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
永王败走，李白也只好苍黄南奔。他奔到彭泽自首，于是便以附逆之罪被投入狱中。这在他真是没有梦想到的天外飞来的横祸。他的从永王“东巡”，本来是出于一片报国忧民的诚意，谁想到竟落得成为一个叛逆的大罪人？他是异常悲愤而伤痛的。他在狱中做了《百忧章》《万愤词》等诗，说他“举酒太息，泣血盈杯”（《百忧章》），又说“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万愤词》）。他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意外的是，他这时和十年前的诗友高适却成为了对立面。高适是反对房琯“制置”建议的人。《唐书·高适传》：“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使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兵罢。”高适，与李白、杜甫相反，成为肃宗集团的人，因而飞黄腾达起来了。高适既是讨伐永王的统帅，李白自然也就是他所讨伐的对象。李白的下狱是否出于高的指令不得而知，他至少是采取着作壁上观的态度。这在受者直等于幸灾乐祸。因此，李白对于高适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李白有《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实际上是对于高适的一篇《广绝交书》。诗有序：
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张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扬州），谒高中丞（适）。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送之。
“中丞”为御史大夫的副职，史称高适兼御史大夫，盖尊称之。张孟熊“蕴灭胡之策”，是说他有恢复东西二京，消灭安庆绪、史思明的计划。当年正月安庆绪已经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仍然盘据在洛阳。张孟熊是想去见高适，劝他进兵洛阳。所以使得李白“感激”——深深地有所同感，而认为张孟熊有其远祖张子房（良）之风。因为这样，所以作诗送他。无疑也是有意通过他把诗给高适看，以表达自己的心境。诗的前半段称颂张良“智勇冠终古”，初则为韩报仇而反秦，继复佐汉解纷而灭楚。张孟熊既有平定安史之乱的计划，因而说他发扬了先人的“清芬”。接下去便转入了当时的现实。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在胡尘涨天的时候，东西两京沦陷，玄肃二帝蒙尘，日月五星的运行都混乱了。在这时出镇淮海的“高公”，在“谈笑”之间扫却了“妖氛”。但这所谓“妖氛”并不是主要的敌人安庆绪、史思明，而是准备去进攻安史的皇帝的兄弟永王；把永王打败了的也并不是出镇淮海的“高公”，而是地方势力。事实的经过赋予诗以讥讽。张孟熊怀有“灭胡之策”，假使“高公”能够采取这个计划，把内战的矛头转向外战，转向真正的主要敌人，那就会认真建立“殊勋”了。这些诗句，对于“高公”，应该是很犀利的刺。
由于内战，使得“玉石俱焚”，李白本人正被囚在狱中等待处分。说“我无燕霜感”，其实正是我有弥天的燕霜之感。这诗可以和《古风》第三十七首对照着读。
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击齐堂。
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
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
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
“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论衡·感虚篇》引古说）“庶女叫天，雷电下击，（齐）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见《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云：“庶贱之女，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益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陨，坏也；毁景公之支体，海水为之大溢出也。”）
李白在这首《古风》中自比为邹衍与齐女，受了冤屈，大有燕霜齐电之感。这首《古风》，注家多以为作于被谗逐的天宝初年，如果当年便有燕霜齐电之感，那么在永王事件后被系狱于寻阳，更不能说没有燕霜齐电之感了。“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无话可说，也正可以解释为无言的抗议。
送张孟熊的诗，无疑是被高适看过的，但他来了个不予理会。从此，李白和高适之间便再也看不出有何关系了。高适镇广陵不到一年，在至德二年（757）的冬天改授太子少詹事，移驻洛阳。又不一年半光景，乾元二年（759）三月，九节度使师大溃于相州（今河南安阳），高适由洛阳南奔，绕道襄阳、邓州而至长安。五月出任彭州刺史，在任一年多，于上元元年（760）又改任蜀州刺史。当他在西蜀的任内，照杜甫的诗看来，西蜀的上层舆论认为李白是该杀的（《不见》：“世人皆欲杀”）。刺史是左右舆论的人，可以想见高适对于李白一直处在敌对的地位。李白以乾元二年春在长流夜郎的途中——巫峡，遇赦，东下江陵，在江夏、潇湘等地还流连了一年多，但他没有回到西蜀而放浪于长江下游，看来不是没有原故的。尽管杜甫在《不见》一诗中希望他回乡：“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然而他一直到死，终竟没有回到他少年时的读书处——绵州的大匡山。
李白和高适这两位诗人在梁宋之游所结下的友谊，成为了玄宗与肃宗父子之间、李亨与李璘兄弟之间权力争夺的牺牲。从这个角度来看，《古风》第五十九首的含义，才可以得到切实的理解。
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路歧有南北，素丝易变移。万事固如此，人生无定期。田（蚡）窦（婴）相倾夺，宾客互盈亏。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崄巇。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张（耳）陈（馀）竟火灭，萧（育）朱（博）亦星离。众鸟集荣柯，穷鱼守枯池。嗟嗟失欢客，勤问何所规？
“路歧有南北”，不就是贺兰进明所指的玄宗集团的“南朝”和与之对立的肃宗集团的北朝吗？纯白的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看你是靠近哪一边。汉景帝时的窦婴与田蚡都以外戚相继得势，宾客即互为盈亏，趋炎赴势者流只朝有权势者的一边跑。交道是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的。饮酒高歌、慷慨激昂时所发出的盟誓，毕竟不过是一时的心血**。张耳与陈馀那样共同起义过的朋友，后来不是火并了吗？——张耳为汉将，把陈馀杀掉了。萧育与朱博那样的刎颈交，后来不是也势不两立吗？这些话里面，不能说没有含蓄着李白与高适的分道扬镳。“磋磋失欢客”另有所指，我以为指的是杜甫，留待下文适当的地方再加以说明。
李白对于交道的反复尽管这样悲叹，但他依然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首先他的被捕下狱，又继之以长流夜郎而未遭到杀戮，有材料说明他是得到郭子仪的缓颊。不然，他是很难免于死的。
确实给予了帮助的还有宰相张镐、江南宣慰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这些人，李白都有诗呈赠。特别是宋若思，在直接管理他的案件，曾经审讯过他，为他昭雪。他释放了李白让他参加了自己的幕府，还极力向肃宗朝廷推荐。李白有诗赠宋，题为《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诗赠之》。诗中有句云：“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所叙是秋天的气象，无疑是八、九月间的事。可知李白在狱中，可能呆了半年光景。
李白对于宋若思是很感激的。他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在宋的幕府里虽然只住了短短的一两个月，却以宋的名义留下了一些有力的文章，足证李白又有了一个精神亢扬的期间。
《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把当时的局势叙述得比较醒豁。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鸿沟；宇宙屼，昭然可睹。
这是说黄河流域要光复旧业，很难办到。于是用对比的手法，接着写出金陵的形胜，表明最上的办法只好南迁。
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犹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请注意，当时黄河流域的地主阶级南奔吴越，不仅有似永嘉南渡，而且可能超过了永嘉南渡。这是很好的史料。从这里可以看出：迁都金陵建立“东唐”或“南唐”，是当时的一种舆论。李白虽然在替宋若思立言，其实表达了一般地主阶级的意见，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李白之所以肯从永王“东巡”，其目的至少一半即在实现这种希望。李璘失败了，希望未能实现，现在他又通过宋若思去恳求李亨来实现了。然而唐代的统治者毕竟是幸运。由于敌人的内讧，也由于得到回纥的协助——是付了高度代价的协助，就在至德二年的九月和十月，也就是在宋若思上表的期间，东西二京都相继收复了，南迁或东渡的必要也就自然消除了。尽管洛阳的收复以后还有些波折，但恢复中原已成定局，中国不至于再分裂为南北朝了。
另一篇文章是《为宋中丞祭九江文》，文章虽短，却同样有力。这等于是一篇誓师文，值得重视。“祭九江”其实就是祭长江。文中称长江为“长源公”。王琦注引《唐书·玄宗纪下》“（天宝六载）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王谓“今祭江神而曰‘长源公’，盖字之误也”。字误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李白文的字误，而是《唐书》的字误。长江，源远流长，应是长源公；淮水，源多流广，应是广源公。李白文倒可以纠正《唐书》之误。
长江，何以又称为“九江”？旧时有种种说法，大抵都在两湖和江西境内寻出九条支流以充数，以说明所谓“江流九派”。但从《禹贡》的“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看来，在“九江”的总目下涉及了在四川境内的支流和湖北境内的云梦，可见古时所谓“九江”必然有不同的含义。我揣想，应该是指长江上游的九条大支流，即岷江（古以为长江之源）、大渡河、金沙江、沱江、嘉陵江、黔江、湘江、汉水、赣江。是这样的九条大水综合成为长江，故长江又称为“九江”。这样，《禹贡》的叙述也才可以得到妥帖的说明。
古以五岳四渎为神。四渎，《唐书》以江、淮、河、济当之，但亦有江、淮、河、汉之说。宋若思要誓师北伐，故李白为之作文以祭长江。虽然视长江为神而加以禋祀，沿袭了古来的迷信，但这是时代的限制。从文章的角度来说，《祭九江文》倒是值得欣赏的一篇古文。文章并不长，不妨把全文引在下边。
谨以三牲之奠，敬祭于长源公之灵。
惟神（指长江）包括乾坤，平准天地，划三峡以中断，疏九道以争奔。纲纪南维，朝宗东海。牲玉有礼，祀典无亏。
今万乘蒙尘，五陵惨黩。苍生悉为白骨，赤血流于紫宫。宇宙倒悬，搀枪未灭。含识结愤，思剪元凶。
若思忝列雄藩，恪当重寄。遵奉王命，大举天兵。照海色于旌旗，肃军威于原野；而洪涛渤潏，狂飚振惊。
惟神使阳侯卷波，羲和奉命。楼船先济，士马无虞。扫妖孽于幽燕，斩鲸鲵于河洛。
惟神佑我，降休于民。敬陈精诚，庶垂歆飨。
仅仅一百七十五个字，把长江的气魄、时局的艰危、战士的振奋，表现得颇有力量。这和《春夜宴桃花园序》对照看，是别具风格的文字，一边是轻松，一边是凝重，但无疑都是经过充分捶炼的作品。
另有一篇文章《为宋中丞自荐表》，前人似乎不曾怀疑过，但却是大有可疑。“自荐”本来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代人立言自荐却是十分奇特的。代人自荐，很难立言。被代者何苦对所荐者一定要出这样的难题？这是逼着人自己称赞自己。宋若思既是御史，自能执笔。即使要找人代笔，他的幕府中也绝对不会只有李白一个人。
表文中所叙述，有的地方和事实不符。例如，“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李白从永王“东巡”，是受了三次聘请，最后由韦子春请下庐山的。下庐山时兴致勃勃，在永王水军中的初期也兴高采烈，并不是“胁行”。《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良宰》诗中有云：“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这个“迫胁”犹言“迫邃”、“迫促”，是说自己匆匆忙忙地上了楼船。这和《与贾少公书》中所说“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是一致的。但改说为“胁行”则是完全被动了。这在宋若思，是有意为李白开脱；但如出于李白的笔下，那就太不光明磊落了。
“中道奔走”也不符事实。李白有《南奔书怀》诗，一题作《自丹阳南奔道中作》，丹阳是永王与地方势力作战的最前线，可见李白是到了最前线。诗中所写，如“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也完全是前线作战的情形。这就证明：李白并不是“中道奔走”。写为“中道奔走”，在宋若思是有意为李白开脱；但如出于李白的笔下，那也太不光明磊落了。
表文中称赞李白的地方，有些措辞过分夸大。例如说，李白“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这由宋若思或别的代笔人写出，可以表示对于李白的衷心的钦佩和同情；但如果出自李白的笔下，那就有点过于狂妄自大了。又例如说：“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岂使此人（指李白）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把李白比为商山四皓，把唐肃宗却比为懦弱无能的汉惠帝，这个典故，用得很欠斟酌。而且说李白“名扬宇宙”，也未免太夸夸其谈了。执笔者既责备了唐玄宗无知人之明，又对于唐肃宗施加以非用贤不可的压力；文章实在大有毛病。这如果真是出于李白的手笔，李白不简直是个狂人吗？
因此，我的看法是：这篇《荐表》决不是李白的代笔，甚至是否经过李白看过，都值得怀疑。但为什么又成为了李白的代笔呢？我看，这是当时肃宗朝廷里面认为李白该杀的一批人的任意栽诬。李白既在宋若思幕中，宋若思所上的表文，自然可以认为出自李白的手笔了。这样便增加了李白的狂妄之罪，率性严加究办，长流夜郎！这在李白真是活天冤枉。后人不察，把这篇文章收入李白的诗文集中，这样的冤罪还蒙受了一千多年，更是李白所意料不及的。
长流夜郎！——李白又意外地遭受到大祸，于是刚得到解脱的心境又由亢扬的高峰陡降入苦痛的深谷。李白因而生了病，不能不离开设在武昌的宋若思幕府，暂时到宿松去避难养病。李白有《赠张相镐》诗二首，题下自注云：“时逃难，病在宿松山作。”诗的第一首中有云：“拥旄秉金钺，伐鼓乘朱轮；虎将如雷霆，总戎向东巡。”这和至德二年十一月张镐东征的史实相符。《新唐书·肃宗纪》：至德二年“十一月丙午（初二日，刻本误作“丙子”），张镐率四镇伊西北庭行营兵马使李嗣业、陕西节度使来瑱、河南都知兵马使嗣吴王（李）祇，克河南郡县。”故知《赠张相镐》诗必作于至德二年十一月。
又同书《肃宗纪》至德二年十二月初二，因玄宗由成都回到长安，为了表示庆贺，赐“民酺五日”（叫老百姓饮酒作乐五天）。李白有诗《流夜郎闻酺不预》，因为是充军的罪犯没有资格参加庆典，可见长流夜郎的定罪至迟当在当年的十一月底。
李白首途赴夜郎（在今贵州遵义附近）即以当年十二月初旬或中旬由宿松出发，溯江西上。在起程的一段路上，有他的妻室宗氏和妻弟宗璟陪同，送到寻阳江才分别了。沿途有些逗留，同地方官吏或过境官吏时有应酬，还能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但李白的心境是近乎绝望的。他没有在寻阳狱中时的“百忧”和“万愤”了。他似乎感觉到“忧”既无益，“愤”也多余，而是有点“听天由命”了。“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我去黄牛峡，遥愁白帝猿；赠君卷施草，心断竟何言？”（《留别龚处士》）不过，他也还没有完全绝望，那就是希望有万一的机会遇赦，“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
这个等于无望的希望，却很快地便被他望到了。乾元二年（759）三月，因关内大早，曾经有过一次赦令：“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已下一切放免。”（见《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四《以春令减降囚徒敕》）李白这名受到“流罪”处分的“现禁囚徒”便得到“放免”。当接到赦令时，他刚刚到了巫峡，在舟行生活中整整过了十五个月。《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古西陵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云：“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便是这时节的作品。
在近于绝望的心境中，忽然在半途遇到大赦，李白的高兴是可以想见的。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时又来了一个**。有名的七绝《早发白帝城》（一作《白帝下江陵》或《下江陵》），唐人绝句的杰作之一，便是他兴致飞飏的绝好的表现。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有人说是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初出夔门时所作，也有人说是乾元二年遇赦离白帝城东下时所作，都没有说准确。他们都忽略了第二句的一个“还”字和第四句的“已过”两个字。那明明是遇赦东下，过了三峡，回到了荆州时做的。
通过江水的湍急浩**，充分表现了心境的欢快激昂。这和遇赦前不久的《上三峡》，形成了南北两极。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诗是从古歌谣的“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脱胎而来。但古歌谣只言舟行的迟缓，李白诗则增加了流窜的愁苦。水行的快加上心境的快活，水行的慢加上心境的消沉，都是同性质的东西相加，各自起了成倍的合力作用。这种心境的激变，李白自己也是意识到的。他在诗里面有明确的纪录，请看他的《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那首诗吧：
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
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
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
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
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
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
李白的遇赦并不是特赦，然而也使他生出了一种幻想，以为朝廷看中了他的文章，就像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把司马相如召进京去的一样，他也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他非常高兴，愿意把鹦鹉洲打扫干净，和王汉阳醉它个一百回。他要放声高叫，使楚地的七泽腾起云雾；他要纵情歌唱，使湖南的绿水翻涌波澜。正是春日的芳华畅茂的时候，连船载着美酒，就花费多少的金钱也不用吝惜吧！他真是表现出了连天的欢喜。
李白这位诗人，看来是很天真的，他一高兴起来便容易在幻想中生活了。他希望朝廷召回，在约略同时做的《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中说得更加明白：“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冀相视而笑于新松之山耶？”这幻想是多么地葱茏！为了抱有这个幻想，他在江汉一带逗留了多时，接着又南游洞庭、潇湘，在今湖南、湖北之间迟回了一年之久。其用意，令人无可怀疑地可以看出，就是在等待朝廷召回的好音了。他为此也请求过别人为他揄扬。诗集中那首最长的诗（长八百三十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可以作为代表。诗的最末一节有这样的几句：
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
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
他自比为贾谊，希望能被召回。这种希望，在诗文里表达过不止一次。当时的中原局势是怎样呢？正当李白由巫峡回到江汉一带的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的大兵，因大旱饥馑，溃于相州。九月史思明又攻陷了洛阳。所以诗的下文谈到了时局：
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田千秋，汉昭帝时的宰相）。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
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看来做诗的当时，九节度使师溃于相州的消息似乎早已传到了江夏，情况是不能令人乐观的。李白表示了他的殷忧，也表示了他的大志。扫**胡尘，射落胡星，是他一向的志愿。这时仍然是雄心勃勃的。
但幻想毕竟只好幻灭。当时的肃宗朝廷，比之天宝年间，是每况愈下了。代替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是李辅国（原是管养马的宦官），代替了杨贵妃的是张良娣。再加上玄肃父子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凡属接近玄宗的人都先后遭到贬斥，如同情李白的张镐、崔涣、宋若思等人都是属于这一类。连仅仅官任左拾遗的杜甫，只因疏救房琯，已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谪贬为华州司功；第二年七月又因关中饥馑，不能不弃官流浪。正当李白流连江汉时，杜甫已经流落到成都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李白怎能有希望被朝廷召回呢？
因此，在上元元年（760）的春天，他结束了洞庭和潇湘的漫游，又折回到江夏；不久便东下寻阳而暂时寓居于豫章。
上元二年（761）他又离开了豫章，往来于宣城与历阳二郡之间。在这一年，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便是在八月间去参加李光弼的东征，但半途在金陵生病而中止了。他有诗纪其事：《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李太尉”即李光弼。《通鉴》：上元二年五月“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今安徽泗县一带）。”出镇的主要用意是在防御安史的残余势力史朝义。诗共二十韵，题只言“十九韵”，因第一句人韵，未算入。其前几韵云：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赵倾。黄河饮马竭，赤羽连天明。
太尉仗旄钺，云旗绕彭城。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
函谷绝飞鸟，武关拥连营。意在斩巨鳌，何论鲵与鲸！
极力写出军容之盛。“蹴踏燕赵倾”就是要摧毁安史的地盘。“巨鳌”是指史朝义。当年三月史朝义已杀其父史思明，继承“大燕”的帝位，建元“显圣”。他还有不小的势力，东北可以退回幽燕，东南可以窜犯吴越。李光弼的出兵是有防止史朝义流窜的用意的。
李光弼以当年八月十七日赴河南行营。李白的参军诗中有“旧国见秋月”句，时令相合。这时，李白已经六十一岁了，他说他“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所谓“会稽耻”是指自己因从永王“东巡”而被长流夜郎的那一番失败。他到了那样的年龄还决心去从军，可以算得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诗句）了。看来他和李光弼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不是得到李光弼本人的同意，便是在他的幕府中有李白的熟人。不然，李白不会贸然从事。因病半途而废，他感受到十分的遗憾。
其实因病而废，却成了李白意外的幸事。李光弼的出兵还有第二个用意，是要镇压东南的人民。第二年的宝应元年（762），也就是李白去世的一年，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县）袁晁起义，聚众二十万，接连占领了上饶、永嘉、宁波等地，声势浩大。史书上说“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通鉴》宝应元年），毫无疑问，二十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这一农民起义，支持了九个月，但终为李光弼的部下所“讨平”了。李光弼这位契丹族的“中兴名将”，同时也是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李白去从军，幸而生了病，不然岂不在他的一生中会真正留下了一个不能磨灭的大“耻”吗？
李白当时得的是什么病，没有明确纪载。病必不轻，是可以断言的。估计，会是第二年十一月夺去了他的生命的所谓“腐胁疾”的初期。唐人皮日休《七爱诗》之一，说到李白“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腐胁疾”，顾名思义，当是慢性脓胸穿孔。脓胸症的病源有种种，酒精中毒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在上元二年的发病，估计是急性脓胸症。病了，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便成为慢性。于是，肺部与胸壁之间的蓄脓，向体外腐蚀穿孔。这可能就是所谓“腐胁疾”了。
这种慢性症很难有痊愈的希望。李白的嗜酒，又至死不休，更使这样的疾病没有治愈的可能。李白真可以说是生于酒而死于酒。他到暮年，逐渐把学仙炼丹的迷信抛弃了，把功名富贵的野心也抛弃了，除诗歌之外，唯一的嗜好就是酒。
而我谢明主，衔哀流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
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
这是上元二年在宣州南陵县铜官《赠刘都使》诗中的几句。此外还有“所求竟无绪”句，很明显是他八月从军因病中途折回后的事。可见他不仅一个人独饮，而是有不少的酒客和他一同豪饮。有时他到田家去做客，同主人对饮至天黑。“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游谢氏山亭》）有时他饯别朋友，还要饮一个通宵。“今宵贳酒与君倾，……酣歌一夜送泉（渊）明。”（《送韩侍御之广德》）像这样不断的豪饮，他的可能因酒而得的病，如何能好？
李白是以宝应元年（即上元三年）十一月死于当涂的。他到当涂去依靠“从叔”县令李阳冰，前人以为就在宝应元年中。但就他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一诗看来，应该是在上元二年的冬天。这时在九江营商的“兄”可能已经离开了，或者兄弟之间生了隔阂，故只好去依靠“从叔”。诗是五言二十八韵，最后七韵是这样：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
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
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
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
照这诗看来，分明是在冬天由金陵去当涂访问阳冰。因为在金陵靠着朋友们的周济不能维持生活，所以来到当涂求靠。但他开始没有说出来意；已经告别了，在船上写出这诗来奉献，才迫不得已说出了自己的窘迫。李阳冰看了诗，又才把他挽留了下来。这就表明：诗必作于上元二年的冬季。因此，他才有可能在当涂过第二年的重九。他有《九日龙山饮》一诗可以为证：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龙山”在当涂县南十里，如果他是宝应元年的冬天才到当涂，他就不可能以“逐臣”身分在龙山登高，度过重九。他还有一首《九月十日即事》，应该是第二天做的。
昨日登高罢，今朝又举觞。**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诗的格调情趣完全相同，把李白豪迈之气差不多洗脱干净了。简单二十个字，不仅仅在惜花，而且在借花自惜。他的一生也是遭了两次大蹭蹬的——赐金还山与长流夜郎。花遭两次重阳，人遭两次重伤。语甚平淡，而意却深远，好像在对自己唱安眠歌了。
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初旬，时李白病已垂危，在枕上授稿，请求作序。由这篇序文看来，李白寓居当涂也必然在一年前上元二年的岁暮。
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文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序。
“乙酉”是十一月初十，李白在当时或许尚在病中，但离去世也不会太远了。李白赴当涂如果是在李阳冰“临当挂冠”（就要离任）的时候，李阳冰不会挽留他，他也不便停留下来。故李白最后寓居当涂必然有一年光景，终于以“腐胁疾”病死在当涂。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谓“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临终歌》今存集中，刊本误作《临路歌》，简短四十二字：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兮）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照样自比为大鹏，自负之心至死不变。然而自叹“力不济”，这和《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一首“吾衰竟谁陈？”是有一脉相通的。在那首《古风》里面，他想到了孔仲尼泣麟：“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在这首《临终歌》里面，他又想到了孔仲尼泣麟。他一方面在自比仲尼，一方面又在叹息时无仲尼，而却寄希望于“后人”。实际上如果仲尼还在，未必肯为他“出涕”；而“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他的诗歌被保留了一千多首，被传诵了一千多年，“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