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键时刻

人生走过数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头一想，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功过成败，总有一些“关键时刻”。别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须经过自我的客观检讨，才能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

我出生在江苏扬州，故乡江都是一个经济落后，教育不兴，民风淳朴的乡村小镇。我的成长背景，既没有显赫的门第庇荫，也没有风光的亲戚助威，加上从小没有上过正式学堂，更无师友同学扶持。

所幸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机缘，便在宜兴大觉寺出家，接着在南京栖霞佛学院接受教育，从此得以在大冶洪炉的丛林寺院里学习、成长，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说起我的出家因缘，记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一路长驱直下，经过上海会战，很快就在同年年底攻陷南京，并且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我的父亲外出经商，在这场劫难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只是当时父亲没有了音讯，于是我便跟随母亲外出寻父。

我与母亲走遍京沪一带，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就在失望之余，途经栖霞山，看到一支军队正在出操训练。我一时好奇，停下来观看。突然，身边站着的一位寺院的知客师，不经意地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

由于我从小受到外婆的影响，早有信佛、拜佛的习惯，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仪庄严，总是心生羡慕，所以潜在意识里听到“出家”两个字，也来不及思索就回答说：“要啊！”

大约经过一小时，当我还在兴致勃勃、专心一意地看着军队操练之际，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当家师父找你！”

在当时那样一个“人生地疏”的情况下，忽然说有人找我，这真是个奇迹。不过我与母亲还是随着那个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请母亲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暂等，我便一个人跟着那个人走进了栖霞山寺里。

进入山门后，转了两个弯，来到一幢小楼上。只见屋内清净庄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觉就像进入皇宫一样。这时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约三十岁的法师，对着我点头微笑，然后叫我在他面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一连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今年几岁？”

我一时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害羞，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于是他递给我一张纸，叫我把名字写在上面。我吓了一跳，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又问我：“你哪里人？”我写上“江苏”，他说应该写“江都”才对。其实说来惭愧，当时我连“江苏”、“江都”都分不清楚。

这时，师父又说：“听说你要出家，我是这里的当家师，你就跟我出家好吗？”我看他慈悲善良，当即说“好”。

答应之后，他说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我说：“我母亲就在外面。”他要我前去请问母亲，如果获得首肯，就把母亲请来和他见面。

我找到母亲，跟她说我要在这里出家了！母亲即刻回答：“不可以！”她说：“我回去之后怎么向亲人交代，怎么跟邻居说明！”

我一听，眼泪随即流了下来，我说：“我已经承诺人家，没有办法反悔了！”

伟大的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说：“没有关系，我去替你回绝当家师！”

我说：“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绝不行！因为我也已经决定要出家了！”

于是，我把母亲带到师父面前。依稀记得，当时师父好像跟母亲说，将来他会怎么样栽培我，我的未来会如何成长、如何有前途……说得母亲也动了心，于是同意让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一日，我就这样剃度出家了。

出家后才知道师父的法号叫“志开上人”，他是栖霞山寺掌有实权的监院。照讲，栖霞山是十方丛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纳众，为人剃度。但是家师告诉我，在栖霞山寺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当时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只记得出家当天，来了很多大和尚，都是人高马大，身相庄严。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着笑容，他代替师父为我提取法名“悟彻”，外号叫“今觉”。

出家后，第一个让师父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全栖霞山寺有数百名僧侣，但没有一个是十几岁小孩。虽然寺里有一所栖霞律学院，但都是二十岁以上受过戒的比丘。另外还有一间禅堂，更清一色都是青壮年的老参。

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里呢？这一点困难当然难不倒精明能干的师父，他让我把母亲送走之后，即刻安排我住进客堂边的一间小净室里，并且找了一位书记大实法师，叫我跟随他念“禅门课诵”，学习“五堂功课”。

母亲和我离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虽然我从小跟随外婆长大，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尽管如此，母子分离，还是难免会伤心、难过。只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来，就在此“出家”一举，我也只有义无反顾了。

母亲走后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净室里，听到外面传来高亢的吼叫声，夹杂着棍棒击打的声音，很是讶异，就偷偷地从门缝里往外观看。只见之前问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弥光法师，正拿着一根门闩，死命地打着一位跪在地上、负责照顾大雄宝殿的香灯师，甚至还用脚踢他。因为打的力道很大，门闩都给打断了，碎裂的木屑四处飞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怜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饶。原来他在大雄宝殿里私自化缘，接受信徒的五块钱供养，因此受到严厉惩戒。当时我并未心生胆怯，只感到这也是对我的当头一棒，我知道做一个出家人，不应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缘，所以后来佛光山的建设，点滴归公，从来没有人敢私自化缘。

到了第二天，我想师父也感觉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整天把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总不是办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栖霞律学院，和那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学长同住、同学，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将近十年苦难的丛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栖霞律学院就读，六年后升学到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也就是我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离开焦山回到祖庭大觉寺。在大觉寺期间，我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寺庙监院、杂志主编，后来还到南京担任华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岁那年，我率领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当时我刚接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同学智勇法师自告奋勇，要组织六百人的僧侣救护队。因为当时各地战俘、伤兵众多，死难的军民亟需救助。初时我并未动心想要参与，但在筹备两个月后，他们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组织僧侣救护队前往台湾了。

我一生最不喜欢人“退票”，因此就说：“你们不去，我去！”智勇法师欣然同意。我即刻请人从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时的路程到栖霞山寺，禀告当时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开上人，说我有意到台湾。师父即刻赞成，并且叫来人带回十二块银元，以壮成行之志。

这时由智勇、惟春等同学所倡导的僧侣救护队，已经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队。所以我临时又再募集了大约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达台湾后，人数实在太少，既不成团，也不成队，同时也没有团体愿意收留我们。经过几天的投石问路，因缘实在不具，因此僧侣救护队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了。

正当这个时候，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过劫难，并在台湾居住下来。

期间，香港的师友虽然也济助旅费，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带钱到台湾的人没有找到我，因为当时我被政府拘留。等我获释出来之后，他已经回到香港，彼此缘悭一面，让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当时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信徒，辗转来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马来西亚的佛教会，也希望有布教师前往弘法。但我都因为旅费无着，同时也自感语言不足，所以不敢贸然前往，于是我就这样安分守己地在台湾住了下来。

最初我住在中坜圆光寺，后来挂单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分别主编《人生杂志》，以及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余暇时间就撰写《玉琳国师》《无声息的歌唱》等。但实际上这时候我的弘法重点，已经慢慢转移到宜兰了，在宜兰展开我的理想，到各个乡村弘法布教。

我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兰，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成立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广泛摄受、度化青年学佛，我用连环图纸戏、幻灯片等道具辅佐传教。一些儿童、青年、妇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机学佛者，听到我们弘法的宣传喇叭声：“咱们的佛教来了！”他们都深受感动，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助长了佛法的弘扬，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对象当中，大部分都是军人、青年、妇女、学生。我除了到学校布教、监狱弘法外，同时举办乡村同乐会、佛诞游行，等等。我还开办施诊所，展开乡村的冬令救济。尤其每遇台风来袭，我率先赶至灾区，给予受灾民众关怀、帮助。我在宜兰来来去去至今数十年，虽然没有做到“万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称我一声“宜兰法师”，这也是我人生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

当时我在宜兰、台北弘法十余年，感觉在台北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这里的会议特别多，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地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个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如果不应招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为了跟大家合作，为了看得起大家，更为了应该要帮大家的忙，我经常到处应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所以感觉长此以往，终非久远之计。同时，因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缘分，我曾经多次前往高雄讲经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众听讲；每次来去，聚在火车站迎送的队伍，都在几百人以上。

当时高雄的信徒，像和宜兰的信徒展开拉锯战似的，经常想出种种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终于，我禁不起信徒的热诚，承诺南下协助高雄佛教堂的筹建，以及帮助寿山寺的建设工程。就这样，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归路，就此落脚在高雄，成为我人生的第四个关键时刻。

我先在高雄筹建佛教堂，眼看着即将竣工，就把它交给了月基法师住持。我在寿山公园建设寿山寺，这时屏东东山寺要办东山佛学院，住持圆融尼师请我前往任教。我已经答应，但后来她向我道歉，说她所请的院长不同意我前去担任教师。

我听闻之后，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培养人才非常重要，当时自己也已经有了寿山寺这个小寺院。所以我认为应该自己来办佛学院，这是当仁不让的事。

那时候我蜗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寿山寺，虽有五层楼高，但是两班学生有六十人，已经把各个楼层挤满，其中有一班学生还得在纳骨堂里上课。学生们不但不忌讳，甚至还对着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谊。其中有一个公路局的车掌阿秋小姐，因车祸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几乎每天都带水果来灵骨前祭拜，学生们也帮忙关心灵骨，同时分食祭拜后的水果。生亡同乐，也是一趣。

寿山佛学院虽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届招生时，寿山寺的有限空间，实在无法再容纳新生，因此商之于慈庄、慈惠、慈容，把坐落于高雄火车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售，得款五百五十万元，买下高雄县麻竹园山坡地二十余公顷，着手筹建校舍，把寿山佛学院迁移至此，改名为“东方佛教学院”。之后陆续建设，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这就是影响我一生的第五个关键时刻了。

其实，最初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想建大丛林来安僧度众，再说我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之所以创建佛光山，一是因为寿山寺实在没有办法安置学生；二是当时由越南来华投资兴学的褚柏思夫妇，因为经济陷入困境，亟待救援。于是我毫不考虑，不管他们所拥有的这片麻竹园土地，是否对我有用。当时只是纯粹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买下佛光山现址。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举行奠基典礼，建寺的工程于焉展开。

当时正是佛教弘扬最低迷的时期，因为“总统”夫人宋美龄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员就业填写个人资料表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面对这种非常时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为“佛光山”，当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当我买下佛光山麻竹园的土地之后，特别租了一部游览车，号召信徒上山参观。但是车子开到山下后，必须徒步走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才能上山。满车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车，甚至还说：“这种地方，鬼都不会来！”

信徒情绪性的语言，我听了并不感到失望，只有请大家在车上等待。我一个人上山，花了两小时，绕了一圈回来，心想：没有关系，鬼不来，只要人来、佛来就好了。

不过，等到真正着手开山之后，才出乎意外地发现，这块土地简直无法使用。说来实在叫人难以想象，现在的不二门前，当时是两座小山、三条深沟，我请来推土机，把两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条深沟里，才勉强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这片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只有十余公顷，但是因为经年累月遭受雨水冲刷，土壤流失严重，有的山沟真是深不见底。我从山下高屏溪，总计大约买了上万辆卡车的沙石，才填出现在佛光山的这块建地。

之后我又陆续收购旁边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价一万元，到后来竟然每坪要价十万元。当时因为经费拮据，记得建设第一栋房子时，我想应该要建一间斋堂，以供大众过堂吃饭之用，但是限于经费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节省经费。

当八尺高的墙砌好，窗户也有了，正要建屋顶时，一位叫吴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献新台币十万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斋堂增高为十二尺，但是窗户已经做好了，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就在窗户的上面，再加设一层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佛光山的旧斋堂，一层楼的房子有两层窗户，这在建筑学上，也算是奇事一桩。

为了感谢吴大海先生的捐献，我把东山所建的水塔，取名为“大海之水”。佛光山开山初期，将近二十年内，都靠这个水塔蓄水，供应数百人饮用，不但解决山上大众的用水问题，也让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设之初，统一的吴修齐先生、南丰的潘孝锐先生、虹牌油漆的张添永夫妇，对山上的资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栋房子，也就是“东方佛教学院”，院舍落成时，上山参加典礼的人数超过五万人；大悲殿落成当天，“内政部”部长徐庆钟先生亲自上山主持，参与的信众、游客，超过十万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开山以来，便获得海内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虽然未曾出外化缘，但是感谢十方信徒，以及护法龙天的护持，在诸佛菩萨的加被之下，开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佛光山开山后，我担任主管十八年，当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我宣布退位，经过“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共同推选，产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师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问题，做个示范。那年我五十九岁，正当身强体壮的时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从懂事以来，曾经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想做一个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扬如来家业为职志，所以对文化、教育，我乐此不疲，尤其对弘扬佛法，到处讲经，一直表示我的“乐说”。

我在宜兰数十年，虽然雷音寺只是一间小庙，我将之重建两次，但都没有担任住持。我创建高雄寿山寺，也是请来善定、慧定两位法师当家。我总想尽量地远离寺院行政，但后来为了发展佛教事业，我知道还是需要有一个据点，因此不得已才开山，却从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创建佛光山期间，虽然我仍然在佛教学院上课，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规划、监管，以及经费的筹措等，我都亲自负责。当一切都有了相当的成果，可以做一个交代时，我想到，为什么不培养后代弟子来继承呢？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记得当时对外发布消息以后，意外地接到“总统府”给我的电话，说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为“传位”，因为有影射蒋经国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后来改为“传法”。

由于当时电视台的采访，报章杂志的刊登，甚至《中国时报》的社论，都评论、报道了此一“退位传法”事件，一时大家都说我为佛教和台湾的企业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其实，我觉得各界的领导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应该选定接班人，让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才能永续经营。那个时候，台湾企业界的第一代创办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为我的“退位传法”，证明“后继有人”确实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重视。想到我以一介僧侣，能够引导社会的进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过于社会给我的各种讥评、毁谤。例如，说我是“政治和尚”，说佛光山“商业化”等。其实说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没有进出过政府机关，没有接受过公家的补助，甚至开山之初，美国的一位善士，主动发心想要捐献五千万元，我都予以婉拒。因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额捐款，将来他说寺院都是他兴建的，我会对万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对“政治和尚”这个称号，刚开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后来电影导演刘维斌先生跟我说：“‘政治和尚’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号，还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说：“所谓‘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会上有力量，何况佛光山经常有官员上山访问，又怎么能说你与政治无关呢？”

想想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再说佛教也讲“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所以从此我就稍感释怀，不再引以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评说佛光山太过“商业化”。其实，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没有经营世俗的商业。佛光山的朝山会馆，提供参拜者用餐，信者用过斋后添油香，这是很正常的事，谈不上是商业买卖。乃至小摊位出售念珠，顺便流通一些佛书，广为传播佛法，这也是为了弘法的长久之计，不得不有的佛教事业，否则佛书都是免费赠送，哪有那么大的后援资助呢？

另外，社会舆论带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说我星云某人“很有钱”。有人说我有共产党的资助，有人说我挖到地下黄金。总之，他们认为我很有钱。

其实恰恰相反，我现年八十三岁，一生都在“日日难过日日过”当中度过。我没有钱，也不经管钱。即使有钱，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来推广佛法，发展佛教事业。我自觉自己也是一个信徒，应该也要学习捐献、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版税，以及上电视讲演，乃至到公司、工厂开示的车马费，都捐作佛光山建寺、传教、兴学之用。

一般人一生顶多只办一所大学，我除创办四所大学之外，还与政府合办八所社区大学，同时在全世界有数十所中华学校、佛教专科学院，以及美术馆、图书馆，另外还成立“人间卫视”、《人间福报》等。平时经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我都说：佛光山是“从无而有”、“从空而来”。因为我不要钱，我也没有钱，所以大家才肯帮助我，护持我建寺弘法，兴办佛教事业；如果我有钱，谁会“锦上添花”，愿意拿钱来护持一个有钱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传法”时，负债一亿余元，交给继任者帮我偿还，这使我长久以来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继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内，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经历的艰辛过程，只有佛菩萨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当我从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后，真有“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我先在北海道场住了一段时期，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就飞往美国洛杉矶闭关。其时正值西来寺初创，在关房里，我筹思着各种因缘，想到未来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华寺”，可以到马来西亚建“东禅寺”，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台海风云，两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后的因缘了。

不过，我继一九九一年在台湾成立“中华佛光协会”后，翌年在美国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我邀请时任“内政部”部长吴伯雄、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严宽祜、澳洲企业家游象卿等人担任副会长。

成立大会选在曾举办电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洛杉矶音乐厅举行，当天约有五千人与会，美国总统里根亲自电函祝贺，台湾“社工会”主任钟荣吉先生特别赴美出席大会，甚至远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总统先诺勒爵士，不但亲往美国参加大会，并且担任“佛光之友会”的荣誉会长。

之后相继多年，“国际佛光会”分别在多伦多、巴黎、伦敦、悉尼、东京等地，召开一年一度的“世界大会”，每次都有五千余人参加，这是华人在海外难得仅有的盛大集会。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来寺落成之际，不但传授“三坛大戒”，同时召开“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从此之后，我也一再应邀在美国各大学讲演佛法，包括柏克莱、耶鲁、加州、康乃尔、哈佛、夏威夷等大学。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我也经常应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时，“国际佛光会”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纷纷成立协会、分会，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余个协会，数千个分会。甚至佛光山也在这些地方设立道场，总数在二百所以上。所谓“人间化”、“国际化”的佛教，此时已经蔚为风气。

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我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以及北欧的冰岛、挪威、瑞典，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等地。我立志发愿要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这种“国际化”佛教的推动，应该是继我推动“人间佛教”之后，又把佛教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也应该是我人生中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了。所以当初我从佛光山退位后，虽然两袖清风，口袋里除了装些卫生纸，再有的就是一双芒鞋、一身袈裟，我靠着徒众为我购买飞机票，开始云游世界，到处讲经说法，开始了推动国际佛教的生涯。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正当佛教走上“国际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时候，我又想到，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于是推动“本土化”的佛教，又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

其实，从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来，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个重大因缘转折，成为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对我的人生关系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监狱弘法布教，当时狱方就有意要请我当正式的教诲师，并说要替我向上级呈报。但是我认为当一名教诲师，是为社会服务，是要做众生的义工，如果把它当成职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当时并没有应允。

另外，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也曾有意请我专职为他们撰写广播稿，然而我宁可免费为佛教的杂志撰文，也不愿意一篇一百元地为了稿费而卖文维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杂志社的秦江潮社长，因为读了我撰写的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特地亲到中坜，邀请我到台北担任编辑，我也断然婉谢，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么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个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龙寺要请我担任住持，由于当时慈航法师告诉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后才正式晋山当住持。我当即回绝，因为我不想当个小媳妇。

乃至初到台湾时，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后都想请我前去负责领导。但是在佛光山开山之前，我立志不担任住持。建设佛光山以后，我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寺院。由于我“不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余所寺院道场，从来没有产权纠纷的问题发生，自然也就不会横生枝节而造成无谓的困扰。

另外，长期以来在台湾地区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单位、团体，先后邀请我前往从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为“中国佛教会”工作，偏偏没有这个机会。不过虽然“事与愿违”，但是人生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我认为重要的是“非义不取”、“非礼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时空上的，都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有时因缘指导我们，但是性格也会影响我们。有的关键时刻，因缘稍有错失，对未来就是弥补不了的遗憾。

人生的关键时刻，不只是事业的转换，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缘，我想内在的起心动念，对人生、社会，都有重大影响。我一生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以外，我的思想、观念、精神、习惯等内在的因素，也都影响了我的人生，成为关键时刻，例如：

第一，正确的观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众为我、以团体为依归、以别人的需要为需要”。例如，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到某一个地方去，也从未一个人居住在哪个房子里。几十年的岁月，我都活在“大众”中。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跟着我，他们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老板、上司、领导，他们都是我的师友，我的助缘，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时除了到寺庙，或者到各个学术团体讲演之外，我不会走访世俗人家，也不会到百货公司、市场、商店去采购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产、财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银行里也没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馈赠，我都分享给大众。

我坚持“以无为有”、“以众为我”，因为这样的观念，让我深深体会到“众”的力量、“无”的无限、无量，但是这种观念的养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忆二十岁那年，虽然学生生涯“一穷二白”，但出家十年，总有一些衣单、文具。当我离开焦山的时候，连一个手提袋都没带走，只有留下一句话，我告诉同寮的同学：“你们喜欢的话，就分别拿去吧！”

我二十三岁时又聚积了一些衣物，当我决意到台湾时，也只是交代说：“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单、枕头，交给我正外出谋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单、物品，就交给同学智勇法师。”

我经过了这两次“喜舍”的实践以后，自知我有“能舍”的性格。所以后来一直本着香严智闲禅师的“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我自觉“能有能无”、“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舍能得”。人有无限的“潜能”，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学道，最待养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个人忍饥忍饿、忍贫忍穷、忍苦忍难，都还容易。忍气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我出家之初，在丛林里参访、学习，接受一连串无情的打骂教育，我在“委屈受气”之余仍能“忍辱负重”，最主要的就是我“心无怨恨”，我自觉自己很有力量。及至出道弘法，受到同门的排挤、长老的歧视，也经历了一些让我感到很挫折的因缘，尤其是在佛教会所受到的难堪。

记得有一次，我出席一场“密勒日巴学人会议”，会中我提出一些建议，有位长老当众要大家不可以参考我的意见。虽然他伤害我，给我难堪，但是事后我自觉“忍辱”的功夫，让自己增加了无比的力量，我肯定自我的修行，也深深佩服佛陀所说：苦行、持戒，其功德不如忍辱。

回首自己这一生当中，虽然经常遭受别人的讥讽、毁谤、批评、打击，但是多次的忍辱，对我的修行，何止增长数十年甚至百年。

第三，认错的勇气：我觉得世人有一种“不肯认错”的习惯，凡事总喜欢说理。例如，开会迟到，认错就好了，但他偏要说“天雨”、“塞车”等，总要用一些理由搪塞，不肯认错。讲话得罪别人，或者行事妨碍了他人，应该道歉就没事了，但他偏是不肯认错，总说“我是无心的”、“这是不得已的”，总之一句话，就是说自己没有错。

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想到过去的贤能君主“下诏罪己”，专制时代的帝王，都能有这种雅量，何况我们凡夫在世间做人，哪能处处圆满，处处被人肯定。有时候不经意对人语言上的冒犯、行为上的不够礼敬，认错道歉就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在佛光山，经常有徒众向我报告说：外界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好，为此感到气愤，深不以为然。我总是及时开导他：我们有犯这些错吗？有，就不要怪人家批评我们，只要自己修正就好；如果没有，不去介意也就没事了。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一生坚持，认错就是美德。

第四，勤奋的习惯：我想，自己今生若真有些许小小的成就，最大的关键，应该就是我自幼便有勤奋的习惯。

在我一生的行事当中，从来没有为自己放过假，而且例假日比平时更忙。尤其新春过年，我不是在大寮里煮饭炒面，供应信徒用餐，就是在头山门前指挥交通。

佛光山开山期中，每天除了上课教学以外，经常混在工人当中，肩挑沙石，搬运水泥。乃至自从《人间福报》创刊起，我就每天为专栏撰写文章，不但从来没有脱过稿，也没有让徒众催过一次稿。虽然不能创金氏纪录，但是在一般的文人作家当中，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子，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写作不断，我想应该也是创下了一个纪录。

甚至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应邀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虽然每天各家只有五分钟的节目，但是累积下来，也是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岁月！

我一生参加、主持过佛七、禅七，不下百次以上，那也是需要多少时间、多少心力的付出。所以我说“人生三百岁”，我一直努力，要让一天能当五天用，一个人能做五个人的事。假如我有六十年服务于佛教、社会，五乘六十等于三百，所以自觉“人生三百岁”，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