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法自毙

正当商鞅一意改革，而旧贵族们随时都在伺机反击的时候，秦孝公在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太子驷即位，开始称王，即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们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虞等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商君欲谋反！”

惠文王与商鞅早有嫌隙，于是下令逮捕他。商鞅闻讯后立即出逃，到达边境的时候，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店。但商鞅没有证件，店主也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的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人，店主要被问罪的。”

商鞅这才感到自己新法的弊端，长叹一声说：“唉——，法令严也有这样的弊端啊！”

历史在这里好像跟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得自己无处藏身。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打败魏公子昂，同时又担心如果商鞅入境，强大的秦国会进行商鞅画像

报复。

商鞅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准备率领从属和邑兵对抗惠文王。然而，秦国自变法以来已经建立起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国君拥有集中指挥调动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调兵。最终，商鞅被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商鞅全家也遭到灭顶之灾。

点 评

商鞅以变法在秦国政坛崛起，从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38年，可谓叱咤风云20年。然而，商鞅最终因坚持新法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不过，如果我们抛开个人生命的得失，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他的价值，还是要为商鞅感到庆幸的。

在商鞅变法的近20年里，秦国空前地富强了起来，不仅收复了戎、狄等许多地方，而且各诸侯国也一改过去鄙视秦国的态度，纷纷向秦孝公祝贺，连周天子也给予秦国国君以特别的礼遇。尤其重要的是，商鞅人虽亡却政未息，他的变法在秦国推行了21年，已经深入人心，连妇孺都能“言商君之法”。因此，商鞅死后新法的根基并未动摇。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之后，也没有任用公子虞等宗室贵族，仍然坚持商鞅变法时所确立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尊华”的原则，在其统治的27年间，使秦国继续走向强大。从总体上看，商鞅推出的许多政策，后来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国策和制度中。他变法时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用到秦朝灭亡。从这一商鞅戟

点上说，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他比吴起的机遇好，有较长的时间变法改革，从而获得了成功。同时，从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还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能否推广和持续下去，能否走向成功，与是否有一个开明的君王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

商鞅以铁腕手段推行变法，刻意制造出一种绝对服从法令的政治气氛，用暴力镇压反对派，又主张轻罪重刑，以求大治。这一切，既与商鞅信奉的法家理论有关，也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司马迁曾说，商鞅“天资刻薄之人也”。有意思的是，信奉法家理论的人，在个性特征上也往往与商鞅比较接近。这似乎可以说是观念造就了人，也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不过，平心而论，大凡在中国古代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的人士，都有超乎寻常的果敢、刚毅、倔强乃至偏执，绝不会是“温柔敦厚”之士。宋代王安石也是有名的“拗相公”，他十分敬仰商鞅，曾作了一首诗《咏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从这里我们似乎体悟到，变法需要商鞅这类果敢而“刻薄”的勇猛之士，有锐意的思想并以偏激的方式加以推进，非此类人，不足以冲破旧传统罗网的束缚，也不足以承受因反对旧习俗、旧观念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史书记载，由于推行新法，商鞅招致许多旧贵族及民众的怨恨，以致有生命危险，需严加提防。商鞅每次出门，必须跟随保卫车几十辆，让武装卫士旁车而行。秦孝公的变法，得以由具有商鞅这种心胸和脾性的人来加以操作，才能冲破阻力，顺利地实施。不然，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而归于失败。

但商鞅之法导致以后秦帝国昙花一现的强盛，也暴露了这种苛法的局限性。好的法律必须合乎人道，合乎人类故有的本性，不然它就会被人类的自由所摧毁，而不管它有多么强大。这是社会进化史对法治政治的启示。

秦·铜方升

合纵连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