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应丰这个人

一连几天阴雨，这天天气终于放晴了。白天，艳阳当空；夜晚，银月铺地。吃过晚饭，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我们一行数人，登上了一辆小旅行车，从湘潭赶回长沙。

汽车在潭长公路上疾驰。车上的人们，被康老（省文联主席康濯）刚刚带来的一个喜讯激动着。在颠簸的汽车上，几个人围着康老，难免又扯起这件事。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是多么崇高的荣誉。而在这为数极少的获奖作品中，竟有我省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这怎么不叫我们为朋友们取得的成就而由衷的高兴呢！

车外，河流、田野、山岗，全笼罩在一片神秘色彩的月色里。我们乘坐的汽车，也象这位开车的年轻司机一样，充满着青春活力，在平坦的公路上疾驰。山岗在后退，河流在后退。公路两旁的树影，扑面而来。然而此时此刻，我的思绪，却在漫无边际地奔涌……

我想起了什么呢？

我想起了莫应丰这个人——

时间如流水，一眨眼六年多了。那年盛夏，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刚刚被“平息”。大自然的气候，也象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一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我那才三岁多的小子，额上、脸上、后脑勺上，生出一个个的脓包来。恰在这时，接到上面的通知，让我到南岳参加一个写作“长征路上吃过糠、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负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的“走资派”的学习班。我爱人说：南岳山上凉快，你就带着孩子去躲过这个热天吧！

我带着三岁多的小子源源上山了。就是在这里，我和源源一起，认识了他——《将军吟》的作者莫应丰。此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的清样已经出来了。

人们的“写作”积极性都不高，莫应丰尤其。白天，不见他动笔，晚间，他倒出现在我们这堆坐在古松下乘凉的人群里。我的源源是他取乐的对象。现在，十岁的孩子仍然记着莫伯伯当年在南岳山上装成一个国民党伤兵的样子，教给他唱的那支歌：

共军双日不打炮

送来的东西真不少

哆咪咪法沙

有呷（吃）的……

每当唱到“有呷的”这一句的时候，小源源的嗓音特别高。这时，我们这群上山来写“走资派”的伙计们，便合掌大笑。莫应丰的笑声更高……

我万万没有想到，生活里竟有这样富于讽刺意味的事情。被请上山来写“走资派”的莫应丰，这时，刚刚秘密地写完一部当时是犯有杀头之罪的、歌颂军队里的“走资派”的长篇小说。四月，全国各地正在搞什么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他却躲在毛主席当年率兵上井冈山的文家市，按他的认识写“**”有一个月了。五月初，他带着已写就的一十五万字的稿子回到长沙。夜里，几位知心朋友来看他。他给朋友们念了两章。霎时，朋友们当时那窒息的心胸里好象突然捅开了一扇天窗，大家感到淋漓尽致般的痛快，当然也难免有几分紧张。夜深了，张新奇、贺梦凡准备回十多里外的自己的住处去。他们却不愿骑车，推着车子，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激动地议论……

朋友们一直关心着他，关心着他的这部作品。很快，“四人帮”倒台了。又过了些日子，全国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了。党内的“左”的东西，在被不断地清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一位已经考上了研究生的青年朋友，登门来对莫应丰说：“你那部稿子。可以从楼上取下来打扫打扫灰尘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1978年冬天，省文联召开一个会议。康老把莫应丰喊到自己的身边坐下，这时，莫应丰刚刚出版了一本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风》。康老向他祝贺。他悄悄地对康老说：“我还有一部哩！”康老感到惊奇，忙问：“这么快，又写了一部？”莫应丰说：“写了二年多了。”康老告诉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韦君宜最近会到湖南来，到时我把她的住处告诉你，你把书稿送给她看看。”

韦老太来了。但是，第一次由于弄错房间号码，莫应丰扑了一个空。第二次才找到她。进门以后，他坦率地向韦老太说：我这部书是写什么什么的，你们如果认为可以出，我就送来请你们看看。他的坦率，引起了韦君宜这位老编辑的注意，连忙说：“请你拿来看看。”第二天夜里他将藏了两年多的书稿取出，骑上单车直奔韦君宜的住处来。不知是由于激动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车子刚出门不远，就连车带人闯进一堆因搞基建而堆放的鹅卵石里，车轮被死死地卡在鹅卵石中。他只好下车，心里不禁一凉，一种习惯的迷信心理涌了出来：不好！今晚出师不利，这部书稿的命运不佳。他怀着这样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还是骑上了单车。到了宾馆，上门前的石级时，皮鞋的底子脱了，他只好狼狈地抱着书稿往前走去……

书稿带到北京，八个人看了。编辑部通过一番争议，终于肯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将军吟》。

——这是后话，我后来才知道的。

在南岳山上的那些日子，除了每晚他教我的小源源唱歌以外，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后来我们间或见见面，也没有很多的交往。老实说，我常常看到他穿一件军呢大衣，昂首挺胸、威风凛凛走路，心里觉得他冷峻、高傲。我在心里彻底改变对他的这个印象，还是两个月前的事。

1982年国庆节前夕，叶蔚林、孙健忠、他和我，应《钟山》编辑部的邀请，去参加太湖笔会。四人中，按年龄排列，叶蔚林、四十七岁，是我们中的“大哥”；莫应丰、四十四岁，老二；孙健忠长我五岁，是“三哥”。我最小，他们戏称我“四弟”。我的仪表也是最窝囊的。那天晚上，走进上海第一百货商场，这位“二哥”和“大哥”、“三哥”为我做主，硬是给我买了一件新装。十多天里，我们朝夕相处。深夜，我躺在**，他坐在我的床头，听我谈构思，为我出主意，每天早上，一出门，他就给我扣好衣服上最上面的扣子。告诉我：走路要挺胸、收腹，两眼平视……我真象他的一个未成年的小弟弟。

他是那样走路，腰板挺直，威风凛凛。这时，我再不觉得他这样走路“刺眼”了。因为已经“认识”了他，好象他真是我的“二哥”一样。有时，我们看他那走路的姿式，不免要和他开句玩笑：“你这位《将军吟》的作者，真象一个将军！如果你早生二十年，你一定是一个将军了。你有将军的气魄，有将军的风度！”——怎么不是呢？他敢在那种年月里写《将军吟》，不就有大将的气魄吗？

他听了，哈哈大笑。这时，我仿佛又听到了那远远地飘去了的、南岳山上听我源源唱“有呷的”歌子时爆发出的笑声……

一丛丛灯火，不时从车前掠过。长沙越来越近了。月亮升高了，大地蒙上一层银色的月辉，迷人极了。我想，明天要去看看我的“二哥”，向他祝贺一番了。

次日中午，我正准备出门，《文艺生活》编辑部的一位编辑登门来向我约稿，要我写写莫应丰，我欣然应允了，艳阳下，我们登车向莫应丰的住处奔来……

（原载《文艺生活》杂志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