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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起，杜湘东就对这俩犯人格外留心。倒也不是因为打了人家。用老吴的话说，进来的人本来就记吃不记打，可要是再不受点儿皮肉之苦，真会以为谁都治不了他们了。工作三年，杜湘东不是个“雏儿”了，他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刺儿头”和“滚刀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老吴的说法。而他之所以一直没破这个戒，是因为总觉得一码归一码，账得算清楚。哪怕是个死刑犯，该承受的也是一颗子弹，而不是一顿拳脚。
让杜湘东心里硌得慌的，是一个耳光之后俩犯人的反应。挨打的那个自然被抽愣了，瞪眼呆看着杜湘东。在四十瓦灯泡底下，杜湘东第一次看清了那犯人的面貌。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两颊各有婴儿似的一嘟噜肉。眼睛又大又圆，长睫毛上沾着泪水，让人想起某种鹿类。这犯人嘴一瘪一瘪的，还在哭，但又因为管教的命令而不得不压抑着哭，那副样子哪儿像个盗窃犯？简直像个偶尔犯了错的三好学生。
“妈——”娃娃脸犯人又拖着长音叫起来。他这么一叫，把杜湘东稍稍冷静的大脑再次刺激得烦躁不堪。他就没见过这么[img align="bottom" alt="" src="../Images/Figure-0017-0001.jpg" /]的犯人。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叫妈能帮上你？知道叫妈早干吗去了？他甩出去的巴掌又折了回来，这次变成了拳头。
但这只拳头转瞬被人拽住了。侧眼一看，是一旁那个高而壮的犯人。他双手揽住杜湘东的胳膊，手铐锁链缠住了杜湘东的腕子。手劲儿特大，一挣竟挣不脱。协同押送的两位管教吃了一惊，几乎同时掏出电棍来：“你要干吗？”而杜湘东回了下神，反手扣住那犯人的肩膀，一拧身，脚下使个绊子，转眼就让犯人重重躺在了地上。接着，他用膝盖顶着对方胸口，逼视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管教是你能动的？”
犯人从他胳膊上松开双手，瓮声瓮气说：“政府，要揍你揍我得了。他有伤。”
这话说的，好像看出他现在气儿不顺，有打人的需要似的。杜湘东没再动手，但继续瞪着**的犯人，直到对方迟疑着把眼睛挪开，这才慢慢起身，掸了掸警服。后面的俩管教也跟了上来，其中一个问：“给他上镣？”
对于特别不服管教，尤其是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所里专门备有脚镣。那玩意儿由几十斤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人挂上以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走到哪儿都咣当响。多挂两天，就连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有些人还会脚踝肿得像俩馒头。而杜湘东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摇了摇头，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十七、十八监的两道铁门。这俩人是同案犯，按照规定，必须分开关押，防止串供、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乱子。一股又臭又馊的气息扑鼻而来，那是二十多个犯人共同散发的味道。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不出意外，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这道门里，另有一套规矩。
当晚在食堂吃饭时，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想走而又没走成的事儿。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也许在同事们中间，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不光如此，还拿犯人撒气。这么一想，刚才的那个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脸上。一顿饭没吃完，他就回了办公室，咕咚咚灌了半搪瓷缸子凉水，这才想起还有工作没做。对于新进来的犯人，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看守所也不光是个关人的地方，在理论上还负担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这些理论在老吴他们那儿也就是个理论，但在杜湘东这儿可不是，今天尤其不能是。看他的笑话是吧？幸灾乐祸是吧？越是这样，杜湘东就越得证明自己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
他耗费两个多小时，翻阅了派出所转过来的审讯笔录，以及厂保卫科提供的相关资料。娃娃脸犯人名叫姚斌彬，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许文革。姚斌彬比许文革小两岁，俩人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三，都是一家机械厂的青工。俩人的住址也在厂家属区，是顶班招收进去的工厂子弟。工作以前，姚斌彬上的是全日制高中，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技校毕业。工作以后，姚斌彬分在了模锻车间，许文革分在了维修班。按照保卫科的说法，此二人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自从入职伊始就不安于工作，频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儿、赚外快，被厂里发现后还挨过处分。这次他们企图盗窃的物品尤其贵重，是一辆日本进口皇冠轿车的发动机。被发现时，案犯自带简易工具，已将机器从车内拆卸出来，遭到抓捕时又嚣张拒捕，许文革用扳手将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
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年头，青工沦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本来社会上的**就变多了，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脑子活络，往往一犯就是大案。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上。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都敢动手。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软的很容易自残，硬的很容易伤人，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
情况了解之后，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以。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然而刚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响了：“杜湘东，你未婚妻找你。”
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还有一部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并且还一定要说明谁在找、干什么。有个笑话，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等辗转找到人，听筒里已经传来孩子的哇哇哭声了。而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是个冷天，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奔了出去。
来到管理科，听筒在电话机旁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就从**滚了下来。看电话的老头儿把半导体收音机音量开得挺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芳也“喂”，然后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的生活情况，诸如吃得怎么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
杜湘东说：“嗯。”
“有信儿没有？”
杜湘东说：“没批。”
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她只问：“那咱们怎么办？”
把“咱们”说得很重，示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心里闷闷一紧。过了几秒钟，他才说：“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刘芬芳也“嗯”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以前也拌嘴，但越拌嘴，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而这一次的态度，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这副表情从侧面看，的确是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现在“吉永小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部，途经提供“啤酒炒菜”的小饭铺，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去抹眼泪、咬枕巾。
他又把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人早走啦”。
杜湘东只好怏怏地回到办公室。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这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平摊到俩人头上，也会被放大无数倍。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这么一感慨，他无端又想起了今天送来的俩犯人。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味儿”的，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民，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学：人违背了社会道德，内心都会挣扎自责，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掩饰能力罢了。然而姚斌彬和许文革虽然一个痛哭流涕，一个桀骜不驯，但他们的眼神都是干净的、纯良的，因此直到剃了头编了号又穿上了囚服，却还是怎么看也不像犯人。难道保卫科和派出所弄错了？可如果是被冤枉了，进来的时候就该一路喊冤啊。或者他们压根儿就是愚昧，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就像以前进来过一“山炮儿”，买了个老婆又在人家琵琶骨上打了根铁钉，像拴狗一样拴了半年，警察上门解救时他还出示收据，声称“真不是偷来的”。但这种假设就更不切实际了，卷宗上写着，姚斌彬还参加过高考呢。
越琢磨，杜湘东就越心烦。他也说不清烦的是自己调工作和结婚的事儿，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说不上谜题的谜题。或者都不是，他烦的是网罗一切的生活本身。一边想，他便抬头在窗台上看见了半瓶白酒。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是老吴摆在那里的。只要所长不来检查，老吴就会以五分钟一次的频率站起来，蹭到窗边打开酒瓶，连颗花生米也不就，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杜湘东时常觉得老吴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之中，并为此对老吴抱有一丝同情，可现在，他却觉得老吴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效法老吴，起身抄起了淡绿色的酒瓶，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在今天，杜湘东破了工作以来的两个戒，一个是打人，一个是喝酒。今天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
饶是百米跑进十二秒的身板，在酒量上却是不顶用的，五六口下去，他就晕头转向地“高”了。等再睁眼，窗外的鸟已经叫得如火如荼，而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腰杆挺直得像条绷紧的“板儿带”。不愧是个敬业的警察，连醉酒都醉得这么仪表堂堂。杜湘东使劲甩甩头，打开窗户散了散酒味儿，赶紧往监舍里去。每早查监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现在都晚了。
刚进走廊，就听见出了事儿。
声音是从盥洗室里传出来的。每天早上犯人起床，先得点名、整理内务，然后再由管教带去刷牙洗脸。本所各监区的盥洗室都只有十个龙头，仅能容纳一个监舍的犯人同时洗漱，所以通常的流程是当一名管教带着一拨儿犯人进去时，搭班的另一名管教就得带着另一拨儿犯人在外面等候。而当杜湘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时，却见盥洗室的铁门上了锁，窗户栅栏里人头攒动，挤得满满当当。这肯定又是老吴的杰作——每当杜湘东临时有事，他常常会把所辖两个监舍的犯人统统往盥洗室里一塞，自己就到宿舍睡回笼觉去了。至于共处狭小空间的犯人们会不会大打出手，他才不管，反正打个头破血流也有杜湘东过来处理。他还颇有趣味地把这种事儿叫作“斗蛐蛐儿”。
铁窗里充斥着叫骂声，压住了水龙头放任自流的哗哗作响。好在今天的蛐蛐儿不是群斗，而是大多数观摩少数几个斗，所以场面还没大到必须拉警报的地步。杜湘东气急败坏地打开盥洗室的铁门，跟前的犯人居然没注意到他，仍围着圈儿往里看。透过人缝儿，就见水泥地上伸着两条腿，两条腿底下又压着两条腿。这四条腿的上方还运动着七八条腿，机械而有力地往那两人身上踹着、踩着，砰砰有声，如同打鼓。
杜湘东喝了一声，腿儿们仍不停，他忍着头疼又喊：“列队！”人腿组成的森林这才四散，围成圈儿的也缓缓挪开，沿着水池一字排开。
地上的俩人正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姚斌彬侧身蜷成一团，浑身哆嗦，缠着厚纱布的那只手被他拢在胸前，如同夜里害怕的小孩儿抱着个布娃娃。往下一看，裤子湿了一片，却不像溅的水。他尿了。而许文革压在姚斌彬身上，两肘撑地，肌肉绷紧，也在周期性地哆嗦。杜湘东过去拽了拽这人肩膀，竟拽不动，只觉得手抓了块滚烫的铁。再喝令两个犯人强行把许文革抬起来，就呈现出一张惨不忍睹的正脸：几乎没一块好肉，不是青的就是紫的，一只眼被“封”了，血从鼻子以及嘴里流出来，凝结在脖子上。
许文革用他尚能视物的那只眼睛和杜湘东对视片刻，眼神不冷不热。
“说说原因。”杜湘东回头问。话是对郑三闯，那个从“文革”后期起就威震四城的老“顽主”说的。之所以没问“谁指使的”，是因为他知道，没有郑三闯的命令，这俩监舍里别说打架了，连大声说话也没人敢。铁门里有铁门里的规矩，规矩都是牢头执行的。作为规矩的集中代表，牢头自然可以享受某些特权，比如在伙食上多吃多占，干活儿也有人代劳，运气好了还能混上几根夹带进来的烟抽。对于此类现状，杜湘东一向是极其反感的，在他看来，在公安机关的规矩之外另设一套规矩，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挑衅。然而他又不得不学着顺应现状，因为那样便于管理，治住了一个就相当于治住了一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看守所的警力不够，类似于牧羊人总得养几条狗。
但今天，却是郑三闯先坏了规矩。在以往，挨揍的人必得咬牙忍着，被打尿了血也不敢报告，否则会被视为“扎针儿”的，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而打人的也有分寸，再大的仇也不能打脸，不能见血，更不能让管教看见，只要看不见那就一切心照不宣。像现在这样，牧羊犬咬了羊，又是当着管教的面咬的，他们就不是羊、狗和人的关系了，必须得按照白纸黑字的监规来解决问题了。
郑三闯立了个正，嘴里还叼着烟：“新来的，都得过过堂嘛。”
对于杜湘东这个满脸严肃、举止刻板的年轻管教，郑三闯从来是暗含着三分不屑的。在他看来，杜湘东的严肃是缺乏经验的严肃，刻板也是底气不足的刻板。然而此刻，杜湘东却看出郑三闯表面上虽然在“拔份儿”，但眼神深处还是有些慌张的。何止慌张，说是惊骇也不为过。这在一个“老炮儿”的身上可不容易见到。
他打断郑三闯：“你也是老人儿了，该怎么说话不用我教你吧？”
郑三闯把烟吐了，站得直了些：“报告政府，我有责任，他们打架我没拦住。”
“为什么打？”
“没听见。”
“没长耳朵？”
“还没醒透呢。”
杜湘东便不看郑三闯，转向了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杆儿犯”。这人是因为猥亵妇女进来的，此前在监舍里挨揍最多的是他，睡在尿桶边儿的也是他。
“那你说说。”
“杆儿犯”咽了口唾沫没出声，又像害了眼疾似的狠挤了几下眼睛，偷空瞥了瞥郑三闯。杜湘东用余光看见，郑三闯的嘴角抖了一抖。从这一瞥一抖里，杜湘东读出了某种含义，他指指“杆儿犯”，让他跟自己到走廊里去。
出了盥洗室，“杆儿犯”仍想含糊其词，杜湘东一句话就让他“秃噜”了：“要不你去单间，请吴管教照顾你几天？”老吴有着许多花样百出的折腾犯人的办法，这是出了名的。而据“杆儿犯”交代，斗殴的起因也很简单。新进来的人第一顿饭往往是吃不上的，姚斌彬分在十七监，恰好和郑三闯同屋，所以昨晚的窝头刚发下来，他那份儿只好被迫上供。到了今天早晨，郑三闯又盯上了姚斌彬手上的纱布——他前几天刚上完镣，脚跟子磨破了，还化了脓，正缺一块裹脚布。但这次的要求却碰了壁。姚斌彬还没说什么，隔壁十八监的许文革先不干了，吵吵着说不能欺人太甚。
郑三闯就乐了，道，不服？不服你“翻板儿”呀。
监舍里的大通铺就是一块木板，故而犯人们的黑话都与“板儿”有关。每天面壁反省叫“坐板儿”，新人进来挨一顿杀威棒叫“走板儿”，有更蛮横的人物把老牢头取而代之就叫“翻板儿”。而许文革八成是没听懂，又见水池上架着一张摆放牙缸的木板，居然真把它抠起来往上一掀，溅了郑三闯一身牙膏沫子，还吼道，翻就翻，翻了你就别烦我们。
此言一出，问题就严重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里面，统治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铁与血的斗争。郑三闯就让动手。而许文革还真有两下子，上来就把郑三闯的头号打手、一个络腮胡子的东北人按在地上了。随后便有更多的人像疯狗似的扑上去，除了打许文革，还打姚斌彬。为了护着姚斌彬，许文革就落了下风，一边挨揍一边说，打我得了，别打他。郑三闯又乐了，有条件地接受了许文革的要求：仗义是吧？碰上仗义的人，得先验验是真仗义还是假仗义；那就先打你，什么时候你抗不住了，再让他替换你。
杜湘东明白，郑三闯的本意并非要打出个你死我活，无非是想把许文革收服了罢了。只要说声“服了”，顶多再按北京街面儿上的规矩叫声“爷”，也许从此还能混上一把交椅。混混儿也有混混儿的爱才之心。没想到许文革愣是没服，用身体罩着姚斌彬，咬牙挺了许久。就有人嘀咕，看来这孙子是真仗义。这反而让郑三闯下不来台了，他也不能停，一停就是他“服了”，于是让手下发狠再打，而且专照要命的地方打。又有人劝，说再打就出事儿了，郑三闯却被激出了横劲儿，说有事儿我担着，大不了一年劳教变十年大牢。就这样，打与被打的拉锯战持续到了杜湘东到来。
“杆儿犯”还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人，连吭也没吭一声。”
这时老吴总算歇够了，慢悠悠地踱了回来。杜湘东斜了一眼没说什么，让他先带犯人回监舍，自己则去通知狱医。许文革挨了几百记拳脚都有神志，突然松下来，反而没走两步就晕过去了，头磕在水池上，又冒了不少血，只能用担架抬往医务室。料理了伤员，杜湘东这才腾出手来处理后续事宜。他到十七监宣布：郑三闯从今天开始重新上镣，参与打人的帮凶劳动量加倍，持续一个星期，完成之后才能吃饭。然后他指指郑三闯位于靠门处的那个专享铺位，又指指姚斌彬：“他这儿给你睡，他回头睡尿桶边儿上去。”
郑三闯眼里凶光一闪。被剥夺了最宽敞的“头板儿”，这相当于失去了牢头地位的象征。而杜湘东特地又“照”了他几秒钟，表示此意已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接着杜湘东招呼姚斌彬：“你过来。”
那孩子小步往前挪了几尺，脸仍煞白，眼瞅着又要哭了。他的模样再次让杜湘东烦躁起来，训斥道：“不准叫妈，叫妈就把你嘴铐上。”
又说：“你那同犯是为你挨的揍，你就是不能给他帮忙，也别给他丢脸。”
姚斌彬上牙咬着下嘴唇，惨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睫毛下涌了出来。这副表情让人想起电影里给女革命者的特写镜头。
最后，杜湘东扫视监舍里的所有人：“他脸上有几道伤，我可都记着呢。从今天起只能少不能多，多一道，我唯你们是问。”
许文革挨了一顿揍，无意中却“翻了板儿”，这在犯人里几乎算个奇迹。看守所的监舍虽然封闭独立，但自有一套传播小道消息的途径，于是接连几天放风的时候，犯人们都会对他侧目而视，还有偷偷上去“盘道儿”的。杜湘东本来担心郑三闯会报复，但事实证明他多虑了。那个戴着脚镣、屁股后面拖着俩大铁球的老炮儿虽然看见姚斌彬和许文革就阴着脸，但当手下的兄弟又想去找俩人麻烦时，却被他一个眼神就瞪了回去。郑三闯还下令，以后谁也不准再抢姚斌彬的饭。这么做当然不是要给杜湘东面子，而是因为“老炮儿”行事自有“老炮儿”的原则。对于够硬气、够仗义的人物，就算是仇家，他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
而俩犯人再次让杜湘东另眼相看，是在劳动的过程中。
劳动就是制作象棋子和冰棍棍儿。对于所里，这算创收途径；对于犯人，则是必不可少的改造任务。除了死刑犯和卧病在床的，其他人无论刑期长短、年纪大小，概莫能免。在劳动时，犯人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具体地说是分成体力工作者、技术工作者和半个艺术工作者：大多数人发张砂纸，打磨上游加工出来的半成品，这是最费工也最枯燥的流程；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犯人则被委以操作车床和冲切机的重任；还有一些会刻图章的，那几乎是所里的宝贝，冲压上字的象棋子都得靠他们进一步修饰加工，“车马炮”才能成为整齐的篆文。姚斌彬和许文革是工厂出来的，自然被指定在了车床旁边，但因为是同案犯，俩人不能搭班，而且还被远远地隔开。许文革果然底子好，不出两天，车出来的象棋子的合格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了，而姚斌彬的纱布虽然摘了，右手仍不灵便，操纵不动机床，所以干了两天又被扒拉回了打磨组，用胳膊肘夹着棋子干活儿。
这天正在看着犯人赶一批订货，就听见铿啷一响，一枚残缺不全的象棋子飞了过来，恰好落到杜湘东倒放在窗台上的大檐帽里。他正靠墙想心事，蓦地一惊，还以为又有人打架了，或者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破坏生产工具来反抗剥削的迹象。但抬头一看，闷热的车间秩序如常，只有最靠把角的一台车床停了下来。负责操作它的那个交通肇事犯愣乎乎地站在一旁，显然也被吓了一跳。
杜湘东吹了声哨子，提醒把守在车间门口的同事注意警戒，又捅了捅歪在椅子上睡觉的老吴，招呼他一起过去看看。来到车床旁问怎么回事儿，交通肇事犯也不知道，表情像当初看着自行车道上的尸体时一样茫然。杜湘东又转了转车**的摇杆，一动不动，不知是哪儿卡住了。正在这时，他的脚边却多了一人，姚斌彬不知何时从工位上闪了过来，蹲在地上，伸着脖子打量着这台车床的底部。
他抬头对杜湘东说：“主轴上的三爪卡盘掉了。”
杜湘东还没说话，老吴先踹了姚斌彬一脚：“谁让你离岗的。”
姚斌彬仿佛这才想起自己是个犯人而非工人，连滚带爬地回去了。而杜湘东绕着车床这儿拍拍那儿看看，一时头就大了。他不懂机械，但却知道这台机器坏了的话，后果有多惨重。如今别说是管教们的加班补助了，就连维持所里那两台北京212吉普车运转的费用，都出在象棋子和冰棍棍儿上。但为了节约成本，所里购进的设备都是外面工厂淘汰的，早就超龄使用了。制作象棋子的车床以前也“趴窝”过两台，请来维修师傅，人家说这种五十年代的仿苏产品连配件都找不着了——于是只好报废，进而势必耽误生产进度，进而要受到那些商家恶狠狠的催逼。想到这个，杜湘东的头就是替所长大起来的了。
老吴却又说起了风凉话：“坏得好，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不起来了吧。”
杜湘东倒想提醒老吴，每个月发补助的时候，他可没少为了块儿八毛的数目去跟管理科扯皮。但再一想，当着犯人说这些也不太合适，于是没接茬儿，让老吴先去找上面汇报。他自己却没走，又把姚斌彬叫了过来：“你怎么知道哪儿坏了？”
姚斌彬说：“咱们的车床都没按时保养，机油一亏，主轴就会磨损卡盘。”
他说话时，眼睛又亮了起来，但那就不是泪光了，而是某种兴奋的光泽。这眼神让杜湘东心里也是一动：“你能修？”
“以前没用过这种机床，但它结构不复杂，而且机器的道理都是通着的……不过我手使不上劲儿。”姚斌彬说着，朝许文革的方向望了一眼。
杜湘东明白他的意思，便向许文革招了招手，然后又告诉姚斌彬，角落里还堆着两台报废车床，如果需要零件，或许可以从那上面找到替换的。俩犯人便开始修理，杜湘东站在一旁监工，防止他们发生不该有的交流。过程大致也能看懂：他们拆开主轴机箱，把损坏的卡盘取下来，再拿去和报废车**相对完整的卡盘进行比对。两种车床的卡盘却不是一个制式，于是需要再进行一番加工，把替换用的卡盘爪子磨短一截。车间里的工具还算齐全，鼓捣一阵，居然鼓捣好了。许文革用修复的车床车出一个象棋子，由姚斌彬递到杜湘东手上：“政府，能用。”
这小半天里，杜湘东还在观察俩犯人的表现。他们配合极其默契，姚斌彬负责拿主意，指到哪儿许文革就拆哪儿，再指到哪儿许文革就装哪儿。甚而在特殊工序上都不用语言交流，姚斌彬做个手势，许文革就知道要上油，再做个手势，许文革就知道要电焊。许多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干久了的老工人们都练就了这种本领，如此一来便能在噪声震耳欲聋的车间里保证效率。但考虑到姚斌彬和许文革在厂里时，一个是模锻车间的，一个是维修班的，俩人的工作并不搭界，他们的默契很可能就是盗窃的需要了。
而当沉甸甸的梨木象棋子掂在手里时，杜湘东也被传染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他把那颗棋子往高处一抛，“啪”的一声凌空抓住，接着才意识到这个举动和管教的身份不符，于是脸上发臊似的热了一热，让俩犯人各自归位，自己背手走开。
许文革却在身后叫他：“政府，还有个事儿。”
“说。”
对方追上来，离着杜湘东两步远立了个正：“我们也会保养机器。”
杜湘东不禁再次打量许文革。一直以来，这人给他的印象就是硬、傲，好像跟身边的一切都较着劲。挨揍事件之后，他明知姚斌彬受了杜湘东乃至郑三闯的照顾，但看人的眼神还是极其冷漠的，那意思很清楚，他压根儿不想领别人的情。杜湘东怀疑他就是每天都挨一顿暴揍，也是能默默承受的。而现在，许文革却在“争取表现”了。
“怎么着，想吃大米饭了？”他故意讥讽道。
许文革的脸仍是僵硬的，对刚才的建议予以说明：“上一遍油，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正在这时，所长火急火燎地领着老吴过来了，见车床已经恢复运转，知道虚惊一场，大舒一口长气。杜湘东便顺势把姚斌彬和许文革能修机器的事儿汇报了，又说他们主动提出要给设备做养护。所长也对这两个犯人中的能工巧匠高看两眼，点头道：“那就加个班儿吧。”
加班除了犯人要加，管教自然也不能闲着。当天杜湘东没让姚斌彬和许文革回监舍，继续看着他们把那几台车床和冲锻机一一拆开，在重要部位上了趟油，又对已经出现小故障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维修。活儿多人少，等全干完，已经快入夜了。俩犯人一头一脸的机油，拿手一抹，在暗处看和黑人差不多。杜湘东便先领着他们到盥洗室，发了半块肥皂让他们洗脸，洗完之后再带到自己办公室吃饭。饭果然是大米饭，配有肉片炒西葫芦和烩鸡块两个菜，是他委托老吴到管教食堂打出来，又放在锅炉房里保温的。所里的惯例，对于有立功表现的犯人，都给吃顿好的。况且他下午还半开玩笑地提到了大米饭，说了就不能食言。
根据杜湘东的经验，犯人假如见着油水，往往比见了妈还亲。那种不管不顾的饥饿感，恐怕只有吃上两个月的窝头才能体会。然而这俩犯人却吃得很慢：姚斌彬是右手捏不住筷子，只能换左手，于是颤颤巍巍，每往嘴里送一口都有漏到地上的危险；而许文革则像心里有事，有时猛扒拉两口，嚼着嚼着就慢下来了，凝视着眼前的饭盒发呆。
杜湘东讥讽：“嫌不好吃？”
许文革没说话，喉结一跳，自我强迫似的咽下一口。
“有什么想法就提。”杜湘东又说，“谁让你们有功呢。”
他知道，许文革和姚斌彬今天主动请缨，为的可不是这顿大米饭。那么他们有什么目的？是听人说起过减刑的门道，还是想要争取一次家属探视的机会？但如果是那样，杜湘东就爱莫能助了。他们的案子还在审理之中，既然刑没正式判，因而也就不存在减的可能。又根据规定，尚未结案的犯罪人员都是禁止探视的，所以再想念亲人也只有忍着。说到底，杜湘东作为一个管教，能提供给俩犯人的其实就是一顿大米饭。但他为什么又要让俩犯人“提想法”呢？他有那么在乎他们的希望、失望和绝望吗？这就说不清了。
许文革果然说话了：“政府，您能不能给他找个医生？”
“看什么病？”
“看手。”
“绷带不都拆了吗？”杜湘东朝姚斌彬横伏在桌面上的右手扫了一眼。那手表皮发红，略微还有点儿肿胀，看上去大致无碍。
许文革却有点儿抢白的意味了：“可他还疼，给我递工具的时候直冒虚汗。”
管教最受不了的就是犯人回嘴，杜湘东立刻反噎：“照你的说法，我还得给他配俩护士，白天晚上伺候着他？”
许文革便低下头去。毕竟在里面待了些日子，也学会看人眉眼高低了。而这时，一旁的姚斌彬又哭了起来。哭也不敢正经哭，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撑着眼眶忍眼泪。忍了一会儿没忍住，抬手抹了把眼睛，声响破腔而出：“管教，我也不是怕疼。我是怕出去以后干不了活儿了。”
这时面对姚斌彬的哭，杜湘东却没有那么厌恶了，甚至心里一软。仨人都不再说话，办公室里充满了不尴不尬的气氛。过了会儿，杜湘东站起来，把饭菜分别往俩犯人跟前推了推：“有的吃就赶紧吃，想了也白想的事儿就别想。”
姚斌彬和许文革低头扒拉饭。直到这时，杜湘东只是感到这俩犯人有些“各色”，但却没想到他们能干出一件大事。那就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