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肃清君侧、诛锄杨国忠为名，叛变于范阳，出兵西犯，河东诸郡相继陷没。十二月攻占东都洛阳。第二年六月攻破潼关，哥舒翰被生擒而降贼。于是，被李白比为汉武帝的唐玄宗李隆基便成了逃亡天子，匆匆忙忙地向四川逃跑。一百四十年的李唐统治，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仿佛从天上掉到地下，几乎一蹶不振。

安禄山是突厥人与波斯人的混血儿，他的成为最大的军阀以至于叛变，事实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们把他养成的。根据《唐书·安禄山传》，可以看出自天宝元年至十三年他的官职升进的惊人的迅速。天宝元年任第一任的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又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二年，晋骠骑大将军。三年又兼范阳太守、河北采访使。六年，晋御史大夫，封为柳城郡公，不久又晋封为东平郡王。九年，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又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十三年，任尚书左仆射，实封千户。他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就只剩下做皇帝了。

他不是仅有虚位，而是大权在握的。今天的河北、内蒙、东北、乃至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大片土地差不多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不断地在招兵买马，蓄积势力。连杨国忠在天宝十二、三年时都感觉到他必然叛变，而唐玄宗却一味宠信他，甚至于把他收为杨玉环的义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这个混血胡人终至于叛变了。

安禄山叛变当时，所谓“盛唐”是怎样呢？同一《安禄山传》中有扼要的叙述，可怜得几乎令人不能相信。据说当时州县的铠甲兵器都锈坏了，不能用。临时招募的兵士，连弓套都不能解、剑鞘也不能拔。拿起木棒抗敌，当然不能抵抗。于是，地方官吏们便弃城逃跑，或者自杀，或者被俘虏。这样的情况，每日不断。这就是所谓“盛唐”的真实面貌。一方面是十几年的养精蓄锐，另一方面是几十年的文恬武嬉，两相接触，其结果也就一目了然了。自安禄山叛变之日起，仅仅三十三天便攻陷了洛阳，到明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新的朝代。安禄山在叛变后的第三年，即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也不到三年，即在乾元二年（759），又被突厥人的史思明杀了。而史思明也不到三年，即在上元二年（761），又为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后为回纥兵所败，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自缢，为期也不到三年。就这样，整整八年间的所谓“安史之乱”基本上也就平定了下来，李唐算幸运地没有失掉它的统治。然而这八年间，黄河流域的居民是遭了大劫的。经过乱离之后，全国人口只有一六九〇万强，比天宝十三年减少了将近十分之七。李白诗所哀痛的“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良宰》）看来不是夸大。

在安禄山叛变前三年，即天宝十一年（752）十月和十一月，李白去过幽州——安禄山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带。他当时也感觉到安禄山的叛变已迫在目前。他在追忆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有所叙述。

十月到幽州，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

这一段叙述得很沉痛，这里对于玄宗朝廷是有严峻的批评的。“扫地借长鲸”的“君王”是谁呢？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可见李白认为：酿成了安史之乱，李隆基要负很大的责任。是唐玄宗把当时天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和盘送给了安禄山，使得他庞然坐大，一呼一吸可以使百川沸腾，连燕然山都会被吹成飞灰。这还只是天宝十一年十一月左右的事，再隔三年的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终于使“天下横溃”，实现了李白的预感。李白在游幽州的当时非常伤心，伤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无人听。这样的话，在他的乐府《远别离》和《梁甫吟》中还反复地说过，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

他曾经在黄金台上“呼天哭昭王”是可以使人理解的。他在那时的确是无从进言，即使有进言之路，唐玄宗也不会信他。连杨国忠、韦见素的话都等于耳边风，李白以一个被谗逐的文人，所说的话能有多重的分两？“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这里面包含有自我批评。用了一个“却”字，那就等于说：在国难临头的时候公然还想游仙避世，是不应该的。诗作于乾元二年（759），上距天宝十一年（752）已经八年了。李白是经历了长流夜郎的刑余之人，他的思想有了相当大的变迁，故他回忆往事时能够批评自己。但他的自我批评是不够深刻的。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求仙固然不应该，“奔亡”也同样不应该。这种退撄逃跑的思想到后来一直纠缠着他。安禄山叛变时，他正采取了“奔亡”的道路，应该说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但他还在护短，说“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这正表明他的自我批评的极不深刻。

请读他的《扶风豪士歌》吧。“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分明是天宝十五年三月安禄山占领着洛阳时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是“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再请读他的《猛虎行》吧。同样是在天宝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阳酒楼和草书名家张旭相遇，“槌牛挝鼓会众宾”，同样在歌舞作乐。尽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是国难严重的时候，而他和张旭却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张旭比为张良，而把自己比为韩信。他又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而却“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在这时实在是胡涂透顶了！

长安以天宝十五年六月下旬为安禄山的部下所占领，但在这之前的六月十二日唐玄宗早已离开了，逃跑得非常匆忙。十四日到了马嵬坡，侍从部队兵变，把阿飞宰相杨国忠杀了，玄宗被迫缢杀了杨玉环。十五日应老百姓们的请求，留下了太子李亨以图恢复北方，逃亡皇帝继续逃亡。七月二十八日逃到成都，据说“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人数虽不多，对于沿途的骚扰一定是大有可观的。

在逃亡途中的七月十五日，玄宗听从了房琯的建议，下出分置的制诏，史书上称之为“制置”，这在当时是紧急而重要的一项措施。根据《资治通鉴》（肃宗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所述，照录其内容如下：

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彙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

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

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当时规定，盛王李琦、丰王李珙都不出阁，随侍在玄宗左右。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这用意非常明白，李亨所负的是恢复黄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是经营长江流域的使命。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虽然不归永王管辖，但盛王既不出阁，为之傅的刘彙是房琯的“私党”（见下引《唐书·房琯传》贺兰进明语），而权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见盛王的领域实际上也属于永王的势力范围了。李璘所负的使命，看来比李亨所负的使命还要重要。黄河流域如能恢复，则天下仍归于一统，自然是最好的前程。但就当时的情势看来，北路的恢复事业比较困难，希望颇为渺茫；而南路的经略则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维持到南北朝时代的局面。因此，李璘的赴镇，关系很重大。他所负的使命是在天下不能归于一统时准备建立“东唐”或“南唐”。在他离开玄宗时，无疑是曾经被面授过机宜的。

但在这“制置”下达之前，太子李亨于七月十二日已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尊玄宗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灵武的通报到达成都，唐玄宗只好听从太子的摆布。再隔六天，八月十八日，玄宗派遣了韦见素、房琯、崔涣等把传国玉玺送给李亨，正式禅位，估计要九月中旬才能到达。于是父子之间的矛盾告一段落，兄弟之间的矛盾便突出而且激化了。

李璘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据说幼时失母，是李亨把他抚养大的。开元十三年（725）三月封为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制置”之诏下达后，他离开了玄宗，以天宝十五年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夏。到了江夏后，《唐书》本传说他“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费巨亿”。其实这些都是按照“制置”的规定行事的。《新唐书》本传又说他“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为谋主，……以浑惟明、季广琛、高仙琦为将”。史官们忽略了“制置”的用意，偏袒李亨朝廷，而以李璘为叛逆。其实真正违背父命的是李亨而不是李璘。李亨既已擅自做了皇帝，天下成为了他的私有物，不愿意被别人分割。他是不同意“制置”的用意的。《唐书·房琯传》中，有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在肃宗李亨面前谗毁房琯的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李亨的心事。

琯昨于南朝，为圣皇（指玄宗）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天子（指肃宗）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彙、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

贺兰进明的这番话受到肃宗李亨的赏识，话是说到他的心坎上了。像这样，把玄宗集团说为“南朝”，则肃宗集团自然是“北朝”。父子之间，俨然敌国；更何况乎兄弟！实际上李亨当时是同两个方面在争夺天下，一个方面是同安禄山、史思明争，另一个方面是同“圣皇”和“圣皇诸子”之间争。因此，在东西二京都尚未收复的情况下，兄弟之间的内战便爆发了。

关于永王的东下，李白有《永王东巡歌》纪其事。诗现存十一首（其中第九首前人定为伪作），透露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很值得研究。因此，我想一首一首地加以解释。

第一首：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这表明永王正式宣告出师的时期是在至德二年正月，就在这一个月内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作诗的日期或者在其前，也可能在其后而消息尚未传到。“天子”自然是唐肃宗。“遥分龙虎旗”是说授权出兵。由这句诗可以看出，永王军中还不知道唐肃宗李亨已经在上一年十二月对他们下了讨伐令：一方面以高适（他是反对“制置”的人）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与江东节度使来瑱，率东部兵会师于安州（今湖北安陆），以申讨伐；另一方面则派遣宦官啖廷瑶、段乔福去与地方势力广陵采访使李成式等联系；事实上永王已经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形势之下。由于永王军中还不知道这个形势，人们是很乐观的，由李白的诗即可以看出。第一歌的下二句是说：永王一出师，长江流域首先就安定了下来，江汉变成了鹅鸭的池塘。情绪是多么乐观！他们要乐观，当然也有道理。在他们看来，“制置”是玄宗的意旨，论理会为肃宗所同意。永王的出师是奉命行事，还会有什么阻碍呢？然而，他们是把实际情况估计错了。玄宗和肃宗父子之间的冲突，这个新因素，他们没有料到。

第二首：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由于安禄山的叛变，黄河中下游的地主阶级苍黄南奔，又出现了晋代永嘉南渡的现象。李白在同年秋季所作《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也说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两者是互为印证的。李白在自比谢安，以为“谈笑”之间便可以扫**胡尘。自负得有点惊人，乐观得也有点惊人。“三川”是秦郡名，汉改为河南郡，在荥阳、洛阳一带，因有河、洛、伊三水，故名。

第三首：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

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永王是由江夏出兵的，这时已经过了寻阳，到了江苏境内了。这儿在说“秋毫不犯”，赞扬永王水师的纪律好；但在二年后所作的《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良宰》诗中却说：“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节制非桓文，军帅拥熊虎。”看来后者是老实话，前者是在宣传。五彩云笼罩着春日，完全是太平景象。幸好还有一个“遥”字，只是说有很可以乐观的前景，在李白的心境中可见还是有一定的分寸的。

第四首：

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

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去鹊楼。

这首表明永王已经到过金陵，使“龙盘虎踞”的六代帝都又恢复了生意。春风着手在吹暖着昭阳殿，明月从新又照亮了鹊楼。李白本有迁都金陵的主张，故加意写出金陵的复活。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永王既经到过金陵，为什么没有以金陵为根据地而停留下来？下面的歌辞中有回答，便是永王想去“救河南地”（唐代的“河南道”包含着今河南省和山东省的全部，安徽、江苏等省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东都洛阳），用的是“水师”，所取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浮海”，一条是通过运河。但这目的没有达到，只是在李白的这些诗里面留下了些痕迹。

第五首：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二帝”自然指玄宗与肃宗，当时东西二京都尚未恢复，玄宗在成都，肃宗在彭原。“五陵”是在长安附近的五座先王的坟墓，即李渊的献陵，李世民的昭陵，李治的乾陵，李哲的定陵，李旦的桥陵。诗的后二句把永王出师的目的点明了，就是要“救河南地”，企图去收复洛阳。当时没有从旱路出兵，而是采取的水路，看来是有直捣幽燕（安禄山的根据地）的想法。

第六首：

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

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

这里点出了永王水师所在之地，是在镇江附近。镇江是南北运河衔接的枢纽。看来当时的用兵计划，除“浮海”之外，很想利用运河北上，至少可以运输粮食伕马。诗人着力在写当时的印象，两岸旌旗，连天烽火，浮江海浪，映水楼台，是一幅壮丽的油画。

第七首：

王出三江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

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水师已由长江中游到了下游，目的是准备“跨海”，即主力军经由海路北上。其中一部分或许是辎重部队，已经到了扬州了。从这首诗里面可以看出永王军事的部署，他确实是想跨海北征的。“三江”之说甚多，在此当是长江、汉江、赣江。

第八首：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古月”切胡字，出师的目的是在摧毁胡人宋禄山、史思明的势力。乘长风破万里浪，海陆（陆是经由运河）并进，故云“海动山倾”。“帝子”指永王，“龙骧”是西晋龙骧将军王濬，他以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率龙船下益州，大举伐吴。这里以王濬比永王是合乎分寸的，足证下面的第九首确是伪作。

第九首：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

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祖龙”是秦始皇，“文皇”是唐太宗，“渡辽”是说唐太宗用兵辽东。这里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前人以为伪作，是毫无疑问的。《东巡歌》应该只有十首，其后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成都）歌》也只有十首，显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为一“什”的办法。第九首无疑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但却为永王提供了一个罪状，便是有意争夺帝位，想做皇帝了。

然而诗尽管不是李白做的，却有史料价值。诗中说到“浮海”，说到“渡辽”，可证永王幕府中人的确是想由海路北上直捣安史的根据地。这一首，把第七首和第八首的含意更突露出来了。

第十首：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这首又回顾了一下“制置”的使命，经营长江流域，以金陵为根据地，并出师北伐。值得推敲的是第二句的“还”字。“还”到哪里？第十一首作了回答：“西人长安到日边！”这对于肃宗李亨要李璘还蜀，也作了正面的回答。“初从云梦开朱邸”，是说坐镇江陵（长江中上游的重镇）。“更取金陵作小山”，便是要以江宁为根据地。这句诗中的“金陵”是指紫金山。“小山”用的是淮南小山的典故；淮南小山，旧说以为人名，或以为文体名。但李白有《白毫子歌》（“白毫子”是隐士，言其眉有白毫），首二句云“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又说“小山连绵向江开，碧峰巉岩绿水回”，则“小山”分明是山名。李白当有所本。此处是说要把紫金山作为永王苑里的“小山”，显示了永王有以江宁为根据地的用意。

第十一首：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这首是预想到凯旋的时刻了，在庆功宴上献俘，李白要加以指挥。但最重要的是“西入长安到日边”句，不仅要“救河南地”，恢复洛阳，而且还要“西入长安”。这就是“东出师”的最终目的。向“东”是为了“浮海”——走海路进兵，“出师”是为了“一扫胡尘”，消灭安史的势力，光复东西二京。

但这个行军计划没有可能实现，大约就在李白做出这几首《东巡歌》之后不久，问题揭晓了。首先是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用了对等的照会，写上了李璘的名字，诘问东下的用意。永王李璘被这事激怒了，复照加以申斥，其文如下：

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寮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

于是便派浑惟明去攻取李希言，派季广琛去袭击广陵采访使李成式。内战的局面便展开了。李希言的“平牒抗威”，很明显是和李成式一样，已经和李亨朝廷取得了联系，而永王却还蒙在鼓里。他的“友于皇帝”早在打他的主意，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转瞬之间，堡垒又由内部崩溃了。是季广琛首先发难，永王的军帅们几乎全部背叛了。《新唐书·永王传》里面有所纪载：

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叛逆，如后世何？”

众许诺，遂割臂盟。

于是，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

武将们真真正正地星离云散了，没有脱离的就只有一位高仙琦。永王的军势在丹阳附近被地方势力击败，永王仅以五骑由丹阳奔鄱阳，打算南走岭南。但以当年二月，在大庾岭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所擒而被杀害，高仙琦不知所终。就这样，连高适和来填的兵都还没有过江，战事便很快地结束了。

看来，永王为人是刚愎自用的。他的幕下也未始没有人才，而是有才而不能用。就如李白，他派了他的“谋主”之一人韦子春到庐山去把他请下山来，三请而后达到目的。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以纪其事。李白初下山时是至德元年（天宝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适逢永王的水师也由武昌开到九江。李白当时是兴高采烈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伎》中有云：“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得意之态如在目前。韦司马可能就是韦子春，秘书是旧职，司马是新官。同时所作的诗还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说他自己参加了宴会，“如登黄金台”，以燕昭王比永王，而以乐毅自比。然而不久他就幻灭了。李璘对于他，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视。李白《与贾少公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白绵疾疲苶，长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

这很明显是在永王幕府中写的信，估计在他写了《东巡歌》之后不会太久。他自己已经感觉着，在幕府里面等于灰尘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个计算起来，只有两个月光景。心境转变得很快，环境也转变得很快。还没有来及让他荐贤自代，他只好从前线奔亡了。有《南奔书怀》诗，别题为《自丹阳南奔道中作》，其中有这样几句叙述到永王部下的崩溃情形和自己的心境：

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秋风思归，用的是张翰的故事。张翰在西晋齐王同的幕下，因秋风起而思食江东莼羹，因而离开了齐王。不久齐王失败被杀，张翰得免于难。李白说自己早就有思归之叹，并不是待秋风起而思莼羹，这和《与贾少公书》中所说是一致的。真正的原因是李璘并不重视他。从这一点看来，李璘远不如他的“友于皇帝”李亨。李亨还知道重用高适以为讨伐李璘的统帅，而李璘却使李白感觉着自己在幕府里只像是灰尘。李白既受到这样的待遇，其他有才智之士尽可以类推。就如季广琛所说的“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也并不是错误的见解。可见永王部下的武臣们也并不赞成内战。如果李璘能够集思广益，一方面抚慰人民，真正做到“秋毫不犯三吴悦”，另一方面联络地方上的实力派，真正做到“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他实在是大有可为的。然而他却急于首先揭开了内战的幕，使好端端的一个局面，被他自己的独断专行葬送了。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转而为极端的灰心，不是没有来由的。

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璘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例如《箜篌谣》：“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又如《上留田行》：“参商胡乃寻天兵？……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所谓“汉谣”是讽刺汉文帝刘恒与淮南王刘长之间的冲突。刘长不守法度，被充军西蜀，不食而死。民间因有《尺布之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参商寻天兵”的故事，见《左传》昭公元年，据说古代高辛氏有两个儿子不和睦，老是在天上打仗，高辛氏便叫大儿子去主管商星（又名心星或大火）、二儿子去主管参星。这两个星座是对立着的，在晚上的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者既不会见面，当然不会再打仗了。这个神话很古，可能传自殷代。（卜辞十二辰中有两个不同结构的“子”字，即第一位的“子”与第六位的“巳”，是对立着的。）李白的诗，毫无疑问，是在利用这些传说来讽喻时事。

又《南奔书怀》中有句云：“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诗意全同。何以标出“秦赵”？旧时注家未得其解。今案《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秦赵兴天兵”即“参商寻天兵”。“秦”自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李白是反对打内战的，然而李亨与李璘毕竟把“北寇”丢在一边以干戈相见，而李璘已一败涂地。“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这是《南奔书怀》的最后四句，表明了李白的失望和痛心。真正是“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了！

永王失败被杀，同时他的几位“谋主”——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新唐书·永王传》以为“皆伏诛”，其实并不尽然。其中李台卿一名便确实没有被杀，李白在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还有诗送他，即《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是李白游潇湘时与李台卿相遇。诗中云“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所说的便是永王东巡事。又云“吾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虯隐尺水，著论谈兴亡”。可见李台卿被谪贬在潇湘附近。李白称之为“经济士”，又称之为“潜虯”（卧龙），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变。李台卿不是背叛投降是可以肯定的。他之没有被诛，一定是有有力者保护了他，详细的情况不明。

李白虽然没有被列为永王的“谋主”，但他的名气大，他的出处关系也大。照杜甫的诗看来，他在当时是“世人皆欲杀”（《不见》）的。何以也没有被杀？在这里，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文》中叙述了一段逸事：

（李白）尝有知鉴，客并州（太原），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脱免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已）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

碑文作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在李白死后八十一年，郭子仪死后六十二年。《新唐书·李白传》、乐史《李翰林别集序》都转载此事。前人大率信而不疑，近人詹锳根据颜真卿《家庙碑》，得知，郭子仪弱冠应举，即趋显达，时当在开元四年左右，李白尚未出夔门。又天宝以前，子仪并未尝任职并州。故断言：“太白解救汾阳之说，纯属伪托；至汾阳之以官爵赎翰林，确否虽不可必，然其决非报德。”（《李白诗文系年》17页）詹氏考证颇详，“伪托”之说可信。唯沿旧说，谓“汾阳之以官爵赎翰林”，则是把裴敬碑文的“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误解了。今案“以”字应该读为“已”，前人照字面作“用”字解，把事实太夸大了。永王失败时，郭子仪任左仆射兼天下兵马副元帅，他为爱才起见，对于李白的处分发表过从宽的意见，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有了郭子仪的缓颊，李白因而得免于诛戮，但传入民间便傅益成为郭李相救的传说。这传说，其后尚有发展，如《警世通言》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后收入《今古奇观》），竟说李白在长安游街，看到郭子仪犯法，被绑赴刑场，出面把他搭救了。这应该说是民间的同情心的表现，是李白所赋有的平民性的一面所得到的回报。民间对于所爱好的人，是不愿意他被杀乃至死亡的，李白其后病死于当涂也被美化为入水捕月而骑鲸飞升的传说，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永王死后，《新唐书》本传中还有一些尾声，足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在狗咬狗的闹剧中，所表演出的假仁假义。

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皇甫）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

肃宗以少所自鞠（抚养），不宣其罪。谓左右曰：“皇甫侁执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杀之，何耶？”由是不复用。

分明是自己的狡兔三窟之计，南北并进，而却把李璘作为替罪羊，既废之而又“悼之”；分明是自己下令讨伐，东西夹攻，而却斥责皇甫侁的“擅杀”，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依然在尔虞我诈、我诈尔虞。这就是封建帝王父子兄弟之间的现实关系。皇甫侁自以为体得了意旨而落得“不复用”，只是兔死狗烹之又一例证而已。假如他不“擅杀”，难保不会以同情叛逆的罪名，而受到更严烈的处分的。

要之，永王的迅速败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又一次大失败，而且失败得更惨，更加突如其来。他虽然没有被杀，但寻阳的监狱在等待着他，夜郎的流窜在等待着他，迅速的衰老和难治的疾病在等待着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剧逐步地快要接近尾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