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PART I
从未有人告诉我，这种悲恸犹如恐惧，二者何其相似！
——C. S. 路易斯《卿卿如晤》[1]
1
几天前，玛丽安娜在伦敦的家中。
她跪在地板上，身边堆满收纳箱，正再一次半心半意地试图整理塞巴斯蒂安的遗物。
进展并不顺利。去世一年后，塞巴斯蒂安的遗物大多依然散落在房子各处，或堆叠在一起，或装在半空的收纳箱里。
玛丽安娜依然爱着他——这正是问题所在。尽管她心里明白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塞巴斯蒂安，尽管他已经永远离开，玛丽安娜依然爱着他，并且对这些爱感到手足无措。她的爱太多、太乱，从她体内漏出来、溢出来、掉出来，仿佛填料从破旧布娃娃散开的线缝里掉落。
要是她的爱也能装进收纳箱就好了，就像处理他的遗物那样。这场景实在可悲——一个人的一生，沦落成一堆没人想要的待售杂物。
玛丽安娜把手伸进离自己最近的箱子，掏出了一双鞋。
她端详着那双鞋——是他在沙滩上跑步时穿的那双绿色旧运动鞋。鞋子仍依稀透出湿漉漉的质感，鞋底还嵌着沙粒。
处理掉吧，她告诉自己。把它们扔进垃圾箱。去吧。
这个念头刚出现，她心里便已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双鞋不是他，不是塞巴斯蒂安——她曾经深爱并将永远爱着的那个男人——这不过是双旧鞋而已。尽管如此，与它们分离依然像是某种自残行为，仿佛把刀子贴在她的手臂上，切下一片皮肤。
玛丽安娜没有扔掉那双鞋，而是把它们搂在自己胸前。她紧紧地抱着它们，仿佛抱着一个孩子。她哭了起来。
她怎么会落到这般境地呢？
不过一年的时间，放在过去，这段时间会在不知不觉间溜走，而现在，这段时间在她身后延展开来，仿佛被飓风夷平的荒原——她曾经熟悉的生活被摧毁殆尽，徒留此时此地的玛丽安娜：三十六岁，在星期天的晚上醉醺醺地孤身一人，紧紧抓着一个死去的男人的鞋子不放，仿佛那是圣人的遗物——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确实是。
美好、圣洁的东西已经死去。留下的只有他读过的书、穿过的衣服、触碰过的东西。在那些东西上面，玛丽安娜依然能嗅到他的气息，依然能在舌尖尝到他的味道。
这便是她无法割舍他遗物的原因所在——只要抓住这些东西不放，她就能留住鲜活的塞巴斯蒂安，哪怕再艰难，哪怕只有一点点。倘若放手，她便会彻底失去他。
最近，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心，半是为了搞清楚自己究竟在与什么东西作斗争，玛丽安娜重读了弗洛伊德关于悲伤和失去的所有著作。弗洛伊德认为，在所爱之人死去之后，人们必须在心理上接纳这种失去，放下逝者，否则就会面临被病态哀悼压垮的风险，他称之为忧郁症——而我们称之为抑郁。
玛丽安娜明白这一点。她知道自己应该放下塞巴斯蒂安，但她做不到，因为她依然爱着他。尽管他已经永远离开，去往帷幕彼岸——“在帷幕之后，在帷幕之后[2]”——这个说法究竟是哪里来的？也许是丁尼生吧。
在帷幕之后。
正是这种感觉。自从塞巴斯蒂安死后，玛丽安娜眼中的世界变得不再充满色彩。生活变得喑哑，变得灰暗而遥远，仿佛隔着一层帷幕——一层悲伤的迷雾。
她想躲起来逃避这个世界，逃避其中的喧嚣与痛苦，在这里作茧自缚，把自己困在工作里，困在这幢黄色的小房子里。
倘若佐伊没有在那个十月的夜晚从剑桥给她打来电话，她原本是会留在那里的。
佐伊的电话是在星期一的晚间治疗结束后打过来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
那便是噩梦的开始。
2
星期一晚上的治疗小组在玛丽安娜的客厅会面。
房间很宽敞。玛丽安娜和塞巴斯蒂安搬进黄色小屋之后不久，这个房间就被用作治疗室。
他们非常喜欢这幢房子。它位于伦敦西北部的樱草花山脚下，粉刷成夏季里漫山绽放的樱草花似的亮黄色。一面外墙上爬满了金银花，气味香甜的白色花朵覆盖墙壁。夏季的那几个月，花香会从敞开的窗户溜进屋子，爬上楼梯，弥漫在走廊和房间里，甜香的气息充盈其中。
那个星期一的夜晚异常温暖。尽管已是十月初，秋老虎仍然徘徊不去，仿佛参加聚会的顽固宾客，树上的枯叶频频发出离开的暗示，而它视若无睹。傍晚的阳光涌进客厅，房间浸润了金色的光芒，隐约泛出一丝红色。治疗开始前，玛丽安娜拉上窗帘，但是把窗户留了几寸，以便通风。
然后她重新调整椅子，把它们摆成了一圈。
九把椅子，治疗小组的成员每人一把，还有一把留给玛丽安娜。按理说这些椅子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但生活往往并非如此顺意。尽管有心于此，但多年下来她还是收集了一批各式各样的靠背椅，材质、形状和大小各异。她对待椅子的态度或许也能够反映她主持治疗时的典型态度——玛丽安娜的工作风格很不拘一格，甚至可以说有些另类。
对于玛丽安娜来说，心理治疗，特别是团体心理治疗，可谓是个颇具讽刺性的职业选择。从孩童时代起，她对于团体的态度就比较暧昧——甚至可以说不大信任。
她在希腊长大，就在雅典的郊外。他们一家人住在一幢破败不堪的大房子里，房子位于一座小山顶上，山上长满了黑绿色的橄榄树。玛丽安娜小时候经常坐在花园里那架生锈的秋千上望着山下的古城沉思。古城蔓延开来，与远处另一座山顶上帕特农神庙的石柱相接。它看上去那样宏大无垠，令她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眺望神庙时，她总带着些许迷信的不祥之感。
跟随管家到雅典市中心拥挤而混乱的市场里买东西总是让玛丽安娜感到很紧张。每次有惊无险地回到家，她总会既松了口气又有些惊讶。虽然年龄渐长，但人群依然让她心生畏惧。在学校里，她发现自己总是置身于人群之外，仿佛与同学们格格不入。这种不合群的感觉很难摆脱。多年以后，通过治疗，她才明白校园不过是家庭的宏观映射。也就是说，她的不安与此时此地的处境并没有太紧密的关联——与校园、与雅典的市场、与她置身其中的一切团体的联系都不甚紧密——而是与她成长的家庭环境、与她从小居住的那幢孤独的房子有关。
虽然地处阳光充足的希腊，但她家的房子里总是很冷，而且永远透着一种空洞感——这幢房子缺乏温暖，无论身体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其中的原因主要归结于玛丽安娜的父亲，他在许多方面或许可谓是人中豪杰——仪表堂堂、气场强大、头脑敏锐，但他这个人极为复杂。玛丽安娜猜测是他的童年彻底摧毁了他，如今已经无法弥补。她从没见过她父亲的父母，而他也极少提起他们。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水手，至于他的母亲，则是越少提起越好。他曾说过她在码头工作，说话时的神情羞愧至极，玛丽安娜猜测她可能是一名妓女。
她父亲在雅典的贫民区长大，就在比雷埃夫斯港口一带。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开始在船上工作，很快便做起了生意，进口咖啡、小麦以及——玛丽安娜猜测——其他一些不大光彩的东西。二十五岁时他买下了一艘船，由此开始建立自己的航运生意。他冷酷果决，不惧流血流汗，凭借这样的行事风格为自己建起了一座小小帝国。
他有点像个帝王，玛丽安娜心想，或者一位独裁者。她后来才发现父亲极其富有——从他们简朴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猜不出这一点的。假如玛丽安娜的母亲还活着——她那温和、精致的英国母亲——父亲的性格或许会变得略微柔和些。但悲哀的是玛丽安娜出生后不久母亲就死了，死的时候非常年轻。
在玛丽安娜的成长过程中，她对这次失去有着敏锐的感知。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她知道婴儿最初的自我意识来自父母的注视。我们从出生起就处在他人的注视之中——父母的一颦一笑，我们在他们镜子般的眼睛里看见的东西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我。玛丽安娜失去了母亲的注视，而她的父亲——怎么说呢，父亲很难直视她。对她说话时，他的目光通常只在她肩头扫过。玛丽安娜会不断调整、再调整自己的位置，小步腾挪着挤进他的视线，期盼着被他看见，却不知怎的，总是停留在他视线的边缘。
在少有的目光相接的时刻，父亲的目光也充满了鄙夷，充满灼人的失望。他的眼睛向玛丽安娜吐露了真相：她不够好。无论多么努力，玛丽安娜总感到自己做得还不够，她总会说错话、做错事，仅凭她的存在似乎就足以惹恼父亲。无论面对什么事，父亲永远跟她唱反调，仿佛她是凯瑟丽娜，而他是彼特鲁乔[3]——玛丽安娜说冷，他就说热；玛丽安娜说是晴天，他就坚称在下雨。然而尽管他动辄批评，处处反驳，玛丽安娜依然爱着他。父亲是她的全部，她渴望自己能配得上他的爱。
她在童年时感受到的爱意少之又少。她有个姐姐，但是她们并不亲近。艾莉莎比她大七岁，对这个生性羞涩的妹妹毫无兴趣。因此玛丽安娜总是独自度过漫长的夏天，在管家严格的看管下一个人在花园里玩。也难怪她总觉得有些不合群，跟其他人相处时总感到不太自在。
玛丽安娜最终成了团体心理治疗师，她很清楚其中的讽刺意味。而对他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反而给她带来了帮助。在团体心理治疗中，治疗的关注点是团体而非个人：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团体心理治疗师，就要学会在一定程度上隐身。
玛丽安娜对此十分擅长。
治疗小组会面时她总是尽量不参与其中，只有在交流中断、做出解释对交流有益处或者出现问题时她才会加以干预。
这个星期一，小组会面刚开始就产生了争论的焦点，她不得不出面干预，这种情况很少见。而问题的源头一如往常——亨利。
3
亨利来得比其他人晚些。他满面通红、气喘吁吁，看样子脚下有些不稳。玛丽安娜不禁怀疑他是不是嗑了药。如果真是这样，她丝毫不会觉得吃惊。她怀疑亨利在滥用药物——但玛丽安娜只是他的心理治疗师，而非医生，因此她对这件事也无能为力。
亨利·布思只有三十五岁，但他的相貌显得更老些。红头发里有参差的白发，脸上细纹密布，像他身上穿的那件皱巴巴的衬衫。而且他永远皱着眉头，给人一种永远紧绷着神经的感觉，像根粗硬的弹簧。他总让玛丽安娜联想到拳击手或者格斗士，随时准备挥出一拳或者挨上一拳。
亨利嘟哝了一声，为迟到道了歉，然后坐了下来，手里拿着一只装了咖啡的纸杯。
问题就出在这杯咖啡上。
丽兹立刻开了口。丽兹七十多岁，是名退休教师。她一丝不苟地坚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用“恰当”的方式做事。玛丽安娜觉得她很难对付，甚至令人恼火。她其实已经猜到了丽兹要说什么。
“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丽兹指着亨利的咖啡说道，由于愤慨，她的手指有些颤抖，“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被允许带进来。这大家都知道。”
亨利粗声粗气地说：“为什么不行？”
“因为规定就是这样的，亨利。”
“滚蛋，丽兹。”
“什么？玛丽安娜，你听见他是怎么对我说话的吗？”
丽兹随即泪如雨下，事态迅速恶化——最后以亨利和小组的其他成员陷入激烈的争执而告终，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他。
玛丽安娜密切地观察着他们，同时格外留意亨利的反应，看他对此有何感受。尽管他表面强硬，实际上内心却十分脆弱。童年时，父亲曾对亨利实施过骇人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后来他被儿童福利机构带走，又在一连串的寄养家庭之间被踢皮球。虽然遭受过种种精神创伤，亨利却脑力过人——有一段时间，他的头脑似乎会成为他的出路：十八岁时他曾进入大学学习物理。但只过了几个星期，过去的经历还是追上了他，他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精神崩溃——再也没有完全康复。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不幸经历，自残、毒瘾、因为精神屡次崩溃而反复进出医院，直到心理医生把玛丽安娜推荐给他。
或许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实在太悲惨，玛丽安娜对亨利格外关心。即便如此，她依然不确定是否应该让他加入治疗小组。其中的原因不仅是他的精神状态明显比其他成员更糟糕：病情较重的患者往往能被小组迅速接纳并治愈——但治疗小组也有可能扰乱他们的内心，直到精神瓦解的地步。无论什么样的团体，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可能引发嫉妒与攻击。这些力量不仅来自外界，来自被排除在团体之外的人，也来自团体内部那些阴暗而危险的地方。自从亨利在几个月前加入这个治疗小组，他一直是冲突的源头。冲突总是伴随他而来。他体内蕴藏着一种潜在的攻击性，一种涌动的怒火，很多时候都难以抑制。
但玛丽安娜没有轻言放弃，只要局面还处在她掌控之中，她就决心跟亨利把治疗进行下去。她相信这个小组，相信这八个坐成一圈的人，她相信圆圈拥有治愈的力量。在她任由想象力驰骋的那些瞬间，玛丽安娜对圆形的力量有着近乎神秘的信念：圆形的太阳、月亮和地球，天幕中运转的行星，转动的车轮，教堂的穹顶——或是一枚婚戒。柏拉图曾说灵魂是一个圆，玛丽安娜觉得这很有道理。毕竟生命也是一个圆圈，不是吗？——从出生到死亡。
团体治疗进展顺利时，这个圆圈里会发生一件神奇的事——一种独立的存在会从中诞生：一种团体精神、团体思想，这种东西通常被称为“整体思维”，它往往比各个部分的总和更加博大，比治疗师和每一名个体成员更加睿智。它富有智慧，治愈人心，而且有着巨大的包容性。玛丽安娜曾经多次亲眼见证它的力量。多年以来，许多幽灵曾在她的客厅里的圆圈中被唤醒，又被永远平息。
今天被唤醒的是丽兹内心的幽灵。她揪住咖啡的事情不放。这件事在她内心激起了太多愤怒与怨恨——亨利认为自己凌驾于规则之上，可以鄙夷地破坏规则，接着丽兹意识到亨利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哥哥，一个觉得全世界围着他转、欺凌他人的人。丽兹对哥哥那压抑已久的怒火开始涌现，这其实是件好事，玛丽安娜心想，丽兹的怒火早该得到发泄了。前提是亨利受得了被人当作精神沙包。
亨利当然受不了。
他突然从座位跃起，痛苦地大叫一声，把咖啡朝地上猛地一掼，杯子在圆圈中心炸开——一汪黑色的咖啡在地板上漫延开去。
其他组员立刻开始七嘴八舌地指责他，由于气愤，整个气氛多少有些歇斯底里。丽兹再次哭了起来，亨利想离开。但玛丽安娜劝他留下来，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谈清楚。
“只不过是杯破咖啡，有什么大不了的？”亨利的语气像个愤愤不平的孩子。
“事情的根源不在于咖啡杯，”玛丽安娜说，“而是界限——这个小组的界限，我们在小组中遵守的规则。我们以前已经谈过这一点。如果没有安全感，人们就无法参与治疗。有了界限人们才会感到安全，治疗的关键就是建立界限。”
亨利茫然地望着她。玛丽安娜知道他没听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遭到虐待的孩子心中最先消失的就是界限感。亨利生命中的界限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尽数撕碎了，其后果就是他无法理解这个概念。同样地，他也意识不到自己有时会让别人感到很不自在，他经常会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和心理空间——他跟你说话时会站得非常近，并且展现出玛丽安娜在其他患者身上前所未见的依赖性。他的依赖永不知足。若不是玛丽安娜反对，只怕他要搬来跟她同住。他们之间的界限只能靠玛丽安娜来维持：为他们的关系划定一个健康的范围。这是她作为他的治疗师的职责所在。
但亨利总在试探她、刺激她、扰乱她的心智……她感到事态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了。
4
治疗结束，其他人离开后，亨利多待了一段时间——表面上的借口是帮玛丽安娜清理弄脏的地板，但玛丽安娜知道他还有别的心思，亨利心里永远有别的心思。他徘徊不去，沉默地观察她的举动。于是她鼓励他：
“好了，亨利。该走了……你还有别的事吗？”
亨利点了点头，但是没有回答，他把手伸进了口袋。
“给，”他说，“我给你带了样东西。”
他掏出一枚戒指，是枚俗气的红色塑料戒指，像早餐麦片盒里赠送的那种小玩意。
“送给你的。一个礼物。”
玛丽安娜摇摇头：“你明知道我不能收下。”
“为什么不行？”
“你不可以再送我东西了，亨利。好吗？现在你真的应该回家了。”
然而亨利没有动。玛丽安娜思索片刻。她原本没打算这样直接跟他对质，起码不是在这个时候，但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
“听我说，亨利，”她说，“有件事我们必须谈一谈。”
“什么事？”
“星期四晚上的小组治疗结束之后，我往窗外看了一眼，然后就看见了你在窗外，在马路对面，路灯底下，看着这栋房子。”
“老兄，那不是我。”
“就是你。我看见你的脸了。而且那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站在那儿。”
亨利满脸通红，躲避着她的目光。他摇了摇头。“不是我，不是——”
“听我说，你对我主持的其他治疗小组感到好奇，这没什么。但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在这间房间、在小组里谈论，而不能付诸行动。这种暗中监视我的行为是不对的。这种行为让我感到受了侵犯、受了威胁，而且——”
“我没有监视！我只是站着而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么说你承认是你站在那里了？”
亨利向她迈出一步：“为什么不能只有我们俩？为什么你不能不带他们，单独见我？”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把你看成整个团体的一部分——我不可以单独见你。如果你需要单人治疗，我可以把你引荐给我的同事——”
“不，我想要你——”
亨利突然又向她迈近一步。玛丽安娜站在原地没有动。她抬起了一只手。
“不行。停下。好吗？你离得太近了。亨利——”
“等等。你看——”
没等玛丽安娜阻止，亨利掀起了身上那件厚重的黑毛衣，毛衣之下，他没有毛发的苍白躯干上是一幅骇人的景象。
剃刀在他的皮肤上深深地划下许多十字。血红的十字大小各异，刻在他的胸膛和腹部。有些伤口是湿的，还在渗血、滴血，还有的已经结痂，结成坚硬的红色血珠，仿佛是凝结的血色泪滴。
玛丽安娜的胃里翻江倒海，这景象令她恶心反胃，她想移开目光，却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诚然，这是一种求救的呼声，试图唤起她的关怀，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这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攻击，一种针对她的感官的精神攻击。亨利终于成功突破了玛丽安娜的心理防线，扰乱了她的心智，而她忍不住为此怨恨他。
“你干了什么啊，亨利？”
“我——我控制不住。我不得不这么做。而你——你必须得看看。”
“我现在看见了，你觉得我会有什么感受呢？你能想象我有多难受吗？我想帮助你，可是——”
“什么可是？”亨利笑了，“有什么事能阻止你？”
“可是我帮助你的最佳时间是在团体治疗的时候。今天晚上你明明有机会向我寻求帮助，但你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原本都可以帮助你，大家都愿意帮助你——”
“我不想要他们的帮助，我想要你的帮助。玛丽安娜，我需要你——”
玛丽安娜知道自己应该叫他离开。为亨利清理伤口不是她的职责所在，他需要的是外伤救治。她应该坚定自己的态度，这既是为亨利好也是为她自己好。但她实在不忍心把他赶出去，玛丽安娜的同情心再次战胜了理智。
“等——等一下。”
她走到橱柜前，拉开抽屉翻找一通，拿出了医药急救包。她正要打开，电话忽然响了。
她看了一眼号码，是佐伊。她接起了电话。
“佐伊？”
“你方便说话吗？我有重要的事。”
“稍等，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玛丽安娜挂断电话转向亨利，把医药包塞进他怀里。
“亨利，这个你拿着，把伤口清理一下。如果有需要你就去看医生。好吗？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这就完了？亏你还自称是什么治疗师！”
“够了。打住。你必须得走了。”
玛丽安娜全然不理会亨利的抗议，坚定地把他带到走廊，送出了大门。她在他身后关上门，有种想把门锁上的冲动，但她克制住了。
然后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取出一瓶长相思白葡萄酒。
她感到心情烦乱，必须先镇定下来再给佐伊回电话。她不想再给这孩子增添思想负担了。自从塞巴斯蒂安死后，她们之间的关系便失了衡，而玛丽安娜下定决心要纠正这种失衡的局面。她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绪，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葡萄酒，然后拨通了电话。
电话刚响了一声佐伊便接了起来。
“玛丽安娜？”
玛丽安娜立刻听出她出了事。佐伊声音紧张，语气中带着迫切，让玛丽安娜联想到危急时刻。她听起来很害怕，玛丽安娜心想。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变快了。
“亲爱的，你——你还好吗？出什么事了？”
佐伊停顿了一秒才回答，她的声音很微弱。“把电视打开，”她说道，“看新闻。”
5
玛丽安娜伸手去拿遥控器。
她打开微波炉顶上那台饱经沧桑的老旧便携式电视机——那也是塞巴斯蒂安留下的神圣遗物之一，是他上大学时买的。过去，他常常假装帮玛丽安娜准备周末的饭菜，实际上是在看这台电视上的板球赛和橄榄球赛。电视的播放效果时好时坏，闪烁了一阵才苏醒过来。
玛丽安娜转到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一名中年男记者正在报道新闻。他站在户外，夜色渐浓，很难看清他在什么地方——可能是一片田野，也可能是一片草地。他正对着镜头讲话。
“发现的地点在剑桥，名为天堂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内。我身边这位就是目击者……您能向我讲一讲事情的经过吗？”
这个问题的提问对象在画面之外，镜头猛地一转，对准了一名六十多岁、神情紧张的矮个子红脸男人。他被灯光晃得眨了眨眼，似乎睁不开眼睛，说话带着迟疑。
“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我总在四点钟出门遛狗，所以肯定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四点一刻到四点二十。我带着狗来到河边，顺着小路……我们正要穿过天堂国家自然保护区，然后……”
他结巴了一下，那句话没说完，又说道：“是狗发现的，它钻进高草丛不见了，就在沼泽边上，我叫它也不肯回来。我以为它是发现了鸟或者狐狸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去看。我穿过树林……走到沼泽边上，就在岸边……然后那，那里有个……”
男人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玛丽安娜对这种眼神再熟悉不过，他肯定看见了某些可怕的东西，玛丽安娜心想，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他看见了什么。
那人定了定神，继续说了下去，语速也加快了，似乎不吐不快。
“那里有个女孩子，二十岁左右。她长着红色的长头发。反正我觉得是红色的。到处都是血，太多了……”他的声音弱了下去。
记者提示道：“她死了吗？”
“没错，”男人点点头，“她被人捅了好多刀。而且……她的脸……天啊，太可怕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瞪着……瞪着——”
他停了下来，眼里噙满泪水。这个人受到了严重的惊吓，玛丽安娜心想，他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采访他，应该有人叫停才对。
果不其然，就在这时，记者或许意识到自己越了界，停止了采访，镜头又重新对准了他。
“剑桥突发新闻——警方正在调查发现的尸体。据悉，这场疯狂捅刺袭击的被害人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
玛丽安娜惊呆了，关掉电视，盯着电视机，一动也不动。这时她忽然想起了手中的电话，忙放在耳边。
“佐伊？你还在吗？”
“我——我觉得那是塔拉。”
“什么？”
塔拉是佐伊的密友。她们是剑桥大学圣克里斯托弗学院同年级的同学。玛丽安娜稍有迟疑，尽量克制自己的声音，不让它显得过于焦急。
“你怎么会这么说？”
“听描述像是塔拉，而且从昨天起再没人见过她——我问遍了所有人，而且我——我好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慢慢说，你最后一次见到塔拉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佐伊顿了顿，“还有，玛丽安娜，她——她很反常，我——”
“反常？什么意思？”
“她说了一些事，一些很疯狂的事。”
“疯狂？什么意思？”
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佐伊用耳语般的声音回答：“我现在没法细说。你能过来吗？”
“当然了。不过佐伊，听我说。你跟学院说过没有？你必须得告诉他们——告诉院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告诉他们。就说你很担心她。他们会联系警方，还有塔拉的父母——”
“她父母？可要是我猜错了呢？”
“我相信你肯定猜错了，”玛丽安娜说，内心的想法远不如语气那般笃定，“我敢肯定塔拉没事，但我们必须确认她没事才行。你明白的，对吗？要我替你给他们打电话吗？”
“不用，不用，没事……我会打的。”
“好。打完电话你就上床睡觉，好吗？明天一早我就到。”
“谢谢，玛丽安娜。爱你。”
“我也爱你。”
玛丽安娜挂断了电话。先前倒的那杯白葡萄酒还放在厨房的台面上一动没动。她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她伸出颤抖的手去拿瓶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6
玛丽安娜上了楼，拿出一只小包开始装行李，为万一她要在剑桥住上一两个晚上做准备。
她努力不让思绪往那个方向跑，但很难做到，她感到无比焦虑。不知什么地方潜藏着一个男人——考虑到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凶手应该是个男人——他病态又危险，并且已经用骇人的手段杀害了一个年轻姑娘……而这个年轻姑娘生活的地方离她心爱的佐伊熟睡的地方可能只有咫尺之遥。
玛丽安娜试图摆脱佐伊同样有可能成为被害人的念头，却没法完全压制住它。她感到自己由于恐惧而有些恶心，在她此前的人生中，这种感觉只出现过一次——就在塞巴斯蒂安死的那一天。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种无法保护自己心爱之人的可怕的无助感。
她瞥了一眼自己的右手，手止不住颤抖。她把手攥成拳头，捏得紧紧的。她不能这样——她不能崩溃，现在还不能。她必须保持冷静，必须集中精力。
佐伊需要她——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要是塞巴斯蒂安在就好了，他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不会思来想去，迟疑不决，收拾过夜用的行李。放下佐伊电话的那一秒他就会立刻抓起钥匙冲出大门，那才是塞巴斯蒂安会采取的做法。她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因为你是个懦夫，她心想。
这是事实。若是她有塞巴斯蒂安那样的力量、那样的勇气就好了。来，亲爱的，她仿佛听见他在说，把手给我，我们一起对付那个浑蛋。
玛丽安娜爬上床，躺下，思考，渐渐入睡。失去意识之前，她最后的思绪没有停留在她的亡夫身上，一年多来，这还是第一次。
她发现自己想的是另一个男人：一个拿着刀躲在暗处、为可怜的女孩带来巨大恐惧感的身影。玛丽安娜的眼皮抖了抖，闭上了，思绪依然停留在那个人身上。她想着这个男人，想着他此刻在做什么，身在何处……
以及他在想什么。
7
10月7日
一旦你杀过人，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我已经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想这有点像重生。但不是普通的出世，而是一场蜕变。在灰烬中现身的不是凤凰，而是一种丑陋的生物：形态扭曲，无法飞翔，一只用利爪切割、撕扯的捕食者。
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处在掌控之中。此时此刻的我很平静、很清醒。
但我并非只有一面。
另一个我的现身只是时间问题，嗜血、疯狂、急于复仇。他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
我是两个人，共享一个头脑。一部分的我保守着秘密——他是唯一知晓真相的人，但他被囚禁、被戴上镣铐、被迫镇定、被剥夺了声音。只有当牢房的看守暂时转移注意力，他才能寻找到出口。当我喝醉或睡着时，他会试图开口。但这并不容易。交流突如其来，伴随着惊悸——一份加了密的战俘营逃生计划。每当他即将成功之际，总会有看守截获密信。一道高墙拔地而起，黑暗充斥了我的头脑，我全力追寻的记忆蒸发消失。
但我锲而不舍。我必须如此。我总能穿越烟雾与黑暗联系上他——那个清醒的我。那个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我。他能告诉我的事情有许多。我需要弄清楚的事情有许多。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又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离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如此遥远，如此满心仇恨与愤怒，如此心理扭曲……
抑或我是在欺骗自己？其实我向来如此，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不——我不相信。
每个人都有资格做自己故事里的主人公，因此我也该是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尽管我并不是。
我就是故事的反派。
8
第二天早上，玛丽安娜出门时，好像隐约看见了亨利。
他站在街对面，在一棵树背后徘徊不去。
可是她回头看时那里却没有人。一定是她想象出来的，她拿定了主意——即便不是她想象出来的，此刻的她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她把亨利赶出脑海，乘地铁来到国王十字站。
在那里，她登上了开往剑桥的快车。阳光充足，天空蓝得很完美，只点缀着几缕白云。她坐在窗边向外看，火车快速驶过绿色的树篱，大片的金色麦田在微风中摇曳，像波浪起伏的黄色海面。
阳光照在脸上，玛丽安娜多少缓了口气。她在发抖，是因为焦虑，而不是寒冷。她忍不住担心发生了什么事。自昨晚之后她就没再听到佐伊的消息，今天早上她给佐伊发了短信，可是到现在她都没收到回复。
也许只是虚惊一场，也许是佐伊搞错了？
玛丽安娜真心希望如此，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与塔拉相识：塞巴斯蒂安去世前几个月他们曾请她来伦敦过周末。玛丽安娜担心塔拉主要是出于私心，是为了佐伊。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佐伊的青春期过得很不容易，但她克服了那些困难，用“克服”不够准确——塞巴斯蒂安用的词是“大获全胜”——最终被剑桥大学录取，攻读英语专业。塔拉是她在剑桥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玛丽安娜想，失去塔拉，尤其是在这样令人难以想象的可怕状况下失去这个朋友，说不定会让佐伊彻底失控。
不知为什么，玛丽安娜总忍不住回想起那通电话。某些事情始终困扰着她。
她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是佐伊的语气吗？玛丽安娜觉得佐伊隐瞒了一些事情。是当她问起塔拉说了什么“疯狂”的事情时，佐伊那种微妙的迟疑甚至是回避吗？
我现在没法细说。
为什么没法细说？
塔拉究竟对她说了什么？
也许什么事都没有，玛丽安娜心想，别想了，别再想这件事了。还有将近一小时的火车要坐，她不能坐在这里把自己逼疯，那样等她到达时精神早已崩溃了。她必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她伸手从包里取出一本杂志——《英国精神病学杂志》。她翻看着杂志，却无法集中精力阅读里面的文章。
她的思绪无可避免地反复回到塞巴斯蒂安身上。重返剑桥却少了他的陪伴，这让玛丽安娜满心恐惧。塞巴斯蒂安去世后她还没回来过。
他们过去经常一起去看望佐伊，那是玛丽安娜的美好回忆：她还记得他们陪佐伊搬进圣克里斯托弗学院，帮她拆行李安顿下来的那一天。那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快乐的日子之一，他们像两位自豪的家长，这个女孩不是他们的女儿却胜似女儿，他们实在太爱她了。
他们就在此地相识，当时玛丽安娜刚满十九岁。
那次相遇十分偶然。他们本无相遇的可能——他们就读于不同的学院，学习不同的专业：塞巴斯蒂安学的是经济学，玛丽安娜则是英语系的学生。每当想到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会相遇，她就忍不住后怕。那会怎样呢？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会更好还是更糟？
最近玛丽安娜总在搜寻自己的记忆——回顾过去，试图把它看得更清楚些，试图理解他们共同走过的人生历程的来龙去脉。她会努力回忆他们一同做过的小事，在头脑中重现早已遗忘的对话，想象着在每个场景下塞巴斯蒂安会说什么、做什么。但她不确定自己的回忆有多少是真实的，她越是回忆，塞巴斯蒂安就越像一个传说。现在他剩下的只有灵魂——只是故事而已。
搬到英国的时候玛丽安娜十八岁。这是个从童年时代就被她理想化了的国度。或许这是无可避免的，毕竟她的英国母亲在雅典的房子里留下了太多与这个国家有关的痕迹：每个房间里的书柜和书架，塞满英国书籍的小阅览室——小说、戏剧、诗歌——全都在玛丽安娜出生前以未知的方式被运到了那里。
她深情地想象着母亲到达雅典的场景——大大小小的箱子里装满了书，而不是衣服。在母亲缺席的日子里，这个孤独的女孩时常在母亲的书本里寻求慰藉与陪伴。夏季的漫长午后里，玛丽安娜渐渐爱上了手捧书本的感觉，爱上了纸张的气味，爱上了翻动书页的感觉。她常坐在树荫下那架锈迹斑斑的秋千上，咬一口鲜脆的青苹果或者熟透的桃子，沉浸在故事中。
通过那些故事，玛丽安娜爱上了英国的意境与风情，爱上了一个或许从未存在于书页之外的英国：那个英国有温暖的夏雨、潮湿的绿植、开花的苹果树，那里河流蜿蜒，垂柳摇曳，乡间的酒馆里壁炉燃得正旺。那个英国有少年侦探五人组、彼得·潘与温蒂、亚瑟王与卡美洛、《呼啸山庄》与简·奥斯汀、莎士比亚——以及丁尼生。
就是在这里，塞巴斯蒂安第一次闯进了玛丽安娜的故事，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他便跟所有的男主角一样，在尚未出场时就已经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存在。玛丽安娜尚且不知道自己头脑中这位浪漫的男主角长什么样子，但她坚信他是真实存在的。
就这样，多年以后，当她以学生的身份初次来到剑桥时，一切都像梦境那样美好，她感到自己一步跨进了童话世界，闯进了丁尼生的诗歌里的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玛丽安娜确信自己会在这里、在这个充满魔力的地方找到他。她会找到真爱的。
然而现实自然是令人失望的，剑桥并不是童话世界，它只是个地方而已，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多年以后，通过心理治疗，她才明白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幻想，是因为没能放下自己。童年时代在学校里，她总是难以融入，课间休息时她在走廊里游**，孤独而烦躁，仿佛一缕孤魂，最终不由自主地飘向图书馆，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感到舒适，寻得庇护。如今她成了圣克里斯托弗学院的学生，相同的情景再次上演：玛丽安娜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只结交了寥寥几个跟她同样羞涩、爱读书的朋友。同级的男生没人对她感兴趣，也没人邀她约会。
也许是她不够漂亮？她长得不太像母亲，而是更像父亲，长着他那样的黑头发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多年以后，塞巴斯蒂安时常向玛丽安娜倾诉她有多么美丽，可是在内心深处，她从未感受到自己的美。她甚至怀疑，就算自己真的很美，那也完全是塞巴斯蒂安的功劳：沐浴在他散发出的阳光般的温暖中，她才像花朵般绽放。但那是后话——起初，在少女时代，玛丽安娜对自己的外表很缺乏自信，更不必说她的视力不好，从十岁起就不得不戴上难看的厚眼镜。十五岁时她开始戴隐形眼镜，心想或许这样可以改变她的外表以及她看待自己的方式。她有时会站在镜子前望着自己，努力想看清自己，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永远不变的是她对镜中的自己总是不甚满意。早在那个年纪，玛丽安娜就已经隐约意识到，美丽与内心世界存在某种关联：关乎一种她缺乏的内在自信。
尽管如此，玛丽安娜依然跟她心爱的那些虚拟角色一样，对真爱深信不疑。尽管进入大学后的前两个学期不尽如人意，她依然不肯放弃希望。
跟灰姑娘一样，她期待着那场舞会。
圣克里斯托弗学院的舞会地点在后园，开阔的草地直抵河畔。草地上支起巨大的帐篷，里面装满食品和饮料、音乐和舞蹈。玛丽安娜原本跟几个朋友约好在那里见面，在人群中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她鼓足全部的勇气才决定独自来参加这场舞会，此刻她后悔了。站在河边，站在身穿晚礼服的漂亮女孩和年轻小伙子之间，她感到不自在极了——他们个个都富有修养、充满自信。玛丽安娜意识到她的感受、她的悲伤和羞涩与周围欢乐的环境格格不入。站在人群之外，从边缘旁观人生——显然这才是玛丽安娜应该在的位置，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简直是大错特错。她决定放弃，回自己的宿舍去。
她扭头望去，又是一阵水声，随之而来的还有高声说笑的声音。在河面上不远的地方，几个男生撑着划艇和平底船在嬉闹，其中一个男生失去平衡，跌进了水里。
玛丽安娜望着那个年轻人在水里扑腾一阵，然后在河面探出头来。他游到岸边上了岸，仿佛神话中的某种神奇生物那样出现在她面前，一个诞生于水中的半神人。那时他只有十九岁，外表却像个成熟男人，而不像个大孩子。他个子很高，浑身湿透，衬衫和裤子紧贴在身上，金色的头发盖在脸上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抬手拨开头发抬眼望去——便看见了玛丽安娜。
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超脱于时间之外——他们初次看见彼此的那一刻。时间仿佛放慢了速度，静止，拉长。玛丽安娜怔住了，与他四目相对，无法移开视线。那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辨认出某个曾经与她亲密无间却不记得在何时何地失去了联系的人。
那个年轻人没理会朋友们起哄的声音。他向她走来，脸上的笑意越发舒展，还带着几分好奇。
“你好，”他说，“我叫塞巴斯蒂安。”
就是这样。
“写在命数里的。”这是希腊语里的说法。它的含义很简单，从这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已然决定。如今回想起来，玛丽安娜总会试着回忆那个命中注定的夜晚的种种细节——他们谈了什么话，跳了多长时间的舞，什么时候第一次接吻。无论她多么努力地回忆，这些琐事依然像沙子般从她指间溜走。她只记得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他们在接吻——自那以后他们便形影不离。
他们在剑桥共同度过了第一个夏天，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沉浸在彼此的怀抱中与世隔绝。在这个超脱于时空之外的地方，时间静止，阳光永远灿烂，白天他们或**，或在后园懒散地饮酒野餐，或在河上划船，经过石桥，经过柳树，经过开阔田野上放牧的奶牛。塞巴斯蒂安撑船，站在平底船尾把长篙用力插进河床，推动他们前行，微醺的玛丽安娜则把手指伸进水里，望着擦肩而过的天鹅。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爱得如此之深，不再有脱身的机会。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彼此——他们融为一体，就像水银。
但他们并非没有差异。与玛丽安娜优渥的成长环境不同，塞巴斯蒂安是在没钱的环境里长大的。他父母离异，而他跟双方都不亲近。他认为父母没有给他的人生开个好头，从一开始他就不得不靠自己闯**。塞巴斯蒂安说，在很多方面他都与玛丽安娜的父亲有同感，包括老爷子对成功的渴望。塞巴斯蒂安也很重视金钱，因为他和玛丽安娜不同，从小到大都没钱，因此他认同金钱的价值，并且下定决心要在城里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我们自己，也为将来——还有我们的孩子们。”
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想法会不会有些亵渎神灵？有些狂妄？
也许吧。
毕竟此刻她正独自坐在火车上，走过这段他们曾经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带着不同的心情共同走过无数次的旅途——或交谈、或阅读、或打盹儿，玛丽安娜的头枕在塞巴斯蒂安肩上，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很开心，有时则不是。这些乏味的瞬间平平无奇，却是她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换回的东西。
她几乎想象得出他在这里的样子——在车厢里，坐在她身边——她望向车窗，恍惚间以为塞巴斯蒂安的脸会映在车窗里，在她的脸旁边，叠映在飞驰的风景之上。
然而玛丽安娜看见的却是另一张脸。
一个男人的脸，正盯着她看。
她眨眨眼，有些不知所措，从窗边转过脸看了他一眼。那男人坐在她对面，正在吃苹果。他笑了。
9
那个男人继续盯着玛丽安娜，不过她觉得称他为男人有点夸张。
看样子他顶多二十出头：孩子气的面孔，棕色的卷发，光滑的面颊上散布着雀斑，显得更加年轻。
他又高又瘦，穿一件深色灯芯绒外套，白衬衫上带着褶皱，围了一条蓝、红、黄相间的学院式围巾。他棕色的眼睛被老式的钢丝边眼镜遮住了一部分，眼神聪颖而好奇，正饶有兴趣地望着玛丽安娜。
“最近怎么样？”他说。
玛丽安娜打量着他，有些疑惑。“我们——认识吗？”
他笑了。“现在还不认识。希望以后会认识。”
玛丽安娜没有回答，转开了脸。停顿了一会儿，那人再次搭话。
“你要一个吗？”
他拿起一只棕色的大纸袋，里面塞满了水果——葡萄、香蕉还有苹果。“拿一个吧，”他说着把袋子递给玛丽安娜，“尝尝香蕉。”
玛丽安娜客气地笑笑，心想他的声音很好听，然后摇了摇头。
“不用了，谢谢。”
“你确定吗？”
“确定。”
玛丽安娜扭头望着窗外，希望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此打住。她能在车窗里看见他的影子，只见他耸耸肩，有些失望。他长手长脚，动作却显然很不灵巧——他打翻了杯子，茶水洒得到处都是，有一部分洒在桌子上，不过大部分都洒在他腿上。
“真见鬼。”
他跳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他抹掉桌上那摊茶水，又沾了沾裤子上的水，抱歉地望着玛丽安娜。“不好意思。我没溅到你身上吧？”
“那就好。”
他又坐下来。玛丽安娜觉察到他在看着自己。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学生？”
玛丽安娜摇摇头：“不是。”
“啊。你在剑桥工作？”
玛丽安娜摇摇头：“不是。”
“那你是个……游客？”
“不是。”
“嗯……”他皱起眉，显然有些困惑。
沉默了一会儿，玛丽安娜放弃了，说道：“我是来看望人的……我的外甥女。”
“哦，原来你是个姨妈。”
给玛丽安娜归了类，他看起来宽慰了些。笑了起来。
“我在读博，”见玛丽安娜并没打算问他，他主动说道，“我是搞数学的——好吧，其实是搞理论物理的。”
他顿了顿，摘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他不戴眼镜的样子显得缺乏遮挡。玛丽安娜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其实很英俊，或者说将来会很英俊，等他的面容再成熟些以后。
他重新戴上眼镜，看着她。
“对了，我叫弗雷德里克，或者弗雷德。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安娜不想把名字告诉弗雷德。或许是因为她隐约感觉到——带着些得意但也有点不安——他是想跟她搭讪。对玛丽安娜来说，他的年纪显然太小，再说她还没做好准备，永远也不可能做好准备——甚至只是想想她都觉得恶心，觉得那是一种背叛。她板着面孔回答得很客气。
“我叫……玛丽安娜。”
“啊，真是个好听的名字。”
弗雷德继续说了下去，努力地想跟她聊天，但玛丽安娜的回答变得越来越简短。她静静地数着自己还剩下多少分钟才能脱身。
到达剑桥以后，玛丽安娜想融入人群就此消失，但弗雷德在火车站外面追上了她。
“我可以陪你走到城里去吗？或者送你上公交车？”
“我宁愿走路。”
“太好了，我是骑车来的，但我可以陪你走路。还是你想坐自行车？”
他满怀期待地望着她。玛丽安娜忍不住有些同情他。但她的语气越发坚定。
“我想——自己走。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介意……我明白了。我理解。那或许——晚些时候喝杯咖啡？或者喝杯酒？今天晚上？”
玛丽安娜摇摇头，作势看了看手表。“我不会待那么长时间的。”
“这样啊，或许你可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他有些脸红，面颊上的雀斑越发醒目了，“可不可——？”
玛丽安娜摇摇头。“我觉得不——”
“不行？”
“不行，”玛丽安娜移开了目光，有些尴尬，“不好意思，我——”
“别不好意思。我不会气馁的。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
不知为什么，他的语气让玛丽安娜有些心烦。“依我看不会。”
弗雷德微微一笑，走上了马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猛转方向避开了他。
“小心。”玛丽安娜说着拉住他的胳膊。那个骑车的人离开时骂了一句。
“不好意思，”他说，“我总是有点笨手笨脚。”
“一点点而已，”玛丽安娜笑了，“再见，弗雷德。”
“回头见，玛丽安娜。”
他向成排停放的自行车走去。玛丽安娜望着他上了车，他离开时向她挥了挥手。然后弗雷德转了个弯，不见了。
玛丽安娜放松地叹了口气，然后向城里走去。
10
走在去往圣克里斯托弗学院的路上，玛丽安娜不禁焦虑起来，不知自己在那里会有怎样的发现。
她不知会在那里见到什么——也许会有警察或者媒体，她环顾剑桥的街巷，感到难以置信：这里没有丝毫发生过不幸事件的迹象，甚至完全看不出发生过凶杀案。
与伦敦相比，这里显得出奇的宁静祥和。几乎没有车流来往，耳畔只有鸟儿的歌声，期间偶尔穿插着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身穿黑色校袍的学生骑车掠过，仿佛成群结队的鸟。
有几次，玛丽安娜走在路上，隐约觉得有人在监视或者跟踪自己，她不禁怀疑是弗雷德骑着自行车绕回来跟踪她，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觉得是自己疑神疑鬼。
即便如此，她还是回头看了几次身后，以防万一——后面自然没有人。
离大学越来越近，每走一步，身边的景色都变得越发优美：头顶是尖顶和角楼，路边是成排的山毛榉树，掉落的金色树叶沿着人行道扫成堆。黑色的自行车锁在铸铁栅栏上，排成长排。栅栏之上，花盆里粉白相间的天竺葵为学院的红砖墙增添了一抹生机。
玛丽安娜瞥见几个学生，看样子刚上大一，正在认真研读栅栏上贴的海报，海报上印的是迎新周的活动宣传。
他们看上去真年轻啊，这些学生、这些新生——简直像婴儿一样。她和塞巴斯蒂安看上去也曾那样年轻吗？不知为什么，这似乎不可能。她难以想象那样天真、纯洁的面孔会有可怕的遭遇。而她又忍不住猜测未来有多少悲剧在等待着他们。
玛丽安娜的思绪又飘回到那个可怜的女孩身上，在沼泽边被人杀害的女孩，不知她是谁。即便她不是佐伊的朋友塔拉，那她也是某个人的朋友、某个人的女儿。这便是可怕之处。我们都暗自希望悲剧只发生在别人身上，但玛丽安娜心里清楚，迟早有一天它会落在你头上。
玛丽安娜对死亡并不陌生，从童年时代起它就常伴她左右——跟在她身后，悬在她肩头。有时她觉得自己身上仿佛带着来自希腊神话中恶毒女神的诅咒，注定要失去每一个她心爱的人。玛丽安娜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癌症杀死了她的母亲。多年后一场可怕的车祸又夺走了她的姐姐和姐夫，让佐伊成了孤儿。玛丽安娜的父亲则在橄榄园里心脏病发作，最后死在了一堆被压烂的黏糊橄榄上。
说真的，他们共度的时间太少了。毕业以后他们搬到了伦敦，玛丽安娜绕了一些弯路，最后成了一名团体心理治疗师，与此同时，塞巴斯蒂安一直在伦敦金融城工作。但他有种固执的企业家精神，总是想自己创业。玛丽安娜便建议他跟她父亲谈一谈。
其实她早该料到结果的，但她偷偷抱着一个不甚理智的幻想，希望父亲会为塞巴斯蒂安提供庇护，让他参与家里的生意，让他继承家业，然后在将来的某一天传给他们的孩子。玛丽安娜已经想到了这么长远的事，但她心里很清楚，这些事情一句都不能跟父亲和塞巴斯蒂安提起。总之他们的初次见面就是一场灾难——塞巴斯蒂安背负着浪漫的使命飞到雅典，征求玛丽安娜父亲的许可与她结婚，而刚见面玛丽安娜的父亲就很不喜欢他。他不仅没有主动提出雇佣塞巴斯蒂安，还指责他拜金。他警告玛丽安娜，要是她跟塞巴斯蒂安结婚，他就把玛丽安娜从遗嘱里除名。
讽刺的是，到头来塞巴斯蒂安也进入了航运行业——但是跟她父亲相反，是在市场的另一端。塞巴斯蒂安没有选择商业航运，他建立的业务是向世界各地形势不稳定的欠发达地区运输急需物资，比如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玛丽安娜心想，在许多方面，塞巴斯蒂安可以说与她父亲完全相反。而这也是她长期以来自豪感的来源。
郁郁寡欢的老爷子去世后再次让所有人吃了一惊。他最终还是把一切都留给了玛丽安娜。一大笔财富。塞巴斯蒂安不禁感到震惊，他如此富有，却过着那样的生活——“我是说，像个穷光蛋一样。他从来没享受过自己的财富。那还有什么意义？”
玛丽安娜不得不稍加思索。“安全感，”她说，“他相信金钱能够以某种方式为自己提供保护。我想——他其实是害怕。”
“害怕……什么？”
对这个问题玛丽安娜也没有答案。她摇摇头，怅然若失。“我猜他自己也不知道。”
尽管继承了这笔钱，她和塞巴斯蒂安却只纵容自己买了一件奢侈的东西：他们买下了第一眼就爱上的那幢位于樱草花山脚下的黄色小房子。在塞巴斯蒂安的坚持下，他们把剩余的钱全部存了起来——为了未来，也为了他们的孩子。
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心病，每隔一段时间，塞巴斯蒂安就忍不住揭开这块伤疤，要么是在他多喝了几杯之后，要么是他一反常态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他迫切地想要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以补全他憧憬的家庭场景。玛丽安娜虽然也想要孩子，但她想先等一等，等她完成培训，建起自己的心理诊疗所以后再说——这固然需要几年的时间，可是那又怎样？他们有的是时间，不是吗？
等她三十岁出头开始备孕时，才发现自己受孕很困难。这意料之外的障碍不免让她有些焦虑，医生说这种心态对她没有帮助。
贝克医生上了年纪，有种父亲般的亲切感，让玛丽安娜感到很安心。他建议玛丽安娜和塞巴斯蒂安在正式进行生育能力测试、开始治疗之前先出去度个假，远离一切压力。
“享受生活，在海滩上放松几个星期，”贝克医生向她眨眨眼，“看看会有什么结果。适当放松一下总有奇效。”
塞巴斯蒂安不大情愿——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想离开伦敦。玛丽安娜后来才发现那年夏天他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他的几项业务运转得都很艰难。但自尊心不允许他向玛丽安娜要钱——他从没花过她一分钱。直到他死后玛丽安娜才得知他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竟然承受着这么多不必要的担忧，这让她甚是心痛。她之前怎么没发现呢？事实是，那年夏天她自私地沉浸在自己关于要孩子的忧虑当中。
此外，她还软磨硬泡地让塞巴斯蒂安休了两个星期的假，在八月去希腊旅行，去玛丽安娜家避暑的居所——位于纳克索斯岛的悬崖上的一幢房子。
他们乘飞机去了雅典，在码头登上了去岛上的渡轮。玛丽安娜以为那次乘船是个好兆头，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海水像玻璃般安详而平静。
他们在纳克索斯港租了一辆车，沿着海岸线开到了房子的位置。那幢房子原本属于玛丽安娜的父亲，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它属于玛丽安娜和塞巴斯蒂安——尽管他们从未在那里居住过。
房子里到处是灰，已经有些破败，但位置绝佳，坐落在悬崖顶端俯瞰蔚蓝的爱琴海。岩石雕凿成的台阶沿着崖壁向下，通往山下的海滩。在那里的海岸上，数百万年来粉红色的珊瑚碎成无尽的碎片，与沙砾混合在一起——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沙滩呈现出粉红色。
好一派充满魅力的田园风光，玛丽安娜心想。她已经能感觉到自己放松下来，并且暗暗期盼纳克索斯岛能够如约创造一场小小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