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明的经济文化政策

唐朝从贞观初年到开元末年，经过100多年的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达到了全盛时期。一个小的县城也有万把户人家，稻米十分油润，大米也非常洁白，公家或私人的仓库里都装满了粮食。全国各地都很太平。出远门再也不必挑选好日子，齐鲁生产的丝织品一车又一车在各地畅销，男子养牛耕种，妇女采桑养蚕，大家安居乐业。

在生产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开元年间物价较为低廉平稳。开元十三年（725），“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至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物价低廉平稳对社会的安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唐朝户口亦逐渐增长。在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万，贞观时增至30万，永徽三年（652）上升至380万户，神龙元年（705），全国有户615万，有人口3714万。而到开元、天宝年间，人口增加更快，在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户数增至891万，人口达5291万，这是唐朝人口统计的最高数字，由于有相当数量的人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数要低。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1300万至1400万，按一户五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6000万至7000万人。垦田面积据其估计约有800万至850万顷左右。

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开元二年（714），他命戴谦开掘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50里的甘泉渠、25里处**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当时引水灌溉的田地面积达千余顷。

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唐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赋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玄宗采取了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局面。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并抵御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义仓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农。而义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贷种。

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有毛驴可供客人选租，数十里之内必有驴驿。南起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富商大贾空前活跃，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国力也空前强盛。

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帝王，对当时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不无影响。玄宗特别擅长音律，使得当时的音乐舞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盛唐诗歌最为后世称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杜甫等，都是光耀千古的诗坛泰斗。他们在诗中歌繁华、吟出塞，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他如书法、绘画、雕塑、陶瓷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这些在以后的章节详细介绍。

唐玄宗前期，国家政治生活像唐太宗、武则天时期一样，保持着相对宽松与开放的面貌。也正是因为有了从初唐至盛唐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所以，在进入中唐以后也出现了像初、盛唐时的魏徵、姚崇、宋璟那样敢于讲真话的贤臣名相，和一大批敢于评论当时政局的官员和文人，如颜真卿、刘晏、杨炎、陆贽、王叔文、杜黄裳、李绛、白居易、斐度、孟简、王涯、李训、郑注等。举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任左拾遗的白居易能够屡屡当面纠正宪宗过失，指斥“陛下错”而不至于获罪。

那时，由于政治相对比较清明，文禁较为宽松，所以诗人群体对于皇帝与朝廷权贵的批评大抵都是直抒其言，无所忌惮的，有时甚至达到嘲讽挖苦甚或侮谩的地步。即如白居易任左拾遗之前的元和元年（806），他在盏至县（今陕西周至）任上，就曾写下著名的《长恨歌》，公然拿玄宗与杨贵妃情事开涮，以“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李商隐也在《马嵬》诗末尾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也是讽刺玄宗贵为天子多年，却保不住爱妃，反倒不如普通百姓能够夫妇长相厮守。如此群体性地张扬皇帝隐私，亵慢帝王尊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大概只出现在唐代！

“开元盛世”是唐朝百余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它的出现与唐皇朝统治者也有很大的关系。但随着唐玄宗统治趋向腐败，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也进一步暴露出来。

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皇帝，他前期的成就与后期的反差判若两人，他把唐王朝推向了顶峰，也为唐王朝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点评

唐玄宗到底不是唐太宗和武则天，他的“开元盛世”，“守成”的意味多于“创新”。而“开元盛世”所以能达到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顶峰，并非他比唐太宗、武则天两位先辈贤明和有能力，而是借乘了他俩已开启的顺风船罢了。他在进入开元后期便渐生骄奢之心，开始享乐，以致“视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在政治上开始听不进反面意见，连续重用奸佞小人李林甫与杨国忠为相，军事上任用骄横跋扈、野心勃勃的杨思勖、安禄山等为主帅，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唐朝由此从极盛的顶峰开始下落，出现藩镇割据，盛唐局面从此结束。

尽管如此，唐朝自太宗、武则天以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经济方针和人文传统的余威还在。玄宗以来的十几代皇帝从总体上看，大多能努力以“贞观之治”为圭臬，在日益复杂和加剧的各种矛盾中奋力周旋、抗争，力图做中兴之主。因此，盛唐以后，社会经济的总水平，是在一条缓慢下降的曲线上大体维持着一个仍显繁荣的格局。如果再拿唐朝与之前及之后的历代王朝相比，时间跨度不到300年的唐朝的综合国力则毫无疑问地当属整个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历史上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