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上了登山服——新春花城访杨沫

火车徐徐滑进了广州车站，十多个小时的车厢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高兴地走下车来。进站来接我们的《花城》文学杂志编辑部负责人老范和老钟告诉我们：“杨沫同志也来了。”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也坐的这趟车？她在哪里上的车？”我们又兴奋，又生疑。因为这趟车是从湖南怀化发车的。

“不，她已到了广州。现在她到车站来接你们来了。”

说话间，一个老太太朝我们走来了。她个儿不高，很胖，却又着一件肥大的登山服，穿一双登山鞋，使她显得更胖了。认识她的叶蔚林等人，赶忙迎上去，喊她：“杨沫同志，您好！”

“好，好，大家好。我来接你们，接你们这些老乡呀！”她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

这几天，寒流袭击广州，落着牛毛细雨，这座温暖的南方都市，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奇冷。难怪杨沫同志穿上了厚厚的登山服。临近春节，上下车的人很多。我们夹在出站的人流里，缓缓地朝前移动。杨沫同志挤在我们中间，认真地询问湖南的文学创作情况，工农业生产情况，乃至这个或那个中青年作者的情况。言语间，浸满对故乡的关切之情。我们热烈的谈吐，和眼下寒冷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杨沫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住处，才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在午餐的餐桌上，大家又不免谈起杨沫进站台接我们的事。《花城》编辑部的负责同志说：“听说你们今天到，她坚持要来车站接你们。我们看天很冷，又下雨，她年近七旬了，就没有喊她去。哪知，离火车到站还有一个多小时，她就打电话到编辑部来催我们了。听说接车的人走了，她急了，自己喊了一个车，就往火车站来。按我们的传统习惯，是小人物接大人物，司机听说这位老大姐要进站台接人，猜想一定是来了大人物。因为杨沫不仅是著名作家，而且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哪知道，她接来的，是你们这批‘大人物’呀！”

大家哈哈笑了。是的，我们这群人，除了叶蔚林、莫应丰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作家外，其余的都是二十几、三十多的小伙子。杨大姐的为人，很使我们这群青年作者感动。

次日上午，我们到杨沫的住处去看她。一拉开门，她看是我们这一伙，连连笑着说：“好，欢迎，欢迎，我们是老乡会老乡。”叶蔚林说：“我们这伙红卫兵抄你的家来了，有什么好吃的呀！”杨大姐笑着翻箱倒柜，拿来了梨子、苹果、香蕉。香蕉只有五个，我们去的人多，分不过来，杨沫看了看大家，说：“我们民族的一个好传统，是尊老护幼。我是长者，应该爱护年青同志。我看，这五个香蕉，就给年纪最小的同志吃。”说完，就把香蕉分给了我们五个年纪小一点的同志。接着，她对叶蔚林说：“你就只能吃苹果了罗！”

吃了香蕉，她又给我们拿来苹果，接着，又打发她的外甥女儿去街上买春卷，说是味道美极了。她催我们吃糖果的神态，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年幼时和奶奶、外婆相聚的情景。趁春卷还没有买来的空隙，我们问她：“这次想不想回故乡看看？”她笑笑说：“怎么不想呢？可是，忙呀，这次恐怕挤不出时间来了。”

杨沫，祖籍我省湘阴（现为汨罗县）县，在北京出生。她三岁的时候，父母带着她回过一次故乡。此后，六十多年未还乡。直到1980年，她才第二次踏上她的故土。依依乡情，催动她的笔尖，她接连写下了《乡情》和《情的朝与暮》两篇散文，交《湖南日报》和《芙蓉》文学杂志发表。“现在，您正在写什么呢？”韩少功问她。她说：“这次是躲出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日记。我有个记日记的习惯。但以前的日记，抗日战争中丢失了，1945年，抗日胜利后的日记还保存下来了，大约有40多万字。这次整理出来，交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大半生人生道路的记录呀！忙完这件事后，我准备完成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第二部、第三部的写作。第一部已经出版了。年岁大了，精力不支，写长篇可难了。不敢和你们年轻人比了，听说莫应丰每天能写万把字，《将军吟》只写了90天，我做不到了，一天写下五千字，是我的最高记录。一般只能写三千字。我今年已经68岁，人生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做完我一生应该做的事。”

“她在登山！”这时，我的心咯吱一动，那天她穿着登山服、登山鞋来车站接我们的情景，又立时浮现在眼前……

（原载《湖南日报》1983年3月9日）

杨沫1983年新春在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