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甲午之耻
1.海军衙门与颐和园庆寿
从光绪十二年 （1886）开始，清漪园的修建工程就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朝中的反对之声因 “备操海军”的名头也变得不那么大了。工程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没有钱，因为圣谕要求只能用 “节省羡余”的钱修园子。慈禧听政二十几年，当然了解国库从未充盈过，维持官员的薪饷都得东挪西借。不过，慈禧并不担心，这园子是光绪帝为她准备的六十寿礼，君无戏言，无论经费如何紧张，光绪帝都得在她六十大寿前保证园子完工。但是，如果因为钱款不济而使工程无限期地延期，也不是个事。为此，慈禧和她的心腹们想出一个既可以筹到款又不落人话柄的法子。
四月十八日凌晨，阅兵官员在李鸿章的陪同下，由天津大沽口出发前往北洋水师基地旅顺。醇亲王乘坐排水量为两千八百吨的 “海晏”轮，由北洋、南洋两大水师的十四艘战舰护送。北洋五舰在左，分别是“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南洋三舰在右，分别是 “南琛”“南瑞”“开济”；其余六艘炮舰跟随在 “海晏”轮后，一起前往旅顺口。
四月二十日，演习在旅顺附近海域进行。演习舰主力为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舰—— “定远”舰和 “镇远”舰，演习科目是打靶和鱼雷艇发射鱼雷。这次演习共耗费军舰、炮台的炮弹百余发，鱼雷一枚，水雷八枚。随后两天，阅兵队伍又来到威海，参观了 “镇南”舰等六艘炮舰的打靶演习。
李鸿章举办这次海军演习，本来是为了讨慈禧欢心，向慈禧展示自己的功绩。只有把慈禧哄高兴了，才有可能继续得到财政支持兴办海军，没想到 “聪明反被聪明误”，自讨苦吃。
在这次检阅中，李鸿章见李莲英一副公事公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认为他还有别的目的，于是就派亲信、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去打探。盛宣怀找机会接近李莲英后，李莲英向盛宣怀暗示能不能帮他从洋人银行那里借点钱。盛宣怀一时大意，说可以从天津电报局在外国银行存的钱中拿出几万借给他。李莲英不动声色，只当自己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占用军费并不表示清廷对海军不重视，相反，从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决定出巨资向英国购买第一艘新式战舰起，到北洋水师练成的二十七年时间内，仅建成北洋水师就耗银三千余万两，连慈禧皆称“唯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可见在建军伊始，清廷给北洋水师所拨的款项并不少，慈禧本人对北洋水师也十分看重。
颐和园工程直到光绪二十一年 （1895）才完工，粗略估算工程总费用为白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的经费竟多达七百五十万两！
朝野上下似乎忘记了修建颐和园的最初目的是操练新式海军，也似乎忘记了俄国在北方、英国在西方、法国在南方、日本在东方虎视眈眈，时刻准备侵吞中国。
光绪十八年 （1892）十二月初二，光绪帝颁下上谕，提前两年为慈禧六旬生日做准备：“甲午年，欣逢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着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3)，户部尚书熙敬、翁同龢，礼部尚书崑冈(4)、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5)，工部尚书松溎、孙家鼐(6)，总办万寿庆典。该王大臣等其会同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议，随时请旨遵行。”这道圣旨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从朝廷到地方，从皇帝到臣民，普天同庆；六部九卿中枢大臣全动员；相关的行政部门相互协作。具体做法是 “王、公、二品以上官，集慈宁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朝鲜使臣列西班末，按班行礼，不赞。唯遇大庆年，俟皇太后升殿后，增用宣表例”。
光绪十九年 （1893）春，朝廷成立庆典处，专门负责办理庆典事宜。自此，相关部门的筹办工作正式启动。这时，当年被撤职外放的荣禄借机回到京城，官复原职，担任步军统领。过去三年，他一直待在西安，担任挂衔大将军的闲职。
为表示心意，所有高品级官员均 “受邀”将自己俸禄的四分之一捐出，作为贺礼送给慈禧，总共有几百万两。
慈禧的寿辰临近，寿宴准备得极其隆重，但慈禧仍觉不够周备，命人在西华门至颐和园的几十里大道旁，沿途搭建牌楼。油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所穿的服饰，令江西烧造绘有 “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瓷器。全国各地贡献的圣寿礼品以九为基数，九九为最多，寿礼囊括人间各种稀奇之物。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慈禧还下令设计 《万寿点景画稿》，整个点景工程分六十段，城外三十三段，城内二十七段，耗费令人咂舌。据估算，每段需要四万两白银，整个点景工程需二百四十万两白银。这笔钱从哪里来？城内的点景费用由大臣们 “孝敬”，城外则从宗室、王公、京城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们的祝贺、报效银中支拨，但因甲午战争爆发，点景工程未能完工。光绪二十年 （1894）八月初，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诏书表示遗憾。
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士胪欢，同深抃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欲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仍，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思及，悯悼何究。前因念士卒战阵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金，俾资腾饱。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钦此。
庆寿工程基本完成，但无法为庆贺慈禧六十大寿的典礼所用，光绪帝和慈禧都深感遗憾。尽管如此，仅在紫禁城庆贺，布置庆典的隆重豪华程度也令人咂舌。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需在一个月内穿戴蟒袍补褂，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
光绪二十年 （1894）十月初十，慈禧从西苑乘八抬大轿至皇极殿，光绪帝跪在慈禧跟前进表文，又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随后，光绪的后妃、皇室公主、满洲贵族的福晋、命妇来到慈禧前行三跪三拜礼。早上，慈禧改换礼服，由乐寿堂乘坐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到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到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等处拈香行礼，礼毕后回到乐寿堂。上午十时许，慈禧由乐寿堂乘坐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光绪帝从宁寿门进入，到慈禧面前跪进表文，旁边的监侍人员跪接表文，摆在宝座东旁的黄案上。光绪帝步行至宁寿门外，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
礼拜结束后，慈禧回到永寿宫，又接受后妃、公主、福晋等人的参拜。然后，慈禧行至乐寿堂，乘轿至阅是楼院内，光绪帝率皇后、瑾妃及珍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
祝寿活动的前后经过，帝师翁同龢都写进了他的日记中。初九、初十、十一这三天，太后与君臣 “听戏三日，诸事延搁”，从前线发来的战报也被暂时搁置一旁。十二日，“慈禧升皇极殿宝座，光绪率领近支亲王、贝勒、贝子等诣皇极殿筵宴，光绪向慈禧进酒爵、进舞”。十三日，“慈禧升皇极殿宝座，皇后率领妃嫔等位、公主、福晋、命妇等诣皇极殿筵宴，皇后向慈禧进酒爵、进舞”。十五日， “光绪御文华殿，美、俄、英、德、法、瑞典、比利时、日斯巴尼亚 （即西班牙）等国驻京使臣觐见，祝贺慈禧六旬万寿”。十七日，又是君臣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回宫。这是翁同龢第一次见到规模如此庞大、极尽繁文缛节的寿典，他情不自禁地叹道： “济济焉，盛典哉！”
这些只是在紫禁城的仪式。既然颐和园是光绪献给慈禧的寿礼，她不趁祝寿带众人去那里享受一番显然于情理不合。于是，大排銮驾浩浩****地出皇宫西华门，走北长街，折向西安门大街，经西四路口，往北沿西四北大街，经新街口，出西直门，直奔颐和园，然后在颐和园内听戏并不摆筵宴。慈禧命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担任庆典总办，一切都按照当年乾隆帝的排场进行。
慈禧还准备了一出放生的好戏，以彰显自己的德行。据宫中内官记载，殿内的一部分太监每人养了一只鹦鹉，就是给慈禧放生用的。但在放生环节却出现了意外，慈禧打开鸟笼后，嘴里念念有词：“希望尔等今后不再为人所捉。”但是有的鹦鹉在慈禧打开鸟笼后并没有飞走，这让慈禧很不高兴。李莲英在一旁连忙说：“老佛爷洪福齐天，这些鹦鹉被您的慈悲感化，自愿留在您身边，所以才不肯飞走。”慈禧这才露出笑容。
几乎与慈禧大寿同一时间，在离北京不远的黄海上，八月至九月，北洋水师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北洋水师损失 “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官兵死伤惨重。随后，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
2.陆、海军建设
慈禧的大半生都在战争的喧嚣中度过，也许是因为在后宫与朝堂上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她才有了处变不惊的胆魄和勇气；也许是因为与外国势力作战屡战屡败，她才认识到洋务的重要性。
自咸丰末年兴起的洋务运动内容庞杂，涉及军事、经济、外交等，而以 “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制造业部门，建立装备新式武器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时至光绪甲午年，即光绪二十年 （1894），洋务运动已持续三十余年，令人振奋的是，陆、海军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
陆军方面，在咸丰年间，淮军的武器装备便大有改观，陆续淘汰了前膛枪，换用后膛洋枪。光绪初年，又成立克虏伯炮队十九营。就枪而言，在光绪十年 （1884）以前，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斯，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黎意等枪种均已进入淮军。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仅同治十年 （1871）至同治十二年 （1873），李鸿章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一百四十一门；到光绪十年 （1884），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三百七十多门。自光绪十二年 （1886）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一百多门。同时，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一百四十五门，大部分用于装备淮军。
早年曾国藩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便遣散了湘军的主力部队，后来左宗棠西征新疆后也遣散一部分湘军。因此，与淮军相比，湘军无论在规模、建制还是装备上都相对落后。光绪十八年 （1892），湖南巡抚吴大澂奏称：“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布政使魏光焘受命募集新军北上参战，而湖南湘军并无后膛枪，湖北也极少，仅有林明敦的数百支，而且子弹很少。同年底，湘军宿将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吴大澂受命帮办军务，但所部枪械未齐，子弹不足，有步队而无炮队，辖下二十三营又三哨，仅有各种枪支四千六百支。但是，也有些地方兴办的新式陆军配备了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已委托驻德国公使许景澄(7)购买德国新式小口径五连珠快枪三千支、子弹三百万颗；从信义洋行购买十响连珠毛瑟枪一千二百余支、子弹一百五十万颗，平响毛瑟枪五千支、子弹二百五十万颗，格鲁森快炮十二尊、炮弹一千二百颗；从瑞记洋行购买克虏伯七生半山炮六尊、炮弹一千二百颗，奥地利三生七快炮十二尊、炮弹一万二千颗。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同年奏报，已购马梯尼枪一万四千支、毛瑟马枪一千支、子弹二百八十万颗。
除了购买洋器，清廷还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制造局，专门生产陆军军火。战前已装备给陆军的野战火炮和要塞大炮实际上在一千门以上，而且口径更大，是日本陆军师团炮力的十到二十倍。但八旗、绿营军队已经腐朽不堪，勉强可作地方维持治安之用，全无规模作战能力，实际可用的作战兵力是各地练军和勇营，人数接近三十五万 （不含夫役等后勤保障人员）。日军在明治维新以后，已经建立了比较先进的陆军体系，至光绪十九年 （1893）有七个师团，共七万余人，借助动员体系，战前日本陆军实际已有二十四万人、夫役十五万人，兵力略少于清军，装备主要是国产的单发步枪和七十五毫米火炮。
海军方面，在战前十几年，清廷每年拨出四百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近代水师。李鸿章认为，世界列强 “论势不论理”，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 “以笔舌胜之”，犹如痴人说梦。所以，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使外国侵略者 “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否则平日必为外人轻视，临事只能拱手听命。光绪元年 （1875），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制了四艘炮舰，光绪五年 （1879），他又向英国定制了 “扬威”和 “超勇”号巡洋舰。由于对英国制造的军舰不甚满意，经过反复考证对比，次年他又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李凤苞(8)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 “定远”和 “镇远”两艘战舰，并派刘步蟾(9)、魏瀚(10)、陈兆翱(11)、郑清廉等驻厂监造。“远”字级战舰是比较先进的战舰，集中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铁甲舰——英国 “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 “萨克森”号二舰的优点，被人们称为铁甲战舰。为了购买更多的铁甲战舰，李鸿章四处奔走，并建议朝廷在旅顺、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中法海战前，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已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之后因缺乏资金支援，未能恢复舰队的作战能力。也因为这场战争，德国造船厂推迟了原本应该在光绪十年 （1884）交付的 “定远”和 “镇远”两舰，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光绪十一年 （1885）九月初五， “定远”和“镇远”号才抵达天津大沽口。为了拱卫京师，战后慈禧在兵部之外单独设立了海军衙门，而由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备受慈禧重视，从此，北洋水师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异军突起，成为清王朝海防的主力舰队。
此后，李鸿章又为北洋水师添置了 “经远”“来远”“济远”“致远”“靖远” “平远”等 “远”字级战舰和一批水雷舰。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初九，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成立。同日，清廷颁布施行 《北洋水师章程》。
就在清朝开展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首先由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个强藩发动了一场武装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于同治七年 （1868）由天皇下令废除幕府。同治十年 （1871）明治天皇派出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光绪十二年 （1886）实行内阁制，光绪十五年 （1889）颁布宪法，光绪十六年 （1890）开设国会，至此，日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李鸿章通过顾厚焜(12)的 《日本新政考》、黄遵宪(13)的 《日本国志》和驻日公使黎庶昌(14)寄来的日本改革官制后的官员录及新颁布的宪法，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他写信给黎庶昌说：“寄示改正官员录，逐一展悉。名首内阁，似拟中朝官兼爵，实缘唐制。陆军、海军、农商、递信诸省，全用泰西。……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改革了政治体制，还在发展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做出极大努力，尤其在发展海军方面向英国学习，进步神速。
李鸿章一直提防着日本，所以在北洋水师成立第三年，即1891便派舰队访问日本。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5)率领 “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艘战舰，抵达马关。五月二十九日，抵达横滨港，北洋水师的旗舰 “定远”号发出旗号，变换队形后驶进港口，随后 “定远”舰鸣放二十一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 “高千穗”舰也鸣二十一响礼炮作应答，当时停泊在港中的英、美军舰都鸣十三响礼炮向北洋水师致敬。一时间，横滨港内礼炮轰鸣，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几天后，日本明治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及北洋水师的各舰管带。
这次访问给日本天皇及大臣们带来极大的震撼，面对拥有强大海军的清王朝，日本人的心情十分复杂。日本有不少官员议论：中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巡洋舰，无法与之相比。因而同行观舰者皆惊恐不安。受到刺激后的日本，加快了扩充海军军备的步伐。
北洋水师在日本的亮相使丁汝昌等人出尽了风头，但他们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一个噩耗传来：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反对派奏请停止购买海军军械装备两年，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再拨给。慈禧也认为海军 “看家护院”已经足够，于是准奏。
此时北洋水师拥有主要军舰二十五艘、辅助军舰五十艘、运输船三十艘、官兵四千余人，实力为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九，前八名分别为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奥斯曼、意大利和美国。
从此，北洋水师没有再新增一炮一舰，其余三支水师更不用说。福建水师购回鱼雷艇 “福龙”号，但因经费不足难以养护该艇，只得将其转送给北洋水师，而李鸿章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把鱼雷艇闲置在仓库里。
与清王朝相反，日本天皇在接见丁汝昌和北洋水师军官后，通过了日本内阁提出的五千八百六十万日元的海军军费支出方案。后来，伊藤博文(16)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在任内发动了甲午战争。再任内阁首相时，立刻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
光绪十九年 （1893），日本天皇决定在未来六年里，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里拨出三十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上缴国库，专款专用。天皇的以身作则在日本国内起到极大的号召作用，全民支持购买先进舰船。
李鸿章听说日本国内的狂热后，忧心忡忡地奏称：“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而吾国自十四年北洋水师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加上北洋水师操练不认真，军纪松懈，编队作战力远远不及日本海军。
光绪二十年 （1894），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的实力对比如下：舰船总吨位北洋水师为三万四千吨，日本海军为四万一千吨；总马力北洋水师为四万二千余匹，日本海军将近六万九千匹；大口径火炮北洋水师为五十八门，日本海军为一百○四门；每分钟炮弹投射量北洋水师为二十三发，日本海军为二百三十二发；编队航速北洋水师为十节，日本海军则超过十四节。短短三年，北洋水师已明显落后。
3.从 “甲申政变”到 “甲午战争”
光绪十年 （1884）十月十七日，朝鲜发生了 “甲申政变”。亲日的金玉均(17)等人在日军的帮助下闯入皇宫，劫持国王李熙(18)，准备另立幼主。驻朝鲜的几位清军将领在袁世凯的提议下，迅速采取行动，与朝军合力，在三天内打败日军，平息了政变，李熙又夺回王位。事后，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重用，负责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但别有用心的日本不愿就此罢手，准备派重兵迫使朝鲜签订城下之盟。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增兵朝鲜抗击日军，在朝鲜设立 “监国”。但李鸿章上报慈禧及光绪帝后，清朝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赔款的 《汉城条约》。
清廷的一味忍让，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加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有所增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日本迫切需要资源供给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所以发动战争的企图也愈加露骨。
五月初，清廷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9)、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淮军两千多人赴朝，任务是 “代剿”东学党。同时，丁汝昌派 “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汉城 （今首尔）护商。日本政府按战前既定计划迅速向朝鲜增兵，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到五月十三日，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八千人，并以海军铁甲战舰扼守仁川，登陆的陆军主力进占汉城。
直到这时，清廷还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一面向朝鲜增兵，一面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交涉。清廷要求日本遵守 《中日修好条约》，寄希望于和谈，请俄国出面调停；又想利用英国与日、俄之间的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但均告失败。朝鲜急需增兵，李鸿章却玩起了 “踢皮球”游戏，向军机处、总理衙门请示。在京的王大臣们商量后，以 “相机行事”作为回复。李鸿章根据这一模糊的指示，派遣卫汝贵的盛字军、马玉昆的毅字军、左宝贵的奉军和丰升阿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及吉林练军等共三十二营、一万三千万余人，赶赴平壤。
六月十二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20)照会清朝总理衙门，拒绝从朝鲜撤兵，并强硬声明：中日两国如起不测之变，日方概不负责。仅仅过了五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只是在等待时机公开宣战。
六月二十二日，聂、叶所部淮军陆续赶赴离汉城七十多公里的牙山地区。第二天，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团向驻守牙山的淮军进攻。聂士成、叶志超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六月二十七日夜间，日军偷袭驻守成欢的淮军右翼，因遭到阻击未果。天亮后，日军发现淮军兵力少，且无援军，再次发起猛攻。淮军数百人在聂士成的指挥下奋勇还击，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往公州。叶志超在公州也不敌日军的猛烈进攻，聂士成与叶志超只得放弃牙山，北奔平壤。
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朝鲜海面上袭击并击沉了北洋水师运兵的商船 “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击伤护航的 “济远”“广乙”两舰，俘获 “操江”号炮艇。
日本偷袭运兵船，意在挑起对清朝的战争。清廷求和的计划彻底落空，正在为慈禧准备寿典的光绪帝闻知后更是气愤，为了维护天朝颜面，第二天便向日本宣战。可是，李鸿章深知清朝若与日本作战胜算并不大，故而不肯全力备战，他以双方装备的对比向光绪帝陈述宣战之不可行的理由：“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他盘算完家底后，坚定地认为，北洋海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与日军相比都逊一筹。在此不利条件下，日军尚不知悉清军的真实作战能力，清军对其仍有威慑力，因而他要北洋舰队“作猛虎在山之势”，使日军 “不敢轻与交锋”。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清军希望的那样发展。因 “高升”号被毁，北洋舰队失去后援，主力部队疲于在巡护与回防之间奔劳，导致李鸿章建议的 “海守”战略无法实施，而清军也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七月初一，日本明治天皇颁布 《宣战诏书》，亚洲最强大的两国军队由此在海陆同时展开搏斗。日本国内并不看好这次战争，因为中朝联手后，日本胜算不大。所以，诏书颁布当日，东京、大阪的股票和债券暴跌。然而，战事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陆地，两国军队在平壤进行较量。平壤是朝鲜第二大城市，也是旧京，在战略上，“实为朝鲜全境之中权，乃图朝鲜必争之地”。此时朝鲜政府已经被日本控制，针对朝鲜的战争很快由海战转为陆战，平壤成了主战场。这时，叶志超、聂士成率领从牙山败退的清军两千人赶来会合，清军在平壤的总兵力达一万六千余人，另有朝鲜出动千余人的军队协助守卫，实际驻防兵力超过一万七千人。日军的兵力也有一万六千余人，陆战双方实力相当，日军处于进攻态势。
叶志超因在牙山战败后谎报战功，受到朝廷奖赏，并于七月二十五日奉命统率平壤诸军。任命传至军营，诸将领皆不服，同时也对李鸿章“先定守局”的消极作战部署感到不满。八月十六日，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21)率部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同时切断了清军的退路，于次日凌晨发起总攻。经过大半天抵抗，日军伤亡四百三十余人，但日军随后调集炮火轰击，使城墙坍塌，清军大炮被毁。在战斗最激烈的玄武门，指挥官左宝贵以身殉国。与此同时，驻防平壤城西南、大同江北一线的清军也受到日军的疯狂进攻，二百多名骑兵全部牺牲，防线被突破。在这危急时刻，叶志超竟然带领清军从平壤城七星门和静海门逃出，弃城逃跑，然而遭到日军伏击，死伤近两千人，五百多人被俘，军火、辎重损失无数。叶志超带着败军向北狂奔五百里，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退守鸭绿江。八月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
李鸿章闻讯后震怒，电令清军 “等待各营会齐再相机进取”。这时，日军仍在不断地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只在渤海内巡视，根本没有发现日军的运兵船。日本陆军在占领朝鲜后，准备挥师北上，侵入清朝国境。
当陆战还在进行时，在黄海北部海域，一场大规模的海战也打响了。战前，日本海军各舰队暂编为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22)海军中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联合舰队下编为四个分队：本队第一分队、第二分队、第一游击队和第二游击队。
北洋水师在操练时极少进行编队作战训练。清朝对日宣战后，北洋水师奉李鸿章之命，在威海至朝鲜大同江口一带巡弋，试图用 “定远”“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震慑日本海军。七月十日，日本联合舰队已迫近威海，光绪帝斥责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畏葸”，李鸿章被迫令丁汝昌率舰队出海迎敌。日本联合舰队则派出反应迅速的游击分队在威海、旅顺等处进行骚扰试探，每次放一阵空炮后便逃遁。因此，李鸿章、丁汝昌等人认为日本海军不敢轻举妄动。但光绪帝却判断日舰 “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指示丁汝昌将北洋水师的防御重点从朝鲜海面转移到威海、烟台、旅顺和大连湾等地，从而巩固京师安全。李鸿章也提出 “严防威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计”。而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策略是以快速游击分队从鸭绿江口向北搜寻北洋水师主力，以求决战。
八月十三日，北洋水师十二艘主力舰从威海出发，护送陆军四千人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目的是增援平壤。但援兵护航编队尚在途中，李鸿章就接到了平壤战败的消息。八月十七日，也就是平壤被日军占领当天，北洋水师援兵护航编队抵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两艘舰艇担任警戒，其余十艘在鸭绿江口外十二海里的大鹿岛东南抛锚。次日早晨八时许，运兵船卸载完毕，准备返航。十时二十三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发现了北洋水师的舰艇，发出信号 “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
十时三十分，返航中的北洋水师 “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发现了日本舰队。十二时五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第一分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编队。十二时二十，北洋水师编队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 “定远”号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两翼展开，编队呈楔形梯队。提督丁汝昌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艏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在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中日两国集中了几乎全部海军主力舰艇，形成以横对纵阵势。
十二时五十分，双方编队相距五千三百余米，北洋水师旗舰 “定远”号首先开炮。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编队五千米处即向左转弯，驶向北洋水师编队右翼。日本联合舰队本队驶向北洋水师编队左翼，冒险暴露于北洋水师编队阵前。随即，日本联合舰队旗舰 “松岛”号发炮，“定远”号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摧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旗舰无法指挥，各舰只能跟随 “定远”号进退。
十三时左右，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炮击北洋水师编队右翼的“超勇”“扬威”两舰。约二十分钟后，“超勇”“扬威”号起火。北洋水师编队对位于左翼的日本联合舰队本队 “比睿”“扶桑”“赤城”号进行打击，“比睿”“赤城”号受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左转，救回两舰；本队右转，形成夹击阵势。一小时后，日舰 “西京丸”号中弹起火，退出战场。北洋水师 “超勇”号沉没，“扬威”号被重创驶离战场搁浅。
十四时三十分，北洋水师 “平远”号命中日舰 “松岛”号，也被其所伤并引起大火，暂时退避。之后，北洋水师旗舰 “定远”号中弹起火，剩余各舰各自为战。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集中打击北洋水师突前的 “致远”号巡洋舰及其后面的 “济远”“广甲”二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已无炮弹的情况下准备撞击日舰，被日舰击中沉没。“济远”“广甲”号在 “致远”号沉没后，径直驶回旅顺。十五时三十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 “松岛”号被击中，并引起甲板上的弹药爆炸。
之后，北洋水师 “靖远”“来远”号受伤，退向大鹿岛。日本联合舰队旗舰 “松岛”号发出了 “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十七时左右，北洋水师 “靖远”“来远”号经抢修恢复了战斗力，“靖远”号代替旗舰升起队旗，收拢各舰。鏖战半小时后，北洋水师 “经远”号沉没，日本联合舰队发出 “停止战斗”的信号，退出战斗。
黄海海战历时五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 “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来远”号也受重创，官兵死伤千余人。日本联合舰队 “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创，死伤六百余人。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慈禧和光绪帝在西苑的颐年殿东暖阁分别召集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与礼部尚书李鸿藻会商。次日，翁同龢奉懿旨前往天津，代表皇帝和最高军事机构向李鸿章面询战局和联络俄国事宜。
同日还发生了另一件事。许宝蘅所作 《恭亲王奕訢甲午入枢事札记》中写道： “先日，礼亲王世铎与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23)、刚毅(24)同诣邸请谒，恭王辞以病，拒不见。礼王等于次日奏闻慈禧太后，乃遣李莲英前往问疾，王不能拒。莲英先传太后闻王病，并述平时殷念之旨，又问王之饮食起居，琐屑备至。言次渐及时局之艰难与两宫之忧劳，又言及枢廷辅佐之无能，远不如甲申以前，王大为感动。然后，莲英又述慈圣待见之殷。王遂谓：‘吾明日当挟病入觐。’莲英即叩头谢曰：‘王爷如此，实为国家之福！’即当归奏以慰慈意。于是次日入见，遂奉枢直之旨。”这段记载直观展现了清廷内部的低效、官员的无能以及慈禧、光绪在清廷吃了败仗后急于收拾烂摊子却又束手无策的窘况。
九月二十六日，日本陆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在辽东战役中，清军大多一触即溃。十一月初一，李鸿章电令丁汝昌等固守威海卫炮台，多储粮草弹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并希望丁汝昌拼死为淮军争一口气。但大连、旅顺最终被日军占领。在旅顺，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有两万余名无辜的百姓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光绪二十一年 （1895）元月，李鸿章按照朝廷旨意，连续电令被困在威海刘公岛内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其归路”“此时救急利胜，舍断其接济、助台 （海岸炮台）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但此时舰队残破不堪，士气低落，且战机已过，可以说败局已定，丁汝昌心中悔恨交加。最终，曾经耀兵于东洋的 “定远”号以自杀式爆炸的惨烈方式沉于海底，“镇远”号触礁受损投降，被编入日本海军。正月十七日晚上，身陷包围圈的丁汝昌坚决拒降，在刘公岛上服食鸦片自尽，次日凌晨去世。
战争大败，光绪帝必须想办法收拾残局，他先后两次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研究对策，“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这次召对有人提到李鸿章领导不利的问题，欲将责任推给李鸿章，光绪帝于正月十八日令李鸿章来京请训。李鸿章被当作造成甲午惨败的罪人，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到光绪帝的桌案上，光绪帝一怒之下下令摘去他的三眼花翎顶戴，夺去黄马褂，革职留任。
但甲午战争后续的那些麻烦事又能交给谁去处理呢？这个烂摊子还需要李鸿章这个 “裱糊匠”去善后处理。朝廷派去求和的张荫桓、邵友濂在日本受尽冷遇，被驱赶回国，日方声称只有李鸿章才是他们认可的 “素具威望”的全权大臣。最后，慈禧无奈，只得让朝廷发布上谕，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复出后的恭亲王奕訢提醒慈禧：“现在皇帝对李鸿章充满怒气，让他去议和恐怕与皇帝生出龃龉。”未等奕訢说完，慈禧已怒形于色，冷言道：“皇帝体弱有病不能临朝，合适与否，哀家自可与皇帝面商。你等既然向哀家请旨，此事便可做一半主张！”她不希望奕訢刚复出就跟她作对。
李鸿章心里明白，作为战败国，“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又危险的使命，议和必是受辱。但仗是他打的，他怎能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更何况，圣命难为！二月十八日，他怀着沉痛而复杂的心情，在蒙蒙迷雾中出发前往东瀛。
在 “老对手”伊藤博文那里，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礼遇。故人相逢，伊藤博文一语戳中了李鸿章的伤心之处：“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便顾左右而言他。谈判时，李鸿章鉴于 “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因而委曲哀求，步步退让。他也深知擅自答应日本的要求，必将给自己带来横祸，因此他对谈判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无不随时电奏，候旨遵行。
日本贪婪的本性在谈判中暴露无遗。他们欲壑难填，要求清廷割让台湾。张皇失措、急欲求和的慈禧，令太监李莲英在地图上找出台湾，她见不过是个 “墨点”，便表态 “割让台湾，可也”。日本还提出日军进驻大沽、天津、山海关，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军管理，以及停战期间军费由清廷负担等苛刻条件，作为允许停战的前提。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日本 “要挟过甚，碍难允行”。光绪帝获悉后，令奕訢等与各国公使面商，而各使 “均以先索和议条款为要”，同时表示停战期内清廷可 “支补”日本军费，其余条款 “万难允许”。
钦差议和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日本凶徒刺杀的消息传开后，日本 “举国震惊”，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李鸿章的血终于起到了他口舌相争多日起不到的作用。他苏醒过来后，忍着伤痛一字一句地授意随员给日本发照会，日方只得极力安抚李鸿章。日本天皇也降旨表示要严惩凶手，并特派御医前去诊治。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宣布除台湾、澎湖地区外立即停战，企图借此稳住清廷，避免其他列强干涉。李鸿章对日本的让步较为满意，但面对日本人要求割让辽东、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三亿两白银的漫天要价，他实在难以认可。而他请示朝廷得到的回复又大多是 “着鸿章酌量办理”。这让远在异国的李鸿章十分无助和绝望，他一连几次电告总理衙门，说 “日方之旨仍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着落。如要议和速成，赔款恐须超过一万万两”。三月十八日，光绪帝指示李鸿章再与伊藤博文“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
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 《马关条约》上签字。《马关条约》正约共十一款，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 “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免征一切杂税。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已料定自己成了举国之 “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免去了他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朝廷官员弹劾他丧权辱国，有辱使命；民间则传说他收受日本人的贿赂；更有人公开宣称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军机大臣集体上奏光绪帝，光绪帝在折子上的批语让李鸿章看后不禁老泪纵横：“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康有为曾在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一部分原因在于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影响了海军的建设。他说：“时西后以游乐为事，……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于是，光绪十三年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不可否认，甲午这年，慈禧的六十大寿对中日之战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而慈禧的态度可以说是左右了清廷的立场。她在国家危难之际，仍贪图享乐的做法为后人所不齿。
(2) 刘秉璋 （1826—1905）：字仲良，安徽庐江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中法战争时指挥了著名的 “镇海之役”。督蜀十年，勤政廉洁，用竹笼古法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后在 “成都教案”中被罢职。一生淡泊名利，重视教育，为家乡捐建了三乐堂书院、南京庐江试馆。
(3) 福锟 （1834—1896）：字箴庭，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帝次子、理密亲王胤礽六世孙，历任太仆寺卿、兵部侍郎、工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内务府大臣等职。
(4) 崑冈 （？—1907）：字小峰，满洲正蓝旗人，清朝宗室，历任内阁学士、侍郎、副都统、都统、左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尚书等职。
(5) 许庚身 （1825—1893）：字星叔，仁和人。曾参与撰修 《宣宗成皇帝本纪》、皇室宗谱及 《臣工列传》等书。
(6) 孙家鼐 （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 （今安徽淮南市寿县）人，晚清大臣，历任工部侍郎、署工礼户吏刑五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
(7) 许景澄 （1845—1900）：字竹筠，浙江嘉兴人，世称许公，被誉为 “庚子五忠”之一，晚清大臣，曾任驻法、德、奥、荷四国公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和中东铁路督办。
(8) 李凤苞 （1834—1887）：字丹崖，江苏崇明 （今属上海崇明区）人，晚清外交家，曾任驻德、奥、意、荷、法公使。中法战争爆发后，奉命回国担任北洋营务处总办，兼管水师学堂。
(9) 刘步蟾 （1852—1895）：字子香，福建侯官 （今福州市）人，晚清海军将领、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在威海卫海战中英勇抗敌，以身殉国。
(10) 魏瀚 （1851—1929）：字季渚，侯官东郊人，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
(11) 陈兆翱 （1854—1899）：字鹤亭，闽县 （今福州市）螺洲人，中国近代轮机制造的奠基人。
(12) 顾厚焜 （1844—？）：字以崇，号少逸，江苏苏州府人，出身书香门第。光绪十三年（1887）奉命游历日本、美国、巴西、古巴、秘鲁等国，考察期间著有 《对马岛考》《巴西地理兵要》《美国地理兵要》《古巴政治考》等见闻录。
(13) 黄遵宪 （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 （今广东梅州市）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维新志士、中日友好的先驱使者，历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参赞、新加坡兼马六甲总领事等职，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
(15) 丁汝昌 （1836—1895）：字禹亭，安徽合肥石头镇人，晚清将领，官至北洋水师提督。甲午战争时在威海卫之战中因弹尽粮绝、援军未至，拒绝日军劝降，服食鸦片自尽。
(16) 伊藤博文 （1841—1909）：字俊辅，日本长州 （今山口县西北部）人。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也是日本第一个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
(17) 金玉均 （1851—1894）：字伯温，朝鲜政治家、改革家、开化党领袖，力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甲申政变”后逃亡日本，改名为岩田周作，后被朝鲜刺客洪钟宇暗杀于中国上海。
(18) 李熙 （1852—1919）：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大韩帝国开国皇帝，死后庙号高宗，通称朝鲜高宗，又称光武帝、李太王、韩高宗等。因处于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动**复杂的时期，他一生先后被父亲大院君、妻子闵妃以及日本人摆布，形同傀儡。
(19) 聂士成 （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 （今长丰县岗集镇）人，晚清将领，先后参与剿捻、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战功卓著，在 “庚子之变”的天津保卫战中中炮阵亡。
(20) 小村寿太郎 （1855—1911）：日本外交官，绰号 “鼠公使”。作为外务大臣，他在日英同盟、日俄战争、满洲问题、日韩合并等重大事件中，均极力为日本谋求最大利益。
(21) 山县有朋 （1838—1922）：日本军事家、政治家，日本陆军之父，对日本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
(22) 伊东祐亨 （1843—1914）：日本海军元帅，甲午战争时以海军中将衔任联合舰队司令官，战后封子爵，升海军军令部长；日俄战争时任大本营海军幕僚长，后受封为伯爵。
(23) 徐用仪 （1826—1900）：字吉甫，浙江海盐人，晚清名臣，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等职。后因与主张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载漪等人意见相悖，遭到慈禧记恨，被斩于北京菜市口，为 “庚子五忠”之一。
(24) 刚毅 （1837—1900）：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晚清大臣，中日甲午战争的主战派，历任军机大臣兼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反对戊戌变法，曾率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开战，死于山西侯马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