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奠定于殷代——论古代文学（中）

——论古代文学（中）

三、文字只有时代之别而无南北之分——《楚辞》乃《国风》的扩大；北方文化系殷民族奠定的，南方文化系殷民族传播的，故南北共贯。

讲到中国文化，乃至于文学，为什么《诗经》《雅》《颂》的体裁南方北方一样，《楚辞》的体裁，也是南方北方一样呢？《雅》《颂》体不限于北方，南方也有。兮字调不限于南方，《国风》里面也有。事实上南方的《楚辞》只是大诗人屈原把《国风》加以扩大了而已。散文也是一样。春秋以前的古文言体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语体，南北也是不分的，为什么这样呢？这当从我们古代的民族移动上来解答。古代民族的大移动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中国古代殷以前的情形，我们虽然有一个概念，不过还没有获得正确的证据，还不敢说，故现在只能把殷以来民族的移动，加以说明。照古书上的记载，殷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下游与淮河流域下游之间，即今山东南边与江苏北边一带。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殷民族不应该起源于海岸，而当另有更远的起源，定居海岸应该是后来的事了。不过由这儿再出发，沿河流上溯，后来又到了黄河流域的中部，文化便发祥起来了。中国文化大抵滥觞于殷代。《书经》上“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就是文字的纪录，殷代才开始有的，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奠定于殷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在近年的考古学的发掘上，也得到证明了。中国的北部是由殷人开化出来的，周朝承接殷代的传统后，只是多少加了一点改变。这是古代北部的情形。

殷朝的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中部，即今山东、河南、河北之间。迨至殷朝末年，帝乙、帝辛两代从事大规模的开展运动，同黄河流域下游、淮河流域下游及长江流域下游一带的东夷作战。这个斗争非常剧烈，从甲骨文上可以看到穷年屡月的大战。结果东夷被殷朝帝辛——即纣王灭亡了。殷纣王因为用全力打东夷，周武王乘其不备，从后面来打他，以致失败而丧失了统治权。我们从民族的立场来讲，殷纣王比周武王所贡献的要大得多。殷纣王征服黄河、淮河、长江下游一带的东夷，随把殷朝的文化传到东南。这种文化的扩张，乃殷纣王的功劳。殷纣王被周武王乘虚袭击，逼得自杀后，一部分殷民族屈服成为奴隶，一部分不愿屈服，在黄河一带曾同周朝斗争，结果失败，而从中心区域的黄河中部退据殷纣王所征服了的东夷的疆土（即今安徽、江苏一带），立国号曰宋。春秋时代的徐、楚，古书称为徐人、楚人，好像是化外的蛮子，实际徐人、楚人，是殷民族的同盟民族。周灭殷，徐民族不屈服，与周民族抗战失败，被迫向东南迁移，过长江到江西。江西遂成为徐人的领土。而实际徐人的领土，在黄河、淮河之间，现在江苏的徐州，就是徐人古代的京城，徙至江西，是由于周民族的压迫。楚民族的领土，原在山东、河南之间，所谓“楚丘”应该就是他们的旧地。他与徐民族一样不屈服，与周民族抗战失败，被迫向东南迁移至长江流域，溯流而上，至安徽与湖北、湖南一带，遂成为楚民族的根据地。

从这一段历史看来，就明白中国的文化是奠定于殷人。黄河流域，先受殷朝几百年的培植，文化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周武王赶走殷民族以后，承继了殷朝的统治权，也就是把殷朝的文化大部分继承了起来。不过这一部分是被周民族控制着而生了变革。殷民族在北方站不住脚，被迫向东南迁移，殷朝的文化遂又传播到南方。这个南方的殷文化，是没有经过周民族的控制损益的。北方与南方文化，大抵相同，而同时也有一点不大同的，就是这个原因。

殷民族的艺术风味更高，这可以拿青铜器来证明。殷朝的青铜器很精致，周朝初年完全接受殷朝的文化，所以当时出产的青铜器还好，后来坏得不像样。殷、周的艺术风味比诸欧洲，殷民族很像希腊的雅典人，周民族则似斯巴达人。如再扩大一点来比较，殷民族如希腊，周民族则如罗马。

殷朝的楚、徐两民族被迫到南方，新开疆土，受尽艰辛，所谓“筚路蓝缕以处草莽，以启山林”。迨疆土开启以后，又常同周民族斗争。在汉水流域的周民族被楚灭亡了的不少。所谓“汉上诸姬楚实尽之”。就是说：周朝在汉水一带的姬姓子孙，通通被楚国灭掉了。可见殷、周两族的冲突，非常剧烈，而历史也很长远。这是古代中国民族大移动的一个梗概。

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同时对古代中国文化普及南北及春秋中叶以前的古文言体与春秋以后的语文体，南北都是一样的原因，就可以明了了。因为创制北方文化的民族，与开辟南方的民族，同是一个民族。其原因刚才已经说过了。还要补充的，就是殷民族注重艺术，文学风格稍为不同一点，《楚辞》便是一个代表。

北方的周民族夺得殷朝的统治权以后，统治异民族的方法非常厉害，尤其是周公，所使用的手段与现在的帝国主义差不多。他对本民族管制得非常严格，深怕他堕落不振，受制于人，而对于殷民族则宽柔放纵。周公这种作风从《书经》的《酒诰》里，可以明白地看出来。你看他说：“刚制于酒。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余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从这几句话，你可以看出周公的厉害，他对于殷、周民族是怎样地实行差别待遇。他晓得饮酒是要不得的，用最重的刑法来禁止周民族吃酒，但对于殷民族则是放任。这和今天日本政府以枪毙的重刑禁止日本人吃鸦片烟，却尽量地输入鸦片、吗啡、红丸白面来毒中国人，不正是同一个办法吗？周公这位政治家的手腕是怎样厉害，我们可以知道了。就这样周朝在尽量地发挥着控制的手段，所以殷代文化在北方，有一部分是变了质；而在南方呢，则任其自然地演变下去，经过将近一千年的长时间，因此也就多少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地方色彩。但从本质上说来是一家的。北方固然是由殷人文化所培植出来的地方，南方也是由殷人文化所垦辟出来的地方。所以到了秦汉时代，尽管南北分裂将近一千年，各不相谋地发展着，而那个时代的中国却是做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地步。这样统一的地步所以能够做到，可以说完全是殷民族的功劳，更可以说是殷纣王的功劳。殷纣王在殷末开拓东南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我看，对于民族的贡献，他比文、武、周公还要大。这一点从前的人没有注意到。我现在说这个话，或许有人以为矜奇立异。但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而我的见解并不是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