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养育作家——访王蒙

不久以前，应《花城》编辑部的邀请，我们来到广东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访问。那天，在宾馆的客厅里猛地见到这个瘦个子中年人时，我们感到突然，问他：“您什么时候到的？从北京来？”

“不，从海军转业下来。”

“转业？您什么时候参军了？”大家怔住了。

“一个月前，应海军部队邀请，到西沙群岛访问、深入生活。”

大家明白了，哈哈笑起来。王蒙，就是这么一个幽默、风趣的人。他和大家一一握手。我们这批湖南中、青年作者中的好几个人，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他对我们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他和水运宪握手时说《祸起萧墙》，他握着我的手就说《山道弯弯》。

王蒙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天，我们对他进行过一次漫谈式的访问。

我们爬到三楼，推开最西头的一扇房门，他们夫妇俩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进去，连忙让坐，趁寒假同丈夫一起来广东访问的王蒙夫人、中学教师崔瑞芳，拿来了桔子往我们手里塞。

“是来‘审问’我了吧？”这次访问是在晚饭的餐桌上约定的，现在，他笑着把访问说成“审问”。

“随你怎么说，反正要请你谈谈。”

“请出考试题目吧！”他很爽快，很幽默。

在我们的恳求下，他谈了他走过的坎坷的生活道路。他祖籍河北沧州南皮县，1934年10月，出生在北京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

1948年10月10日，还差五天才满14岁的他，经地下党员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时，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可是，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将小说付印时，反右斗争开始了，使得这部小说整整推迟了二十二年才得以问世。1955年11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豆儿》算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小说。他发表的第三篇小说，就是那篇在1957年整风前夕引起强烈反响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是因为这篇小说，这个当时才二十四岁的共产党员，被扫进了右派的行列。1963年底，他全家调到新疆，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多……

“我们在乌鲁木齐呆了七年，又到伊犁河呆了七年多，住在牧民家里，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后期我就做些把维吾尔语翻译成汉语的工作。生活养育了我。如果说，错划改正后，我的创作比较活跃的话，我还要感谢这段生活哩！”

“四人帮”粉碎后，王蒙随着文艺的春天回到读者中来了。他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炸”响。《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蝴蝶》、《说客盈门》、《相见时难》等，均先后获得全国性的奖励。同时，他旨在进行艺术探索的《布礼》、《夜的眼》、《海的梦》、《深的湖》、《春之声》等作品，又相继以新的面目展现于文坛。1957年那场风暴，对王蒙来说无疑是一场灾祸。但王蒙从此沉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底层，使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人，熟悉了许多特殊的生活。这样他后来的作品就能如泉水喷涌。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因祸得福”呵！

“创作离不开生活，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老问题，要有新认识呵！这些日子，我常常想：你们湖南的创作为什么上得这么快？早几届短篇、中篇评奖，北京作家要占三分之一。去年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北京剃了光头，你们湖南却占了三分之一。我们感到，湖南作家群厉害，对我们北京作家群有威胁！原因在哪里？北京的一些作家，这几年写‘空’了，生活枯竭了，逼着我们赶快到生活中去。湖南作家的作品，有一股土气，这股土气，就是生气，就是生活气息！”

“我们湖南的作者，也有忧虑了。感到我们的创作开始在走下坡路。恐怕也是一个生活问题，过去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得差不多了。而今天社会大变革中的新生活，又不熟悉。”韩少功说。

“那我们是同病相怜了。赶快到生活里去吧！”是的，没有生活，再大的文学才华也是会枯萎的。

（原载《湖南日报》1983年4月6日）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谈与王蒙在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