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满语味的王爷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启创，离不开爱新觉罗家族的宗亲诸王。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为了表彰兄弟子侄外辟天下，内佐国政的丰功伟绩，以满族固有的称谓册封宗室子弟，所谓“太祖肇基，即以国语定爵号，其最尊者曰贝勒”，首创了具有满族特色的皇室爵位称号。
第一节
努尔哈赤的首创：满族系列爵位名
生活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历史发展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以后则改名为挹娄、勿吉，唐时称为靺鞨，宋代以后又称为女真。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女真人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启了女真人一统天下的征程；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建城称王，定国政、创满文、改编牛录、新建八旗，奠定了后世清代统治制度的基础；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抚顺新宾）建立后金政权，正式拉开了后来的清王朝的序幕。
努尔哈赤在女真人崛起统一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种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政治统治体制，即以“贝勒”（也就是汉人常说的亲王）为中心的贵族议政制度。清代皇族按照分支的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两种，这两部分皇族以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分界，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成为“宗室”，腰间通常束一条“黄带子”；其叔伯兄弟的后裔则是腰束“红带子”的“觉罗”。不管是“宗室”还是“觉罗”，其中最尊贵的人称为“贝勒”。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贝勒往往具有较大的权力，可以充分参政议政，是具有实权的官职。努尔哈赤和诸位贝勒也就构建了后金统治时期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治国方式。
1.“贝勒”缘起
“贝勒”是满语beile的音译，本意为“坚固的、牢固的、结实的”，当本词用于形容人的时候，往往引申为体格、体能方面，意思为“身体强壮的、有力量的人”。
早在女真一族发展初期，出于生存发展的需求，人们崇尚力量，因此，在部落酋长选举时，大多会推举身强体壮、有力气、有胆量，能够保护族群不受侵害的“勇士”来担任。“贝勒”也就随之成为部落酋长的名称。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已经不需要孔武有力的人担任部落酋长，作为部落酋长称谓的“贝勒”，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地位较高的官职的称呼。像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称“汗”之前，就曾被叫做“淑勒贝勒”，意思是“聪明睿智的贝勒”。后金建立后，因为家族统治的需要，努尔哈赤的诸位兄弟、子侄纷纷成为大权在握的贝勒，他们或者是普通的贝勒，或者是掌管有一旗（或是二旗）的和硕贝勒。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更是直接被任命为高于所有贝勒之上的“四大贝勒”，同努尔哈赤一起共听国政。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在考察各国制度之后，发现每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之间并不互相沿袭，反而是各国在建国之后，分别设立与本国实际国情相配套的规矩制度。因此，皇太极认为“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1)。而此时，后金的官名全部承袭自汉人，为保持本民族发展特色，皇太极下令废除明代官爵名号，推行满语官职名称，并用国法加以保障。
在这一过程中，清皇室沿袭了太祖努尔哈赤时的旧例，因诸位“贝勒”地位尊贵，遂以此名作为皇室封爵称谓之一，也就是《清朝文献通考》中所说的：“太祖肇基，即以国语定爵号，其最尊者曰贝勒。”换句话说，努尔哈赤时期，对家族宗亲任命的满语系列的官职称号，开创了清代爵位的先河。
至此，原来地位崇高且大权在握的“贝勒”，摇身一变成为皇室爵位封号之一，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亲王。
2.四大贝勒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左卫一个小部落酋长的家里，这个家里育有五个男孩子和三个女孩子，因为人口众多，家庭并不算富裕。十岁的时候，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腊氏去世，其父新娶的妻子对他十分刻薄。刚满十九岁，努尔哈赤就因继母的挑唆而不得不与父亲分家，由于只得到了少量财产，兄弟几人只能靠采松子、挖人参糊口。
正当努尔哈赤弟兄们到处为生计奔波的时候，他们的祖父、父亲突然为明朝士兵所杀，始作俑者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更是怂恿努尔哈赤的部属反水，最后连努尔哈赤本族宗亲也加入到叛逃的行列，甚至“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面对父祖的惨死、敌人的威胁、族人的背叛、亲人的暗算，果敢坚强的努尔哈赤带领众多兄弟子侄自强不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创业”之路。从不为外人所道的小人物，最终成为声势显赫的皇室一族。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任用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理、扈尔汉、安费扬古为五位议政大臣，共同商讨军政事务。可见，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因为亲族的背叛，其所依靠的主要是几个外姓固楚（伙伴、朋友）共同战斗起家。随着本家兄弟子侄的逐渐长大、发展成熟，努尔哈赤创业的核心力量，逐步转移到近亲族人身上。他团结家族成员，将本家子弟通过参政议政的形式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以血缘关系来维持后金政权的稳定。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四大贝勒的出现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后金的宗室贝勒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普通贝勒，主要是普通的皇室宗亲。努尔哈赤称汗后，为了提高宗亲贵族征战沙场的积极性，大力提高本族子弟的地位，其子侄大都称为“贝勒”，领有众多的牛录、阿哈（奴才）等，权力相对较大。
在普通“贝勒”之上，又设有和硕贝勒，也就是旗主贝勒，负责本旗内所有事务的管理，是本旗其他贝勒的主人。普通贝勒皆听从和依附于和硕贝勒。
和硕贝勒之外，又有四大贝勒。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建国称汗，遂封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为和硕贝勒，按照长幼顺序，其国人一般称代善为大贝勒，阿敏为二贝勒，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皇太极为四贝勒。此四人不仅仅是一般的和硕贝勒，掌管所辖旗下诸事，更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讨论和军国大事的决策，地位要远高于其他和硕贝勒。
天命四年（1619），为庆祝萨尔浒大捷，努尔哈赤设宴庆贺：“五月初五日，辰时，汗登衙门就座。衙门两侧设凉棚八处，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分坐八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及朝鲜二大员等六人，赐矮桌以坐。具盛筵宴之。此前，诸贝勒进宴不坐桌，皆席地而坐也。”(2)这里明确地显示出四大贝勒与其他和硕贝勒以及普通贝勒的不同：四大贝勒属后金政治体制的高层人员，位置并坐于汗桌之前；其余和硕贝勒则分坐于八处凉棚；普通贝勒就只能席地而坐了。可见，此时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既是掌有一旗（或是二旗）的和硕贝勒，又是地位高于其他和硕贝勒的四大贝勒，或者说是执政贝勒。
这四位贝勒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到了天命年间，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甚至是孙子，像岳托、济尔哈朗等都已长成，并且成长为建有诸多战功的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人的政治地位自然就更高了，成为大汗之下，八和硕贝勒之上的四大贝勒了。这样，四大贝勒也便成了后金汗国中最尊贵的宗室尊称。
四大贝勒不仅地位尊贵，同时也是后金政治的重要决策者。顺治年间和雍正年间纂修、校订的《清太宗实录》中即曾记载，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轮流分值，朝中一切事务，都由值月贝勒处理。至此，四大贝勒完全成为后金统治集团的核心，开启了后世清王朝亲王辅政的先河。努尔哈赤也从依靠外姓大臣执掌部族，到顺利将国家权力过渡到自家人手中，完成了后金政治制度的过渡。
3.大政殿外十王亭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们都知道，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前，呈雁翅形依次排列着十座亭式建筑。离大政殿最近的两座分别是左右翼王亭，其余八座自北而南排列。东边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镶白旗亭，西边为镶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正白旗亭，俗称“十王亭”或者“八旗亭”。这里是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大汗和八旗旗主共同办公的地方，是清王朝入关之前，八旗制度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在建筑物上的集中体现。努尔哈赤时期，在四大贝勒之下，后金的宗亲统治体系中还有一个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这里的八和硕贝勒指的是我们前面所说八旗的“旗主贝勒”，简单点说，也就是“旗主”。
后金政权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沿用女真人的“牛录制”来管理民众，并将其推广。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于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下令，每三百丁编为一牛录，五个牛录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旗），每固山（旗）设一个固山额真、两个梅勒额真作为管理本旗事务的大臣，在他们之上设有旗主，总领本旗。同时将原有的黄、红、蓝、白四色旗子，分别镶边，形成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旗子，作为区分每个固山的标志，正式将八旗制度固定下来。皇太极的时候，又在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新增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帜不变，统称为八旗。
此时的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大汗，也是八旗的主人，他把牛录赐给自己的子侄们，成为“贝勒”。随着辖区的不断扩大，贝勒们手中掌控的牛录也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在这些贝勒之上，又有掌管一旗事务、权势更大的“旗主”，清代文献中，这些“旗主”又叫“和硕贝勒”（固山贝勒、旗主贝勒、主旗贝勒）。由于自然消亡或者是功过晋降，担任过和硕贝勒的人数略有变化。天聪九年（1635）以前，出任过和硕贝勒的，除了四大贝勒中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外，杜度、济尔哈朗、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等人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和硕贝勒。在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成为本旗的实际拥有者和最高军政长官，旗下所有人，不管身份高低，哪怕是占有大量牛录、在外带兵征战的贝勒，也需归附到各个旗下，听从本旗和硕贝勒的命令。
天命年间（1616—1626），和硕贝勒阿敏，与其弟斋桑古关系交恶，阿敏怀疑斋桑古行为不端，“对其诸弟之衣食生计，供给便不充裕”。斋桑古多次向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陈情诉苦，结果，两人没有管，也没有将堂弟的苦楚上奏努尔哈赤，任其遭受堂哥阿敏的欺凌，二人认为“若将弟诉之言，告于父汗，则似诬谤并肩而行之阿敏台吉，将招外人之言，因而不准”。不仅如此，就连斋桑古本人也没有勇气将这件事上报给努尔哈赤，只能“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后来斋桑古与硕托分别前往自己的领地，被众人误认为是投降明朝，阿敏直接请求努尔哈赤，将其兄弟之事放在众人面前，让大家评评理，如果是自己做错了，那就惩罚自己；如果是斋桑古做错了，那就把他交给自己杀掉。幸运的是，努尔哈赤没有听从阿敏的意见，最后只是从轻发落，问斋桑古是否愿意继续与哥哥阿敏在一起共同居住，如果不愿意，可归入其他兄弟旗下。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不难发现，和硕贝勒作为一旗的主人，对本旗内部是有绝对权威的。任何一个贝勒，都必须依附于父兄的旗下才能生存，不能自己单独成旗，或者是游离于八旗之外。和硕贝勒是本旗内部人员的主宰，左右着他们的给养，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除努尔哈赤外，任何人不能干预本旗事情。
除了对下的严格支配权，旗内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都必须尊敬、拱卫和硕贝勒，否则就会受到严惩。天命五年（1620），努尔哈赤率兵攻打明朝，命令莽古尔泰驱逐沈阳城外的明朝军队，莽古尔泰“亲自远逐，该固山大营之兵主总兵官额亦都率领兵众，不速贝勒，由后缓缓而行”。返回时，莽古尔泰问额亦都，你为什么不跟着我追击明军呢？额亦都说：“我哪知道需要跑这么远，你如此快速追杀，我们的兵跟不上。”努尔哈赤知晓此事之后，非常生气，因为额亦都没有及时护卫莽古尔泰，没有尽到一个臣属应尽的责任，下令逮捕了十几个扈从的大臣，额亦都本人也没能逃脱被审判的后果。经审判，额亦都应被判死刑，努尔哈赤念在其既是自己的妹夫，又劳苦功高的份上，免其死罪，革去功劳，没收三百诸申。
在这种八旗制度之下，由于各旗的和硕贝勒权力相对较大，各自独立为政，相互之间不加干涉，加上努尔哈赤晚年一直没有找寻到合适的继承人选，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下达汗谕，正式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宗亲辅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八旗的和硕贝勒掌握了后金的所有军政大权，包括大汗的废立、军国大事的决断、司法诉讼、职务任免、财政大权，等等。这样一来，和硕贝勒的权力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扩大了，成为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凝聚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向心力，为皇太极时期八大铁帽子王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古英巴图鲁”大贝勒代善
首位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元妃佟佳·哈哈纳扎青的第二子。他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朝，戎马一生，为清朝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三次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一生充满了奇幻的色彩。皇太极继位后，论功行赏，封其为礼亲王，居众亲王之首。乾隆年间，“礼亲王”一爵也因代善本人的功绩，加世袭罔替，成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代善是清朝开国初期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清朝早期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一部清王朝的崛起发展史。十六岁时，代善开始随着父亲努尔哈赤征讨扈伦诸部，初露锋芒，因功被封为“贝勒”；乌碣岩一役，代善一战成名，被授予“古英巴图鲁”的称号。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后，代善同弟弟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一起晋升为“和硕贝勒”，成为后金政权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四大贝勒之首，地位仅次于其父努尔哈赤；萨尔浒之战，代善因为优异的军事才能，成为后金一方的主将，为后金战胜明朝起了重要的作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代善的野心膨胀，在兄长褚英被废后，代善成为下一任汗王实际继承人，却在与继母的关系、与父亲争夺住宅、对儿子不善等事情的暴露之后，被努尔哈赤免掉了继承人的资格，但仍旧同其他几位和硕贝勒一起执掌军国大事，为清王朝统一东北、定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古英巴图鲁”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代善第一次随父出征哈达、辉发、叶赫诸部，因作战勇猛，事后被封为“贝勒”。前面曾提到，“贝勒”是女真时期权力地位较高的官职，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也只有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可以称为“贝勒”。两年后，代善的兄长、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开始升做“台吉”，一直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兄弟二人才一起被封为“贝勒”。史书中虽然没有直接描绘代善在这场战役中是如何英勇杀敌、冲锋陷阵的，但从战后的分封来看，其战绩应该是比较卓著的，而且得到了努尔哈赤的赞赏，否则他也不会以小小的年纪就获得了和哥哥一样的称号。
如果说这次战役只是代善从军生涯中的一次牛刀小试，那么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乌碣岩之战”则让代善开始在女真军队中崭露头角。这一年，因不堪忍受海西女真乌拉部的欺凌，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优城（今吉林珲春三家子乡古城村）城主策穆特赫，来到建州女真拜访努尔哈赤，请求道：“我们的领地因为距离您的领地比较远，所以之前投靠了较近的乌拉部，可是他们的首领布占泰不但没有善待我们，还经常欺压我们的民众。我们愿意归附您，希望您能派兵前去把我们的部众接过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好处，努尔哈赤很快便同意了策穆特赫的请求，随后他派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费英东和扈尔汉二位大臣，率三千兵马一同前往蜚优城，护送瓦尔喀部归附。
就在他们前往蜚优城的途中，一天夜里，天气阴沉晦暗，前方的旗子上忽然白光闪耀，众人见了后惊讶不已，有人把旗子放倒，用手去摸，却发现什么都没有，等把旗子重新竖起来之后，白光又出现了。面对此景，舒尔哈齐忧虑地说道：“我自幼随军出征，到处都去过了，从来没见到过如此怪的现象，想必这是大凶之兆，不宜出兵，还是班师回朝吧。”这时，年轻的代善劝阻道：“或凶或吉，兆已定，吾等何所见而遽还，且何以报皇父命耶？”(3)说完便率兵卒强行行军，并顺利地抵达了蜚优城。
大军在蜚优城及周边收取了五百户瓦尔喀人，由费英东和扈尔汉领三百兵将先行护送他们回建州。乌拉部的头领布占泰，本是在努尔哈赤的扶持下登上乌拉贝勒的位置，为了感激努尔哈赤的支持，布占泰在掌握大权后，先后将自己的妹妹呼奈、侄女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将自己的女儿嫁与布占泰为妻，双方关系往来非常密切。但是，这种靠利益维护的关系并不长久，布占泰在得知蜚优城城主的背叛之后，非常气恼，遂发兵一万，于途中拦截。
建州的三百护卫部队与乌拉部的一万追兵在图们江畔的乌碣岩（今朝鲜境内）对阵。面对兵力悬殊的实际情况，扈尔汉等人一面快速将五百户民众安排到山上安营，同时将自己的兵力分成两部分，留下一百名士兵守卫，另外两百名士兵围绕全山做防御；一面派人给还留在蜚优城的舒尔哈齐等人送信，请求支援。
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乌拉部士兵营前叫阵，大将扬古利率兵应战，杀死敌军七人。乌拉士兵面对气势汹汹的建州军，很是畏惧，连忙后退过河去，到对面的山上安营扎寨，与建州的人马隔岸相对，错失了获胜的大好时机。
下午的时候，舒尔哈齐和褚英、代善三位贝勒带兵赶到。为了鼓舞将士们的士气，代善高声说道：“尔等兵士勿虑之，此布占泰曾与我交战，为我生擒，以铁索系颈，收而养之。乃经我如此豢养遣归，主乌拉国之人。此布占泰乃我手中放出之人也！时隔未久，其人依旧，勿虑其兵众多，我有天赐之弘威，又有父汗之大名，我等必能击败其兵！”(4)代善的这一番话，不仅鼓舞了本部人马的士气，也灭了布占泰的威风，使得一万兵马的乌拉军在建州人面前毫无颜面可言，因而，大大激发了建州士兵们的战胜之心，纷纷发誓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代善与大哥褚英分别率领五百兵将渡河，从两个方向对乌拉部发起了进攻。据《满文老档》记载，代善“犹如未睁眼之小犬”，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即使自己的部下没有及时护随也毫不畏惧。针对敌众我寡的战争形势，代善没有蛮干，而是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奋勇追击乌拉部的主帅、布占泰的叔叔博克多。当二人的战马逐渐靠近时，代善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博克多的头盔，将其拉下坐骑，同时挥舞右手的大刀，手起刀落，将博克多斩于马下。代善出色地完成了对敌军将领的斩首行动，打乱了对方的阵脚，为建州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后，代善又斩杀了前来救护的博克多之子，同其他建州士兵一起生擒了大将常柱父子和胡里布，歼灭三千乌拉军，缴获马匹五千匹，盔甲三千副，最终以建州女真大获全胜告终。
当代善押着战俘，带着战利品同叔父舒尔哈齐、哥哥褚英一同回到赫图阿拉（今辽宁抚顺新宾）后，努尔哈赤非常高兴，特别赐予代善“古英巴图鲁”的称号。“古英巴图鲁”，是满语的音译，“古英”，意思是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是勇士的意思。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是坚硬如铁的勇士，也就是勇士之最。清代被赐予称号的人相对较少，这是对有功之人的一种特殊的褒奖，在十二位铁帽子王中，也只有代善一人有巴图鲁的荣誉称号，可见努尔哈赤对这个儿子武艺技能的肯定。
2.南征北战，杀伐果断
代善不仅作战英勇，在军事决策方面，也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为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献计献策，展现出一代大将的风范。
乌碣岩之战后，乌拉部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两家的姻亲关系还在继续，布占泰甚至又求娶了努尔哈赤的四女儿穆库什，但没过多久，布占泰就一反常态，先是坚持要娶努尔哈赤已经下过聘礼的叶赫部卜寨贝勒之女东哥格格（俗称叶赫老女），随后又囚禁了已经是自己妻子的两位建州公主，甚至用骲箭（又叫响箭或者鸣镝，是一种骨木混合的制品）射杀努尔哈赤的侄女娥恩哲，这一切都让努尔哈赤忍无可忍。
面对布占泰的一再挑衅，努尔哈赤只得出兵讨伐。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军正式对阵乌拉部的三万大军。这时，努尔哈赤有些犹豫，他担心建州和乌拉部的实力相当，不能一次性将其消灭，反而留有遗患。其实，这个时候的乌拉部经过前几次大战已经元气大伤，虽然在布占泰的领导下有所恢复，但并未达到以前的水平。如果建州这次不能乘胜追击，给乌拉部以致命性的打击，假以时日，乌拉部很快便会抓住机会休养生息，国力变强，到那个时候建州再想灭乌拉部就很难了。
代善正是看准了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冒着被努尔哈赤责罚的危险，上谏道：“初所虑者，如何诱布占泰兵出城，今其兵已至郊野，返不出击斩杀，若知如此，何必喂饱马匹，整备盔甲、鞍辔、弓箭、刀枪！”(5)意思是说，既然不攻打乌拉，我们何必劳师动众，远道而来呢？努尔哈赤听了儿子这段话后，立刻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迅速出击，杀敌万余人，缴获盔甲七千余副，尽灭乌拉部。
如果说把握战机，是代善为建州灭乌拉赢得了先机，那么，善于分析战场形势，则是代善为后金政权开启了对外征战的第一步。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立誓告天，出兵反明，进攻抚顺。第二天，努尔哈赤带领的军队抵达斡珲鄂谟，到了晚上天气阴晴不定，努尔哈赤的心情也随着这忽而飘来的大雨多有起伏。最后，他以阴雨之天不利于进攻为由，决定撤兵，不再攻打明军。前一天刚刚大张旗鼓地讨伐明朝，第二天晚上就因为下雨而班师，努尔哈赤这个决定无疑是一个草率之举，如此出尔反尔，势必会动摇军心，并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代善在得知父汗退兵的意图之后，极力劝谏道：“我与明和好久矣，因其不道，是以兴师，今既临其境，若遽旋师，将与明修复和好乎，抑相仇怨乎！军行远地，谁能讳之？天虽雨，吾之军士，皆有御雨之衣，所用弓矢，亦有备雨之具，更有何物虑沾湿耶！且天降此雨，以懈明边将之心，使吾进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于我，不利于彼也。”(6)
代善的这番话，从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对这次出兵进行了形势分析。首先，政治上，是“和”还是“战”。后金在建立之前本是明朝的建州左卫，与明朝是君臣关系，这是“和”。后来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从明朝的藩篱中脱离出来，独立成国，后金要想强大，不再受明朝的掣肘，与明朝必有战争，所以，代善认为这场战争是在所难免的。况且，当时的情况是，后金已经出兵，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瞒不住明朝的，所谓“军行远地，谁能讳之”，明朝廷很快便会得到努尔哈赤等人“反叛”的消息，然后加固工事，积极防御，这个时候退兵，以后再想进攻就难了。其次，军事上，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大雨虽然使后金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但也会令敌方懈怠，这正是后金进攻的大好时机，有利于后金突袭获胜。
代善的这番话有理有据，正确预判了当时的战争形势，从大局出发，点明了后金军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原因，切中要害，对于稳定军心，激发努尔哈赤的战斗意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努尔哈赤在听取了代善的谏言之后，认为儿子说的十分有道理，立刻改变了退兵的想法，下令继续前进。恰巧这时天气突然放晴，努尔哈赤满心欢喜，认为这次出兵是天意所在。后金将士在努尔哈赤和众位贝勒的带领下，一鼓作气，接连攻下抚顺、东州、马根丹三座城池，以及台堡五百余处，俘获人畜三十余万，翻开了后金与明朝关系的新篇章。
其实，真正显示代善军事才能、指挥才能的当属萨尔浒战役。抚顺一役后，后金的实力彻底暴露在明朝统治者面前，为了消灭东北的这股反叛势力，明廷派出了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的四路大军，合击赫图阿拉，企图一举围剿后金政权。努尔哈赤在冷静地分析了四路大军的军事力量对比之后，发现明军的主力其实是西路军杜松一部，只需先集中力量对付此路大军。因此，努尔哈赤立即对诸位贝勒下达了此次战争的作战方略：各个击破，即不管明军是几路大军，只需先集中力量对付西路军，其余三路再逐个击破。
代善奉命率领诸位贝勒作为先头部队，带兵迎战西路军。行军途中，前方探子来报，西南清河方向发现了明朝军队的踪影。代善认为，清河路远而且山路崎岖，以明军的脚力，到不了那么快，只需留下二百人防守，大部队还是应该按照既定的战略，集中兵力对付西路军。
几个月前，为了抵御明朝的进攻，努尔哈赤曾经派出一万五千名筑夫到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山采石，送至对面的界凡山构筑防御工事，同时派出四百名骑兵前来护卫。界凡山是险要之处，杜松率领明军到此后，即留下两万兵马驻扎在萨尔浒山，自己则亲自率领一万人马准备渡过浑河，袭击界凡山上的后金军队。当代善带领众人赶到萨尔浒山附近时，遇到了正准备渡河的明军。代善来不及禀报努尔哈赤，直接将八旗子弟分成左右两翼，另外派一千名勇士从界凡山的绝壁吉林崖登顶，与原本守在那里的四百将士会合，一起从山上往山下攻击明军；待山上的人发起总攻时，右翼四旗的将士则从山下往山上攻打，对明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剩下的左翼四旗则留下来监视萨尔浒山上的明军。整个计划将明军主力分割成两个部分，围而歼之，最终全歼明军西路军于萨尔浒，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次战役之前，代善本来是正红、镶红两旗旗主，但是在实际战争中却可以直接调配整个八旗的兵力，可见其在军事上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旗旗主的职权范围，成为仅次于大汗努尔哈赤的后金最高军事长官。
3.不称职的汗位继承人
乌碣岩一战，代善展现了军事才华，很快受到了努尔哈赤的器重。在长子褚英被废除汗位继承人之位后，努尔哈赤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代善身上，甚至公开表示：“在我百年以后，我的儿子和福晋们都交给大阿哥（代善）抚养。”委婉地表达了代善将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下一任大汗人选的意愿，给了代善政治上的优厚待遇。
八旗制度建立后，努尔哈赤亲领两黄旗，余下全部分给自己的子侄分领，而代善是除了努尔哈赤之外，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两旗（正红旗、镶红旗）的旗主。仅从拥有旗人数量上来看，代善在八旗中的地位就要远超同辈兄弟，只是位居努尔哈赤之后。
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与明朝彻底决裂，建立后金政权，封代善等四人为和硕贝勒，按照年龄大小，代善又被称为“大贝勒”，位居“四大贝勒”之首。当然，代善也没有辜负努尔哈赤的期望，在灭乌拉、攻抚顺的战役中积极出谋划策，为后金军事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萨尔浒之战中，代善更是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副统帅，带领八旗子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但是，继承人的位置不是那么好坐的，就在代善政治、军事地位日渐升高的时候，接下来几件事情，却使得代善失去了继承人的身份。天命五年（1620），努尔哈赤得到密报：大福晋衮代派人给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分别送饭菜，大贝勒吃了，四贝勒没吃；大福晋衮代一天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里，不知道在谋划什么，而且大福晋有好几次深夜出院门。言外之意，大福晋衮代与大贝勒之间关系有点暧昧。努尔哈赤听到此事之后，立刻着手派人调查，却没有得到相关证据，恰巧在这个时候，大福晋在家宴时盛装打扮，对着代善眉目传情，努尔哈赤知道之后，以大福晋私藏财物为由，将其逐离。代善虽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但父子之间的裂痕已经开始产生。
不久之后，努尔哈赤决定将居住地从界藩搬到萨尔浒，并亲自分配了诸位子弟的住处。代善在考察了各处之后，发现自己长子岳托的房子要比自己的那栋更合心意，因此前后三次向努尔哈赤请求换房。努尔哈赤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一一满足了儿子的需要，在他看来，尽量满足儿子的需求是一个父亲的基本职责。但后来孙子硕托的“出逃”却彻底改变了努尔哈赤对代善的看法。
同年九月，有人告发，硕托（代善次子）和斋桑古（阿敏弟弟）叛逃明朝。二人被抓回来后，代善几次请求诛杀硕托，努尔哈赤在调查后发现，事情根本不像代善所言，反而是代善听信了现任妻子的谗言，苛待已经成年的两个儿子岳托和硕托，代善完全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努尔哈赤因此大怒，很严厉地训斥代善：“你也是我以前妻子的儿子，你怎么不想想自己的出身？你听信现任妻子的谗言，虐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导致他们产生困扰。你为什么不能像我对待你一样，对自己的儿子们好一点呢？”由此，努尔哈赤认为代善对自己的儿子过于残忍，将来必不能善待家族中的子弟，不适合做后金未来的大汗，因而“废除”了代善汗位继承人之位。最后，代善亲手杀掉现任妻子，以此向父汗请罪。虽然继承人之位被废除，但努尔哈赤并没有将代善彻底排除出最高统治层，仍然将其作为四大贝勒之首，仍然允许其参与军政大事决策。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努尔哈赤直接放弃了册立继承人的想法。为了使后金的事业发展壮大，努尔哈赤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依靠家族宗亲力量来运行后金的政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家族的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努尔哈赤特别带领代善等诸位贝勒，一起告天立誓：“吾所祷于皇天后土者，吾子孙中纵有不善之人，俾勿同气推刃，开戕害之端，其不善之人，惟天诛之。若不俟天诛，存心戕害，天地鉴之，夺其算，无克永年。或于昆弟之中，有所行悖乱者，不忍伤残，以义理所在，殷勤教诫，感格愚顽，使自悔悟。天地其眷顾之，神祇其呵护之，愿我子孙，祚永百世，以及万年。用兹虔告，尚其无咎既往，鉴乃来兹。”(7)用宣誓来约束诸王之间的行为，从而使各方面利益达到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便应运而生。代善也由原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汗位继承人，转变成八个共辅国政的贝勒之一，自此也开启了礼亲王一门三代忠义辅政的发展道路。
(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8，天聪八年四月丙辰条，《清实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页。
(2) 佚名，满文老档［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8-89页。
(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丁未年正月乙丑条，《清实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4) 《满文老档》，丁未年条，第1-2页。
(5) 《满文老档》卷2，癸丑年正月条，第16-17页。
(6)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5，天命三年四月寅己条，第70页。
(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7，天命六年正月甲申条，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