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末乱局
与八国开战的决策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失势，光绪也被软禁。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慈禧下诏，令各省选进名医，帮光绪看病。海内外留言纷纷，称光绪已被谋害。
光绪得病消息传出后，外界风传光绪已死，英国公使窦纳乐多次向清廷打探。九月初二，庆亲王奕劻向他传达消息，光绪还活着。窦纳乐则表示，要消除外交界的疑虑，最为有效的办法是请一个外国医生帮光绪看病。
九月初四，清廷请法国使馆医生帮光绪看病，并出具证明，光绪“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而在前一天，清宫廷医生也为光绪做了详细检查，并将结果提供给了各国。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详细记录：“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有时头晕耳鸣，口渴咽喉干，腰痛腿膝无力麻木。神倦喜卧，小便频数，色白而少，气怯懒言。面色晃白，夜梦闻金声则遗精或滑精。不能久坐或久立，不耐劳。”
中西医诊断大致相符，光绪身体并无大恙。
光绪得病后，外界不知其病情如何，而光绪身体状况又牵涉到权力之争，一时流言四起。
面对着外界沸沸扬扬的议论与猜测，光绪体虚及无后成为清室最头疼的问题。刚毅、徐桐、启秀等大臣乘机谋划废黜光绪，另立新君。
徐桐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曾做过同治皇帝的师傅，不把光绪放在眼里，暗地里称其为“汉奸”。光绪也对徐桐也大为不爽，从光绪十三年到光绪二十四年间，只召见过徐桐一次。徐桐政治上的同盟者是刚毅。刚毅是满人，极其痛恨汉人，但却与汉人徐桐亲近。光绪则不喜满人，认为满人不中用。
启秀是同治进士，以孝闻名，端谨有风操，备受徐桐赏识。慈禧欲引徐桐入军机处，徐桐转而推荐启秀。徐桐、刚毅、启秀之外，隐居多年的崇绮也参与了此次密谋。崇绮是赛尚阿之子，同治皇后之父。自从女儿自杀之后，崇绮一直很低调，长期称病在家。据恽毓鼎记载，崇绮在野多年，蠢蠢欲动，徐桐想进一步成为政坛核心，启秀则追随徐桐，三人联为一体。
徐桐、崇绮等人联名请慈禧废光绪，慈禧让他们先去找荣禄商议。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入军机处，管理兵部事务，并兼练兵大臣，节制京津直隶地区所有军队，其权势之重为清廷所未有，有“前有和绅，后有荣禄”一说。荣禄掌握军权，又为慈禧所宠信，如果他表态支持废光绪，则此事必成。
荣禄是个大滑头，时人曾评道：“刚毅狠而愎，荣禄险而狡”。
十一月二十八日，启秀先来拜访，荣禄得知他的来意后大惊，急忙将启秀打发走，又让家人不要接客。荣禄虽是慈禧一党，但他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他对慈禧忠心不二，却又不盲目附和，常根据现实进言，因此才更得慈禧信任。荣禄知道，光绪得到西方各国支持，且他已和汉人实力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等探过底，知道督抚们反对废光绪。如果硬来，内外阻力太大。
荣禄年轻时一度落魄，到了神机营之后，经醇亲王奕譞提拔，才能在官场上崛起。荣禄不是不讲情义的人，他在官场上的行动，必然以自己的利益为考虑，但其中也有情义。荣禄与换帖兄弟翁同龢闹翻，彼此成见极深。当翁同龢去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荣禄特意派依附于自己的袁世凯前去赠送银两。对于恩人奕譞，荣禄一直心存感激，对奕譞的儿子光绪自然也要有所回护，故而坚决反对废黜光绪。
二十九日，在军机大臣召时，荣禄将内外反对废掉光绪的情况告诉慈禧，并称如果强行废光绪风险太大。荣禄建议不如改立皇储，减少压力。荣禄之外，王文韶也力主不可废立。最终慈禧接受荣禄建议，不再图谋废黜光绪，而另立储君。所立皇储，乃端王载漪的二子溥儁。
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王公大臣于仪鸾殿会商。此时官场内风传将要废光绪，内廷太监也传出消息：“今日换皇上矣。”不想诏书颁布之后，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慈禧以光绪名义，命溥儁入宫为穆宗同治帝嗣，在弘德殿读书，以大学士徐桐为师。
光绪被逼立皇储，且这皇储不是过继给自己，而是为同治做皇储。且还得说自己生不出儿子，对不起同治，不得已再三恳求慈禧帮忙选一个人过继给同治。最后还得说“仰承懿旨，感幸莫名”，各种悲屈、无奈、心酸、痛楚，可谓千古皇帝之未有。
载漪是惇亲王奕誴的次子，咸丰帝的侄子，道光帝的孙子。载漪与同治帝同岁，比光绪帝大十五岁，二人为堂兄帝。
己亥建储，溥儁立为大阿哥之后，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对峙的局面。“帝党”虽失势，但仍有一定实力。东南的汉人实力督抚、地方上的士绅阶层、新式知识分子、海外奔走的保皇党、财力雄厚的华侨均是光绪支持者，西方各国也表示支持光绪。“大阿哥党”则结合了清廷内部的保守派势力，并得到慈禧支持，与“帝党”对峙。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则打破了这个政治上的均衡。“大阿哥党”发现自己与义和团有着诸多共同点。借助义和团，“大阿哥党”既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又可以打击光绪和洋人，实现溥儁早日登基的目标。义和团则迎合载漪、刚毅、徐桐等人的心理，适时地打出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龙为光绪，二虎是荣禄与李鸿章，十三羊则是朝廷中持温和态度的大臣。
“大阿哥党”与义和团的联合在此年四月得到表现。此月下旬，义和团在涞水击杀清军副将杨福同，随后焚烧芦保铁路，占据涿州。依照清廷惯例，这是严重的叛乱行为，是要严厉镇压的。但此次事件后，六月初，慈禧却下令控制军队的荣禄，不得孟浪从事，草率镇压。
慈禧的心态相当微妙，她与“大阿哥”一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的共同点是，都痛恨洋人，想废掉光绪。双方也存在分歧，“大阿哥党”的目标是使溥儁早日登基，慈禧的目标则是让溥儁成为她操控下的傀儡。
慈禧无疑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她玩政治平衡术，扶持“大阿哥党”与“帝党”斗争，她则站在中间充当仲裁者，任何一派都必须臣服于她。但“大阿哥党”与义和团结合后，势力日振。随着众多保守大臣与王公的卷入，慈禧发现，义和团运动乃至“大阿哥党”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场民间运动，如野火一般开始燎原，整个北方到处是燃烧着的火焰。
慈禧玩出了“致命的平衡”，她自己也须谨慎从事，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
慈禧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京内外的人心一伙儿向着他们，满汉各军都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宫内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出的，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士兵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慈禧默许了义和团的活动，同时也想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下洋人的嚣张气焰，出出往日的气，让洋人吃点苦头，吸取教训，今后不要插手清廷内务。
当义和团在各地迅速发展，并进入京津之后，作为中枢人物，荣禄突然生病，请假养病两个多月。据军机章京继昌记载，荣禄在病中七次上奏，请剿义和团，但都被否决。五月初十（6月6日），随着局势日渐紧张，荣禄不得不销假，开始办公。
此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间疯狂蔓延，竟至不可收拾之势。面对着愈演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京各国公使感到恐惧，遂电告在大沽口外海上的各国海军，请求援助。西摩尔在得到求助电报后，星夜率领军队从大沽口赶往天津。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乘火车准备入京，由此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在西摩尔联军发起进京军事行动之后，清廷连续朝议四次，最终决定对西方列强开战。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
会议在仪鸾殿举行，大学士、六部、九卿数百人参与，殿内殿外挤满大臣。会议一开始，光绪严厉指责诸臣不能镇压乱民。翰林院学士刘永亭奏请派董福祥镇压义和团。载漪伸出大拇指厉声呼：“好！此失人心第一法！”
大理少卿张亨嘉力主剿灭义和团，但他是福建人，一口土话，又气又急，哼了半天不知所云。
侍读学士朱祖谋急了，问慈禧：“太后要打洋人，靠谁？”
慈禧说：“靠董福祥。”
朱祖谋直接回应：“董福祥老奸巨猾，断不可恃！”
慈禧大怒，问：“汝何姓名？”
朱祖谋也很硬气，对道：“臣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慈禧道：“你说董福祥不可靠，那你举荐几个可靠的人来！”
其他人赶紧接口，说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均可重用。
一直没有吭声的荣禄却道：“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
争论了大半天，毫无头绪，遂退朝。朱祖谋下殿时，慈禧仍然怒冲冲地盯住他。
庚子事变之后，朱祖谋高升，上朝时慈禧还记得他，笑道：“你就是当年那个瞪眼高声和我争辩的家伙。”
此日，清廷责成董福祥、刚毅将义和团中的精壮编为义勇，同日义和团在北京纵火焚烧闹市大栅栏。
面对着联军的步步紧逼，慈禧不得不考虑备战问题，但此时她还未下定决心开战。对西方各国驻京人员，慈禧也接受荣禄劝告，命令护送东交民巷内的各国在京使侨出京，不得妄加攻杀。荣禄则预先调集旗兵二千，准备将驻京使团与侨民送去直隶总督裕禄处，免生他变。
但此日，联军对直隶总督裕禄发出最后通牒，限于次日凌晨二点交出大沽口炮台，不然则以武力解决。裕禄收到最后通牒之后，因此时京津间电报通讯已中断，遂以“八百里”快骑递送奏报。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
慈禧首先说：“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今日朝议可以放开尽论。”
光绪说：“西方不是不能打，但中国积弱，兵力不足，用义和团，能抵抗住么？最终只怕会祸害国家。”
载漪反驳道：“义和团起自乡间田野，不远万里，赴汤蹈火，愿一死以赴国难。今若以乱民诛之，人心一解，国将难保。”
户部尚书立山认为：“义和团妖言惑众，所谓的法术根本不靠谱。”
载漪指着立山鼻子说：“你什么用心？你既然说义和团不靠谱，你就去劝退洋人军队。”
慈禧想将这个烂摊子推给光绪，就道：“国家当事，应当问皇帝。”
自从戊戌政变之后，光绪上朝是不发一语，这次却慷慨激扬起来，侃侃而谈，认为不可围攻使馆，更不可与各国同时开战。
王文韶附和光绪，认为皇帝能想到这点，实在是国家的福气。
载漪当即大骂王文韶，认为他在关键时候说混帐话误国。
立山建议派人去公使馆沟通，慈禧当机立断道：“派你去。”
立山道：“受了国家的厚恩，不敢推辞，但是臣不通洋务，请徐用仪陪我一起去。”
会后，慈禧让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土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到美国公使馆拜访。
晚九点，徐用仪等人与美国公使康格会面，请康格阻止西摩尔联军进京，无果。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
此日慈禧收到裕禄奏报，各国发出通牒强索大沽口。大沽口具体情况如何，是否已被攻下，清廷中枢尚未得到信息。看着列强的最后通牒，新仇旧恨顿时涌上慈禧心头。她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梁启超，由于西方各国庇护，在海外呼风唤雨，并通过报纸对她进行攻击。现在各国派遣西摩尔联军入京，又强横地发出通牒强索大沽口，慈禧胸中怒气一发不可收。
御前会议上，载漪请派军攻打各国公使馆，慈禧表态同意。
内阁学士联元坚称不可，言如果各国使馆不保，“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
大学士王文韶认为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财力枯竭，已无力再战，请慈禧三思。
慈禧大怒，道：“你们所说的，我都知道。你们要是有本事，就让洋兵不要入城，不然就不要再罗嗦！”
端王载漪、贝勒载濂、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徐桐等遂一起附和慈禧，极力主战。
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
上午会议时，刚毅建议招募义和团，攻打使馆。
徐桐建议，知照各国公使，请其出京，如果不从则以武力手段解决。此建议得到慈禧许可，遂起草“限二十四小时内出京”的照会。此照会，是对西方各国强索大沽口炮台最后通牒之反击。
当日气氛紧张，特加调护卫守卫宫墙，中午所有大臣留在御膳房吃饭。
下午会议，决定由许景澄将照会送交十一国公使馆。
许景澄出发前，光绪下座紧握住他的手，哭着叮咛道：“要好好商量。”许景澄也放声大哭。
慈禧怒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
内阁学士联元头上汗水直冒，哭着建议不要和十一国开战。又建议，法国是在华天主教的保护国，可以单独向法国宣战，但无效。
许景澄
下午四点，十二份照会被分别送交十一国公使及总税务司赫德。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衙门交涉的路上被杀。
下午三时四十分，在最后限期前二十分钟，清军与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了与西方一决雌雄的宣战诏书，并嘉奖义和团。
五月二十九日，当日，慈禧先召集满族大臣至仪鸾殿会商，此时光绪不在殿内。荣禄力主不可围攻使馆，慈禧则称已不能控制义和团，命荣禄退下，并由启秀将宣战诏书呈阅。随后在勤政殿内再次开会，光绪与汉大臣参与。光绪主张采纳荣禄建议，不要进攻使馆。袁昶列举了开战的诸多弊端，力争不可轻率言战。载漪怒骂袁昶为汉奸，并对慈禧说：“汉奸之言不可信”。
最终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发布了“宣战诏书”。宣战诏书出自湖南人萧荣爵之手，但外人以为是军机章京连文冲所拟。因义和团有以“乾”字为名，浙江人帮连文冲取了个外号“乾三先生”。
依照中国历来的观点，不论文臣武将，凡对外坚决主战者定会被视为民族英雄，主和者则被视作汉奸。但“战”的前提是能战，发动一场不能战的战役，所满足的只是那些充斥着理想主义与英雄情结者的虚荣心理，这种虚荣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当开战决议通过后，光绪痛哭道：“如此则数千万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宗社必致不守”。开战之后，千万生灵果被涂炭，满清宗社十一年后也终于不守。
对西方各国宣战后，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陷落，裕禄败退北仓，京师震动。清政府急电东南各省督抚，令派兵进京勤王。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积极响应，从扬州率军北上。途经直隶景州时，李秉衡部下还参与了义和团围攻教堂的战事。据盛宣怀告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法国传教士一人，清国人信教者千人被杀。
七月初一（7月26日），被翁同龢赞为“良吏也，伟人也”的李秉衡抵达京师。自天津之败后，慈禧正彷徨间，闻李秉衡来京，大喜过望，三次召见，大力嘉奖。遂命李秉衡统率江西、山西、山东、江苏四省援军出战。李秉衡请义和团数千名助战，义和团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宝物跃然出京，准备歼灭八国联军。
出战前，在主战派支持下，李秉衡上奏，认为以袁昶、许景澄为首的京官与地方督抚李鸿章、刘坤一等遥相呼应，影响与洋人作战，请朝廷将之铲除。大学士徐桐对此奏极为满意，认为杀了这些汉奸，今后再无敢妄言者。徐桐夸赞道，杀汉奸“秉衡有力焉。”
七月初二，许景澄、袁昶被捕。七月初三，以光绪名义起草的上谕发出，令不必审讯，将二人处死。杀许、袁二人的上谕，出自启秀之手，启秀对此颇是得意，“自负大手笔”。旨意下来后，刑部尚书赵舒翘高坐堂上，命将二人从狱中提出。至刑部大堂后，许景澄闭目无一语，袁昶则怒骂赵舒翘。赵舒翘面红耳赤，命左右迅速将二人帮赴刑场。
行刑时，由徐桐的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监斩。杀许、袁当日，荣禄再三恳求慈禧收回成命。慈禧让他退出去，“荣相退而复进，长跪乞恩。皇太后怒曰：汝亦不遵旨乎？”荣禄无奈，只能退出。
杀袁、徐二人，载漪的目的是警告东南督抚及京师内主和派。袁、徐被杀后，从广东出发北上，已到上海的李鸿章大为惊愕，遂向清廷请假二十天在沪养病。京师内部的主和派如庆亲王奕劻等人，也不敢再言和。
慈禧同意杀袁、许二人，实因二人犯了慈禧大忌。在御前会议上，光绪与许、袁等人极力主和，光绪甚至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成一团，这让慈禧又惊又怒。戊戌政变后，慈禧最忧虑的就是光绪在“帝党”支持下重新执政。袁、许二人不是光绪党羽，尚与光绪连成一气，如果不严加打击，“帝党”势力岂不更加猖獗。袁、许二人，实乃“大阿哥党”与慈禧联手所杀。
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袁昶是浙江桐庐人，二人于1867年同科中举。此年浙江乡试副考官是张之洞，是故二人都将张之洞视为座师，彼此关系良好。许景澄深谙时事，曾担任驻外多国公使，并接收过“定远”、“镇远”等军舰。在海外多年的许景澄，细心考察各国军事，为中国海军建设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曾根据中国海军实际情况，从英国订购海军军舰，壮大北洋水师。归国之后，在与俄国的领土谈判中，许景澄有力捍卫了中国利益。
袁昶虽从未到过国外，但他思想开明，主张根据中国国情学习西方。戊戌变法期间，他上万言书，提出系列变法主张。其中一些主张如官制改革、财政改革、练兵等，切中时弊，被光绪采纳。许、袁二人均为当世良臣，国家栋梁，惜被保守派所杀。
军机大臣王文韶因为反对开战，也被主战派列入了铲除的名单。军机章京高树、裕小鹏在军机处中，见王文韶却是喜笑颜开，出语诙谐，毫无忧虑之态。二人很是狐疑，裕小鹏道：“此公现有不测之祸，何以风采焕然，毫无惧色，岂此公不知耶？”
后来二人才知道，王文韶上了个奏折，先是大谈不宜围攻使馆，末了笔锋一转，又称：“如以臣为荒谬，臣亦不敢胶执己见。”端王载漪初看奏折时大怒，认为当杀王文韶，看到最后一句时，也就不和他计较了。由此高树、裕小鹏对王文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认为他不愧“水晶灯笼、油浸枇杷”之名。
七月十四日（8月8日），李秉衡在通州城外迎战八国联军，所部数万。
出京师之后所看到的一幕幕景象，却让李秉衡目瞪口呆。他沿途所见到的都是从天津、北仓败退下来的清军，“军队数万，充塞道涂”。这些装备着新式步枪的士兵，“见敌辄溃，实未一战”。李秉衡从少年时就历经战阵，老于战事。但此次清军之溃败，让他不由哀叹，“实所未见！”而李秉衡所依赖的义和团和勤王军，在洋人的枪炮下，能发挥神力么？
当日，李秉衡军与八国联军交锋，清军一触即溃，退守马头镇。
七月十六日，马头镇失守，再退张家湾，此时败局已定。极力主战的他难以接受惨败的结局，次日，七十岁的李秉衡吞金自杀。
七月十七日，李秉衡自杀当日，清廷又杀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三人。谕旨称：“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劾，声明甚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该大臣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如不严惩，如何整饬朝纲。徐用仪、联元、立山均着即行正法。”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囚瀛台，冬令时节，无以御寒。时立山任内务府大臣，为光绪置一屏风挡寒气。慈禧知道后大怒，召立山问罪，并令太监掌立山耳光。立山道：“还是我自己打吧。”遂自掌耳光，至双颊红肿，慈禧方才罢休。
联元被杀也与光绪有关。光绪被囚瀛台后，处境艰难，外界又风传光绪病危，联元对此颇为不平。一次联元被慈禧召见，召见毕，慈禧起身欲行。联元突然站起来拦在慈禧面前道：“皇上当保全。”
慈禧一听就破口大骂：“皇上当保全，汝不当保全耶？”
联元口吃，被慈禧一骂竟无语以对。
徐用仪时年七十九，他为官四十年，历来小心谨慎，时人评说他有冯道之风。不想此次徐用仪锐志明向，铁骨峥嵘，坚决反战。袁昶、许景澄被杀后，徐用仪做好了赴死准备，在家书中写道：“以老年而处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计，只可听之于天。”后世史书之中，谁能说他是冯道？
此次战和之议，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与光绪极力主和，遭致慈禧疑忌，“大阿哥党”痛恨，此被杀之因。
半月内连杀重臣五人，为有清一代，前所未有，一时震动朝野。庚子年被杀五大臣中，袁昶是浙江桐庐人、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徐用仪是浙江海盐人，被赞誉为“浙江三忠”。
载漪、刚毅等还不肯罢休，又上奏弹劾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等十五人，奏请“即行正法”，此奏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作罢。杀徐用仪等人之前，荣禄曾请徐桐找慈禧说情，徐桐道：“我曾弹劾徐用仪，怎能为他说情？且诛杀此等内奸，可以肃清朝廷，岂不正好。”
七月十八日。刚毅接替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载漪、载澜主张收拾残兵，背城决一死战。刚毅则主张逃西安。载澜跳起来大骂刚毅：“我等误听汝言。今后身家难保，我此时有刀，定与汝拼命矣。”载澜骂着还不过瘾，冲过去准备抽刚毅耳光，刚毅“飞奔逃去”。
杀五大臣前，联军已攻破天津。杀五大臣后，联军在通州城外击败了李秉衡。载漪、刚毅等人怆惶失措，开始紧急布置北京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