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除吕不韦集团

秦王政在处置嫪毐势力集团的同时，也向吕不韦开了刀。具体时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也就是平定嫪毐之乱的次年。而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在其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开始调查嫪毐的罪行，并牵连到了吕不韦。由《吕不韦列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镇压嫪毐的叛乱活动中，秦王政起用了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没有让声名赫赫的右相吕不韦出马。

于是当嫪毐之乱被平定下去后，吕不韦也因连坐被免去相国一职。吕不韦为何受牵连，《史记》中没有明言，但从《史记》上下文以及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看，似乎不难寻找到答案，由于假宦官嫪毐是吕不韦一手炮制出来的，按秦法规定，任人不当者要受处罚，作为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当然难辞其咎。

总之，《史记》告诉人们，吕不韦是受连坐而被罢相的。也许，当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马迁不过是做了一个实录。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在秦王政罢吕相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有必要追溯到嬴政亲政前一年秦国发生的一件事。

秦王政八年的一天，在咸阳的市面上公布了一部书，这就是吕不韦组织其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在将此书公之于众的同时，吕不韦还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为：

“欢迎对拙著给予指正，谁若能增、损一字给予千金的赏赐。”

城门边上果真放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吕不韦的这一举动，好比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了一块巨石，整个咸阳城的人心都被拨动了。千金，这可不秦铜铍

是一个小数目。按以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之后的标准，一镒（二十两）金子为一金，千金就是两万两金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秦国统一的度量衡为基础而加以推行的，故前后的差别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吕不韦以如此巨大的金额来奖赏能增、损《吕氏春秋》一个字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咸阳城里，人们是如何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在公布《吕氏春秋》的市面上又是怎样的人头攒动，争相阅读。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激动的人心渐渐归于平静，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可以增、删这部书的一个字。难道《吕氏春秋》真的是毫无瑕疵，连一个字都无法更改吗？或者是咸阳城里人们都不行，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挑这部书的毛病？

都不是。事隔三百年后，汉代的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吕不韦权势炙人，以他的名义公布的这部书，即使有人能挑出它的毛病，但有谁敢公开指出呢？王充之后一百多年，有一个叫商诱的学者，就挑出了《吕氏春秋》中的十一处错误，它们有的是字、句和称谓的错，有的是事实上的出入。用现在的行话说，这些都属于“硬伤”。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呢？

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想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政治图谋的举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吕不韦的真实意图，推测出来，不外乎两点：一是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是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二是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却没有达到。

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及思想倾向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在统治方式上，吕不韦主张德、刑并用，礼、法兼施，而秦始皇则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在世界观上，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却非常迷信，还幻想成仙。吕不韦主张“迁欲”，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纵欲主义者。在君主用权与个人作风方面，吕不韦既主张君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为，由臣下进行具体操作。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吕氏春秋》主张“顺民”“爱民”“宗族之本在于民”，君主要能上下通达，让人们说话，而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又听不得不同的声音，钳语、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虽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根子应该在嬴政亲政前即已埋下。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这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外，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种比帝王更英明，不时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恃君监·骄恣》中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无备招祸，专断位危，简士壅塞。

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招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

或许年轻的嬴政已经萌生出“骄恣”之态，也可能吕不韦对嬴政日后的暴虐行为已有某种预感，但无论如何，对吕不韦来说都是事与愿违。

秦王与吕相的矛盾，既有个人感情上的纠葛，又有王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还有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以嬴政后来专断、骄横的个性，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的，更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

因此，在解决嫪毐的问题时，嬴政仍不失时机地趁势扳倒了这位注秦始皇阅兵场面

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吕不韦开始被免除相权，但仍然是文信侯，并拥有洛阳十万户领地。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税收的领地。领主不必亲自到达那里，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领地上的收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吕不韦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国河南。”秦王要吕不韦离开京城搬到河南洛阳的领地。

一年多以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不断地来往着各国的宾客。这让秦王非常不满，又给吕不韦下了道诏令：“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令你与全家徙居蜀地。”

迁至蜀地的吕不韦，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饮鸩而死。

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吕不韦在蜀地下葬后不久，他的尸体被人窃走，并不远千里地运到洛阳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吕不韦从前的领地内。这“窃墓”一事，是由吕不韦生前的门下舍人、宾客和忠于他的故旧所为，其人数有数千人之多。秦王得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怒，发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处罚令：

“凡参与窃葬的非秦国人，全部逐出秦国；是秦国人的，并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处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参与窃葬、爵位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吕不韦舍人，不夺爵，但要流放。”

这道命令彻底清除了吕不韦势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