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车手之死

仲春的一个上午,阳光明媚,鸟语花香。

市公安局院子里的几棵白玉兰花开了。一阵微风将窗外的花香吹送进来,清香扑鼻,使人感到无比舒爽。

“嘟嘟嘟嘟……”桌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这里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猎神何钊拿起话筒说道。

“喂,猎神,东亭湖旁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名女摩托手冲进湖里淹死了。”话筒里传来东亭派出所所长罗刚的声音。

“什么?一名女摩托手驾车冲进湖里?喂!你确定是她自己驾驶着摩托车冲进湖里去的吗?”

“当然。湖岸离公路不远,尸体与摩托车都浸没在水里,不是她自己驾驶着摩托车冲进湖里去的,又该怎么解释?”

“那你们处理一下不就行了。”

“不行呀,她的母亲坚持说是谋杀,是她的女婿杀死了她的女儿。”

罗刚说。

“好吧,我们这就去现场。”何钊回答说。

何钊放下话筒,迅速收拾起桌上的东西,对他的助手赵忆兰说:“去东亭湖!那儿发生了命案。”

“好的。”赵忆兰回答说。

赵忆兰是一位二十多岁聪明热情而又机智勇敢的女刑警。她从警校毕业分配到江州公安局那一年,局长把她交给何钊,要何钊以老带新。

这几年一直跟随着何钊,担任他的助手。

因为路程较远,何钊驾驶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也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

东亭湖是江州著名的风景区之一,白天游人如云非常热闹。但由于距离市区较远,一到晚上便一片寂静人迹寥寥了。

罗刚一见何钊,就迫不及待地向他介绍说:“尸体是早上两位晨练的老人发现的。他们一发现就打110 报了案。”

“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吗?”何钊问。

“查明了。死者的身上有一部手机,手机的防水性能很好,在水里泡浸了一夜还能使用。通过机内储存的号码,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死者的亲属,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叫谢木兰,今年二十八岁,是申花实业公司的一名业务员。”罗刚说。

“死者的摩托车也打捞上来了。经检查,车子的转向与制动器都没有毛病,可以排除车辆故障这个车祸因素。”罗刚又补充说。

法医汤平也向何钊介绍说:“尸体腹内积水很多,确系溺水而死。

根据尸斑状况与胃内提取物的分析,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七点到八点之间。”

何钊点点头,问:“有死前与人博斗过的痕迹吗?”

“没有。死者所戴的头盔与衣服完好无损,手指甲内也未留下任何衣服纤维以及皮屑等物。”汤平回答。

“那么,胃里有酒精成分吗?”

“没有。”

“有巴比妥、安定、安泰乐等安眠药,或大麻、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以及其他的能使人昏迷的药物成分吗?”

汤平不觉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当然没有。你问这一些干吗?”

何钊指指湖畔的现场,说:“你看,这湖岸距离公路虽近,但也有五六米的距离。公路在这里又是直线,没有急转弯。一个没有醉酒、没有服用安眠药或麻醉药的神志清醒的人,又怎么会让摩托车驶离公路,越过那么长一段距离,冲进湖里去呢?”何钊解释说。

“原来是这样。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汤平笑着回答说。

此案看似简单明了,很像是死者驾驶摩托车操作失误,越过马路冲进了湖里,属于失足落水淹死。但何钊总觉得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湖岸距公路有一定的距离,且此处公路又未转弯,一个清醒的车手又怎么会让车子驶离公路,跨越那么长一段距离冲进湖里去呢?

死者的母亲与丈夫都已经传唤至现场,何钊便决定先对他们进行一些询问。

死者的母亲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矮小瘦弱,但精神却很矍烁。

“老人家,请节哀顺变!”何钊试探着向她了解说,“请您仔细回忆一下,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您女儿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烦躁不安精神无法集中?”

“没有,绝对没有。”她说。

“那么,她会不会是遇到什么挫折或打击,一时想不通……”

“同志!你是怀疑我女儿是自杀或是意外失足落水?”老人忽然打断他的话,愤怒地说道,“不!我女儿不是失足,更不是自杀。是他,是那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杀死了我的女儿,杀死了我的女儿……”

“你是说你的女婿万平吧?可是,您又凭什么这样怀疑他呢?”何钊问。

“凭什么?就凭他死乞白赖地追我女儿,不到两个月就一再央求我女儿与他结婚;结婚不到两个月,又急急忙忙地去给我女儿买人寿保险。这不,刚一买保险,我女儿就死了,他就能得到两百万元的赔偿……”

何钊听后一怔,忙问:“你是说你女婿为你女儿买了一份两百万元的巨额人寿保险,而受益人就是他自己?”

“就是这样。一开始他还瞒着我们。后来我女儿寻找东西,发现了两份保单,才知道这件事。”老人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拉住何钊的手,哀求说,“公安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还我女儿一个公道。绝对不要放过那个恶棍!”

“大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调查,还你女儿一个公道。”何钊说。

死者的丈夫万平,三十二岁,是华茂机电公司的一名职工。他中等身材、五官端正、仪态大方,给人一个诚实正派的印象。

“你能告诉我们,你与你妻子是怎么认识的吗?”何钊开始问道。

“当然。”万平点点头,开始说道,“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在这之前,我也曾在网上先后与几位姑娘聊过天,发现她们都很浅薄,没有一个可以与之深谈的人。后来遇到了她,很快就被她的聪慧和博学所吸引,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网友。

“后来,我又发现她勤奋好学涉猎很广,在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她心地坦**、见识不凡,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于是,我便将她视为红粉知己,开始了对她的追求。”

“听说,你们认识还不到两个月,你就频频向她求婚了?”何钊说。

“是的。我今年已经三十二岁,她也二十八岁,年龄都不小了。既然找到了心目中的她,就想尽早结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

“我还听说,结婚不到两个月,你就去替她买了一份两百万元的巨额人寿保险?”

“是的。不过,我并不是特地去为她买的。你知道,我在厂里是做产品维修工作的,经常要出差去外地。近来常有一些飞机失事、客车出车祸的报道,朋友们便劝我去买一份人寿保险。那一天,我去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劝我为自己的妻子也买一份。我说我的妻子长年在家,很少外出,买那保险干什么。她说你妻子总要乘地铁、乘公交车吧?总要在街道上行走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哪一天出了车祸,后悔可就晚了。再说,这是一款保本付息的保险,即使不出什么事,到了期限,也会还你本金,另外还会付一些利息,有什么划不来的呢?我一想也是,就为我妻子也购买了一份保险。”

“原来是这样。”何钊听后点点头,又问,“那么,你能告诉我,昨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也就是你妻子遇难的那一段时间里,你在哪里呢?”

“怎么,你难道还怀疑我,怀疑是我把我的妻子推进湖里去的吗?”

“请别生气!这只不过是例行的询问。在案子真相大白以前,任何人都有嫌疑。”

“昨天晚上我在厂里加班,帮二车间修理一台机器。你可以去问一下,二车间的人都可以为我做证。”他说。

“看来,这个万平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死者妈妈的怀疑恐怕不能成立。”结束询问以后,赵忆兰说。

何钊点点头,对她说:“事情还不能就此下结论。你下午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去这条公路的两头,把所有十字路口昨晚七点到八点之间的录像带都调来,查一查死者谢木兰昨晚是单独一人乘坐的摩托车,还是与别人一起共乘一辆摩托车?”

“你怀疑并不是死者自己驾驶着车子冲进湖里的?”

“是的。如果是前者,就很有可能是她自己驾车不慎而掉入湖里的。

但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另外一件事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去万平的单位查一查,看看他昨天晚上是否确实在厂里加班?”何钊说。

“好的,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何钊笑了,说:“别性急嘛!也不看看时间,都要吃午饭了,等吃了饭再去。”

下午,上班没有多久,赵忆兰就返回了局里。她把几卷录像带交给何钊,说:“找到了!在这几卷录像带里,都有死者谢木兰的录像。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与另一个人一起,两人共乘一辆摩托。在前面驾车的是一名男人,谢木兰双手扶着那男人的腰坐在后座。只是晚上光线差,那男人又戴着头盔,头盔遮住了半边脸,无法看清他的面貌。”

何钊将录像带放入计算机,荧光屏里果然出现了谢木兰的摩托车。

但摩托车一闪而过,根本看不清驾车人的面貌。何钊不甘心,又换了一卷录像带,但他一连换了几卷录像带,结果都是一样。他不觉叹了一口气,说:“这个男人是谁呢?会不会是她的丈夫万平?”

“不会。我去他们厂里调查了。万平昨晚确实在厂里加班,有许多人为他做证。他有不在现场的充足证明。”赵忆兰说。

“那么,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设法去寻找到这一个摩托车手。”

“可是既无面貌,又无姓名,这个人又应该怎么去找?”

“第一,这个人能驾驶谢木兰的车,驮着她去市郊,一定与谢木兰非常熟悉;第二,此人一定能从谢木兰的死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第三,此人一定会游泳,能够在落水之后挣脱谢木兰,独自游上岸来……”何钊分析说。

“茫茫人海,单凭这么三点去寻找一个人,还不是大海捞针。”

“也有一个简捷的方法,那就是去一趟移动公司,把谢木兰昨天的通话记录拿来……”

“你是说,在谢木兰昨天的通话记录里,会有那个人的电话?”

“那是当然,若不是事先相约,两个人又怎么会走到一起,坐上同一辆摩托车呢?”何钊说。

“没错,没错!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从移动公司回来了。她交给何钊一张单子,说:“昨天一共有三个男人给谢木兰打过电话。我都一一查实了,这三个人是张伟东、李宁与杨晓飞,都是与他们夫妻同乡、同学或是同厂的工人。”

“好!我们明天就去会一会这三个人。”何钊说。

张伟东,二十九岁,高大瘦削,待人热情,是谢木兰的中学同学。

“你与谢木兰很熟吗?”何钊问他。

“当然,我们中学同学六年,现在又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又怎么会不熟。”他说。

“前天你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是的,那是在中午十二点多钟。”

“能告诉我电话的内容吗?”

“当然。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着要在这个星期天聚会一次,我是打电话通知她聚会的时间和地点的。”

“你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什么,谢木兰死了?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他听后一惊,连连问道。

“就在前天晚上,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

“什么,她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这不大可能吧?”

“也许,并不是她自己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而是有人开车把她带进湖里,故意将她淹死的。我想,这个人应该不会是你吧?”何钊说。

“当然不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要杀她?杀了她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他抬头怒视着何钊,生气地问。

“那么,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你在哪里吗?”

“前天晚上我去彩霞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影片的名字?都有一些什么内容?”

“美国大片《盗梦空间》。讲的是一名催眠师将一个人催眠入梦,在梦中引导他放弃自己的财产继承权……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张那天的票根。”他说着把手伸进衣袋,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电影票。

何钊接过电影票一看,果然是彩霞电影院前天晚上七点二十分的电影票,座位是九排十二号。

李宁,三十一岁,长得比较矮小,人也有一点腼腆,也是谢木兰同一个公司的同事。

“你与谢木兰很熟吧?”何钊用同样的方法开始了他的讯问。

“是的。我与她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又是在同一个科室里,天天见面,怎么会不熟悉?”他的回答也与张伟东的回答大体相同。

“前天,你曾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是的,大概是在上午八点多钟。”

“是与她约会吗?”

“笑话!人家是有夫之妇,我怎么会与她约会?”他说。

“那么,你能把电话的内容告诉我吗?”何钊说。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我回乡下的老家去了一趟,正好那一天是老家赶集的日子,我便打个电话去问问,要不要为她带点什么东西。”

“你知道她已经死了吗?”何钊又问。

“知道。昨天我去公司上班,就听说了。唉!她怎么会把摩托车骑到湖里去了呢?”他说。

“如果不是她自己把车子骑到湖里去的呢?”

“你是说,是有人把她推到湖里去的?”他听后一怔,怀疑地说,“那不可能吧?那么好的一个人,有谁会对她下这样的毒手呢?”

“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吗?”何钊最后问道。

“前天我在乡下的老家待了一天,吃了晚饭才回来。老家离城里有几十里路,那一段时间我肯定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回答说。

杨晓飞,三十岁,长得比李宁高一点,是谢木兰的丈夫万平的同乡。

“你与谢木兰很熟吗?”何钊还是这样问道。

“是的。我与万平是老乡,来往较多,与他妻子自然也很熟。”

他说。

“前天,你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是的,那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要我打电话给她,问一问他们公司打折的**用品还有没有,我那朋友想买一套。”

“是吗?你不会是借这个由头与她约会吧?”

“同志,你想到哪里去了?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那么,你知道谢木兰死了吗?就在你给她打电话的那天晚上死了。”

“是的,我昨天听说了。唉!她怎么就会碰上这么倒霉的事,枉死在那么一个湖里?”他说。

“你是说,她不是自己把摩托骑到湖里去的,而是有人把她推进湖里去的?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这我哪儿知道。哎,哎,我可没说是有人把她推进湖里的,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他忽又改口说。

“那么,前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何钊又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前天晚上我一直在家里看电视。”

“就你一个人吗?”

“我还没有结婚,当然是我一个人。”

“那么,是没有人能为你做证了。”何钊说。

“笑话,在家里看电视,难道也要有人证明吗?”他说。

讯问完三人,一个上午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赵忆兰摇头叹了一口气,失望地说:“今天这一个上午算是白问了。”

“也不完全是白问,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与谢木兰的关系,知道了他们对谢木兰之死的反应。”何钊说。

“那么,你认为他们之中,谁最有可能是那个摩托车手呢?”赵忆兰问。

“那就要靠你去调查印证,甄别一下他们今天所说的话里面,有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了。”何钊回答说。

赵忆兰的调查印证工作花费了整整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回到局里向何钊汇报说:“我去了一趟李宁的老家。那一天他的老家那里确实是赶集,有不少人证明李宁那天确实是回过家,直到吃过晚饭才走。按时间推算,在案发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应该是在回城的路上。他没有作案时间。”

“嗯,这就减少了一名嫌疑人。”何钊点头说。

“我又去了那家彩霞电影院。那天晚上他们放映的也确实是美国大片《盗梦空间》,电影的故事情节也与张伟东所说的相符。只是在电影放映的那一段时间里,九排十二号的座位有没有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完全可以事先购买一张电影票而不去看,或者进去转了一圈又走了出来。至于电影的故事情节,他完全可以从别的渠道知道。因此,他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无效。”赵忆兰又说。

“嗯,这是一名真正的嫌疑人。”何钊说。

“杨晓飞虽然没有提出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但我还是去他的家里走了一趟。听他的邻居说,那天晚上他的房里确实有灯光,并且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电视剧的音乐声与对话声从他的房间里传出来。至于他本人是否在房里,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完全可以打开电灯、打开电视机以后再出去作案。”赵忆兰又说。

“不错,此人也值得怀疑。”何钊说。

“但是,此二人虽然都与谢木兰很熟,但也仅止于此,并没有进一层的关系,根本不能从谢木兰的死上得到什么好处。因此,他们虽然有作案时间,却没有作案动机。”赵忆兰说。

“你还忘了一个动机,那就是为人收买。”

“你是说,在他们的身后,还另有一名主犯?”

“是的,我怀疑这名主犯就是谢木兰的丈夫万平。两百万元保险赔偿金,那可不是一笔小数。”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立刻对此二人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们是一定会再与主犯联系的。”何钊说。

但案子随后的进展却很不顺利。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连十多天,他们对二人的监视却毫无收获。

然而,正当他们灰心丧气失望得想要撤下时,却监听到杨晓飞的一个重要电话:

“喂!你是晓飞吗?”

“我是。”

“钱伯来了!他要见你。”

“好的。什么时候?在哪里?”

“明天中午,百佬汇。”

“好的。百佬汇,不见不散。”

看来罪犯终于要碰头了。

听到电话录音,大家都感到非常兴奋。

“可是,百佬汇?他们难道要去美国见面吗?”赵忆兰犹豫地说。

“当然不是。你查一查,在我们江州是不是也有一家名叫百佬汇的餐馆。”何钊说。

“好的。”赵忆兰立即打开电脑,调出江州市餐饮业的网页查看起来。没有多久,她就高兴地说道:“找到了!还真有一家名叫百佬汇的餐馆,开在跃进路与秀江路的交界处。”

“好!”何钊高兴地一拍桌子,开始布置下一步的工作,“明天我们分两个组,一组跟踪监视杨晓飞,另一组去百佬汇蹲控,准备抓捕罪犯。记住,一定要设法监听到罪犯的对话,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以后再行抓捕。”

翌日上午十点多钟,杨晓飞就离家出门了。负责监视他的赵忆兰立即跟踪了过去。

但他走了没有多远,就拐进了一条小巷。等赵忆兰追进小巷,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那是一条与另一条小巷交叉的巷子。她站在十字巷口,一时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去追寻。

“喂!杨晓飞被我跟丢了。”赵忆兰只好拿出手机向何钊汇报说。

“怎么搞的?”何钊咕噜了一句,接着又说,“好吧,你立刻过来支援这一边。”

但百佬汇的蹲控也没有成功。他们从上午十点一直蹲守到下午两点,一直都没见杨晓飞与那个钱伯到来。

对这次行动的失败,何钊感到很气恼。他回到局里,拿出那个电话的录音,一遍又一遍地放着,苦苦思索着失败的原因。

“也许,这百佬汇并不是那家餐馆……”赵忆兰试探着说。

“不错不错,电话里是说‘明天中午,百佬汇’,而不是说‘在百佬汇见面’。”一句话提醒了何钊,他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起来。

“我想,这百佬汇应该是他们的一句暗语。”

“那么,这暗语又应该是什么意思呢?‘百’‘白’‘北’……”何钊忽然激动地一击掌,兴奋地说,“对了,它应该就是‘北郊,老地方,会面’。你快去查一查,在城北的郊区有什么地方适合罪犯们接头?”

“好的,我这就去查。”赵忆兰说。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拿来一张地图,指点着图上的一处地方说:“老师你看,这里有一座废弃的砖窑厂。”

“不错,这正是适合他们会面的一个好地方。我们立即去那里!”何钊说。

然而,等他们赶到砖窑厂,已经为时太晚,他们只在一孔废窑洞里找到了杨晓飞的尸体。尸体的胸前插着一把匕首,全身凉透,已经死去两三个小时了……

何钊看了一眼尸体,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说道:“立即逮捕万平!”

当天晚上,调查组就对万平进行了突击审讯。

“说说吧,你是怎么谋杀你的妻子谢木兰的?”何钊说。

“你们不是去调查了吗?她死的时候,我正在厂里加班,厂里的师傅都可以为我做证。我又怎么去杀害我的妻子?”他说。

“那么,就说说你是怎么杀死杨晓飞的吧?”

“什么?你说我杀死了杨晓飞?杨晓飞什么时候死了?怎么死的?”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北郊那座废砖窑厂里,被你用一把匕首刺死的。”

“不,不!公安你可别开玩笑。我没有杀杨晓飞,我干吗要杀杨晓飞?”

“是吗?我这里有一段录音,可以放给你听听。”何钊说着拿出一台录音机,把它放在桌上,打开开关,录音机里立即响起两个男人的声音:

“平哥,钱带来了吗?”这是杨晓飞的声音。

“带来了。”这是万平的声音。

“怎么只有一百万?不是说好一百二十万的吗?”

“我总共只拿到两百万。二一添作五,分你一半,已经够多的了。”

接着是一阵轻微的交接与清点钱币的声音。

“啊——”忽然发出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叫。

“一百二十万?哼!到阴间去花吧……”这又是万平的声音。

“这……”万平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惨白,哆哆嗦嗦地说,“你……你们是怎么录到这一段话的?”

“没有想到吧?今天上午,杨晓飞离家出门后,我们的一位同志与他擦肩而过,把一枚微型录音器粘在了他的身上。”何钊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