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2）
4.管理京营
除了海军，奕譞还曾管理过京师的神机营。管理情况如何，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七回《管神机营王爷撤差》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到了京城的神机营，却一定溢额的，并且溢得不少，总是溢个加倍。……但是神机营每出起队子来，是五百人一营的，他却足足有一千人，比方这五百名是枪队，也是一千杆枪，……凡是神机营当兵的，都是黄带子、红带子的宗室，他们阔得很呢！每人都用一个家人，出起队来，各人都带着家人走，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吗？……每一个家人，都代他老爷带着一杆鸦片烟枪，合了那五百枝火枪，不成了一千了吗。并且火枪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里，不是拿了鹌鹑囊，便是臂了鹰。他们出来，无非是到操场上去操。到了操场时，他们各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用一根铁条儿，或插在树上，或插在墙上，把鹰站在上头，然后肯归队伍。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偶然那铁条儿插不稳，掉了下来，哪怕操到要紧的时候，他也先把火枪撂下，先去把他那鹰弄好了，还待他理好了毛，再归到队里去。你道这种操法奇吗？”虽为小说的记载，但士兵带着家人，扛着烟枪，甚至还带着鸟儿，这样的部队，战斗力估计也就不怎么样了。
5.修颐和园
奕譞治军无方，但在讨好慈禧太后方面，却独具心得。在恭亲王奕主政时，曾屡次制止修园，甚至因劝阻同治帝重修圆明园而被开缺。奕譞主持海军衙门后，却大肆挪用经费，为太后大建园囿。这又是为何呢？因故宫为封闭式的结构，夏天极热，清代帝后都喜欢到行宫或园囿避暑。康雍乾三朝，在北京西郊兴建了畅春园、圆明园，以及万寿山（原名瓮山，因乾隆帝为给他的母亲祝寿，改名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即“三山五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将三山五园付之一炬。出于避暑需要，修园似为必须。但当时的清王朝国力已远非可比康乾盛世，建园费用更是无从谈起。奕譞主政后，首先斥资589万余两白银，对紫禁城西侧的西苑三海（即南海、中海和北海）进行大规模修治，随后，又以恢复昆明湖水操旧制、设水师学堂于湖畔为由，重新修葺万寿山殿宇，后改名为颐和园。颐和园工程浩大，耗银估计在3000万两左右。据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日记的记载：“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建园的奥秘就在于颐和园的名字之中，取“颐养冲和”之意，也就是慈禧归政之后，可以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奕譞为了让儿子载湉顺利掌权，便用建颐和园这一方法，讨得老佛爷的欢心。
此后，慈禧太后表态让光绪帝亲政，奕譞上疏称：“皇帝才刚刚学到皮毛，诸王大臣都恳请太后能够继续训政，希望太后考虑时局艰难，答应大臣的请求。皇帝现在亲政不合适，就算亲政也得等二十岁以后再说。而且将来皇帝大婚的典礼，还得听从太后的训示。以后朝廷诸事都应该先请太后的懿旨，再奏报给皇帝，这样可以让皇帝专心处理政事。”慈禧太后闻奏，做出了一定要还政光绪的架势，并不让大臣再讨论此事。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光绪帝亲政。四月，太后下谕预备皇帝大典礼婚，本着力行节俭的原则，命奕譞稽查。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奕譞上奏说：“太平湖的府邸为皇帝待过的地方。雍正皇帝的府邸后来升为宫殿，乾隆皇帝认为子孙有从王府而继承大统的，应当沿用此例。”太后听从了建议，另外赏赐府第，并拨银十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光绪帝大婚礼完成。晋封奕譞的诸子：载沣为镇国公，载洵为辅国公，载涛赐头品顶戴、孔雀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醇亲王突发疾病，不久便去世。太后和光绪帝均亲自祭奠，谥号为贤，配享太庙。光绪十八年，奕譞葬于北京西山妙高峰。宣统皇帝即位后，定称号为“皇帝本生祖考”。
6.谨小慎微
奕譞的嫡福晋为慈禧太后之妹，一方面是慈禧给予了奕譞巨大的恩宠，特别是择定载湉入继大统，但另一方面则是奕譞小心翼翼，维护慈禧的权威。据陈灨一《睇向斋秘录》记载，慈禧素来猜忌奕譞，多次想置他于死地。有一次奕譞生病，慈禧便指派多名御医轮流诊治，从内廷送出药物，偷偷在药中掺以毒物，因此，奕譞的病越来越重。李鸿章素来与奕譞交好，便派医生从天津出发为之诊治。医生到后，奕譞不让医生诊脉，流泪对医生说：“我开始因受寒发热数昼夜，吃了药汗如雨下，以为不能痊愈。太后派御医一日数至，格外开恩。我因为光绪的原因，长久以来任劳任怨，这次一定长病不起了。你回去告诉李大人，这样的情谊，我一定没齿不忘。”这虽为传闻，慈禧也未必如此狠毒，但奕譞的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可见一斑。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记载：“在我祖父园寝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坟地有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此事真假莫辨。但令人惊奇的是，慈禧临死之时，又将奕譞之孙指定为皇帝。由此，奕譞的父亲、哥哥、侄子、儿子、孙子均是皇帝。
第三节
比和珅还贪的王爷庆亲王奕劻
奕劻，出生时只是世袭了不入流的“辅国将军”，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十连跳”，成为晚清的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庸碌无为，最后却升至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为人贪财，甚至在清帝退位前夕，还收受袁世凯的贿赂，充当劝说清帝退位的说客，亲手葬送了清王朝。据报道，奕劻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真的是比和珅还要贪！
1.连越多级
奕劻是清高宗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父亲则为永璘第六子辅国公绵性。按照清朝制度，他可以袭封镇国将军，离铁帽子王还差九个级别。但奕劻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奕劻的祖父永璘去世，永璘第三子绵慜袭封郡王。道光十六年，绵慜去世，道光降旨把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过继过去，袭封郡王。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因“服中纳妾”被查处，奕?行贿以求免罪，而奕劻的父亲绵性也觊觎王位而行贿。随后事发，奕?被剥夺爵位，绵性被发配盛京。永璘第五子绵悌得以继承郡王爵位，但后来又因事被降为镇国将军。绵悌去世后，道光皇帝降旨把奕劻过继给死去多年的绵慜为子，后奕劻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正月（1852），封为贝子。咸丰十年正月，因咸丰皇帝“三十万寿”，奕劻晋封贝勒。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因同治大婚，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三月（1884），因慈禧太后罢斥奕，因而得以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外交，并在这年十月晋封庆郡王。十一年九月，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光绪十二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十五年因光绪大婚，赏赐四团正龙补服，子载振头品顶戴。光绪二十年，因慈禧太后“六十万寿”，懿旨晋亲王。奕劻以非近支、无军功而得以封亲王，整个清朝历史上也仅几人而已。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奕劻被封为亲王世袭，得以实现从辅国将军到世袭罔替亲王的“十连跳”，成为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
奕劻为何官运亨通？这离不开慈禧太后和各大列强的大力支持。在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内，奕劻与列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据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北京之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奕劻也在随扈大臣之列。此时，大学士崑冈等人与总税务司赫德商议善后之事。赫德认为和议之事，李鸿章来不来无关紧要，但奕劻须“急速回京”，因他在总理衙门多年，“谨慎平和，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由此，奕劻与李鸿章同为议和全权大臣，最终签订了《辛丑条约》。溥仪后来回忆道：“辛丑议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满意了。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因此西太后从那以后非常看重他。”其实，溥仪因为清朝的灭亡，对奕劻的成见颇大。而慈禧太后早就认可奕劻了。同样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荣禄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欢心，贿赂李连英，让太太陪太后游乐，得到不少又好又快的情报，成为太后身边的红人。但奕劻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奕劻在李连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而奕劻的女儿即著名的四格格，比荣禄的太太更机灵。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透露出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或者嵌镶着什么饰品的鞋子，那么不出三天，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类的东西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由此奕劻从同治年间开始官运亨通，在西太后的赏识下，一再加官晋爵，从一个远支宗室最低的爵位辅国将军，逐步晋封亲王，最后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能力虽然平平，但是站位极准。他从不阿谀其他宗室，只对慈禧太后忠诚，认真贯彻慈禧太后的各项旨意。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下旨说向各国宣战，奕劻便跟着说战，逃亡路上，慈禧太后说剿义和团，奕劻便跟着说剿。奕劻的贪腐固然是大问题，可是慈禧太后又到哪里去找一个无条件支持、永远忠诚的宗室贵族呢？这可能是奕劻飞黄腾达最大的原因。
2.卖官鬻爵
签订《辛丑条约》之后，依条约规定，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外务部位列各部之首，奕劻任总理部事，地位大幅上升。后来，奕劻又进入了军机处，奉命总理财政、练兵，他儿子载振也当了商部尚书。据说，奕劻父子开了一家“庆记公司”，商品就是官爵，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尽管常有御史参劾他们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却都无济于事，奈何不得。如御史张元奇弹劾载振宴集召歌妓侑酒，未果。御史蒋式瑆“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结果，蒋式瑆被斥回原衙门。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御史赵启霖弹劾称：“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清史稿》中也记载称：“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这就是说，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用白银12000两赎出歌妓送给载振，又送给奕劻10万两白银，才破格当上黑龙江巡抚。在当时以道员升至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尚且不易，更何况以布政使衔而署理黑龙江巡抚，而段芝贵只是候补道，连道员都不是，可见这一破格提拔是多么夸张。更何况，当时的东北，刚刚经历日俄战争，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争夺极为激烈，东北的情况极为复杂，奕劻父子还敢卖官鬻爵，置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段芝贵因此被免官，但同时御史赵启霖也被免职。清朝吏治之腐败，从此可见一斑，焉有不灭亡的道理！
奕劻卖官甚多，留下了很多段子。陈灨一在《睇向斋秘录》曾记录这样一件事，奕劻统领军机处十余年，贪财，推荐人选时，不问才能只看贿赂的多少。军机处改组时，出现一个空缺，奕劻推荐英秀，那桐、徐世昌则推荐华世奎。摄政王载沣考虑再三，因华世奎资历、才干远胜英秀，就依照那桐、徐世昌的推荐任命了。奕劻听闻大怒，说：“阁臣应该是总理大臣的亲信之人。醇亲王载沣不明此理，那桐、徐世昌也不应该越权干涉。”然而，华世奎就任之后，办事得力，深得奕劻的赏识，奕劻又说：“华世奎远超英秀啊。”自己收受贿赂的，果然不如凭本事推荐上来的，不知道奕劻有没有悟出这个道理！
3.葬送清朝
奕劻贪财又识人不准，事实上，正是因为奕劻长期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最终把清王朝送上了绝路。袁世凯起初与奕劻的关系非常一般，结交的朝中亲贵只有慈禧的心腹荣禄。传言奕劻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字），瞧不起咱们的。”那么，后来为什么袁世凯又与奕劻结交了呢？《张謇传记》的记载解开了这个谜底。荣禄病重，京中盛传奕劻将入值军机处，袁世凯闻风而动，派杨士琦带银票10万两前去贿赂，奕劻欣然收下。奕劻、袁世凯因此交结，两人从此一内一外，左右政局，奕劻甚至将袁世凯的手下全部提拔，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赏段芝贵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一时之间，整个东三省均为袁世凯之亲信。后世有学者统计称：“自从奕劻主中枢后，由袁授意汲引，经奕劻荐举，而得到慈禧太后擢升的有：军机大臣徐世昌，丞参梁士诒、杨士琦、梁如浩，尚书梁敦彦，侍郎唐绍仪、严修、赵秉钧，巡抚杨士骧、朱家宝、冯如骙、吴重喜等人。还有已为黑龙江巡抚，不久被参降调的段芝贵。”这样，在奕劻的一手帮扶下，袁世凯的势力逐渐坐大，以至于宣统初年载沣决定除掉袁世凯之时，曾询问奕劻的意见；奕劻答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即以袁世凯的势力太大为由保住了袁世凯的性命。后清廷正式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人称皇族内阁。武昌起义爆发后，奕劻、那桐等力主起用袁世凯，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大权独揽之后，拥兵自重，实行逼宫。据溥佳回忆，此时奕劻还接受袁世凯贿赂的白银300万两，并游说隆裕太后接受退位条件。在清朝存亡之际，奕劻依然不忘敛财自肥，恐怕这是绝无仅有的了吧。
清帝退位后，奕劻举家迁入天津租界。1918年奕劻去世之前，曾给溥仪遗折一封：“臣忝列藩封，夙承恩眷，自当差以来，历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神机营、海军衙门事务，材辁任重，无补涓埃。庚子岁海氛不靖，辱荷恩知，付以留守重任，并与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办和议事宜。仰禀庙谟，幸勿陨越。洎銮舆返跸，海宇又安，外务忝膺，枢机旋秉，愧乏坠露轻尘之效，莫酬天高地厚之任。及乎两圣升遐，皇上继统，时局弥棘，报称益难，直至辛亥之冬，改组内阁，仔肩得卸，幸保余年。不谓福薄灾生，数载以来，疾病淹缠，迄未能一奉朝请。”奕劻在遗折中倒也没有拔高自己的功绩，而是流露出稍许退而归隐的心境。或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奕劻去世之后，溥仪虽依照旧例，赏给陀罗经被和治丧经费若干，派贝勒载涛前往祭奠，并允许其子载振承袭亲王爵位，但溥仪对奕劻极为不满，当听闻内务府大臣拟谥号为“哲”，溥仪直接否决说：“奕劻贪赃误国，对不起列祖列宗，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因奕劻而坏之。”最后经过各位大臣的恳求，才定下谥号为“密”，意思是让他“追补前过”。
第四节
川岛芳子的生父肃亲王善耆
善耆，满洲镶白旗人，清代第十世肃亲王。善耆是晚清时期清廉官员的代表，被时人赞为：“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他不仅清廉，也勇于任事，是晚清新政重要的推行者，坚定站在改革的一方，甚至与部分革命者交往过密，展现其开明施政、锐意进取的一面。可是，清朝灭亡后，善耆却勾结日本，妄图复国，最终被时代的车轮无情地辗过，被时代所抛弃。更可悲的是，善耆为光复清朝的大梦最终还葬送了女儿显玗一生的幸福。
善耆的祖先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豪格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战功赫赫，却因与多尔衮有矛盾，被下狱而死。顺治亲政后，冤狱昭雪，追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
善耆长大后封二等镇国将军，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管理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等职。善耆的父亲、第九世肃亲王隆懃去世后，善耆得以袭封肃亲王。
1.官声甚佳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善耆扈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据说路上善耆对光绪帝关照有加。到山西大同后与庆亲王奕劻同时回京，会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日军翻译官川岛浪速，后来，善耆聘用川岛浪速帮助建立巡警制度，并将女儿过继给了川岛浪速。这年十月，善耆负责管理崇文门税关。清朝时期崇文门税关直属朝廷，是当时的税收机构总局，也是皇家的提款机。据记载，后宫的妃子、公主们的月钱就是由该税关支出的。清廷对该税关非常重视，一般只有满族的王公大臣才有资格任正监督，为了防止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朝廷原则上每年调换一次该衙门的正、副监督。崇彝曾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据云派委所入视此不止倍蓰，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以至有人戏称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尽管有严密的防范措施，但崇文门税关依然是亲贵中饱私囊的肥缺，往往一任下来，可以获得白银万两，乾隆时期的和珅就曾连任监督八年，成为其敛财的主要来源。但善耆在这一肥缺上，做法却与众不同，他停止了以往吃拿卡要的陋规，整顿机构，着力考查属员的廉洁与否，因此遭到了众多旗人的非议。经过整顿，崇文门收税事务得以改观，国库收入也大增。因此，善耆获得了很好的名声。孙宝瑄曾在《忘山庐日记》中这样评价善耆：“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对待这样清廉而有才干的善耆，慈禧太后内心是无比赞赏，但同时也不由得发出感叹：如果都像善耆那样，谁还愿意当这个崇文门税关的监督啊！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宫还京，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在善耆的领导下，建立新式警察机构，创建了北京的巡警制度。善耆在工巡总局之外设了中东西三个分局，又在外国使馆区域设立了分巡处。在善耆的主持下设立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内外城马路，经他的奏请，在神机营操场附近划出一块地建成东安市场，极大改变了北京城的风貌。今天，东安市场这一旧称不少人已不知道了，但现称王府井却无人不知。之前神机营的操场路面泥泞，功能单一，几乎没有商业设施。神机营不远处为新设的使馆区，随着周边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此处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于是善耆便奏请建立东安市场，整修道路，鼓励商业发展，一时之间，东安市场成了北京内城最繁华的所在地。然而，也有人不满意他的措施，借口其交通、报馆、警政等管理不严，导致革命党人混入京都，又正好遇到吴樾暗杀出洋五大臣事件，因此，朝廷就任命徐世昌取代善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善耆出任理藩院管理院务大臣。理藩院是清朝负责管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衙门，善耆以亲王身份负责管理院事。善耆的一个妹妹还嫁给蒙古喀拉沁王，这有利于加强他与蒙古王公的联系。善耆考察蒙古后提出在蒙古实行新政的四点意见：设立工厂、改良马匹、兴修水利、修筑铁路，为蒙古地区的近代化描绘了蓝图。
2.新政先锋
历史进入20世纪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统治，不断发动武装起义，逐渐取得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改良政治、设立议会、制定宪法，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随着日本战胜了沙俄帝国，“立宪战胜专制”一说甚嚣尘上，经济实力甚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力推动，也有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不断上奏，立宪终于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为了了解国外形势，也迫于舆论压力，清政府于1905年年底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大臣分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考察历时数月，载泽复命时奏称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弥”。认为一旦实行立宪，革命将“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简而言之，载泽等人认为立宪是大势所趋，是挽救清王朝日益严重危机的最佳方法。同时，他们还指出仿照德国、日本来实行立宪最有利于清廷的统治。清廷随后决定“预备仿行宪政”，发布《预备立宪上谕》，首先指出立宪的原则是“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同时指出，立宪的步骤：“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确定了立宪的基本内容为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兴办教育、整理财务、整治武备、设立巡警等。至于推行立宪的具体时间，则说得较为含糊，“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再行确定。
根据预备立宪的要求，善耆就任民政部尚书，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民政部是推行新政的重要机关，责任重大，既要承担全国警政的职责，也要负责新闻审察，还要负责首都市政建设，甚至要推进地方自治等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善耆面对的政治情形却极为复杂，清廷、立宪派、革命派诉求多有不同，如何平衡各方势力、维护清廷利益是极为艰巨的挑战。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却一味拖延，毫无立宪诚意。清廷的改革被时人评为“改革官制，视为具文，集权中央，迹近专制”，甚至有人撰文讥讽为：“政府主倡立宪之结果，适足愈巩固专制势力耳”。资产阶级立宪派外感于亡国灭种威胁日益增加，内鉴于革命风潮风起云涌，迫切地希望加快立宪步伐，以消弭革命、挽救危机。1906年12月，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商学界两百多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推选郑孝胥为会长，此后，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等立宪团体纷纷成立。立宪团体成立后，资产阶级立宪派进而要求速开国会、限制君权，兴起了国会请愿运动，希望以此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1907年秋，杨度、熊范舆、沈钧儒等上书都察院，奏请在一二年内召开国会，逐渐形成汹涌的民意浪潮。1908年夏，各省代表纷纷入京，请愿召开国会。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资产阶级立宪派借助咨议局议员的合法地位，联合绅商学界，再度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齐聚北京，递交请愿信，呼吁朝廷尽快立宪。在立宪派的努力下，立宪已成为清朝有识之士的共识，人们普遍相信，日本之所以能够强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实行立宪，因此，只要在清朝实行立宪，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清朝就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请愿浪潮日益汹涌，摄政王载沣陷入了两难，不立宪就是违背民意，但真立宪的话，满洲贵族就会丧失执政大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官员认为，最保险的措施就是对立宪问题不接触、不参与、不表态，这样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在政治上犯错。但民政部尚书善耆成了特例，他主动接见请愿团的代表们，一边介绍预备立宪工作的进展，一边认真记录请愿代表的意见。据记载，当时聊着聊着，善耆突然甩掉顶戴，唱起京剧《空城计》中的“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扔掉顶戴，难道意味着丢官？唱起京剧，更不知道演的是哪一出？善耆为何要做这出人意料的行为？到底有何深意？有人试着进行了解读，“先帝”即光绪帝，也就是光绪在世之时，已经推行立宪，绝对不会像摄政王载沣一样阻碍立宪的推行。但善耆未必有意抬高光绪帝、贬低摄政王载沣，更谈不上碍于身份不便挑明对改革的支持，因为在京城重地，随意表态会招致事端进而祸及自身，得罪摄政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善耆的本意可能就是无法表态，只能用此举化解尴尬，敷衍塞责而已。
3.阻挠革命
宣统二年（1910），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如何审判汪精卫，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不处理，此后此类事件会愈演愈烈；如果判处汪精卫死刑，无疑又会增加革命者的声望，清政府的反动独裁的恶名便无法洗脱，革命浪潮也会愈演愈烈，正如载沣所说的“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依照流程，此案应由民政部移交大理院，大理院依法审判，那么汪精卫必死无疑。民政部尚书善耆曾以探监为名，与汪精卫多次密谈，汪精卫后来回忆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迫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常到监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汪精卫甚至将善耆称为“清末的伟大的政治家”。在汪精卫看来，“救汪精卫”的善耆是一位政治家，可他并没有真正同情革命，只是从清廷的现实利益考量出发，恩威并施，淡化甚至消除革命的影响。最终，在善耆等人的劝说下，摄政王载沣“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由民政部决定以扰害治安定拟，判决“处以无期徒刑”，汪精卫得免一死。这展现了善耆宽容与和解的姿态，也体现出一位政治家的“胸怀”。善耆后来对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所以兴起，那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这在历史上已经被法国、葡萄牙等国的革命所证实。如果一国政治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那么想要革命也不会有人响应。因此，如果要根绝革命运动只能实行良政，没有别的办法。然而，清王朝上自亲贵、下至小吏，不知道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而损公。这样下去，失去天下之人心，趋势已无限接近亡国。
1911年5月奕劻组阁，善耆任民政大臣，8月调任理藩大臣，11月因袁世凯上台组阁，善耆便辞职退出了。南北议和之时，善耆与良弼、铁良、溥伟等坚决反对共和，坚持君主制，与主张清帝退位的奕劻等人势同水火。在御前会议上，善耆说：“如果是政治革命，那么朝廷已经答应推行立宪的时间表；如果是种族革命，那么蒙、回、藏将置于何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之时，就反对变法，现在又主张更改国体，反复无常，实在不能寄希望于袁世凯。”1912年1月26日，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毙，皇族亲贵如鸟兽散，纷纷逃离北京。鼎革之际，“开明”的善耆却选择了对清王朝无比忠诚，倒是贪腐不亚于和珅的奕劻等人，却选择“顺应历史潮流”。
4.复辟梦碎
清帝退位后，善耆先去了天津，后来又到了时为日本租借地的旅顺。善耆在流亡路上，曾经赋诗言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在川岛浪速等人的帮助下，善耆等在旅顺组织宗社党。1912年7月，善耆与川岛浪速签订誓书，出卖东北路权、矿产，妄图争取日本支持，复辟清朝统治。1916年，在川岛浪速的鼓动下，善耆招募马贼两千余人，与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勾结，举兵反叛。后来，巴布扎布被击毙，“第二次满蒙独立”宣告失败。此后，善耆再也无力从事复辟活动。
失败之后，善耆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的三十八个子女，绝大多数进了日本的学校，其余三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善耆希望其子女学成之后，不做中国民，也不做中国官。复辟之梦虽然破灭，但是皇族血脉不会割断，或许，在善耆的心目中，只要身上还流着爱新觉罗氏的血液，就有重回清朝的一天。只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国民取代了臣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逆历史潮流必将为历史所淘汰。
1922年3月29日，善耆病死于旅顺。其第十四个女儿显玗被送予川岛浪速，后来成为怙恶不悛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不仅仅是善耆的个人悲剧，也造就了其女儿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