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
佛弟子常常在佛前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或者倡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六度、四摄法门。然而，正如太虚大师所言：“中国佛教是大乘的思想，小乘的作为。”佛教在人间的建设，一直未能具体有所作为。
本章指出，百年来的佛教，历经庙产兴学、战争等各种因素，致使佛教衰败不堪。有鉴于此，当代人间佛教的行者，力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融合出世与入世、传统与现代，以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各种方式，积极推动“从僧众到信众、从寺庙到社会、从自学到利他、从静态到动态、从弟子到教师、从本土到世界”，将人间佛教普及于各行各业，如今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已经逐渐开花结果。
佛教发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尤其近几十年来，随着人间佛教积极地推动，已从中国台湾地区弘传到世界五大洲；就如佛陀当年行化五印度一样，人间佛教已在各地陆续生根发芽。
回顾当初，有不少印度僧人、西域僧人，分别从陆上丝路及海上丝路，将佛教传来中国，带来了不少经典；但因初期传译的佛经，都从西域间接传来，为了求法，也促使许多中国的出家人，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昙无竭等百千人，西行印度的决心，并且带回搜集的经典，佛陀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这样发展到了中国。
关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我在2001年《普门学报》创刊时，曾经发表过一篇《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把两千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分成六个阶段：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二、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三、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五、经忏香火时期（大清民国时期），六、人间佛教时期（20世纪以后），想要了解的读者可以参阅，在此我就不多加说明。
本章则针对人间佛教的推动，分成五个面向来叙述，让大家了解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一、文化出版；二、教育办学；三、弘法活动；四、慈善事业；五、国际弘法。
高丽《大藏经》经板
高丽高宗三十八年（1251），木，韩国庆尚南道陕川，海印寺圣宝博物馆藏
佛陀时代，佛法的传播，都是靠口耳相传，后来透过经典结集、艺术、雕刻、绘画等不同方式流传，其中，以文字的弘传力量最为广大，受益人数最多。关于中国佛教传播的情况，在前面已略微叙述，现在就从清末民初的杨仁山居士开始复兴佛教文化说起。
有“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美誉的杨文会（号仁山）居士，在南京舍宅设金陵刻经处，流通、印刷佛经；其他各处如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扬州天宁寺昆陵刻经处，也前后成立；此外，福州鼓山涌泉寺、杭州玛瑙寺等，也有刊刻经典流通。
此中，以金陵刻经处为翘楚。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跟我说，“**”时，周恩来总理下令要保护金陵刻经处，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所以，延续至今，都还在从事印经工作。这许多刻经处，对于佛典的保存、校勘、刻印流通的发展功不可没。
其实，关于近代佛教文化出版，早在光绪年间，重建南京栖霞寺的宗仰上人，也曾在上海哈同花园印行《频伽大藏经》，可惜因为战乱而散失不全。继刻经之后，是善书的印赠，如：印光大师的《文钞菁华录》，弘一大师、丰子恺共同编著的《护生画集》，上海圆瑛法师的《圆瑛法汇》（即《圆瑛法师全集》），还有广东岑学吕编辑的《虚云和尚年谱》等等，对人间佛教的传播和贡献都很大。
随着西风东渐，各种文化的交流刺激，佛教开始发行各类刊物。在内地，最早的佛学刊物是1912年狄葆贤、濮一乘发行的《佛学丛报》，再有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月报》《海潮音》杂志、《觉群》周报，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仁山法师的《法海波澜》《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在西北地区，康寄遥居士则编印了《佛化随刊》《大雄》月刊、《祈祷特刊》《太虚弘法专刊》等，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他像上海的《佛教日报》、北京的《觉世报》、汉口的《佛化报》等也相继出版流通。
另外，发行流通在东南亚一带的刊物，如：寄尘、通一法师在广东潮州开元寺创办《人海灯》月刊，慈航法师在南洋办《人间佛教》杂志，竺摩法师在澳门办《无尽灯》杂志，香港佛教联合会觉光法师办《香港佛教》杂志，及妙法师《内明》杂志等数百种的佛教刊物，对人间佛教的普及和传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当时，研究佛学风气非常兴盛，最有名的是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和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有“南欧北韩”之称。不少佛教相关辞典、书籍也相继出版，像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是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部大辞典，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是以学术方法研究佛教的先河，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曾被选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王季同的《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吕澂的《佛教研究法》，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都是佛教思想著作的重要代表。由于僧信的努力，人间佛教的思想学说，在全国各地就有了一番新气象。
《菩提树》杂志、《人生》杂志
后来发生“**”，中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记得香港严宽祜居士告诉我，他在文咸西街四十二号三楼成立的“香港佛经印送处”，就是在“文革”期间，从延烧的火堆中，把佛经抢救出来运到香港，并将不少珍贵的版本重新印刷出版。后来，印送处更名为“香港佛经流通处”，在海内外流通佛教经书和法器，举凡教界的请托、代办，他都一概义务承揽。严老在佛教危急存亡之际，不计一切地保护佛教，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佛教大护法，可以说，与杨仁山居士前后媲美。
所幸，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不少的高僧大德、知识分子，为了续佛慧命，纷纷前往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继续发展人间佛教，让佛教文化得以保存和流传。如1948年，最早从南洋到台湾的慈航法师；隔年，相继从大陆至台的大醒、南亭、东初、白圣等法师；接着，从香港陆续来台的有太沧、证莲、印顺、演培、道安、仁俊、续明、大本法师等人。
谈到台湾的佛教刊物，最早的定期刊物是《台湾佛教》，以及原由太虚大师创办的《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海潮音》于1948年由大醒法师从上海迁移来台发行，后有李子宽居士继之。《觉群》周报则由大同法师带来台湾复刊，初期我曾参与编辑工作，之后由朱斐居士主编，因为理念因素，朱斐决定停办《觉群》，并新办《觉生》杂志，过后又交给林锦东（宗心法师）发行。东初法师办的《人生》杂志，我也曾受托付，担任主编达六年。
再有就是李炳南、朱斐于1952年发行的《菩提树》杂志，以及白圣法师的《中国佛教》、莲航法师的《佛教青年》等。而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创办的《觉世》旬刊，第一期由我做总编辑，后来他们就干脆交由我接手，总共办了40年，每期准时出刊，从未拖过一期。直到现在，《觉世》转型在《人间福报》上，每天都有一个版面与读者见面。
此外，广慈法师的《今日佛教》月刊、周宣德及郑振煌的《慧炬》、道安法师的《狮子吼》等杂志，也都相继出版，共同推动人间佛教的文化命脉在台湾的发展。
民国报人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等创办“台湾佛经流通处”，他们不以赚钱为目的，只想发展佛教文化，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将经典、佛书推展到各界。另外有一些堪称文化人的居士大德，如许炎墩、董正之、周邦道、李恒钺、陈慧剑、刘国香、朱蒋元和朱其昌父子、李世杰、乐崇辉、李添春、曾普信等人对台湾早期出版界尽心尽力，共同顶下了人间佛教文化的半边天。他们有的编辑佛教杂志、著书立作、成立出版社，一起为佛教文化发声，算是让佛教也能有一丝生存的空间。如今，台湾的佛教杂志更多元，我也不得办法一一去叙述了。
这时候黄奎等的基隆自由书局、许炎墩的台中瑞成书局、苏绍典的台南南一书局、李庆云的高雄庆芳书局，都是佛教文字流通的大本营；和佛教有深厚因缘的张少齐老居士，早年来台时，也曾创设建康书局，出版佛教书籍，影印《大藏经》流通。我在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教过的学生圣印法师，他在台中也成立“佛教文物供应社”；东初法师在北投成立“中华佛教文物馆”等等，这些都为佛教文化增添不少光彩。
而孙张清扬夫人、张少齐父子和我等人，创立的新文丰印刷公司，我们也是无条件交给刘修桥（高本钊）居士经营。新文丰出版佛教的大藏经、书籍数十年，对人间佛教的播撒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台北，原本都是官场中的“大佬”，屈映光、赵恒惕、丁俊生、蔡念生、钟伯毅等人，都自许是佛教徒，发心组织“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倡印《碛砂藏》。由于人力、财力的资助来源有了困难，只是发行几本，就没有再继续了。
修藏事业的进行很不容易，他们在台北经常召开大藏经会议，我有缘参加了几次，和这些长者都有许多接触。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蔡念生居士。他在堆满了杂物的日式小房子中，打着赤膊、穿个背心，在炎热的夏天里，汗流浃背地校勘《大藏经》。他们这许多的居士大德，为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心和努力，让我佩服不已。
说到《大藏经》，东初法师得到孙张清扬居士的支持，发起影印由叶公超从日本运回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并且成立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南亭法师担任团长，由我领队，和煮云、广慈法师，以及当时的宜兰青年慈惠、慈容、慈莲、慈范、林松年等人一起参与。我们环岛80天，推广了数百部《大藏经》。慈惠法师还撰写了《宣传影印大藏经弘法日记》记录当时的弘法盛况。
我自己本身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也没有受过文字的训练，但受到胡适之先生的影响。他说：“文章如讲话，话怎么讲，文章就怎么写。”就这样，我也觉得写文章如同讲话，没有困难。如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法句经》）因此，我也倡导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文章，跟随胡适之一样，在佛教里推动着白话文运动。
20世纪50年代，我先后在台北三重埔和高雄中山一路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对人间佛教有了创新的发展，推出台湾首部出版《中英对照佛学丛书》经典部和教理部，佛教的艺文如《苏东坡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小说集》等。尤其，重新分段、标点的《每月一经》，每本流通价一元，都是成本以下，等于是广结善缘一样，与有缘的读者结法缘了。
这些通俗、白话、易懂的佛法书籍，很受大家的欢迎。一时，这许多佛教文化出版事业，就像过去的“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一样，广为风行。
我刚来到台湾时，新竹有一位慧瑞法师是印善书的发起人，我翻译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他帮忙推动不少。我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是第一本佛教的精装书，在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光是助印流通的，就已经超过百版以上了。
当时，我在宜兰培养的青年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法师，就在这里为各界人士服务；国际上的，如巴西宋复庭，泰国曼谷的廖振祥，美国的沈家桢，以及香港严宽祜长者等，都和我们有往来。
佛光山开山之初，我也以“以文化弘扬佛法”作为推动人间佛教四大宗旨之一，继《觉世》《普门》杂志之后，二〇〇〇年时，我创办了《人间福报》这一份日报，天天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思想带入社会，带进家庭，被喻为台湾的四大报之一。
台湾文化出版如火如荼地发展同时，大陆在“文革”十年之后，也开始出版一些佛教刊物。如和我交情甚笃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他办的一份《法音》杂志，就是志在推动佛陀的人间佛教。
而今大陆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了不同的气象，许多学术机构、寺院团体，听说每年都会举办学术会议，至少也有一二百场，出版发行许多的杂志和书籍。
我酝酿五十年编辑出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宝典》，在众多因缘具促下，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口述的十六册《百年佛缘》，也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套书出版后，有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和我见面时，还对我说：“你的书，我都看了。”接着，去年口述的《贫僧有话要说》，也交给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对中华佛教文化未来的前途和对中华文化发展，我们是有信心的。可以说，现在海峡两岸对推动人间佛教，都有了认同和默契。特别是，最近新上任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他年轻有为，运用现代科技网络弘法，以十几种语言传播佛教文化。我想，未来人间佛教的弘扬，威力更加不可限量。
弘扬佛法的语言文字，应该重视给人懂、给人接受，才能落实于生活，对人有所助益，如：“有二比丘，一名乌嗟罗，二名三摩跎，来到佛所，白言：诸比丘有种种性，种种国土人出家，用不正音坏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用阐提之论，正佛经义。佛言：我法中不贵浮华之言语，虽质朴不失其义，令人受解为要。”（《毗尼母经》卷八）因此，人间佛教的文化出版，顺应每个时代的需求，经历译经、刻经，到现在杂志、报纸、电子报等出版品，以当代适合的方式进行传播。在书本的设计上，要求印刷精美、精装；在内容上，要文字流畅，白话易懂，有可读性、文艺性、生活性。人间佛教指导我们，增加我们在修行路上、在做人处世上的帮助。可以说，这些都是人间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契理契机”的展现。
清末民初，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等口号，所以，中华文化、孔子、佛教都受到了灾难。当时，佛教由于人才不够普及，只有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吕澂、蒋维乔等这些少数的重要学者，没有政治、军事上有权力的人士保护，面对乱世的风雨，自然也没有办法去抵抗了。
栖霞山律学院
江苏南京
这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幸好有苏州的印光大师主张“去除三滥”：一、不可以滥传戒法，二、不可以滥收徒众，三、不可以滥挂海单，来重整佛教僧伦。太虚大师也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革新僧制，尤其倡导“人生佛教”，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佛教徒忽然有了觉醒，佛教界的大德们，力倡要推动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因此，佛教兴学、培养人才的情况也就相继而来。
20世纪最早的佛学院是在1906年，设在我的家乡——江苏扬州天宁寺，由文希法师成立的僧学堂。之后，杨文会（仁山）居士偶然在书摊上，看到一本《楞严经》，他不禁发出“自从一读楞严后，不读人间糟糠书”，因为对佛教有这样的信心，于是舍宅设立金陵刻经处，创立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同时推动各项的文化、教育弘法，培养了太虚大师、欧阳竟无、仁山法师、梅光羲等杰出人才。
接着，陆续有上海哈同花园月霞法师办的华严大学、天台谛闲法师的观宗学社、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天台学院、重庆汉藏教理院、岭东佛学院、金陵佛学院、焦山佛学院、栖霞山律学院、毗卢佛学院、玉佛寺上海佛学院、法藏佛学院、上海静安寺佛学院、华南佛学院等数十所佛学院，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一时，唯识、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及各处的丛林、禅堂等又再兴盛起来。
其中，又以武昌、闽南、“支那内学院”办学最有成绩，从这里毕业的优秀人才，有会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慈航、苇舫，以及默如、印顺、巨赞等人。这些都是能说能写的法门战将。当时佛学院的师资，也都是一时之选的民国人物，如梁启超、梁漱溟、唐大圆、张化声、汤用彤、熊十力、蒋维乔、黄忏华等人，对振兴佛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个时候，太虚大师为了促使佛教世界化，在武昌创办世界佛学苑，有梵文、汉文、巴利文、藏文四种语系的佛学研究，培养这许多不同系统的佛教人才，也分别派遣学僧赴藏地，以及日本、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留学，造就的佛门龙象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大勇法师等人。佛学教育风行而起，大家一心力图振兴人间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
当时的佛教，遭遇1927年军阀割据，笃信基督教的冯玉祥在河南废寺逐僧，甚至发动全省毁佛运动。幸好，太虚大师和蒋介石先生的交谊甚笃，常有往来，蒋介石还曾经邀请太虚大师在国民政府讲说《心经》。
在佛教受庙产兴学的迫害时，蒋介石告示保护佛教：“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借教育以造就有知识的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须清净庄严，不可使非僧非俗人住持。且对于社会，要办有益的事业，可以保存。”正如东晋道安大师所言：“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也幸好当时还有一些国民党元老，如戴季陶、张继、邹鲁、居正、于右任、屈映光等佛教信徒，在大时代的动乱中，对护持佛教起了一点作用。
遗憾的是，蒋介石后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和宋美龄结婚的条件就是要他改信基督教，他与佛教的因缘也就改变了。在混乱的时局中，佛教就这样苟延残喘地延续慧命；不过，也要感谢基督教提倡“信教自由”，这些西方传来的思想，也让大家给予佛教有了一点生存的空间，可以说，信教自由是世界共同的理念。
定慧寺
江苏镇江焦山
记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号角刚刚吹起，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年，我正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我们江苏和京沪一带的佛教徒，真是欢欣若狂。佛教居士热心护法，皈投佛教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一片人间佛教兴隆的气象。
定慧寺住持雪烦和尚，忙着重整焦山佛教学院，当老师的忙着教书和出版《中流》月刊。这本杂志发挥很大的传播作用，我们学生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去帮忙包装、寄送。每次完成工作之后，老师就送给我们一个人一本，大家欢喜得不得了，觉得这一天的作务很有价值。
那个时候，佛教在内地开办中学、小学的情况，也风起云涌起来。家师志开上人为了纪念宗仰上人，在栖霞山办宗仰中学；南京卧佛寺办有大雄中学；觉民法师在雨花台普德寺办普德中学；镇江还有超岸寺小学、福善堂小学，光是焦山办的义务小学就有三所。
我很幸运，离开焦山后，随师父返回宜兴祖庭大觉寺礼祖，在国家正规开办的白塔小学，担任过短期的校长。虽然我没有受过师范学校的训练，就在做中学里累积教育办学的经验，觉得对自己一生很有意义价值。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佛教义务办理的中小学，至少百所以上；在我想，佛教接下去办大学，是有可能的。可惜，因为战乱关系，也就没再继续下去。
还记得我行脚各处，常常都会在路旁遇到十多岁的小学生向我鞠躬，很恭敬地喊我“法师”。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喊我，他们天真地回说：“我们老师办学堂给我们读书，不要我们的钱，你看我们老师多好；我们的老师是和尚，所以我知道世界上的和尚，都是和我们老师一样的好。”可见民国以后，佛教办学兴盛的情形了。
可怜的老百姓，好不容易盼到和平，接着又遇到国共内战，加上太虚大师在1947年圆寂，顿时佛教群龙无首。“**”期间，大陆人间佛教的运动也就进入了空窗期。在这前后时间，有些高僧大德陆续到了香港和台湾，我也在1949年带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那一年我23岁。
说到台湾的佛学院教育，先是1948年，中坜圆光寺妙果老和尚，请慈航法师从南洋来台办台湾佛学院。之后，台湾省佛教会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请大醒法师办台湾佛教讲习会，我和演培法师都担任过教务主任。
后来相继有：白圣法师也在台北办中国佛教三藏学院、圣印法师在台中办慈明佛学院、妙然法师在苗栗有法云佛学院、印顺法师办福严佛学院、南亭法师在台北有华严专宗学院等数十所佛学院。当时，《太虚大师全书》是佛教界青年学子阅读的重要资料。
可惜，许多佛学院中，有的因为招生不足，有的因师资、经费的缺乏，或者学生毕业后没有出路，也就停停办办，甚至最后难以持续了。
圆光寺山门
台湾桃园
因为我自许不要做一个“呷教”（吃教）的和尚，在笔耕、讲说之余，从1953年在宜兰落脚，就如火如荼地展开接引青年学佛。相继成立有弘法队、歌咏队、青年团、儿童班、星期学校等，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慈嘉、萧碧霞、林清志、陈修平、张肇、林文雄等，都是当时宜兰的佛教青年。
在那同时，也办了“光华文理补习班”，它是佛教第一所跟政府正式立案的教学单位，郑石岩教授就是当时补习班杰出的青年之一。成立的慈爱幼稚园，也是佛教所办的第一所幼稚园，慈惠、慈容法师都曾经担任过园长。现任佛光山常务副住持的慧传法师，就是当时就读的小朋友。没有提倡教育，哪里能有今天人间佛教的弘法人才呢？
接引青年，可以说是人间佛教发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有了这样的觉醒，大家纷纷共同来办佛教教育。其中，佛光山丛林学院至今办学不辍，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前后毕业的学生就有五千多人，恐怕也是佛教历史上一个创纪录。现在，在嘉义的道观，台中的普晖、慧哲、真芳，头份的真悟，新竹的性滢、悟证，花莲的达莹等法师，都是当时培养的佛教青年。
除了办佛学院，佛光山也举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如今，这许多青年都在世界各地为佛教、为社会、国家贡献。像被誉为世界“换肝之父”的高雄长庚医院荣誉院长陈肇隆医师，现任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林芳郁，在美国开业的医师，如沈仁义、郑朝洋、李锦兴博士等，和在日本行医的福原信玄、日本东京佛光协会会长林宁峰医师。
还有，担任“中华总会”北区协会会长的赵翠慧；做过国民党云林地方党部主委的薛正直；在台大任教三十余年，退休后获聘为台大化工系名誉教授的吕维明；捐赠头山门弥勒佛的朱朝基以及创作佛光山大雄宝殿的三宝佛，后来做了高雄市议员的陈明吉；甚至，弘誓佛学院的昭慧法师、西来大学执行董事依空法师等，都是当时夏令营的学生。这些佛教提携的人才，播撒到全世界，还怕人间佛教的复兴没有人才吗？
除了佛学院的教育以外，关于佛教的社会教育，最早是在日据时代，如：台南的光华中学、台北的泰北中学。之后，有弥勒内院办的慈航中学，有悟一、南亭法师和我办的智光中学等。由于我们佛教没有人才，最后这些学校都回到了社会，随着时间久远，大家也不知道它们原来是佛教办的学校了。
推动人间佛教，必须积极地服务人群、重视教育，所以在1977年，佛光山在高雄办了普门中学，之后又办了南投均头中小学、台东均一中小学。感于大学教育的重要，1990年佛光山在美国办了西来大学，是中国佛教在西方国家成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陆续又开办嘉义南华、宜兰佛光、澳洲南天、菲律宾光明等五所大学。
现今，佛教界兴办社会教育的还有晓云法师创办的华梵大学，“中国佛教会”办的玄奘大学，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法鼓文理学院，花莲有慈济大学等。另外，我知道在香港地区与新加坡，佛教界也办有小学、中学，甚至更早香港也有珠海学院、内明大学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的具体行动。
但是，只靠在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办学，这一点力量是不够的，如果内地能够开放接受佛教办大学，对国家、社会都会有提升和帮助。我们希望在人口资源众多的内地，也能有佛教筹办的学校，协助国家社会教育人才，培养护国爱教的宗教人士，那么对未来全世界的帮助会更大。
过去，为了纪念鉴真大师赴日本弘法，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有意要在扬州大明寺兴办鉴真大学，佛光山还捐建了鉴真图书馆。后来，随着赵朴老去世，大学就没有再继续跟进，殊为遗憾。
慈爱幼稚园
台湾宜兰
走入人间弘扬佛教，是佛陀的心愿，在《杂阿含经》中说：“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已解脱人天绳索，汝等亦复解脱人天绳索，汝等当行人间，多所过度，多所饶益，安乐人天，不须伴行，一一而去。我今亦往欝鞞罗住处人间游行。”佛陀不仅鼓励弟子要积极走入人间弘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终其一身都在人间传道、授业，解脱众生的生死烦恼。
因此，关于中国佛教未来要走上复兴的路途，必须要积极走入人间，回归佛陀的本怀，热心造福社会，培养与佛教有缘的人才，兴办各级的大、中、小学，这才是佛教复兴的要道。
1912年，民国成立，以寄禅、太虚大师为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有心振兴人间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却是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内忧有江浙丛林的传统派，和一些权贵在家居士的把持势力；外患有军阀割据、寺院驻兵、地方恶霸的斗争以及庙产兴学的灾难。
为了有组织地进行佛教改革，并且抵抗外在的灾难，1912年太虚大师与在祗洹精舍的同窗好友仁山法师，在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在金山寺成立筹备大会。由于仁山法师发表言论过于激烈，导致发生“大闹金山”事件，双方发生冲突流血，筹组佛教会的事情也就宣告失败了。
《鉴真和尚传记》绘卷第一卷第一段出家
卷，镰仓永仁六年（1298），莲行，纸本设色，高37.3厘米，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藏
同年，浙江天童寺敬安法师（即八指头陀寄禅）联络江浙诸山长老，与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在上海静安寺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1912年在上海留云寺举行成立大会，17省僧侣代表齐集，圆瑛、谛闲、太虚等百余人与会，公推敬安法师为总会会长，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后来更名为“中国佛教会”，也就是现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前身，是全国佛教最高组织。各种佛教组织的社团，如佛学社、研究社、医学社相继成立，文化出版、教育办学，慈善济生等各种事业，将佛教带回人间。
随着“中国佛教会”成立的演变过程，也让人想起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一段金兰之交的因缘。然而，由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代表致力改革的太虚大师，和代表江浙丛林传统派的圆瑛法师，因为领导理念不同，加上两边的弟子、学生互相批评，如大醒法师在《口业集》所提，对旧僧严厉地指责，让两人从最早的“以心印心，亲同骨肉”的手足情谊，最后无奈分道扬镳。
那时，太虚大师和蒋介石交情甚笃，每次佛教遇到教难，例如中央大学邰爽秋两次提出的“庙产兴学”，威胁到佛教的生存，传统派便会邀请太虚大师共商对策，佛教界此时也显得格外团结。然而一旦灾难化除，就将太虚大师摈除在外。传统派为了巩固势力、财力，仍然反对太虚大师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的改革，障碍人间佛教的推动，不仅太虚大师新佛教一派的僧信不满的情绪高涨，就是国民政府也难以接受。
因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布一个命令，请太虚大师重新组织“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委员有太虚、章嘉、虚云、圆瑛、昌圆、全朗、李子宽等人，并指定太虚、章嘉、李子宽为常务委员。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后，隔年（1946）要在焦山佛学院办理“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由我们的佛学导师芝峰法师负责，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由于太虚大师的浙江口音和讲话声音很小，实在说，在培训期中，我也听不懂太虚大师讲话，不过他有一句话：“我们要为了佛教！我们要为了佛教！”不断地在我耳际响起。
后来有一次走在路上，无意之间和太虚大师迎面而遇，我站下来立在一旁恭敬合掌，太虚大师忽然停下脚步，看着我，说：“好，好，好。”虽然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一面，但是这一个“好”字和“为了佛教”，对我一生推动人间佛教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
可惜，太虚大师积劳成疾，1947年往生，享年58岁（一说59岁）。同年，“中国佛教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各省及蒙藏地区均派代表参加选举理、监事，选出章嘉大师为理事长领导“中国佛教会”。但随着国共战事，“中佛会”随政府迁台继续运作，展开另一个新的局面。
当时东初法师也把“中国佛教会”的招牌带来台湾。由于有孙张清扬女士以一千万旧台币和李子宽居士的五百万旧台币，两人合资买下台北善导寺，作为《海潮音》及“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会所。
到了第二届理事长与理监事的改选，选出章嘉大师为理事长，常务理事九人，名单如下：章嘉、白圣、悟明、孙心源、星云、张清扬、赵恒惕、吴仲行、罗桑益西等人。当时南亭、慈航、东初等诸位长老都一一落选，我自感年纪太轻，又与负责人理念不一，决定不受此职，于是写了辞职书。许多人批评我不识抬举，不知时务。
后来“中国佛教会”改选，属于圆瑛法师一派的白圣法师，因票数超过李子宽，故而出任理事长。之后，白圣法师主持“中国佛教”四十年，并不能普遍地容纳全体佛教徒，未能振兴、团结人间佛教，实在很可惜。
因此，台湾的佛教代表，也就各凭自己对人间佛教信仰的热诚弘扬佛法了。如：李炳南的居士派、白圣法师的传戒派、印顺法师的学者派、南亭法师的讲经派、慈航法师的青年僧派，在台湾推动青年学佛运动，电台、电视弘法，传戒以及念佛会等等弘法活动，人间佛教就这样逐步地回归佛陀的本怀。
（一）青年学佛运动
首先是在各大学成立佛学社团的周宣德。他对台湾佛教影响最大的，就是我请他参与佛教青年运动。因为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所以在一九五三、五四年的时候，就想发起青年学佛运动。后来有了一个机缘，知道台湾大学等多所学校的青年，如王尚义、吴怡、张尚德等人，愿意来参与佛教的集会，于是我把20余位青年约在善导寺见面。
大家决议到台北县中和乡（今新北市中和区）圆通寺，郊游、参观寺院、举办活动等，人数以80人为限。会议商量过后，悟一法师就语带警告地对我说：“你下次不要再把这许多青年人带到善导寺来，为了这许多青年人，就要花去多少费用，这我们可负担不起啊！”我一听，心里一急，想到：“这怎么办？我在台北没有一个落脚处，总不能老是和青年人在路上会面啊！”
这个时候，我看到前来参与的周宣德先生，就说道：“周居士，礼拜天在中和圆通寺和青年的会见，由于那天我有特殊的事情，恐怕不能参加，拜托你领导他们好吗？”周居士一听，非常欢喜，满口应承，他说：“没问题，没问题！”后来，周宣德居士也就因此一手接办起大专青年的活动。
除此，台湾早期的大专青年学佛基金会，带动青年学佛，南亭法师也有功劳。他说动詹励吾先生把重庆南路的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卖出，所有的收入都捐做大专青年奖学金，那就是后来的“慧炬杂志社”的前身——“慧炬学社”。
那个时候还是戒严时期，可以举办青年活动的只有“救国团”，我当时认识了蒋经国最信任的“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先生。我跟他讲，我来办禅学夏令营，他说很好啊！所以，我就在1969年，在佛光山开办了“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
为了顺利举办夏令营，委请当时在高雄“救国团”服务的张培耕，借了几面“救国团”的旗子插在佛光山的门口，我们才得以豁免当局的干涉，使得活动顺利展开。当时，“救国团”是蒋经国先生所领导的团体，有了“蒋经国”三个字为背景靠山，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所以几支“救国团”的旗子往山门口一挂，就等于“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后来的佛教青年依空法师、昭慧法师、薛正直、古清美、尤惠贞等都是这一期的学员。
第二期再要举办时，本来只计划招收大专青年一百名，给予两星期的佛学教育，很意外的，报名青年竟有四十余所院校，总计六百多人，除了分成二梯次举办外，只好赶紧增加各项设备。尤其，当时正逢开山，经济拮据，也买不起寝具，张培耕就帮我向军方借了上千条毛毯；夏令营的课程中，需要外出旅行参观，没有交通工具，他又向军营借了三十辆军用卡车来搭载这许多学生，让我省下很多费用。营队结束时，已经有108位青年皈依三宝，成为正信的佛教徒。
可以说，早期台湾地区带动青年学佛的系统，除了周宣德的慧炬学社之外，就是佛光山的大专佛学夏令营、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设立的明伦社，以及莲因寺忏云法师以苦行闻名的斋戒会。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经济都不好，可是都很热情、很卖力地在弘扬佛法，一心一意要把人间佛教带给这些青年朋友。
（二）电台、电视传播
在1950年代，资讯、知识的吸收大部分来自广播电台，华严莲社的南亭法师，赵茂林居士对于推动电台广播弘法不遗余力，几十年从未间断。
当时，为了推动广播弘法，我也每天写《释迦牟尼佛传》，常常连夜加班写到天亮，分别在四个电台广播，如中广、民本、民生、云林正声广播电台，后来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等人也在电台主持过节目。传播的力量，让回归佛陀本怀的人间佛教，在台湾逐步发声。
有一句话：“假如教室像电影院。”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儿童在教室里，如果遇到不善教学的老师，上起课来枯燥无味，坐在那里就如在牢狱一样辛苦。这时若有电影看，可能进步会快一些。
所以，继广播电台的弘法之后，佛光山又推动电影、电视的弘法。先是《释迦牟尼佛》在金国戏院的演出。有一位姓梁的导演，一开始就安排耶输陀罗和悉达多有些缠绵的画面，还找我做顾问，我不同意这场戏的安排，他怪我不懂戏剧、太过落伍，因此我就退出不管了。演出之后，由于电影字幕上写着原著是我的名字，引起佛教界的反弹，还到我们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找麻烦。
1962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成立，那时候，电视台每天播出的，多数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光启社制播的节目。可怜的佛教，一直在等待的煎熬里度过。到了1979年，才有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电视节目制作人白厚元先生，以每集要价十二万，问我是否愿意在“中华电视公司”制播每周半小时的佛教节目。对我而言，这实在是天价。
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法传播，我咬紧牙根，好不容易制作了二十四分钟的第一个电视节目《甘露》，并且兴致勃勃地在“中央日报”刊登广告说：“1979年9月4日起，每周二晚间七时至七时三十分，将在‘中华电视台’推出由佛教制作的节目《甘露》。”
通度寺大雄宝殿
韩国庆尚南道梁山
报纸刊出后，蒋夫人（宋美龄）马上下令不准播出，我找郝柏村先生、蒋纬国先生帮忙，但是，他们也无法挽回情势。我气愤地向当时的“中华电视台”总经理梁孝煌先生表示抗议，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因为节目里面有我三分钟说话。我说：“我不是在宣扬佛教，而是在宣导要正信的盂兰盆会，改良社会风气啊！”他说：“和尚不能上电视！”我奇怪地问道：“你们的电视连续剧里，不也都有和尚吗？”他竟说：“那个是假和尚，可以。”实在不得办法，只有把我讲话的三分钟去除了。
像这样一季三个月的游说各台播出佛教节目，实在说，这是很不容易。因为在那个时代，哪一台的明星或节目，是不能到其他电视台演出或播出。所以，像我这样游走三台，也算是非常特别。
最后，经由名制作人周志敏小姐从中协调，终于又促成佛教第二个弘法节目《信心门》，于1980年在“中视”播出。每次收看的观众都将近两百万人，普遍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这是因为1975年蒋中正先生逝世，蒋宋美龄女士出国，我们佛教电视弘法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后来佛光山的电视弘法，陆续就有台视的《星云禅话》《每日一偈》《星云说喻》，“中视”的《星云说》，“华视”的《星云法语》等节目，每录一集，电视台就给我六千元。所谓三十年的风水轮流转，过去我到电视台做节目，每一集要花十二万，现在换成电视台每一集给我六千元，可见大家对佛教的肯定和接受了。
此外，我写的长篇小说《玉琳国师》，没想到初试啼声，即蒙受读者欢迎。后来，多次改编成剧本，录制成广播剧在电台播放，拍摄成电影在剧院演出。其中，以二十年前由勾峰先生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再世情缘》最为轰动，连海外地区都争相播放。
想起过去，台湾的电视台每天下午都会播出一小时的京剧节目，但我感到，京剧里的唱腔，光是两个字拉得那么长，一句话也要唱得那么久，实在引不起观众的兴趣。其实，我们也不懂唱腔、曲韵，总觉得京剧要改良，听戏的人才会更多。
说来，佛教也和戏剧的命运相同，假如不图改变，因为保守，没有通俗化、大众化，就没有人听，也没有人讲，没有人学佛，没有人信佛了。
（三）传戒
过去，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佛教，并没有出家戒律。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僧住就要传戒。真正发起传戒，是在1952年台南关仔岭的大仙寺想要传授三坛大戒，白圣法师得到这个机会，就和政府交涉，由“中国佛教会”主导来传戒。
这一次传戒，由开参法师任得戒阿阇黎、智光法师任说戒和尚、太沧法师任羯摩和尚及道源法师任教授和尚，有证莲、南亭、慧峰、煮云等法师任尊证师。白圣法师任开堂、戒德法师任陪堂。由于南亭法师有事，临时不能前往，就由我代理，所以，在台湾佛教第一次传授三坛大戒的堂上十师当中，我也跻身其中，留下一张照片纪念。
早期台湾地区传戒的主权在“中国佛教会”，必须得到佛教会的同意才可以举办，戒牒也都必须由“中国佛教会”来发。我在1967年就登记要传戒，他们有的庙都传了二三次了，一直等到1977年，才轮到我。
那个时候，佛光山还没有得到高雄县政府的寺庙登记，原本想，就以佛光山派下有寺院登记的寺庙来传戒，例如宜兰的雷音寺或基隆的极乐寺。后来，陈洦汾帮我成功取得寺院登记，我就以佛光山寺的名义来办了。
为了平衡人事，我请来净心法师来做总开堂。当时，一张戒牒要500块台币，钱都付了，“中国佛教会”的净良法师也不给我戒牒。甚至传在家戒会，一张戒牒也是要付五百块。后来，我就索性不管他了。传戒是好事，对社会秩序的重整，道德的提升都有帮助，我传我的戒，他也奈何不了我。
1977年，佛光山首度传授三坛大戒，三个月的戒期仪规，都是依照大陆丛林传戒规矩进行。邀请授经阿阇黎升座开示、演礼、正授、为戒子上课等，等于是短期的佛学院。除了由我及真华法师、煮云法师担任三师外，也礼请海内外诸山长老，如月基、悟一、隆道、开证、竺摩、普净、镜庵、天恩法师等，担任尊证阿阇黎和授经阿阇黎。戒会的庄严殊胜、行事缜密，被誉为模范戒会。
佛光山此次的戒会，特别针对过去传戒没有二部僧受，直接从沙弥、比丘到菩萨戒坛，因此我交代负责戒会的慈惠法师，根据佛制，制定二部僧受（一僧一尼）的仪范，比丘由比丘传授，比丘尼由比丘尼传授，从此，三坛大戒的仪规才算完整。后来，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净心法师主持传戒，也来跟佛光山拿这套仪规，如今也回传内地了。
过去，在内地三坛大戒中，男众比丘才能担任引礼法师，女众比丘尼只能称“引赞师”，也就是协助、赞助的意思。但是，在佛光山的戒期，统统都称“引礼”。因为佛法讲究的是发心，不是男、女外相或在家、出家，只有践行平等思想，才能和佛心相应。
后来，在佛光山美国西来寺也举办过一次三坛大戒。西来寺从1978年起，历经十年的筹建，终于1988年11月26日落成，被誉为北美洲第一大佛寺，由慈庄法师出任首任住持。落成之际，同时传授万佛三坛大戒，共有来自十六国家，三百位僧众求受大戒。
1991年，佛光山再度举行为期三个月的“万佛三坛罗汉期戒会”。有来自美、韩、泰、尼泊尔、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十一个国家和香港地区，五百多位戒子海会云来集，创下汉传佛教史上戒期最长、教学最殊胜的纪录。此次传戒，一切遵循佛门传统规矩，包括行脚托钵，亲身体验原始佛教的弘化生活。
因此，1998年2月，佛光山乃联合南传、藏传、汉传佛教界，共同圆满这次世界传戒大会。计有来自印尼、泰国、尼泊尔、非洲、日、韩、欧、美等国家地区150余位戒子参加，并有1500余位在家信众参加三皈五戒。此次胜会，使得自11世纪以来，在印度及南传国家中断的比丘尼教团得以重光，也为佛教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对于在家众的戒律，过去传授五戒、菩萨戒，戒期都要七天；现在因应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感到受戒是一时，重要是恒常受持，因此改为二日一夜，给大家方便前来受戒。另外，把体育馆或活动中心等会场布置成佛堂，邀请三师授证，也不失为一种方便。
而对于欣羡出离的生活，但已经组织家庭，不能出家修行的在家居士，除了佛制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1988年佛光山首次举办短期出家修道会，共有八千人报名，录取千余名，分三梯次举行，这是佛教史上的创举。
在短期出家期间，必须受出家的沙弥十戒或沙弥尼十戒，过的是出家人出世的生活。也不观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大床、不着花鬘香油涂身……这样的出离生活就和世俗人完全不同，让人可以体会到一种“空无”精神的无限富有。
戒律也是一样，每个地区都有时间、空间、文化的差异，因此，佛陀在《摩诃僧祗律》叮咛阿难在他涅槃前，要记得提醒他戒律要因时制宜，不可僵化：“复次佛告阿难：‘我临般泥洹时当语我，我当为诸比丘舍细微戒。’而汝不白，越比尼罪。”所以，当时佛陀制戒有开、有遮，依照当地的条件因缘来调整。不管在家的、出家，只要能把四大根本戒律，不杀、不盗、不**、不妄语持好，四威仪、四无量心都能做到，尤其四弘誓愿能如实学习、实践，这样大概就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佛教徒了。
禅林寺阿弥陀佛立像
镰仓时代（1185—1333），木，高77.6厘米，日本京都左京
佛陀的思想是很开明的，对于戒律、僧团规矩的制定，在《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记载：“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说起来，中国的祖师大德很聪明，用清规代替了戒律。各家丛林像天宁寺、金山寺，他们的清规都各不同，但都不离戒律的精神。佛光山也制定《佛光山清规手册》，作为大众共遵的规矩、制度。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在平常为人处世、应对进退中，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尊重、礼貌，给人接受，慈悲待人，降伏我们的烦恼习气，时时记得“饶益有情”，所谓“人成即佛成”，这就是佛陀在人间制戒的本怀了。
早期台湾可以说以念佛法门最为兴盛。如李炳南老居士的台中莲社、煮云法师在高雄有凤山佛教莲社，我在宜兰雷音寺成立念佛会等；另外，像埔里妙莲法师的灵岩山，更是以念佛为主要的弘法道场。这当中，以李炳南老居士的台中莲社为主要的带动者。
李炳南，号雪庐，早年于印光大师处皈依，一生致力弘扬净土。1950年与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张松柏等人筹组、成立台中佛教莲社，同时有几个念佛班，人数不等，每个星期定期念佛。台湾最初念佛风气之盛，绝大部分与炳老提倡净土有关。
炳老精通世学、佛学，基本上是儒佛兼弘，但实际上是儒为体，佛为用。他也创立菩提医院、慈光图书馆、乐队、口琴队、文艺班等，熔新旧于一炉，引导青年，避开僧团，以老师之称，收徒纳众，有别于佛教僧团，也为佛教开辟出另一番天地。
说到当年的台中佛教莲社，真是犹如古代慧远大师的东林寺，他们念佛共修，带动成就道业者众。如同在《念佛感应往生记》记载不少念佛感应的事迹，如李清源、林清江等居士往生净土，都有明证，甚至该书作者林看治居士，本身也如愿往生西方，火化后得数百颗舍利子（见《念佛感应见闻记》）。另外，近代台北念佛团的李济华团长，一生专修念佛法门，也是预知时至。像他们都是佛教莲社的居士，能够修行有成，炳老对当时念佛法门的推动，真可谓“古有慧远，今有雪庐”。
炳老对于净土的信心丝毫不能动摇，印顺法师曾著有《净土新论》，内容对于西方净土稍有批评，炳老的弟子在台中要焚毁《净土新论》，闹成很大的风波。不过，印顺法师做人也很随和，他知道自己初到台湾，不愿意和庞大的居士集团对立，所以在菲律宾弘法时，向当地信徒募集的净财，就捐献给炳老兴建“太虚纪念馆”来平息这起事件。
对于炳老，信仰他的人认为他一心弘扬净土，难能可贵；批评他的人认为他过于执着，佛法不是只有净土一宗，除净土之外，还有很多法门，他不应该独尊净土，排斥其他宗派。如今，在台湾的居士集团，以信仰为中心的，也只有炳老这一支了。可惜生前没有重视传人，又没有自己的寺院，常常商借台中灵山寺打佛七，所以炳老一去，台中佛教莲社失去领导。
关于净土念佛法门，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最初是1953年，我到宜兰雷音寺弘法，成立“宜兰念佛会”，来年开始打佛七。佛七的作息，是遵循丛林的规矩，早晨五点开始起香，中午过堂，晚间药石，晚上七点到九点半大板香；在这一支香别里，是大家最认真、最精进的时刻。
此外，我也提倡每个星期六举办“禅净共修”。因为当时在台湾，要找到一个正式的禅堂很困难，要有一个真正的念佛堂也不容易，只有借用寺院里的佛殿，把禅净融和在一起，四分之一的时间诵经，四分之一的时间念佛，四分之一的时间绕佛，四分之一的时间静坐，每支香大约两个小时。
1981年，水泥彩绘，台湾高雄
由于念佛对一般的佛教徒而言，是最契机的法门，所以我又相继成立罗东念佛会、头城念佛会、台北念佛会、虎尾念佛会、龙岩念佛会等，可以说，禅净共修在当时的佛教界蔚为主流，也开展出台湾佛教的辉煌时期。
这一段期间，我还特地在佛光山兴建一座净土洞窟（1981年开放参观），让大家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美好。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建十八层地狱，让人看了心生恐惧，从此不敢做恶事？”我却认为，能够让人感受到佛国净土的殊胜美好，使人心生向往，不是更积极吗？我认为，佛陀的人间佛教是在现世充满光明、希望和欢喜的信仰，不是给人恐惧的。
佛光山从开山以来到现在，全世界已有两百多个道场，我规定每个道场在每周六同一时间，全球佛光人同声念佛。假使我们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佛堂，一个佛堂平均能容纳五百人念佛共修，就有十五万人同时念佛，二六时中，佛声不断，那么，极乐净土不就在眼前了吗？
总计，我一生的岁月，七十多年的出家生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奉献在禅净共修里；光是打佛七，就有近两万个时辰。我推动念佛，主要是希望让大家借由念佛，达到自我健全、自我清净、自我反省、自我进步，进而扩及家庭、社会、国家。所以，我不一定要求大家要念到一心不乱，反而让信徒很容易接受。
（五）佛教社团
早期许多佛教团体，大都不是在政府立案的佛教社团，但是，大家都各自努力，为佛教奋斗，在政府立案的，把持教会反而不做事。
从1986年蒋经国先生宣布“解严”以后，各种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也跟着开放，于是佛教各种弘法社团也纷纷成立。目前台湾现有的佛教社团，有“中国佛教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中华佛教居士会”、“中华佛寺协会”、“佛教青年会”、“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慈济功德会”等。这许多的社团当中，最活跃的要算是国际佛光会了。
国际佛光会成立于1991年，先是在台北成立“中华佛光协会”，来年1992年在美国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大会，四千多位来自全球45个国家的佛光会代表参加，经过大家公推，由我担任创会总会长，吴伯雄、水谷幸正、严宽祜、游象卿、阿那鲁达法师当选为副会长，我以“欢喜与融和”为主题，力主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从僧众到信众、从寺庙到社会、从自学到利他、从静态到动态、从弟子到教师、从本土到世界。”由于国际佛光会的成立，让在家众加入弘法的行列，不仅实践佛陀人间佛教平等的精神，更扩大人间佛教的影响力。
继国际佛光会成立之后，1994年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青年总团”，由慧传法师担任总团长。在短短几年内，世界各地的佛光青年闭和在“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成功大学等数十所大学成立香海社团，也发起“五戒青年‘心’生活运动”，走上街头宣导“五戒青年‘心’生活运动”，每年有上万名青年学子响应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酗酒乃至不吸毒”运动。
此外，每年还举办“公益旅行”，前往中国大陆，以及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巴西等地，从事卫教、教学、义诊等服务。同时培养出上百位的妙慧、善财讲师，经常到学校演讲，宣导“三好运动”。2015年“大马好”佛教青年音乐会，有八千名的青年朋友齐唱“佛教靠我”，佛教的传播有了这些生力军，让人欣慰又充满了希望。目前，全球近二百个佛光青年分团，也积极地走入校园、社团，发挥人间佛教净化人心的力量。
在我的理想里，在台湾地区，不仅僧信学佛、行佛，而是从小到老，从男到女，彼此互助互成，所以佛光会成立的构想，当然也就包含儿童教育在内。二〇〇〇年国际佛光会佛光童军团于佛光山正式成立，随后并于世界各地陆续成立分团，成为佛教界首创的世界性佛教童军团。十多年来，台湾佛光童军团拥有稚龄童军、幼童军、童子军、行义童军与罗浮童军，这些青少年为独居老人服务，乃至八八水灾灾后重建整理，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充分体现童军智仁勇三达德的精神。
一直以来，佛教徒多只重诵经念佛，不读书、不思考，这让我非常挂念。所谓“以闻思修，入三摩地”，为了鼓励大家读书，在二〇 〇二年元旦，正式成立“人间佛教读书会”。十余年来，在觉培法师的带领下，陆续成立了两千余个读书会，共同推动各类型读书会、阅读研讨会及全民阅读博览会等。由于读书会的成立，更加提升，并且带动佛教徒的学习热情和成长。
去年（二〇一五年）的二月与五月，先后成立了“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这两个社团的成立，都在实现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的理念，借由“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希望能够促进不同宗教团体的相互往来认识，大家能够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虽然信仰的宗教不同，但大家共同为净化社会人心一起努力。
另外，人间佛教联合总会的成立，在慈容、慧传、依融、满益、觉培、妙乐的努力之下，目前有近二百多个寺院、教团，以及逾四百位社会贤达加入。如大雄精舍、慈法禅寺、佛光山、香光尼、比丘尼协进会、灵鹫山、福智等；个人会员有吴伯雄、叶金凤、王力行、郑石岩、简丰文、张亚中、黄锦堂、丁守中、潘维刚、吴志扬、侯西泉、洪玉钦等。
为了扩大人间佛教的力量，从去年起，成立了“中华佛光传道协会”，协助推广各种文化出版的书籍。光是去年，就赠送了数百万册的《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宝典》《贫僧有话要说》及《贫僧说话的回响》等，至全球上万家的大饭店、民宿、航空业者，以及各级学校、图书馆、医院、监狱等等，甚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书发布会。我想，透过一本佛教文化宝典，可以让佛陀的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国发光，照亮每个人的心灵。
当年，佛陀在金刚座上悟道时所言：“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人间佛教自然也为僧信二众所共有，出家众弘法也护法，在家众护法也弘法，人间佛教的弘传，全体佛教徒大家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又何必分什么你我呢？
为了造福人间，佛教倡导菩萨道自度度人的六度万行，第一善事就是布施。一般人以为布施，只是布施财富，其实做一点善事救济人，那是初学，高深一点的，还要知道布施佛法真理、布施无畏。不过，一般大家都不能体会，只晓得财布施的救济，所以在佛门里，慈善事业好做，文化和教育的事业，虽然也都是布施，但是比较难做。
佛教的慈善事业，早在印度佛陀时代就已经开始。如前文提到，最初在舍卫城，佛弟子兴建浴室、探视病者、供给医药等；像给孤独长者、频婆娑罗王、毗舍佉夫人布施精舍、讲堂，乃至后世的阿育王，设立无遮大会、药藏库、福德舍，供给旅人及贫病者药品、食物等。这些都是佛教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先驱。
到了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们依循佛陀教化，修行慈善、服务社会：设立义学、植树造林、凿井施水、修桥铺路、施粥施棺、急难救助、长生库、无尽藏院、悲田养病坊等，举凡能利益众生的教法，都是菩萨道的实践，也把人间佛教推动到社会大众中。
民初以来，有许多居士佛教的组织，如汉口的佛教正信会、上海的净业社，成都、重庆、河南的佛学社，以及上海、北京、天津、长沙的佛教居士林等。在国家天灾战乱不断时，也都有人相继挺身而出，如熊希龄、狄葆贤、王一亭、李尘白、高鹤年、江味农、吴璧华、康寄遥、朱庆澜，以及后来的赵朴初长者等，这许多救苦救难的人间菩萨，大家共体时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许多寺院在国家战乱的时候，把寺院提供出来，让驻兵及难民居住，这不就是行大布施吗？
回忆我在栖霞律学院读书时期，栖霞山做过一件伟大的事情。大概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时，寺里曾经收容过二十万名难民。当时，还是营长的抗日英雄廖耀湘，也藏身在难民群中。栖霞山的僧众帮他化装易容，顺利地抵达大后方，继续保家卫国，他后来做到新六军的军长。佛教对国家社会能说没有贡献吗？那一次的难民收容，听说家师志开上人出力最多，后来家师能可以在栖霞山被授记为监院，接着担任住持，应该与此事有极大的关联。
过去我曾把布施譬喻为四个年级：一年级是布施金钱，二年级是布施劳力，三年级是布施语言，四年级是布施心意。因为布施金钱，有时候给太多的钱，他也不会用；布施劳力、做义工，有时也没有那么多的事可以做。但是好话不怕多，尤其能够“心香一瓣”，存好心为人祝福，以教义、佛法传人，随时随地地实践“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随手的好事，满面的笑容，这些与人为善的行为，也都是布施。
平等院供养菩萨像
平安天喜元年（1053），木，高72.1厘米，日本京都宇治
更深一层的意义，我虽没有出钱出力，但别人布施，我心里欢喜、赞叹对方，不计较、不比较，施者、受者的功德都是同等，这就是更上等的布施了。能做到这样，即是人间佛教的行者了。
布施最重要的，要能做到“三轮体空”，合乎无相布施。佛教的布施，不是贪求善名，不是贪求报偿，尤其不能假布施之名积聚钱财，投资其他事业。把别人慈善救济布施的钱财移作他用，这是违背因果，虽名为布施，也不合乎佛法。
人间佛教所倡导的善行，是要把佛陀过去的本生、本事的菩萨行，今天重现在人间，做一些无畏的、无相的布施，我们现在推动人间佛教，如慈航法师说，佛教的生命线寄托在三个事业上：文化事业、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其实，除了这三个事业以外，真正的佛法事业，在佛教里面有四摄法、六度万行、三十七道品。
人间佛教的慈善，救急不救贫；人间佛教的慈善，就是弘法，救济人心才是最大的慈善，而不是只有物质、金钱的提供。所以真的慈善，其内容、精神是很深的。因为钱财、物资的慈善布施会有用尽、用坏的一天；以佛法布施他人，却能让他今生今世受用无尽，甚至来生还是可以受用。
天空任鸟飞
丰一吟
所谓慈善救济，也包含宣扬戒杀、护生。像民国吕碧城居士，在旅游欧美各国，宣扬戒杀护生的观念；弘一大师和丰子恺合作出版《护生画集》，在人心惶惶不安之期，也有安定、教化的功能。早期来到台湾时，这本画集也曾广为印行流传。后来，佛陀纪念馆在建设规划时，我就将《护生画集》一百五十四幅的作品雕刻在风雨长廊，推广护生的观念。人间佛教的福利社会，以救济天下苍生为己任，而过去在那种没有环保、生态的观念时，佛教就已经从君权、民权的时代提倡“生权”了。
说到生权，放生，最好改为“护生”。放生主要是长养慈悲心，平时爱护动物，重视山林水土的保持，不要有错误的观念，以为自己要做七十岁、八十岁大寿了，所以要买多少鱼、多少鸟来放生。这些不是放生，不是功德，反而是放死和破坏生态，变成造业了。
拿钱买动物来放生，是买不完的。世间的生命、众生那么多，只有用心里的慈悲才能救济一切众生。希望今后台湾的放生事业，能够真正实践佛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最好的护生。实在说，与其花三五千买一只乌龟来放生，不如花三五千教育别人不要杀生要护生，才能永久地杜绝后患。
在慈善济生中，监狱布教也是慈善的重要一环。台湾早期的监狱布教，是由台北南亭法师、赵茂林居士和我们共同发起“监狱弘法团”，我和广慈法师，马性慧、李子宽、刘中一、陈慧复等居士轮流至监狱宣讲。几乎全台湾的监狱都曾留有我走过的足迹，如台北土城、新竹、台中、云林、屏东、高雄、花莲、兰屿、绿岛监狱等，甚至香港赤柱监狱，以及美国等地也都去过，成为法务部正式聘任的第一个教诲师。
在高雄女子监狱，我曾为数百个受刑人主持皈依典礼。大部分的女性朋友，都是因为违反票据法坐牢，这是由于丈夫使用太太的名义开立支票而遭到连累；甚至也有先生走私贩毒被发现，把所有罪名都推给女人，最后就是这些女人代夫受罪，实在说女性对世间的奉献、牺牲，超越了男性。
马英九先生担任“法务部长”时，也邀请佛光山的法师在台南明德戒治所，做驻监传道师。法师与受刑人二十四小时生活在一起，可说是独一无二的特例了。我也曾向前“法务部长”的廖正豪建议设立“中途之家”。所谓“中途之家”就是针对受刑人刑期未满前，大约还有三四个月之间，做为他们进入、适应社会的缓冲站，在那里给予他们心理辅导。
因为在监狱里，管理员都是这个不行、那个不准；但是在中途学校，可以给予一定限度的自由。例如：可以会客，要吃什么东西也可以，乃至吃香烟也无妨。甚至还可以带他们游山玩水，让他们感受到人间有爱，不要对往事充满仇恨、计较，到了社会就比较能适应。
其实，法律要从积极面给人空间，才能收到教化的效果。后来佛光山在监狱发起举办八关斋戒、皈依三宝，甚至短期出家典礼等净化人心的弘法活动，培养受刑人的慈悲心和自觉的智慧。负面地否定他们的价值，在压力之下，他们再犯罪的行为，就会更加层出不穷了。
这些年来，佛光山春节平安灯会中的各式造型花灯，有一些也都出自监狱受刑人的巧手，他们在制作花灯过程中，不但心境转化，也找回自信心与荣誉感。2012年，彰化监狱“鼓舞打击乐团”曾经来佛陀纪念馆演出，也受到大家的肯定和鼓励。
这些年，由于工业的发展，地球暖化的脚步更快了，各种天灾人祸也相继而来，像1951年的花莲大地震，后来的“九二一地震”、百合（Nari）台风、SARS疫情、南亚海啸、汶川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风灾”等各种灾难，很多社会团体投入救灾，当然佛光山也一起参与其中。
2014年7月，台湾发生澎湖空难和高雄气爆事件，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在高雄巨蛋体育场举办“高雄七三一气爆暨澎湖七二三空难事件宗教界追思祈福大会”，数万人共同为灾民祈福，马英九先生及“五大院”会长都来参加，祝愿灾民早日走出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在救灾过程中，要尊重受难者的文化，不可以透过救济勉强对方来信仰佛教，也不能乘虚而入，硬要别人接受我们赈灾团体的想法和做法。莫拉克“八八风灾”时，佛光山提供许多基督徒的灾民食宿，邀请牧师来祈祷为他们安心。一位神父来探视灾民，要离开时到佛像后祷告感谢：“谢谢佛陀，让我们完成了上帝的旨意。”
此外，友教徒设立教堂，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帮助；天主教修女来台几十年传道，年纪大要回归故里了，我们也可以随喜帮忙筹措旅费。人间佛教的慈善布施，是不分宗教、不分地区，没有目的、没有企图心的。
人间佛教的慈善，是在人间播撒佛陀的慈爱，增长大家对佛法的信心，所以，佛光山成立云水医院送医疗到偏乡；设立佛光精舍，提供老人在晚年有个信仰的依靠；办大慈育幼院，40多年来，已有800对儿童成家立业。乃至推动慈悲爱心人把心找回来等活动；成立公益信托教育基金，奖助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三好校园等。目前，佛光山有五十部云水书车，每天把行动图书馆带到偏乡，让知识获得不易的儿童也能与书香同在。这就是将慈善救济的意义再扩大、再提升。
真正的布施，没有大善知识指导，只是人间的善行，不能成为佛教里的究竟慈善。佛陀教化人心的本怀，是解决根本的苦难，以佛法净化人心的贪瞋痴三毒；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杜绝世间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
从印度到中国佛教千年来，没有行大布施，佛教如何能普及？但是，人间佛教的财施、法施、无畏施超越世间，更为可贵。特别是今日的社会，政府的力量无法让人民完全免除恐怖，虽然警察很多，居住的房子也有保全设备，但对生命安全还是有所疑惧。所以，让人心免除恐惧、害怕，人人道德提升，做人正当、正派，佛法的布施是很重要的。
以上这些菩萨道的行事，都是和佛陀在印度时代古今相应，中印一体，从人道的慈善，转入不求回报的菩萨发心，合乎佛心，合乎人间的需要，回归佛陀的精神、本怀，这才是根本慈善之道。
阿育王石柱
印度比哈尔邦
人间佛教不仅是在这个地球上世界化、国际化，事实上，佛教都是在无量法界、三千大千世界里交流往来的。如《阿弥陀经》云：“其土众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众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鉴往知来，现代的佛教在世界国际的交流，也只是小事一桩。
在民国时期，国际佛教会议、组织访问团、宗教交流等各种国际活动就开始了。如1924年，太虚大师在江西庐山举办“世界佛教联合会”，隔年，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会”前往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佛教徒首次正式会议。
中日战争发生以后，太虚大师在1939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斯里兰卡）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宣传抗日救国。抵达印度时，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他还写了一首诗：“甘地太虚尼赫鲁，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可见当时访印的盛况。
1943年“中国宗教联谊会”成立，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我的记忆里，佛教的代表是太虚大师，伊斯兰教的代表是白崇禧将军，天主教的代表是于斌主教。国难当前，宗教之间自然增加了来往和团结。
后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因缘，内地僧侣就分别前往香港、台湾等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弘扬人间佛教，间接促成了人间佛教国际化的因缘。在我看来，战争有千百个不好，却也促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因缘，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在台湾，首先推动人间佛教国际弘法交流，是在1963年，由佛教会组织的佛教访问团，先后访问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等国与香港地区。因为我担任该团的发言人，因此整个过程，我都记录在《海天游踪》一书，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接着，1976年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庆祝大典，“佛教美国访问团”佛光山也组织了200人参加，这是第一个前往祝贺的台湾佛教团体。
由于日本佛教学术、宗派非常兴盛，加上地缘和中国台湾比较接近，大家就常有往来。1974年成立“中日佛教促进会”，日本禅宗的最高领导曹洞宗管长丹羽廉芳长老和我分别担任各方会长。几十年来，和日本交流中，有许多令人怀念的长者，如临济宗的管长古川大航长老，冢本善隆、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镰田茂雄、牧田谛亮、安藤俊雄、前田惠学、水谷幸正等大学教授学者，他们都在佛光山盘桓多次，也来中国台湾交流、发表论文，或者到丛林学院教学，慈庄、慈惠、慈容、慈怡等人早期到日本留学，都曾经亲近过这些大学者。
说到日本佛教，他们和我们汉传佛教有些不同，他们从信仰佛陀到信仰祖师，从过去公天下，到父传子的家天下，从过去守戒律，到现在不做比丘而做和尚。比丘要持守出家戒律比较困难，和尚是亲教师，他们认为可以有家庭。
再说到韩国佛教，1974年，我在韩国汉城成立“中韩佛教促进会”之后，韩国佛教曹溪宗千年古寺的三宝道场：通度寺（佛宝）、海印寺（法宝）、松广寺（僧宝），及东国大学、金刚大学等单位，至今每年都有十数团的韩国团体来佛光山参访。韩国是一个佛教历史悠久的国家，可惜，这些名刹大多建设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里，反而是将教堂建在十字路口的基督教，如今在韩国传教比较兴盛。其实，佛教要传播到人间，就必须考虑这些地理空间，是否能让大众平常往来方便。
台湾新北
到了1978年，慈庄法师和依航法师前往美国洛杉矶建设西来寺，最早先是从一间小教堂开始。有一天，加州大学的天恩法师带了十八位南传比丘前来应供，挤得到处是人，我也赶紧煮了素菜供养大家。在陌生的地方，能有朋友在弘法上互相往来帮助，虽然忙碌，却也忙得很欢喜。后来还有哈佛大学的美籍人士普鲁典博士等，还在佛光山研究佛学一年。
从美国西来寺开始，人间佛教就拓展到西方甚至五大洲。这些弘法的因缘，要感谢世界各地的华人及当地政府的帮助。如：巴西张胜凯夫妇舍宅为寺的因缘，有了南美洲的如来寺；荷兰侨领罗辅闻先生，吁请政府捐地兴建荷华寺；瑞士何振威为四千名佛教徒请法，成立了佛光会；澳洲钢铁公司董事长及卧龙岗市长亚开尔先生亲自邀约，澳洲南天寺得以兴建，以及马来西亚竺摩法师金明法师、广余法师这些长老大德和槟城的州长许子根、丘宝光等协助，东禅寺每次过年都有百万人次到访。这些都是因为许多长者、居士大德为教求法的热忱，人间佛教才有到全世界传播的因缘。
其实，国际弘法要重视培养语言人才。历年来，如擅长日文、中国闽南语的慈惠法师；英文的妙光法师在人间佛教研究院继续国际学术交流；日本有满润、慈怡法师继续在群马建设法水寺；满莲、永富法师每年在香港体育馆和维多利亚公园举办数万人弘法大会；巴西觉诚、妙远、觉轩法师帮助巴西贫童接受教育；菲律宾永光、妙净法师带领“悉达多音乐剧”艺术团，巡回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在香港、内地等地演出；欧洲的满谦、西班牙的如海、觉心，法国的觉容、妙达，智利的妙观，美国的慧东、如扬、觉泉等法师，也多与当地宗教人士或者到联合国交流。像德国柏林妙益法师所在的道场，现今早晚课、行堂、典座、香灯等，都是由当地德国人承担；又好比澳洲布里斯本的中天寺，有数十名澳籍义工，分担了许多寺务工作，包括行堂、典座、知客、打扫、清洁等，甚至以英文做早晚课等。几十年来，人间佛教已经逐步实现本土化的发展。
什么是本土化？本土化是奉献的、是友好的，大家依照各地的文化思想、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的不同，发展出各自的特色。“本土化”不是“去”，而是“给”，希望透过佛教，给当地人带来更充实的精神生活，这正是人间佛教秉持回归佛陀本怀的精神，才能让人接受。
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除了要适应不同的政令、文化之外，就是和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信仰的互动了。因此，我在海外传教，因为当地多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因此鼓励他们可以有两种信仰。就如同我们在学校念书，喜欢文学的同时，还可以选修哲学的道理一样。
另外，值得一提的，之前由太虚大师与锡兰（斯里兰卡）籍的玛拉拉色克罗博士等人倡导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简称世佛会），1950年终于在科伦坡成立。1988年，由我帮助他们走出亚洲，在美国西来寺承办了第十六届大会，让两岸分开几十年的佛教，能在西方一起参与会议，连接了两岸佛教的往来。后来世佛会也在澳洲南天寺，以及台湾佛光山陆续举办过大会。
因为1988年的因缘，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老的邀请下，1989年在美国就以“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组织五百人的“弘法探亲团”赴大陆各省份的佛教道场访问，先后受到国家主席杨尚昆先生的接待，相谈了一个多小时；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先生也与我们一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宴会。这是海外归来的出家人在国家最重要的殿堂会面讲话，也是中国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的待遇了。
2002年佛指舍利来台，也是一大盛事。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以“星云牵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十六字授权，大家不分派系、地域，共同迎请西安法门寺佛指真身舍利来台供奉。时任陆委会主委，也就是蔡英文女士，协助我们包了两架港龙航空专机，从台北经香港直飞西安，写下两岸直航的纪录。当时还由凤凰卫视即时全程转播，可以说“两岸未通，佛教先通”。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与时任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的努力下，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在2003年，于北京中山堂、上海大剧院演出。叶小文局长邀请我在上海剧院讲话，当时在场的一些老和尚，老泪纵横地说：“我们几十年来，没有看道出家人在公共场合讲过话了。”佛教多年的委屈，能有出家人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讲说佛法，实在是无限的安慰。
后来，在叶小文局长和田青教授的推动下，于2004年成立“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担任团长，副团长是心定和尚与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学诚法师，在慈惠、慈容、永富法师等人合作之下，集合四大教派和南传、汉传、藏传三大语系的一百多位僧众成员，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国家音乐厅”，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柯达剧院、加拿大英国女皇剧院等世界上一流的剧场巡回演出。假如这些合作能再继续，两岸的未来友好、和平、团结，有什么不可能呢？
2013年2月初春，我应邀随同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团”赴大陆，访问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先生见面时，他对我说：“你的书，我都看了。”我说：“我写了一幅字‘登高望远’送给您。”
其实，2006年，习先生还在浙江担任书记时，我前往浙江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就与他有过一面之缘。我也应邀题名“人间弥勒”，据闻这四个字现在被刻在弥勒大佛座下。后来，2015年在海南岛博鳌亚洲论坛，也蒙他接见我们一行并摄影纪念。我也回忆起习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先生，他在广东做省委书记的时候，保护了六祖惠能大师的肉身不坏像，功劳很大，他们对佛教的护持，我实在感念于心。
那一次在拜访完习总书记后，我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见面，建议他让“世佛会”和“佛光会”都能够到内地开会，大家多一些往来了解，对于促进和谐社会有所帮助。承蒙他的允准，后来都一一实现。2014年10月“世佛会”顺利地在西安召开。隔年十月，“佛光会”也首次在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举办理事会议。感谢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国宗局局长王作安、宜兴市委书记王中苏、市长等人的大力护持，让大会得以圆满成功。
回顾人间佛教历年来的对外交流，实在不胜枚举。像世界显密佛学会议、国际佛教会议、世界佛教青年学术会议、天主教与佛教国际交谈会议等宗教、学术活动，也因而结识了僧伽桑那法师、阿难陀法师、达摩难陀法师等人。其间，中国台湾佛光山和泰国法身寺缔结兄弟寺。尤其近二十年来，每年举行国际佛教僧伽研习会，都是国际佛教交流中的盛事。
此外，夏威夷大学的恰波教授、康奈尔大学的麦克雷教授、耶鲁大学的爱因斯坦教授、柏克利加州大学的兰卡斯特教授，以及中国大陆的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赖永海等教授，大家都因为人间佛教而结缘至今。
关于世界佛教运动，我们希望大陆和台湾的诸山长老都能一起来推动佛教的国际化。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开办美国西来大学、澳洲南天大学；菲律宾除了光明大学、艺术学院，并且以佛陀传音乐剧英文弘法；南非南华寺天龙队，着直排轮舞龙，获得南非总统祖玛先生的肯定。巴西的如来之子在各国以足球交流弘扬人间佛教；维也纳青年爱乐乐团作词作曲，以音声做佛事；慧显法师在印度复兴佛教，领导百名沙弥，希望将来他们对印度的人间佛教，都能有所贡献。尤其近年，每年暑假，都有来自全球四百所名大学，一千多名国际学生，前来佛光山参与佛学。
世界和平塔
印度比哈尔邦
唯愿以上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幸福、安乐；也把这一点成果呈现给佛陀，让我们回归佛陀提倡人间佛教的本怀，聊表一点对佛陀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