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牛李党争,搅乱朝纲

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不是被贬,就是性命不保,留在朝中的都是宦官的棋子。这些依附宦官的官员,又分成两个派别——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叫做“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的重大事件,唐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易,去此朋党实难!”

牛、李二党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关。考生录取为进士后,主考官与考生、考生与考生之间就形成了“座主”(主考官)、“门生”(录取的进士对主考官的自称)、“同年”(考生之间的称谓)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成为其以后在官场上拉帮结派的基础,而两党的上层人物亦在其中。牛党的主要成员有牛僧孺、李宗闵、杨汝士、李逢吉、杨嗣复、杨虞卿、李仲言、李固言、杜综、李珏等;李党的主要成员有李德裕、赵郡、郑覃、李绅、薛元赏、元稹、陈夷行、薛元龟等。

牛、李党争在唐文宗大和年间最为尖锐。党争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地位和权力上。唐朝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宰相是皇帝之下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因此,两党竭力争夺宰相之位,谁获得了宰相职务,这个党就在朝廷里扬眉吐气。唐文宗大和六年(832),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奉调至朝廷,文宗准备用为宰相。当时任宰相的李宗闵百般阻挠,但没有奏效。京兆尹杜综(牛党成员)向李宗闵献计,他说:“李德裕做官不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是经‘门荫’做官,他为此深为遗憾。如果让他当进士的主考官,他一定很愿意。”李宗闵不同意。杜综说:“不然任他为御史大夫如何?”李宗闵同意,因为这样李德裕就当不成宰相。但后来事与愿违,李宗闵被调出任江南西道节度使,而由李德裕任宰相。

唐朝后期,翰林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任翰林学士者,不仅可以多和皇帝接触,而且对朝廷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有相当大的权利。因此,牛、李两党都力争让自己的成员能进入翰林院,他们都极力排斥对方,哪个党在翰林院的人多,哪个党对朝政的决策力就强。大和八年(834)八月,文宗欲以李仲言为谏官,吸收进翰林院中。李仲言是牛党成员,过去因犯错误受过贬官的处罚,然后离任。宰相李德裕听说后,对文宗说:“李仲言过去所为,陛下一定全都知道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做陛下的近侍呢?”文宗质问道:“人犯了错就不容其改过了吗?”李德裕说:“仲言的恶,在于内心,怎么改啊?”文宗又说:“这是李逢吉推荐的人才,朕已经答应,怎能食言?”由于李逢吉也是牛党成员,所以李德裕说:“逢吉身为宰相,竟然推荐奸邪之人来误国,实在是罪人啊!”文宗提出,能不能再找一个官员来替代,李德裕回答:“不行!”由于李德裕过于意气用事,使文宗非常生气。九月,文宗下诏将李德裕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对调,李宗闵又回到京城担任宰相职务。李德裕不愿外任,请求留在京师。文宗改任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宰相李宗闵认为皇帝既下诏调李德裕外任,李德裕不应再留在京城。文宗无奈,只得下诏,让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

牛、李两党最突出的表现是政见不同,经常为一件事在朝堂上争执半天。大和七年(833)七月,当时李德裕执政,主张进士科考试内容应为儒家经典的“经义”和时务对策,反对考诗赋,唐文宗同意。不过,为时不长,至翌年十月李宗闵为宰相,李德裕外贬,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直到唐末,也未改变,这说明李党的这一主张已经过时。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以维州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受降。宰相牛僧孺担心开罪吐蕃赞普从而引起唐蕃不和,反对受降,唐文宗先同意牛僧孺意见决定不受降,后来又后悔。这件事牛僧孺判断失误,唐文宗也有责任。在对待河朔三镇问题上,牛、李两党的主张无大区别。大和五年(831)幽州军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其帅李载义作乱,文宗问宰相牛僧孺该如何处理,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会昌三年(843),泽潞镇不听朝命,唐武宗以此事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主张对泽潞用兵,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由于河朔三镇割据由来已久,情况很难改变,因而牛、李两党都主张姑息。而在对泽潞用兵一事,牛党也不反对,由此可见,牛、李两党争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权力之争。

唐武宗在位(841—846)时,将宰相李珏、宰相杨嗣复(二人皆属牛党)罢免,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调回京师任宰相。不久,牛僧孺一贬再贬为循州(广东惠州)司马;李宗闵一贬再贬以至流放封州(广东梧州之东)。不久,将任过宰相的五个牛党成员从远州北迁。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湖南衡阳)长史、封州李宗闵为郴州(湖南郴州)刺史。此外,崔珙、杨嗣复、李珏等远州刺史都分别北迁。

会昌六年(846),唐宣宗即位后,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又把他贬谪到崖州(今海南)。不过,李宗闵于会昌六年(846)八月受诏,未离封州即死,牛僧孺在大中初年卒,大中三年(849)李德裕死于崖州。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点 评

唐朝的政治统治有两大问题——宦官当权和朋党之争。这对任何一个朝代都是非常不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这种争斗,就是这个朝代末日来临的一种警告。当然也有例外的,如清康熙年间,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党争被康熙妥善地处理掉。但历史上像康熙这样的帝王又有几个呢?

宦官之害当推为封建社会之首。受过宦官之害的不止唐朝一个朝代。

事实证明,所有宦官当权带来的都是坏的结果,宦官势力一旦形成,就很难消灭,这也是很多朝代开创之初就订立严禁宦官干预朝政的原因。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官员之间为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大有人在,但当其发展到群体性的“朋党之争”时,危害就明显增强了。唐王朝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受藩镇割据的侵扰,另一方面还要受宦官当权的危害,再加上朝廷里“朋党之争”,这些问题将唐王朝搅得乱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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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宰相制度

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

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和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

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兼右仆射,不加“知政事”身份亦为宰相。李世民即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627)起,其他官员履行宰相事务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履行宰相事务;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行使宰相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