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独治天下的人性症结

秦王政在解决嫪毐问题时，不失时机地扳倒了吕不韦，以后又步步紧逼，直至将吕不韦逼到绝境，并最后彻底地将吕不韦集团清扫干净。在这场残酷的权力之争中，并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两强相争、互相拼杀的状况（如前面嬴政与嫪毐的争斗），而是以一方逼杀，一方退让完成整个过程。

争斗中的一方——吕不韦，从被免去相国，到“就国河南”，继而迁徙蜀地，最后饮鸩而死，一直“逆”来“顺”受，未加抗争。从当时吕不韦所拥有的威望和势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较量，然而他没有。这或许是为了顾全秦国国家利益和统一事业这个“大局”，也可能是因为忌于骨肉之亲。总之，他没有选择抗衡和相残的对策。

从吕不韦试图影响嬴政，奠定秦国未来的政治策略，到甘愿退出政坛，最后以自尽了断，这一转变和结局，既出于无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秦始皇像

了长者（同时也是智者）对后辈的一种忍让，并多少表露出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气度。

而斗争的另一方——秦王政，则表现出残忍无情、自负独尊的品性。

从那张给吕不韦的诏书，可以看出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居心。“君何功于秦？”如此质问，如果是发于吕不韦初为相时，还有些道理。但在吕不韦已任三朝相国，并将秦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之后，谈吕不韦无功于秦，显然是无视事实。“君何亲于秦？”这样发问也不近情理。如果吕不韦真是嬴政的生父，那嬴政如此说话，表明他是毫不顾惜骨肉亲情的。如果吕不韦不是嬴政生父，但看在吕不韦立子楚为嫡嗣的分上，也不该把话说得如此绝情。

吕不韦和嫪毐无疑属于两类人，然而嬴政对他们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嫪、吕两人的处置，体现出嬴政复杂个性的两个方面：勇毅、果敢与残忍、暴虐。这种个性，无疑建立在其独擅权势的强烈欲望之上。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往往离不开家庭、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嬴政亲政后的表现和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有必要联系他早年的身世加以分析。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军事家尉缭对秦始皇有一段评价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准，鼻子；膺，胸。后两句的意思是：居俭约时易以谦卑，而一旦得志，也容易啖食人。）据此，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曾作如下分析：“这里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鸷鸟膺’，即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而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发生的。有这三种症状，可以得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种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歧视。”（《十批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秦始皇幼时受人轻视，是有根据的：当年秦、赵两国交恶后，子楚即随吕不韦逃回秦国，而嬴政母子则寄居在赵国。既然是寄人篱下，嬴政母子就难免受人轻视，甚至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忍气吞声地生活。后来回国后，嬴政继承王位，但身为太后的母亲（即赵姬）却长期与吕不韦、嫪毐私通，自然很少给予嬴政母爱。

因此，郭沫若又进一步分析说：“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郭沫若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对秦始皇所做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秦始皇个性的形成。概而言之，幼年时的嬴政身处异国他乡，遭人冷视，备尝生活的艰辛，以致在生理上留下缺陷；回国即位后，孤寂的心灵仍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滋润，而母亲的所作所为，又滋长了他仇视和嫉恨的心理。这一切，对他日后形成孤僻、多疑、独断、残忍的个人品性和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的强烈欲望有很大的关联。

点 评

秦王政在亲政之初，便勇毅果敢地平定了嫪毐之乱，清除了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同时暴露出了其独断专行、残忍、暴虐的个人品性，这种人性素质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联。而吕不韦大集群儒而作的《吕氏春秋》，企图把它作为新时代的政治纲领，但终因秦王政的拒绝而失败。

吕不韦本想培养出一位完美的君王，结果却事与愿违，最后在无奈与失望中自尽。

又是什么使他的良苦用心失败的呢？言传不如身教。吕不韦与太后的暧昧关系，又因招进嫪毐而更趋复杂，使“仲父”的权威在少年嬴政心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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