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佛光山的因缘

车子停下来以后，我跟信徒说：

“我们可以走草丛，一起上去看看啊！”

虽然我有这个热心，但一开始，

信徒们可是没有这个信心的。

他们看看四周之后，接着有人就说了：

“这个地方连鬼都不会来，买来做什么？”

我听了以后，并没有和他们辩论，

我一路从现在的放生池走到女众学部，

再走到大悲殿后面，印象中那里有一棵树、一块石头，

于是我就在那里坐了一下，觉得通身凉快。

下山的途中，我心里想：

“你们说这地方连鬼都不来，

鬼不来有什么关系，佛来就好了！

将来我一定把佛请来这里！”

检查我的一生，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说要复兴佛教、福利天下，我不敢承担这许多慈心悲愿。但是，自我出家以后，念念于心的，确实就是“为了佛教”。

为了佛教，我应该本分地做好一个出家人；为了佛教，弘法上的辛苦，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为了佛教，我要注意己身的威仪，行立坐卧要庄严；为了佛教，我要自我充实，不可以让人轻视出家人；为了佛教，我讲话要诚恳，不能任意乱说；为了佛教，有人批评佛教，我要写文章护法；为了佛教，即使佛教里有一些不当的事情，我也要仗义执言；为了佛教，我要办教育、办文化、办慈善事业等等。

其实，这一点小小的事业，也谈不上自己对佛教有多大的贡献。不过总想，我在基层为大众服务，就要尽我的本分。虽然这一生，我没有多大的本领条件，也没有发大心、立大愿，但是在心灵深处，念兹在兹的一个根本念头就是“为了佛教”。

佛光山开山时设计的蓝图，由谢润德先生所绘（一九六七年）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创建佛光山？”这当然是各种因缘的撮合；也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佛光山后来展开了世界性的传播？”这也是因缘的推动。若要归纳来说，一切都是“为了佛教”。

虽然我知道“为了佛教”，教育最为重要。但是，从小我就没有受过正规的社会教育，我生于抗战年间，跑空袭、躲兵灾，每天过着兵荒马乱的日子；加上家庭贫穷，父母哪有能力供我上学？就是到了十二岁出家，在丛林寺院里生活，每天也都是出坡作务、挑柴担水，少有老师上课。偶尔，听到上课的钟声响了，还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要打钟？”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当然也就没能打好佛学的基础教育。

到了二十多岁，我随着“僧侣救护队”到了台湾，在动**的日子里，也谈不上什么雄心万丈，或有什么前途未来。即使后来“僧侣救护队”解散了，也没有想过我能做什么，尤其是我的五音不全，音感不好，在佛门里生存，若要靠念经、梵呗弘法来过生活，几乎是不可能。很自然地，我心中生起一个念头：教书。我想，我可以做一名佛教的教师。

虽然我的佛学不是很好，不过我喜爱读书，尤其是读了很多文学类的书籍，从古代小说读到现代小说，从中国小说读到外国小说，不但阅读能力因此而加强，对于梁启超、胡适之等学者的文学、哲学作品，也多少有了些概念。为了训练自己，我经常以一对一的方式，把阅读到的好文章讲给道友听。时间久了，感到自己也有所进步而能讲一些课。

因此，二十五岁那一年，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缺少师资的时候，我勇敢地接下教务主任一职。当然，这与我二十一岁时，在宜兴祖庭大觉寺附近担任一间小学的校长多少也有关系。我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哪里能做校长呢？但是机缘来了，我直下承担，从“做中学”累积经验，不也一样做得有声有色？就这样，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做了一年半的教务主任。

后来，到了宜兰弘法，信徒中有更多的青年，甚至更多的老师、中学教员等，我自忖要能讲经论道，要能和他们有所应对，自觉应该要走上佛教教育的舞台，因此，心里也准备好随时可以披挂上阵。但是机缘不好，原本屏东东山佛学院邀请我前去上课，也谈妥了日期，却在中途被炒了鱿鱼。尽管如此，我并不气馁，下定决心自己办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