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常侍之乱与董卓入京
“十常侍”只是一种习惯上的称呼，实际上应该是十二常侍。灵帝时，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故世称“十常侍”。在“十常侍之乱”中，其罪魁当是张让。
张让，颍川人，其出生时间不详，死的年份却十分明确——公元189年，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宫廷政变。张让少时在宫中做事，那时他结识了赵忠，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桓帝时，张让为小黄门，赵忠则因参与诛杀梁冀一事，被封为都乡侯，不久黜为关内侯。也许是赵忠的关系，此后张让的名字也开始频繁地出现于历史文集之中。到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此时的两人已经与大宦官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
十常侍封侯贵宠，灵帝朝又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时期，所以十常侍在当时可以一手遮天，其父兄子弟布列州郡。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重新启用官僚士大夫。获得参与朝政权力的士大夫们立刻开始对宦官进行攻击。郎中张钧上书说：“黄巾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其实在东汉末年，无论是宦官，还是皇帝、外戚以及其他豪强地主，无一不对底层百姓进行剥削，张钧的上书只是指出了导致黄巾之乱的一个原因而已。张钧在上书的最后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以平息民怨。
农民起义早在安帝时期就不断爆发，这是东汉豪强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杀几个宦官又怎么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呢？张钧上书的本质实际是想趁黄巾之乱，灵帝需要依靠豪强力量的时刻，借机除去宦官而已，这里有着几分要挟的成分。而事实上豪强要远比宦官对皇权更具有威胁。宦官毕竟是无根之人，又多出身卑贱，他们无论如何恶性发展，都只能借皇帝的手来指挥一切，不可能取代皇帝，这其中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皇帝是天子，天子可以不论出身，却绝对不可能是不男不女之人。灵帝看过奏章后转给张让等人。张让等人见到后无一不为之变色。要是平时，这种奏章并不是大问题，灵帝也不会过问太多。但此时黄巾军已把东汉政权弄乱了，把宦官们所掌握的政权弄乱了，这一时刻如果出现问题就会相当麻烦。张让知道，灵帝在乎的不是张钧的上书，而是黄巾军。于是张让以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为条件乞求恕罪，灵帝听后，果然诏令十常侍照常办事，反过来却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中竟无一个好人？”细分析一下，这句问话本身就有问题，言外之意就是只要十常侍中有一个好人就可以原谅所有人，反过来说就是汉灵帝本人多少也知道十常侍中有人做不法之事。至于真实的情况，则是汉灵帝与宦官是同流合污的。张钧毕竟是一个文人，不懂得见好就收，他收到皇帝的批示后再次上书，坚持己见，而这一次，奏章直接被宦官扣下无法上报。恰在这时汉灵帝诏令，追查张角道者，张让等人就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说他正在学练黄巾道，将他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
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灵帝死，年仅十四岁的皇子刘辩即位，这就是汉少帝。刘辩即位后，何皇后临朝，何进被封为大将军。此时黄巾军主力早已经被消灭，在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外戚势力与官僚士大夫势力再一次结合，开始共同对付宦官。外戚与宦官终究是不能两立的。大将军何进本为屠户，出身卑微，何皇后全靠宦官势力才得以为后，可以说何家的势力能否稳定与宦官有着密切关系。但在利益面前，本就没有多少智谋的何进听了袁绍的劝说，有了诛杀宦官的计划。可是，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而何进的部下袁绍等人听说何进被杀后，则立刻勒兵杀进皇宫，杀了赵忠等很多宦官。张让等数十人只好挟持少帝出走，最后因被追无奈，皆投黄河而死。然而，又有谁会想到，随着这群祸国殃民的宦官的死，东汉王朝也走到了尽头。
原来，起初中军校尉袁绍建议何进杀宦官的时候，何进十分犹豫，他跑去跟何太后商量。何太后一来收了宦官的财物， 铜弩机二来她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和宦官的关系，所以无论何进说什么她也不答应何进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替何进出谋划策，劝何进秘密召集各地的兵马进京，迫使太后同意诛杀宦官。何进听后，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何进的主簿陈琳听后，看出了这其中的问题，他阻拦说：“将军手里兵马充足，要杀几个宦官就像炉火上烧几根毛发那样容易，可如果召外兵进京就好比把杀人的刀交给了别人，到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完全控制得了的了。”何进没有听陈琳的劝告，派人给拥兵并州的董卓送了一封信，要他迅速带兵进洛阳，以诛杀宦官。
诛杀宦官本来是应该秘密进行的事，可何进却向百里以外的豪强求援，事情怎么会不泄露？结果宦官得到消息后先杀死了何进，而袁绍又杀了宦官。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宦官与外戚两败俱伤，而何进召来的董卓却已带兵到了洛阳，掌握了大权。
董卓，今甘肃岷县人，其父曾为颍川郡轮氏县尉。董卓所居住的地方，羌人与汉族杂居，他在少年时期就常与羌人往来，结交西北地区的豪强。董卓膂力过人，能左右驰射，因而在年轻时享有“健侠”的美名，并因此被任命为凉州兵马掾。东汉后期，由于汉族豪强对羌人的压迫，使羌人屡次起兵反汉，董卓便率六郡良家子弟参加了镇压羌人的战争，后累积功勋，被封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汉政府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张角作战，却被黄巾军击败，其官位也被免除。当年冬，凉州又发生了以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为首的羌汉各族的反汉起义。于是东汉政府重新起用董卓，派他协同皇甫嵩、张温等前往凉州作战。此时的董卓已经看出东汉朝廷腐朽无能，因此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指挥。当时孙坚劝身为统帅的张温、皇甫嵩以军法斩董卓，但两人都觉得只有董卓才比较了解西北地区的情况，所以没有同意。汉政府也看到董卓跋扈难制的一面，曾试图调他回朝为少府，解除他的兵权，而董卓以部下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软弱的汉政府对他也无可奈何。公元189年，东汉朝廷调董卓为并州牧，令他把部队交皇甫嵩，结果又被他拒绝。何进欲召董卓入京协诛宦官时，何进的部下郑泰就曾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可何进未能采纳，反引狼入室，终铸成千秋大错。
董卓入京后，凭着自己强大的军事势力，专擅朝政，首先废掉了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刘协即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随后，董卓又毒杀何太后和废帝刘辩。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汉献帝刘协确实要比刘辩聪明，但董卓私自废立帝王，擅杀太后的举动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掌控朝政提供方便而已。董卓废帝弑后的行为自然不会得到豪强们的认可，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正好为他的敌对者提供了讨伐的口实。
董卓虽是个粗暴的武夫，但他也明白撇开士大夫将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在他掌权后不久，就征用了才学与名望俱高、屡遭阉党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后，“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除蔡邕外，董卓还重用名士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士人。但即便如此，仍掩盖不了董卓的残暴面目。《三国志》的《董卓等传》载：“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所以，尽管董卓对士大夫十分优待，而士大夫们却是绝对无法和一个强盗真诚合作的。董卓专政后，袁绍、袁术、曹操等都先后从洛阳逃出，开始了积极的反董活动。
公元190年，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州郡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组成同盟联军，向洛阳挺进，他们的军队，多者数万人，少者数千人。
而就在此时，董卓的后方也出现了动**。公元188年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太等已在西河白波谷重新起义。公元189年十月，白波起义军挺进河东，其人数已扩大到十余万人。董卓令其女婿中郎将牛辅率军前往镇压，与起义军僵持不下，久难取胜。就在这时，关东联军兴起，董卓见联军声势强大，担心白波军再趁机渡河南下，截断自己往关西老巢的退路，于是决定把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公卿大臣听说后，多持反对意见，董卓本已因自己所封拜的东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而十分恼火，此时见大臣反对迁都，就露出了本来的凶相，杀死了替袁绍等人说话的伍琼、周毖，并免去了杨彪、黄琬等的三公职位。不久董卓诏令屯兵于扶风的左将军皇甫嵩回朝。皇甫嵩回朝以后，洛阳以西就再无有能力反抗董卓的人了。解除了后顾之忧，董卓便于公元190年二月，强迫献帝及群臣西迁。洛阳城内外百姓数百万口也被迫随献帝向长安迁移，一路之上，他们或被董卓车骑践踏而死，或因饥病交迫被累死，倒毙的百姓不计其数，积尸遍野。董卓在撤离洛阳前还下令纵火焚烧了洛阳二百里内的宫庙、官府以及百姓的居家，更命吕布挖掘了诸帝及公卿陵墓，尽取墓中珍宝。数日之中，董卓遣将四处掳掠，将历经了近二百年风雨的东汉京都洛阳变成了一片焦土。
董卓的这些恶行正是倒行逆施，令其大失人心，在此情况下，本应被联军一战击溃，但东方联军内部却也是矛盾重重。曹操在后来回忆的诗中写道：“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在当时讨董联军中只有曹操与孙坚两人是积极与董卓对抗的，其他将领不是没有率领军队的才能，就是想趁机扩张领土，他们更多的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样的联军也就自然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东方联军在攻到酸枣附近后，就开始互相观望，按兵不动。在当时，唯有曹操单独带着五千人马，向成皋进兵。曹操军于汴水受到董卓部将徐荣的拦击。徐荣兵多，而曹操孤军挺进，自然不是徐荣的对手。经过激战后，曹操战败，只好退回酸枣。而此时在酸枣的联军将领们却每天喝酒作乐，根本没有一个人想要讨伐董卓。曹操见此情景十分失望，知道无能为力了，只好自带所剩兵马脱离了联军。
孙坚原为长沙太守，因他出身地方豪强，名望不高，讨伐董卓时，他率军进至鲁阳后就投靠了袁术。袁术于是控制了南阳，表孙坚为破虏将军。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孙坚军与董卓军战于梁县，先败后胜，杀死了董卓的都尉叶雄。当时东方联军在与董卓军的交战中多被击败，唯有孙坚能胜董卓。袁术见孙坚如此英勇，担心孙坚力量壮大之后难以驾驭，于是停止调运军粮给孙坚。孙坚见状，立即骑马飞驰去见袁术，他对袁术说：“我所以不顾生死地与董卓战斗，一是为国家讨贼，二是为将军你报仇，并不是我与董卓有什么冤仇。可将军你却听信小人谗言，怀疑起我，这是什么道理啊！”袁术听了孙坚的话自知理亏，就下令重新调发军粮给孙坚。不久孙坚连胜董卓与吕布，攻入了洛阳。在洛阳，孙坚祭扫了汉氏宗庙，在城南甄官署里的井中得到了传国玺。随后又在新安、渑池间击败董卓。这以后，董卓军退回到了长安，孙坚于是返回洛阳，把东汉各帝陵墓修理一番后退回了鲁阳。
董卓西去后，关东联军解除了西顾之忧，其联盟也随之瓦解，各豪强先后撤兵，回到自己的领地，然后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一个群雄逐鹿的乱世由此开始。另一方面，董卓到长安后不久，即被王允与吕布所杀，随后董卓的凉州部将发动兵变，攻入长安，先击败吕布，而后杀死王允，长安就落到了董卓的部将李傕与郭汜之手。
点 评
翻开历史文献，尤其是近现代的历史文献，其中谈及宦官的文字多为贬义，或言宦官人格因受刑而扭曲，或言宦官乱制，或言宦官猥**，或言宦官虐民，总之是很少能听到好话。读者也多是读读而已，得一知半解，就以为已知，人云亦云，拿人家的理论说事，不分青红皂白。
其实，古往今来，无论是宦官还是外戚，或是豪强地主与士大夫，只要不能完全获得政权，就一定会祸乱朝纲。因为党同伐异，没有完全获得政权，就说明有异己力量，政治斗争往往就是充满了血腥。而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天子，是无法取代的权力象征，无论是哪一派的势力，都必然要承认皇权的至高无上，即使其权利已经凌驾在皇权之上，只要自己不是皇帝，就不能无视皇帝的存在。这样一来，所有的党派斗争就只能围绕着皇权转圈了。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是宦官还是外戚，抑或是豪强地主与士大夫，只要取得了权力，就一定会想守住权力，可他们又不是皇帝，用一句老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能做皇帝，所获得的权力无论有多大，也只是暂时的，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必然会被新的天子所依靠的新人所取代。东汉王朝的宦官也好，外戚也好，其动**的变化多在改朝换代之时的原因就在于此。比如说，王甫和侯览都是和帝时所倚重的大宦官，在灵帝即位初期他们虽然也得到了重用，但最后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就说明在宦官内部也是存在争斗的，这一点同外戚集团或豪强地主集团、士大夫集团内部的争斗是一样的。
而至于说到人格的扭曲问题，无论是被阉割的宦官，还是身体正常的士大夫，其中都是有光明磊落的君子与下流无耻的小人的。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就记述了宦官吕强的事迹。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
年少时入宫为小黄门，后迁为中常侍。吕强为人清忠奉公，曾上书劝灵帝要“非功臣不侯”，不要封宦官为侯，又劝灵帝施行节俭裁减宫女。吕强还向灵帝揭露了王甫、侯览、张让等宦官的恶行。黄巾起义后，吕强还曾向灵帝建议过重新起用党人。吕强为人耿直，也因此得罪了赵忠和夏恽等人，后来赵忠、夏恽等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以致吕强被迫自杀。其他的例子也不用多举，如吕强这样忠君的宦官在历朝历代都有，而且不是少数。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又多记宦官的是非，而少述宦官的德行呢？其实在古代文献中对宦官的记述还是比较公正的，否则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宦者的事迹也就不会被我们今天的人知道了。问题多出在近现代白话史书中，今天的普通人又多不读古文，读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评论，也就自然会有错误的理解了。而对于近代白话文历史书中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就不是本书所能涉及的范畴了，这里只是顺便一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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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小传
董卓（144—192年），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早年为汉将，在西北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后来又参加讨伐黄巾起义，虽然数次兵败，但依然升为前将军，掌管重兵。董卓拥兵自重，驻兵于河东，不肯接受朝廷的征召，因不愿放弃兵权。当时正逢京城大乱，何进被杀，董卓于是趁机进京，控制了政权。之后董卓废掉汉少帝，立汉献帝，关东诸侯联盟讨伐董卓，董卓放弃洛阳，移都长安。
董卓完全就是一个强盗坯子，他虽然掌握朝权，却实在没有安定天下的大志。他西归长安前，就自封为太师，位居诸王之上。到了长安，公卿迎拜，董卓也不还礼，俨然自己就是皇帝。而他所乘的车子则与天子御驾一样华丽。董卓还在郿县修建了与长安城等高的坞，号称“万岁坞”，内多积粮谷，足够三十年食用。用董卓自己的话就是“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遗憾的是，从古到今，危险永远隐藏在安逸之中。董卓自以为自己很安全了，残忍嗜杀的习性至此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当时，大臣讲话稍不合董卓之意，即被董卓杀害。对战争中的俘虏，他更是以惨不忍睹的方式折磨与屠戮。这样一来，董卓专政没多久，就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了。
当时董卓最倚重的朝中大臣是王允。王允是并州祁县人，“少好大节”，素有名誉。董卓入洛阳时，王允为河南尹。后董卓召王允为尚书令。公元190年，董卓又升王允为司徒，领尚书事。献帝西迁时，董卓留镇洛阳与东方联军对峙期间，朝政全由王允主持。由此可见，董卓是多么信赖王允。然而，王允对董卓却是佯作尊重，实际上一直都在寻找着消灭董卓的机会。
董卓有亲信部将吕布，与王允同为并州人。吕布善骑射，膂力过人，号称飞将，初为并州刺史丁原手下。灵帝死，何进召董卓与丁原进京，谋诛宦官。董卓进京后想要掌握朝政，于是用计诱吕布杀死了丁原，将丁原的军队也全部收编。董卓十分宠信吕布，两人誓为父子。董卓自知有很多人想要他的命，就让吕布卫护左右。可是董卓的脾气毕竟是太糟糕了点，发起火来就什么后果也不考虑了。有一次，因一件小事，吕布惹怒了董卓，董卓就立即以手戟掷布，幸亏吕布眼明身捷，躲闪了过去，否则就会当场毙命。另外，吕布又与董卓的侍婢私通，所以总是担心被董卓发觉，日夜不安。有一天，吕布把董卓向他掷手戟的事向同乡王允说了，恰王允正在谋诛董卓，于是离间吕布与董卓之间的关系，要吕布除董卓，为汉朝建立奇功。吕布听了王允的话也动了心思，可还是摇头说：“但我们毕竟是父子啊！”
王允认真地说：“你姓吕，与他本不是骨肉，现在担心被杀都顾不上，还谈什么父子？他掷戟的时候，可有过父子之情吗？”吕布听后，于是下了诛杀董卓的决心。
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的四月，时献帝有疾初愈，群臣都去未央殿朝贺，董卓也乘车入朝。一路上步骑夹道，戒备森严，但董卓却不知道危机已经隐藏在了他的周围。此时，吕布早已让他的亲信李肃率勇士十余人，伪装成卫士，埋伏在了董卓入宫的必经之路——北掖门内。董卓乘车行入北掖门后，李肃立即挺戟刺向董卓，董卓在朝服内穿有重甲，结果李肃只是刺伤了董卓的一只手臂。董卓受惊后从车上掉了下去，他抱住被刺伤的手臂高喊：“吕布在哪里？”吕布听到董卓的呼喊后立即冲上前说：“有诏命我讨杀贼臣！”
董卓一见此情形，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气得大骂说：“你这狗崽子，竟然敢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话音刚落，吕布已用长矛制住了董卓，随后令士兵砍下了董卓的头。一世枭雄也好，一世暴徒也好，总之董卓就这么被他的养子杀死了。
董卓一死，长安的很多官吏与士人都为之高兴，百姓歌舞载道，买酒肉摆宴庆贺。王允的动作也很快，他得知董卓已死，马上派皇甫嵩带兵去郿坞攻董卓之弟董旻。董旻战败，董卓的母妻宗族全被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