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逃跑事件后来成了杜湘东心里的雷，随时会炸，炸得他寝食难安。但在当初，杜湘东却认为自己善待那俩犯人是理所应当的。比如给姚斌彬看手，既符合管教的职责，又符合“人道主义”。他先问过看守所的狱医，狱医表示犯人确无重伤表征，非说手疼，或者是逃避劳动的幌子也未可知。但这就与姚斌彬的表现不相称了。于是杜湘东又给城里打电话，约了一位法医专业的同学。在常人印象里，法医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实活人也能看，而且因为接触的外伤居多，反而比普通医生有经验。过去练擒拿散打时摔着扭着了，警校的同学往往不去外面挂号，先到法医专业的宿舍遛上一圈儿。
那天法医其实也有任务，大兴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乡去验尸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经又是晚饭的点儿。来了先感叹，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不会得抑郁症吧，今天那个喝农药的妇女就是抑郁症。又说长此以往，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没准儿还会憋出别的毛病。杜湘东只能讪笑，自掏腰包请食堂师傅做了几个小炒，招待同学吃好喝好，然后把姚斌彬从监舍提出来。这次就没让许文革跟着，不过经过隔壁十八监舍时，他留意到许文革正往窗外望着，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
人骨子里都有三分贱，如果一个既冷又硬的人对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过亲昵的人的嘘寒问暖。杜湘东旋即又为这种暖意感到恼怒，喝道：“靠墙坐好，轮流背监规。”
领着姚斌彬来到办公室，便由同学问诊。法医见过的死人太多，对活人也懒得废话，直接让把手交出来，像玩儿“九连环”一样又捏又扭。姚斌彬明显疼得厉害，但却忍着不叫，娃娃脸上淌满了汗珠。忙活一阵，法医脸色似乎一变，招手把杜湘东叫到屋外。
杜湘东问：“什么毛病？”
同学却问：“这孩子跟你什么关系？”
杜湘东又问：“什么意思？”
“麻烦了。”同学说着，露出理解的神色，“如果是亲戚，有亲戚的处理办法，如果是熟人托你帮忙，或者他们家属跟你‘意思’过了，那么总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否则情面上说不过去，对不对？”
“要是没关系，就是普通犯人呢？”
“那我劝你别给自己添乱。直说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节受到钝物重击，造成了粉碎性骨折。这种伤势从外部往往看不出来，但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没了这根轴，其他指头差不多就相当于白长了。所以在评定伤残的时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顶多也就是个八级，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丧失功能，直接就是五级。出了这种情况，你要是装没看见，其实也能遮过去，反正案子一结，犯人就交给监狱了，到时候再怎么处理自有监狱的规矩；但要是从你这儿捅上去，那就相当于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桩案子——这么重的伤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监期间弄的，你这个管教有没有责任？”
法医分析得头头是道，杜湘东听得恍然大悟。不愧是一毕业就在城里待着的人，虽然见的尽是死人，但却比他更懂人情世故。杜湘东不禁再问一句：“这伤还有得治吗？”
“骨折，粉碎性的，又耽误了这么久。明白了吗？”
法医撇下这么一句，看到杜湘东面色有异，就没让他送，急匆匆先告辞了。杜湘东静立片刻，耳中似有什么东西嗡嗡鸣叫，使劲晃了晃脑袋才把那声音驱逐出去。他往走廊门外走了一段，这才想起屋里还关着个人，便又折回办公室，叫姚斌彬起立，跟他回监舍。在路上，姚斌彬走在杜湘东半步之前，表情有点儿呆滞，一双眼睛却格外地亮。难得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得他的脸也是一团透亮的白。这孩子以后就是个残废了。直到看到监舍门了，杜湘东才开口：“你没大事儿，也就是软组织挫伤，养养就好了。”
姚斌彬没说话。杜湘东又道：“心别太重，好好改造。”
姚斌彬好像点了点头。而当杜湘东示意他可以回去的时候，他突然说：“您是个好人。”
杜湘东本可以说，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坏之分，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要求？”
姚斌彬说：“能不能托您给我妈带个信儿？”
“带什么信儿？”
“说我知错了，说我一切都好……说等我出去再伺候她。”
杜湘东看着姚斌彬那张温良的、不管何时何地总带着三分羞怯的脸：“那得看我有没有时间，还得看工作上有没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东鞠了一躬：“谢谢政府。”
这天晚上杜湘东没睡好，躺在**只是来回来去地翻腾，面朝墙感觉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觉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吴的那半瓶白酒，涌起了灌两口的冲动，但又想到一个警察是不适合当酒鬼的，也就没付诸行动。好容易挨到上班，他还是决定找一趟所长。一进门，就见所长正扯着脖子对着电话吵吵，听了两句才明白，是所里的一台吉普车打不着火了，汽修厂的人来看过，说没法修，只能报废，而所长向上面申请换车时又遇到了刁难。人家说，别的单位还缺车呢，你们一个看守所，反正也没什么出勤任务，没车就凑合吧。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可言语中流露出了轻视看守所的意思，所长就受不了了，反戗道：“看守所怎么了，看守所就是家里蹲吗？说句不好听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让我们拿脚去追？”
但戗也白戗。没车，这是客观事实，更是全国上下各个系统的普遍事实。恰因如此，姚斌彬和许文革涉嫌盗窃日本皇冠发动机的案子才会被描述得那么严重。杜湘东等所长在电话里泄完愤，这才硬着头皮把姚斌彬的伤情汇报了。才刚废了一辆车，又听说废了个人的事儿，所长的脸就绷得更紧了。他不说话，先点烟，三口抽完，又转肩膀，右手牵着左肩，正反各十下，转完才说：“你说的属实？”
杜湘东道：“找了个法医先看了。”
所长说：“那你什么意见？”
杜湘东道：“要真是这种伤，所里肯定没法治。狱医老张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霉素包治百病，红药水抹哪儿哪儿灵。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的大医院，找个专家再看看？”
所长却问：“上哪儿看？协和还是积水潭？你要有门路，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我这膀子一疼，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
吃了一瘪，杜湘东只好闭嘴。半晌才又问：“那您的意见是——”
“这俩犯人在咱们这儿待了多久？小一个月了吧？现在要求大案要案从速从严，他们的判决也快下来了，到时候就要正式移交给法院和监狱系统。这样吧，办移交的时候你写份补充材料，说明犯人有伤，到时候是该保外就医还是减轻劳动，就由其他机关酌情处理。”所长说着又点了颗烟，“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里，你得对他负责，但责任分个轻重缓急，更分个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大伙儿的加班费和改善伙食还得靠自己创收呢，真要做手术，拿什么给他做去？”
杜湘东便说：“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所长在后面又跟了一句：“还他妈不如打仗呢，起码弹药管够。105榴弹炮，一枚炮弹就得上千，看见哪个山头有动静，先轰丫十万块钱的。”
以前也听所长讲过打仗，说的都是大动脉里的血一喷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脑袋让弹片削掉了一半还往前冲锋，也有狙击手锁定了一个小兵，从瞄准镜里看见人家长了俩**，就哆嗦着扣不动扳机了。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所长的话让杜湘东哑口无言。他出了办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该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俩人有个约定，再忙也得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制定并强调这一原则时，刘芬芳曾说：“就是因为远，所以怕你把我忘了。”好像北京城里与郊县之间隔的是千山万水。可自从上次刘芬芳挂电话，这习惯就中断了将近一个月。不仅如此，就连再去冷库交接冰棍棍儿，也见不着刘芬芳了。换她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儿：“你又怎么欺负母们芬芳了。”非要说个“又”，好像他常年都在欺负刘芬芳；非要把“我们”说成“母们”，好像在提醒他，这才是郊县人的标准口音。而一拖再拖，就把杜湘东拖毛了。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得先和她说上话。
于是他没回办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以前打电话，大都是刘芬芳给他打，这是因为看守所里叫人接电话虽然费周折，但好歹是几十个人使一条线，不像食品公司，电话与人的比例高达二百比一。杜湘东看看表，估摸着刘芬芳已经上班，就打库房电话。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机转盘把手指头都磨疼了，这才插进一个空去。接电话的又是一大姐，悠着**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杜湘东说找刘芬芳，对方说今儿活儿紧，忙着呢，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杜湘东便赔着小心求人家，说有急事儿。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再不入库下个礼拜保证全臭了。杜湘东便唬了对方一句，说我可是警察。这位大姐大约并没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刘芬芳的未婚夫，倒抽一口凉气“哎哟”一声，说那您等着，我叫去。过了好半天才转回来，说刘芬芳今天没上班，是不是从冷库偷鱼偷肉的事儿让你们盯上了，是不是畏罪潜逃了？要不要把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来，要不要把厂长也叫来？
一惊一乍，倒把杜湘东吓了一跳。他只好又说：“其实我不是警察。”
“孙子你有病吧？你这叫冒充执法人员，明儿就让真警察到你们家抄你去……”
杜湘东忍笑挂了电话，再给刘芬芳的宿舍打时，好像也没那么为难了。既然别人都在与猪腿奋斗，那么这条线自然就是空的了。又说两句好话，看电话的人便穿过胡同叫来了刘芬芳。杜湘东问：“你怎么没上班？”
刘芬芳说：“歇病假了。”
杜湘东又问：“你哪儿不舒服？”
刘芬芳说：“也没哪儿不舒服。”
那么就是忧愁了。既然忧愁就得解忧愁，于是杜湘东便没提别的，先把刚才和大姐的对话复述了一遍。说完又道：“回头还得跟你们头儿解释解释，别再把你怀疑成一个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
刘芬芳却不笑，冷不丁说：“杜湘东，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
杜湘东说：“我是怎么个人？”
刘芬芳说：“你是个满不在乎的人。”
杜湘东说：“我怎么不在乎了？不在乎能给你打电话吗？”
刘芬芳说：“现在才打，早干吗去了？”
这诚然是杜湘东理亏。他说：“所里事儿多。”
刘芬芳说：“你事儿多，就没工夫考虑咱们的事儿了？”
杜湘东只好面对那个不想面对的问题：“咱们的事儿，你怎么看？”
刘芬芳说：“现在不是我怎么看了，是我们家人怎么看。”
杜湘东说：“他们不是觉得我还行吗？否则也不会同意我跟你……那你们家人怎么看？”
刘芬芳默然半晌，再说话时，便去除了感情色彩，变成了一五一十的陈述句：“你知道，我们家八口人。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此后不能干活儿。我大姐插队，落户到了黑龙江。我二姐心野，考大学去了上海，念完大学又去了深圳。大哥[img align="bottom" alt="" src="../Images/Figure-0017-0002.jpg" /]，结了婚嫂子都不让回家。家里相当于没了操持的人，我爸我妈还有俩弟弟，吃饭穿衣，洗涮缝补，靠的都是我。原先说想在城里结婚，那是我的个人趣味，其实除了个人趣味，还有现实困难。前些天看我犹豫，我们家人就又把咱们的事儿商量了一遍，都说你不错，就是人在郊县这一条是个问题。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爸我妈就连口热饭也吃不上了，俩弟弟没准儿得变成野孩子。谁没有爸妈呀，谁没有家人呀。”
陈述到这儿，刘芬芳就不说了，改为一声啜泣。杜湘东便明白了她的意思，他说：“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刘芬芳拖着哭腔说：“早说过了，办法在你。”
杜湘东说：“我没办法，我没用。我也不能不要工作呀。”
刘芬芳又默然半晌。这时看电话的老头儿打开了话匣子，还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访华，中苏关系有望实现正常化；各地物价小幅波动，政府号召群众不传谣，不信谣，不进行恐慌性囤积购买；全国从重从速处理一批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社会治安得到显著好转。
然后刘芬芳道：“那就这么着吧。赶明儿我去趟郊县，咱们把东西换回来。”
所谓要换的东西，是俩人以往互赠的礼物，或者说是信物也行。共计：杜湘东给刘芬芳的一块东方手表、一件呢子列宁装、一个三克重的金戒指；刘芬芳给杜湘东手打的一条围脖、一件毛衣。自然是杜湘东送给刘芬芳的比较贵重，不过他并没想过要找刘芬芳讨还。而刘芬芳执意这么做，就有两层意味：一是北京姑娘特有的磊落，她不占他的便宜；二是刘芬芳特有的仪式感，相当于林黛玉和贾宝玉闹掰了，就要把原先乱送的汗巾、手帕、珠儿串儿或铰或烧，或物归原主。
杜湘东竟再没话好说。情况都摆在这儿了，拖泥带水也没意思。无非是他个人恋爱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以及看守所年轻职工恋爱史上的又一次失败。人待在这个破地方，有城里的姑娘愿意跟他才怪。就算丢人，丢的也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单位的人、组织的人。只不过心里仍是恍惚的，还有些战战兢兢。杜湘东只觉得他的伤感被覆盖在了心里的一层薄膜底下，看似还平静着，但如果那层膜破了，让埋藏的东西泛滥出来，他一定会悲痛欲绝。因此他最好不要再想刘芬芳，刘芬芳已成往事。杜湘东便脱了警服，来到犯人们放风的空地上，甩着胳膊跑起圈儿来，并且不是匀速跑，而是扎猛子似的冲刺，仿佛如此一来就能摆脱什么东西。直跑得呼哧带喘，浑身透汗，这才突然止步，面无表情地走向车间。犯人们已经被从监舍带出来，又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这儿才是他该在的地方，这儿才有他该干的事儿。
刚一进门，老吴便晃了过来：“那犯人说要找你。”
杜湘东往许文革的方向看去，他就站在车床旁，翘首朝这边望着。再朝另一个方向望望姚斌彬，他却在望着许文革。两张年轻的脸，眼神闪烁，饱含热忱。
杜湘东做了个手势，让许文革出列。
“报告政府。”
“有事儿说。”
许文革便道：“我观察了其他人干活儿，大家操作车床的方法都不规范。机器爱坏，和这也有关系。如果能抽时间让我们，也就是我和姚斌彬讲讲，再做做示范，不光故障率会降低，象棋子的产量也能提高。”
杜湘东瞪了一眼：“大米饭吃上瘾了？”
许文革却站得更直了：“您知道，我们图的不是一口吃的。”
“那你们还图什么？让我把你们放出去不成？”杜湘东烦躁地呵斥，又一甩下巴，“该干吗干吗去，甭在这儿假积极。”
许文革脸一白，低头小跑回到车床，不敢再往杜湘东这边看一眼。老吴却凑得更近了，缺牙吹着哨儿说：“都是养不熟的狗，就不该给他们丫好脸色。”
说完掏出烟来，分给杜湘东一根。还是红塔山呢。老吴兜里揣着两种烟，一种是几毛钱的凤凰，一种是几块钱的红塔山，平常自己抽的都是凤凰，求人办事儿或者给领导上烟才是红塔山。而杜湘东本来就不抽烟，顶多陪着老家伙们玩儿一颗，给他红塔山摆明了是浪费。这种浪费对于老吴来说，该有多么痛心疾首啊。
不仅发烟，还给杜湘东点上，又拍拍他的肩膀：“吹了？”
敢情才这么会儿工夫，消息就传开了。一边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一边就警察们的私生活在全所范围内发布摘要，这也是看电话老头儿的爱好。杜湘东鼓着腮帮子没接茬儿。
老吴便叹口气：“没事儿，正常。当年我也是熬到三十多，才娶了现在这娘儿们。你要不痛快，就出去散散心，班儿上我给你盯着。放心，今儿我不喝了。”
竟说得杜湘东心里一热，觉得老吴都不是老吴了。而当他重新戴好大檐帽，道了声谢打算离开时，老吴却又一挤眼，对杜湘东乐了：“对了，你跟那妞儿弄过没有？”
原来老吴还是老吴。杜湘东只好说：“没有。”
“那亏了。你记着，结婚之前弄的都是赚的，结婚之后再怎么弄也是亏。”
杜湘东居然也乐了：“下次吸取教训。”
这一天，杜湘东破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三个戒，那就是擅自离岗。他从职工专用的侧门溜出看守所，沿着土路走到一条河边，茫然地发起了呆。出来散散心，这是个明智的提议，相当适合失恋的人。然而到哪儿散呢？进城，“上北京”吗？再一想刘芬芳就在城里，他就不想去了。都掰了，还到人家近前晃悠，这不是贱嘛。而如果是在若干年之后，杜湘东就会知道，在他所处的这个郊县，其实是颇有几处景点的。有个什么峡谷，谷里可以撑筏子；还有个什么洞，洞里有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可在那时候，此类景点还是农民们眼里的穷山恶水，想去才怪。无处可走又必须得走，他索性跳上了最先开来的一辆公共汽车，也不问站，径直坐到了后排的空座上。
接着，他被车一晃悠，竟睡着了。睡着了也没梦见刘芬芳，再醒过来，却是被一群鹅吵得。只听得四下里嘎嘎叫，还以为车掉进水里了呢，凝了凝神，才知道有一农民带了一筐鹅上车，半路筐漏了，鹅满车厢乱跑。好容易都抓回来，失主却坚称少了一只，并一口咬定是被此前下车的旅客掳走的。他要求司机把车往回开，拉着他去找鹅。司机哪里肯依，双方便吵，鹅的嘎嘎叫里又混进了人的嘎嘎叫。最后闹到杜湘东这里来。
“警察师傅，您给评评理。”农民对他说。
杜湘东遗憾地摇了摇头，表示这不归他管。
农民的气性越发高涨：“那你穿这身‘皮’有个屁用。”
解释也解释不通，恰好又到一站，杜湘东便从后座上拔起来，逃也似的下车。临出车门问这是什么地方，售票员告诉他：“六机厂。”
杜湘东这才反应过来，所谓六机厂，就是第六机械厂，也就是俩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原先工作的厂子。当年国家要搞工业化，北京率先响应，在城西边建了首钢，东边和南边则依次排开了化工厂、模具厂、火力发电厂……光负责机械制造的就不止一个，按照分工不同，一生二、二生三地顺延下去。排到六机厂，城里的地皮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选址在了郊区。而农田和荒野之间生生拔起一座工厂，对于原住民生活的影响可想而知。杜湘东老家所在的县城附近，也有那么一家厂子，是个上万人的锅炉厂，厂里的子弟从小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说话的口音都与他这种本地孩子不同。如果不是托了关系到工厂附属学校上学，杜湘东或许不会萌生出通过考学成为一个“公家人”的愿望，更不会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生。他从姚斌彬和许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时下车如同一种冥冥的内定，既偶然又必然，既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
于是他跟着身边的几名工人，不紧不慢地往工厂方向走去。农田尽头耸立着厂房和围墙，越往近处，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亏了这身“皮”，杜湘东刚一出示证件，说想要“了解一些情况”，传达室的人立刻便给保卫科打电话，叫来了那位膀大腰圆的副科长。过了将近一个月，胖子的脸已经养得直冒油光，头上的纱布却不摘，仿佛光荣负伤的瘾还没过够。这人也认得杜湘东，诧异道：“那案子刑警不是调查过了吗，你一狱警又来干吗？”
杜湘东面无表情地告诉对方：第一，他不是狱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还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调查的需要，保卫科都有配合的义务。副科长嘟囔起来，说把犯人送过去那天，该交代的情况不都交代了嘛。杜湘东立刻又纠正：目前案子还没经过法院判决，人也还没正式移交监狱，因此对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称谓就不应该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这就有点存心较真儿了。在那个年代，上述法律常识还不普及，也根本没人会深究，就连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个“犯人”地叫，仿佛进来的一定会判，不是罪大恶极也不会进来。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种人——你要不当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当回事。
胖子果然肃穆起来，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他给杜湘东沏上了茶，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这才说：“您想了解什么？”
杜湘东直截了当地问：“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脚道：“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刑警这么问，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人家没看上我，让我挺没面子，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跟一个女人记仇吧？那孩子的伤真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本来就没挂牢实，我们进去一冲一乱，那铁砣子就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不信你问他，我有人证。”
记录员便从本子里抬起头来：“这是事实。刑事责任，我们也不敢撒谎。”
副科长又说：“我还专门找人问过，这种情况算误伤，误伤就不赖我，对吧？”
杜湘东点点头：“你别激动，我又没说赖你。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
副科长叹口气：“在这之后。他本来也没反抗，还偷偷央求我们说要‘私了’呢，不想混乱中姚斌彬伤了，我又没看清楚，趁势踹了姚斌彬两脚，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花’了。”
杜湘东接着问：“许文革干吗那么护着姚斌彬？”
“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姚斌彬[img align="bottom" alt="" src="../Images/Figure-0017-0003.jpg" /]，长得像个女孩儿，在外面没少挨欺负，为了他，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这孩子性子狠，跟谁有仇当面不吭声，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
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又补充道：“以前还有风言风语，说他俩是……那个什么……”
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也跟着问：“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在当时的日常语境里不大好说出口，专门的术语则称为“**犯”。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获的。那人刚住进监舍就抗议，说别人要**他，闹得他不敢睡觉；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他，闹得谁都不敢睡觉。后来只好把这人关到单间里去了。
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挥手道：“这他妈不是扯淡嘛。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许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也是厂花。”
“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
“早不在厂里了。都是厂花，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现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没前途，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没两天就跟人家结婚了，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
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窝心踹了一脚。他又问：“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
“也就姚斌彬他妈了。过去是个质检员，现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给我。”
从保卫科出来，杜湘东绕过高耸的主楼，这时却从一扇窗户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是苏联歌曲《山楂树》，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再穿过一道铁栅栏门，就是职工宿舍。院子由若干幢红砖楼和灰砖楼组成，红砖的是近两年新盖的居室楼，灰砖的则是筒子楼。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检着空地上的垃圾堆，风把灰土纸屑吹起来，直钻到她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里去。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饭味儿、霉味儿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近乎发酵。他爬上四楼，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再往纵深里踱几步，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门口挂着一道油渍麻花的布帘子。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东在那门口站定，却不撩帘子，也不叫人。说实话，他此时还不确定自己的这次“家访”是否得当。屋里对着一扇窗，光线贯穿而出，透过布帘子与门框之间的缝隙，照得空气里缓缓飘浮的尘埃清晰可辨。不知从哪儿又卷过来一阵风，吹得布帘子扑拉一晃，杜湘东便看见了屋里那人的侧影。初时也没在意，觉得那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女人：不高，很瘦，脸色蜡黄，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青灰色的劳动布衣服。全然看不出当年漂亮过，但却很符合一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妈的模样。也许是警察眼毒，杜湘东随即察觉到，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对劲。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该倾斜的方向倾斜着。他疑惑了一下，终于伸手把布帘子扯开半寸，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实状态。她一手扶着窗台，半步半步地往床头的方向挪着，那里有个刷着白漆的铁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装着四个轮子。这玩意儿的学名叫站立器，是给脑中风和轻度偏瘫的患者准备的。也就在这时，女人终于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几乎压上了全身重量，喘了两口气，这才扶着它往房间一侧的书桌挪了过去。左脚拽着右脚，右脚几乎无法抬离地面。书桌上摆着两瓶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标了。
在那一刻，杜湘东很想走进屋去，帮那女人倒水、吃药。但在小小的助人为乐之后，他又该如何面对人家？假如她问姚斌彬怎么样了，他就告诉她，你儿子正在等候判决，同时成了个残废？一恍惚，他僵在了那里。屋里的女人却没看见他，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药瓶。而再一恍惚，背后突然有尖厉的哨声鸣叫起来。煤炉子上的水开了。
没等女人扭头，杜湘东就转身奔了过去。估摸着女人从屋里挪到炉子旁还有段时间，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壶，依次把两只都灌满，然后才像逃跑似的冲下了楼。
自打从工厂回去，杜湘东就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姚斌彬了。查监的时候，他故意不往姚斌彬脸上看，监督劳动也尽量远离姚斌彬所在的工位。此外，他还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妈”的意味：那不是指望妈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妈、牵挂妈呢。没有儿子在身边，买菜、做饭、烧水、洗衣服乃至上厕所都成了举步维艰的浩大工程。经由姚斌彬的妈，杜湘东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县文化馆卖电影票，他妈在菜市场卖菜。卖票清闲又体面，卖菜则是粗活儿，因此俩人结婚算是他妈占了便宜。但结婚以后，为家里做贡献最大的是他妈，最辛苦的也是他妈。每天早上五点之前，他妈就得从乡下把菜进上来，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声“包圆儿啦”，就这么日复一日，零敲碎打地攒出了两间瓦房、突突响的带篷“三蹦子”和杜湘东的学费。回家时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开上三蹦子、把儿子送到北京去的妈已经衰老得像个七十岁的人了。都说感谢好政策，好像党随便开个口子人民就能富起来，其实如果你是个小老百姓，点滴的丰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换来的。
而姚斌彬的妈所要承受的何止艰难，还有与儿子被捕相伴而来的耻辱。这时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声“妈”，又有了忏悔的意思——但杜湘东却为这事儿打了姚斌彬。远远看去，那孩子还是那么文静，劳动时总是偷偷望着许文革，像走丢的小羊在寻找着头羊。他们的案子也该判下来了吧，上面的精神不是从重从速吗？也许下个礼拜，也许就在明天，囚车就会轰鸣而至。按照以往的经验，等待他们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码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没准儿。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俩人回来，谁还认识他们呢？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姚斌彬的妈不知是否还活着。
恰好过了两天，管教食堂吃猪肉大葱馅儿包子，杜湘东心里一动，央求大师傅多给他留了十个。等晚上值班的时候前往监舍，却不叫姚斌彬，单把许文革拎了出来。杜湘东将他带到走廊拐角，从身后抄出饭盒：“吃。”
许文革不吃，站得笔直，两眼发直。
杜湘东说：“不是全给你的，还有一半给姚斌彬拿过去……隔着窗户扔给他，不准交头接耳，也不准挤眉弄眼，我在后面盯着你呢。再告诉郑三闯一声，这包子谁要敢抢一口，我让他连去年的饭都吐出来。”
许文革便接了饭盒，却不打开。那意思是全给姚斌彬。
杜湘东叹口气：“等案子判下来，你们就不必隔离看押了，到时如果还在所里多耽搁两天，我把你们调到同一个监舍里去，你们也聊聊……当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给他妈写信，我也可以代交。”
许文革的鼻翼翕动两下，看向杜湘东：“您去过姚斌彬家了？”
杜湘东没说话。在严格意义上，他还没有实现姚斌彬的请求。
许文革却又说：“管教，您是个好人。”
这话姚斌彬对他说过，如今许文革也这么说。作为犯人，妄想评价一个警察是“好”还是“不好”，这实在有些荒唐。而同样的话由柔弱的人说出来还能理解，出自一个冷心冷面的人之口，似乎就有点别样的内涵了。杜湘东竟一怔，搪塞道：“甭说没用的。”
杜湘东说完指示许文革回监舍。犯人背影挺拔，虽然吃了个把月的牢饭，浑身仍有一团英武之气。在不明不暗的光线里，他的侧脸像西方雕塑一般见棱见角。杜湘东忽然又想，不知道这俩犯人“下了狱”之后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环境里，许文革是否保护得了姚斌彬。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遇上一个可以被称为“好人”的警察。但这些都是瞎想了，也与他无关了。而在几天以后，杜湘东才会懊悔：他其实是早该看出端倪的。他怎么连一点儿端倪都没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