，在他手下工作一定很舒心、很愉快。刚宣布完，他就在第一时间找到我，向我了解刑侦科的情况，全局刑侦队伍的情况，存在的问题。那时，郑州铁路公安局管辖范围很大，号称全路第一大局，管辖范围跨越和涉及八个省的范围，其中三个省也就是河南、湖北、陕西全境，还涉及山西、山东、四川、甘肃、湖南，他对除了郑州铁路公安分局管辖以外的情况不了解。他还急切地向我了解当前全局刑事犯罪情况，采取的什么打击措施。他甚至还十分谦虚地对我说，今后全局刑侦工作怎么干，我都听你的，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我向他汇报了“5·10”专案的情况。他说，你尽管大胆干，放手去干，实际上你就是组长，该决策的你尽管决策，有什么问题都是我的。遇到什么问题只管跟我说，我能解决的肯定给你解决。
最后，他要求我，不光要全力以赴地抓好“5·10”专案，还要兼顾科里的工作。这可是个大问题，按照原来领导的安排，我是脱开科里的工作全身心地抓好“5·10”专案。现在让我还要兼顾科里的工作，我怕精力上达不到。
他说：“这情况我都知道，我刚到局里来，情况我不熟悉，我只能依靠你。”
我说：“还有科长和另一个副科长，还是别让我兼顾了吧？”
李进永副局长说：“我当然知道，但是你们科里的情况我了解，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我刚来，我不找别人，我就是要找你。你现在就去把科里的工作安排一下。”
我只能听从局长的指示。
我回到科里，分别给六个公安分局刑侦科科长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主管局领导变化的情况。刚打到第三个，武汉铁路公安分局刑侦科，一位副科长听说是我的电话，主动要求和我说话，于是科长把电话就给了这位副科长。
这位副科长问我：“王科长，你那专案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说：“不怎么样。”
这位副科长又问我：“你那‘3·20’绑架乘警的案子有头绪了吗？”
我说：“不能说有头绪，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这位副科长说：“王科长，你还记得两年前我们曾经破获过一个‘挂钩’公司的东北流窜盗窃集团案件吧？当时是湖北地方和我们一起办的，你有一次来检查工作，还专门听了这个案件的汇报，提出了要求。”
我说：“记得，那么大的案子我怎么会忘记。”
这位副科长接着说：“当时，我们找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分局，请他们出面找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帮忙，还是你打的电话。”
我说：“好像有这么回事，但是具体细节记不清了。”
这位副科长又说：“当时因为这个案子，他们配合得很好，我们结下了友谊，到现在一直有联系。昨天，他们来电话说，他们齐齐哈尔市有一个侦查员掌握的一个眼线，说可能知道‘3·20’案件是谁干的。”
听到这个情况，我很高兴，因为这个情况与目前我们侦查到的两方面的线索来源走到一起了，那就是“3·20”案件是齐齐哈尔人干的。看来，这个侦查大方向没有错。
我详细地向这位副科长了解了线索情况：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这位侦查员叫闻道合，是碾子山华安区公安分局的。
我立即向李进永副局长汇报，星夜派追捕组再次北上，由商俊奎带队。我向商俊奎交代：“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碾子山，一定要找到闻道合同志，摸清‘3·20’案件的确切情报。”
很快，追捕组到了碾子山，找到了闻道合同志。他说，我的这个眼线叫杨春，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他愿意把情报提供给你们，但事成之后，必须重奖他。
商俊奎当场答应了闻道合，并马上向我报告，我连夜反复认真地分析了杨春提供的情报。我认为，这个情报可信度很高，因为这个线人长期为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工作，他提供的情报一般很准确，久经考验。他提出要奖励的问题，原话是案件破获以后给他重奖，而破不了案他得不到奖励，所以没有必要编造假情报。
我立即给商俊奎打电话，给他的答复是：“答应他的条件，破案后重奖，现金不少于两千元。”
答复杨春的条件后，华安区公安分局闻道合同志安排杨春和商俊奎见面。
杨春说：“我和郑松华、吴明涛关系十分要好，我们经常一块儿南下，也一起作过一些案子。前几天，是他俩亲口对我说，他们一伙在郑州往南的一列客车上把乘警的枪给下了，还把乘警铐在了茶几上。除他俩之外，参与作案的还有李秀江、刘艮波等人。”
商俊奎说：“按照华安区闻道合同志介绍的情况，你多年来为他们工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和情报。也就是说，对你今天提供的情况，我们愿意相信是真的。但是不是真的，还只有等到把‘3·20’案件破了，才能证明一切。你能不能找到他们？”
杨春说：“我不敢打包票，因为他们说过要躲起来。不过，我会想办法找到他们。”
商俊奎说：“好，我随时等着你的消息。如果你把案子破了，不仅要重奖你，而且对你在铁路上作案的问题，我们也会宽大处理。”
杨春：“谢谢领导。”
商俊奎把他的以上意见汇报给我，问我怎么样？我说，就应该这样，按你答复的意见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