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中国教育体制，可悲可叹
中国的教育需要降温，需要人们把心态放平。见物不见人，把人非人化，是我们现在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
焦虑的中国教育
人说，眼下是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标志之一，就是人人焦虑。买股票担心被套住，买房子担心降价，买东西吃担心食品安全。看病的话，焦虑最重。开始是担心挂不上号，然后就担心医生乱开药；动手术的话，不给红包不放心，给了红包也不放心，因为不知道给的是不是足够多。另一个最大的焦虑，是入学。只要有孩子，从幼儿园入托就开始焦心。开始是发愁入不了好的园；入了之后，开始发愁怎么给老师送礼。这样的忧虑一直延续到孩子进了大学，选择出国受教育则已；如果不出国，忧虑则仍在继续。
自打20世纪初中国有了新式教育，谁曾见过家长和孩子为了受教育遭过这样的磨难吗？没有过。民国时，只要家里有钱，孩子能考上，上学就是。没钱的孩子，可以上师范。新中国的教育学了苏联，但好像也没听说过择校这回事。唯一的遗憾是出身不好的家庭，孩子上大学有点麻烦。眼下，虽说教育的投入还不够充足，但教育资源已经今非昔比，至少在城里，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资源不足，反倒是有些过剩。但是，家长们的奔走竞争，却愈演愈烈。好似没头苍蝇，东撞来西撞去，神经高度紧张。
自从“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问世以来，不管有识之士怎样批，都极大地撩拨了家长们的心弦，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从幼儿园开始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场战争，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卷了进来。
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当然有师资的差异，教学条件的优劣。但是，我作为一个农村长大，没上过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农村度过的人，好像考上大学之后，也没感觉跟城市里的同学有太多的差异。只要喜欢读书，具有自学能力，以后的造化实际上是你自己的事情。
进城工作之后，我也见识过一些地方最好的中学的教师，感觉他们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所谓名牌中学的名牌招数，说白了无非就是魔鬼训练。练习，练习，再练习，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训练出来的学生，也无非就是会考试而已。考试的压力，已经从高中，弥散到了幼儿园。
人们之所以幼儿园择园，小学择校，初中择校，考高中甚于高考，都是一个高考指挥棒给折腾的。害的连国外的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的时候都受到了影响。英语成绩节节提高，别的都不看，就看英语成绩。尽管他们明明知道，高分的学生入学之后，学习未必优秀。
其实，中小学的教育，只要能给孩子们一个基本尺度的教育就可以了，天才根本不是学校里能教出来的。至于幼儿园，就是该以玩为主，把本该小学学的东西挪到幼儿园，根本就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做老师的，最要紧的本事就是有爱心，有包容心，有责任心。只需有了这三个条件，相信大多数孩子都会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特别的照顾，接受特别的教育，而学校也有意营造这样的气氛。结果是，不仅孩子本该接受的正常教育没有了，人们所期待的特别，也不过是一厢情愿，更多的成为教师接受贿赂（实际上是保护费）的借口。
中国的教育需要降温，需要人们把心态放平。主管教育的部门和学校不要跟不良商家联手，凭空制造紧张空气。多给老师一点工资和福利，不要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如何从学生身上谋利上去。而我们的家长们也要明白，让孩子接受教育本身不是一场战争。最大的竞争，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上。太紧张了，只能戕害孩子的心灵。
培养人还是工具，或仅仅是工具上的一个螺丝钉？
我有一次在搜狐做节目，两个名校的辩论队辩论，辩题是：读书能否改变命运？两边辩得稀里哗啦，不相上下。一边说上大学有用，一边说上大学没用。最后让我和郑也夫点评。我说，这个辩题就有问题，按道理，应该是读书改变人。而且你们说的读书，无非是上大学；但上大学未必一定读书，有些人其实是来泡妞的。
其实，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辩题，暴露了我们现在教育的工具论取向。教育，不是让人全面的发展，培养健全的人；而是把人培养成工具，甚至工具都不如，仅仅是工具上面的一个零件，螺丝钉。
通过教育，把人培养成某某事业的螺丝钉这种说法，很主流。老师在课堂，大人物在会上，媒体人在媒体上，几乎天天在说。其来源，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论调：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是一些蛋白质集合体，我们按照革命事业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拖拉机手等。苏联的学校，就是这么干的；我们改革前的学校，也是这么干的；现在，有些人还想继续干下去，其实也正在继续干着。
见物不见人，把人非人化，是我们现在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在很多教育者眼里，如果是中小学，进学校的时候是一个个蛋白质集合体，出去的时候变成了考试的机器；如果是大学，进来的时候是考试机器，出去的时候变成了某某事业的螺丝钉。其中比较有出息的，变成齿轮或者曲柄。
其实，就算很爱自己孩子的家长，对于教育的期待，也无非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所谓有用，就是能做大官，做大事，挣大钱。具体说，就是做公务员，进国企。虽说未必想做螺丝钉，但做齿轮和曲柄连杆肯定是乐意的。跟目前教育的方针，并没有大的分歧。
显然，人们忘记了，进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在教育过程中，他们身心在发育，他们的心理在成长，他们的思想在成熟。如果不考虑这些，一味进行机械式的灌输，精神的洗脑，甚至重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式的训练，这些实际上，对受教育者是一种心智上的戕害。
忍受不了戕害的，就变成了问题少年。习惯了灌输的，就变成了不会思想，习惯被灌输的乖孩子。这样培养出来之后，其实可能连工具或者工具的零件都做不了。能做的，只能是废物。
提不出问题的人们
一次，我给某地的中学教师做讲座。讲完之后，到了互动时间，没有人提问题。我问，难道你们这些老师平时讲课，不让学生提问吗？没有人回答。良久，一位老师站出来说，张老师你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何我们提不出问题来？
其实，这样提不出问题的尴尬，我在课堂上多次遭遇。有时候，我的学生无论我怎样鼓励，怎样启发，甚至悬赏请他们吃饭，也依旧提不出问题来。我们的教育是一个标准答案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老师在课堂上都将每节课的内容，分解为一个一个的标准答案，连解题的程序都有标准样式，作文都有标准的套路。老师按照标准答案教，学生按照标准答案学，学好了，考试的分数自然就高。反之，分数就上不去。最终高考，就考不上好一点的大学。
这样的教学模式面前，教的人也好，学的人也好，是不需要怀疑什么的，更没有必要质疑什么。老师按照教学参考书上的套路教就是，把标准答案灌输给学生，就算大功告成；学生呢，自然什么都不用问，问，也是老师的讲授有不懂的地方才问。只要老师的教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学参考书本身没有错误，老师的理解也没有错误，讲解再清晰一点，就一切OK。这样的日子过久了，原本充满童真，一肚子问题的孩子，就被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没有问题了。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质疑这根弦。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学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天底下，没有人比中国教育模式下的老师更自信，因为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真理，就是他们教给学生的内容。他们之所以如此自信，是教科书告诉他们，它的内容就是真理。他们之所以如此轻信，是因为这个教育体制强迫他们只能这样做，必须无条件相信教材，否则就饭碗不保。由于只能这样教才能考高分，所以学生的家长也成为这种教学模式的帮凶。一旦有个老师感觉不对，想要变革一下教学的方式，告诉学生多看点书，那么就立刻会遭到家长们严厉的打击，如果好事的家长告上去，老师的饭碗同样会不保。
教育，原本是应该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但是，我们这种教学模式，连学生带老师的质疑能力都给窒息了，还谈什么创造力？对既有的知识，连质疑都没有，怎么可能创造呢？教出来的人，即使学习好，会考试，背诵的知识多，也不过就是两脚书橱。今后进入社会，基本上很难有什么出息。
真作伪与假为善
我们中小学的老师和校长们，对于学生的德育教育，不可谓不操心费力。为了鼓励学生做好事，大多有表彰的安排。平常一点的是给小红花，学生名单放在墙上，谁的名字后面小红花多，就意味着这个学生好事做得多，是个好学生。还有的学校，锐意创新，设立“做好事银行”，学生做了一件好事，就相应地在虚拟的银行增加一些“钱币”，如果做坏事，就会减去若干钱币。这种做法其实很像明清时节的一种善书，名字就叫“功过格”。做好事，多一分功业；做坏事，多一分过错。最后功过相抵，如果功大于过，则在地狱过得好一点；如果过多了，就可能坠入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
但是，过去的“功过格”没有什么人做裁判打分数，据说是冥冥之中有神灵做主，想作伪，也无从下手。但是，我们学校里的这种为善的奖励，却是老师操盘。学生只消把做好事的证据拿出来，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荣誉奖励。在乎这些的学生看到的，就是小红花和钱币本身，其实未必是好事背后的善。所以，一直以来，总是有学生作假。说拾金不昧吧，就从妈妈口袋里“捡”五分钱交给老师，换一朵小红花；说捡废品吧，就回家把家里好好的牙膏挤出来，把牙膏皮交给老师（那时牙膏皮还是铝做的）；说扶老奶奶过马路吧，就挑个大家能看到的日子等在路口，看见老奶奶就抢着扶，但是平时就是老奶奶跌倒了，也看都不看一眼。
不是所有人都作假，但作假的比例相当高。为了竞争这份荣誉，满足虚荣心，做好事流于作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学生越是看重这份荣誉，就越是可能流于作假，开始是胆子大的学生做，后来大家就逐步都跟上了。时间一长，学生对于作假、撒谎，连起码的羞愧之心都没有了。
鼓励学生做好事，原本是为了鼓励学生行善，增加道德素养。但是结果却是教人作假，从根本上败坏了道德。所以，越是这样鼓励，学生的道德水准越低。对于少年儿童，最大的不道德就是作伪。如果学生习惯了作伪，对于弄虚作假毫无羞愧之心，道德水平只能降低，不是增加。但是，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尽管事实证明这种鼓励做好事的制度安排，弊端很大，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弊大于利。但是，我们众多的学校却依然乐此不疲，一代接一代地玩这样的游戏。很多老师其实也知道其中有假，里面有诈，但只要小红花一排排的，看上去很好看、很壮观，就好了。据说，做好事做多了的班级，班主任也会相应地得到学校的奖励。
孩子的道德素质要从小培养，而且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榜样和权威。但是，道德培养不能用这种容易鼓励学生作假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话，做好事就变成了以假为善，真作伪。如果孩子连起码的真诚都做不到，道德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要学生向善，做好事，最简单的方式是校长、老师要带头做。从来身教重于言教，只要老师能事事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包括帮助学生，真心为学生着想，带出来的学生自然就会喜欢做好事。用不着年复一年玩花样，搞名堂。
教科书的梦魇
现在的学生没有几个不恨教科书的，中学生在考试过后集体撕书，并将之抛向天空的情景，相信每一个见过的人都会感觉有点震撼。但是，我的中学时代，绝无恨书之感。那时的教科书，一个特点是薄，无论数学还是物理、化学，都薄薄的一本，几根干干的骨头，几个定理。语文教科书稍微厚一点，但也厚得有限。第二个特点，是铺天盖地的政治化。语文就不用说了，近似政治课本，数理化里也充斥着政治言语和大道理。讲计算水库容积吧，一定要说是为了防修反修；讲牛顿定律吧，一定要说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世界。
这样的教科书放在今天，估计多半要起发笑作用，对活跃课堂气氛大有好处。可当年的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好笑，但是，谁也不好好学，因为没有考试，连小考都没有。老师当然也就乐得放羊，稀里马哈一学期就过了。那时的中学，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劳动，干农活，春种、夏锄、秋收。城里的孩子还有机会进工厂练练，我们这些农场的孩子，就只能学点庄稼把式。
那时的学生不恨教科书，一学期下来，好些人的书都是新的。别说语文课的课文，就是数理化里的文字，好些人都认不全。最后，不分青红皂白，都高中毕业。这种“坑爹式”的教育，培育了一大批事实上的文盲，现在基本上都是下岗工人。
恢复高考之后，教科书成了抢手货。确切地说，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成了抢手货。说实在的，“文革”前的教科书跟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风格一致，当时不仅没有人恨，而且一册难求。谁有这样的教科书，谁就更有希望考上大学。高考停了十年，人都憋疯了。我那时候也在求，只是求不着而已。
第一次令我对教科书产生困惑的，是考研的时候。我本科学的是农业机械，毕业后留校教党史，被人看不起。一怒之下，愤而考研。临阵摸了摸英语书，就上阵了。没学过文科的人，考文科的研究生，通史这一门，看看觉得题都会，似乎很容易，但就是答不到点子上。历史考试，大体都离不开事件的意义。什么事件有什么意义，一、二、三、四，老师按采分点给分。你得踩到点上，才能得分。这个点，如果你不死背教科书，根本就踩不上。我没有学过教科书，所以答题总是踩不到点上，结果通史才得了60多分。幸亏录取是看总分，最后还是考上了。尽管如此，明白了个中道理的我，还是心情不佳，由此对教科书有那么一点点怀恨在心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改革，但却难有起色。事实上，我们的教科书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者对教育的理解上。人家的教育，是一个探求真理，学习常识的过程。真理在哪里，教育者也不知道，他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一起去寻找。通过查资料，做调查，最后提出自己合乎道理的看法和论点。而我们的教育，教育者真理在握，教育的过程就是把真理或者真理体系，拆解成一个个的知识点，由教者教给学生。学生的学习，就是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而教科书和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就是按照这个思路编的。不仅中小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多半也脱不出这个窠臼。
无疑，这样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对于按照这样的知识体系进行的考试，是相当合适的。尤其是数理化，中学教的知识体系大体固定，我们这样的教法的确能培养出考试的能手。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中学教育令人诟病，但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却老是能夺冠的原因。
然而，就教育本质而言，这样的教法和教科书对学生今后作为人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凡是沉浸教科书里学习好的学生，每每后劲不大。以我比较熟悉的历史教学为例，在学校里成绩越好，教科书理解越透，背功越佳的学生，后来越是做不出名堂。其他学科，大概也差不多。因为这样的教科书教出来的好学生，创造力已经被严重窒息了。其实，凡是教科书学得好的学生，背功一流，考功一流，但读书的兴趣和能力已经基本退化了。我见过太多所谓名校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宿舍的书架上除了教材，没有什么书，他们就是凭着背熟教科书考上来的。上了之后，在这个所谓严进宽出的体系，照样可以毕业。
实际上，教科书对学生阅读的压制，从小学、中学就已经开始了。教科书的存在，原本就是对学生之于书的兴趣的一种摧残。而为了应付教科书里知识点的掌握，势必要排斥其他内容的阅读。所以，在中小学，老早就出现了所谓“课外书”的概念。无论老师还是家长，本质上都对课外书采取排斥态度，认为学生看多了课外书，就会影响成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但是，只看教科书最后成绩好的学生，日后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会有什么出息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教科书由于其固化的模式，也妨害了人们对常识的理解。自然科学的很多定理其实只是相对的正确性，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并不知道。而人文社科部分，我们的教科书更是用一个成见体系，灌进学生的脑子里。比如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意义，其实就是成见，但不背熟这种成见，就没有高分可得。成见多了，形成刻板印象，常识也就消失了。
一句话，这样的教科书，非走不可。梦魇，该结束了。
巴结恶老师，挤兑好老师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快到了，今年过教师节特别不好受。都知道师德在败坏，教师这个职业已经不受人尊敬了。但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比较好的，还能守本分的老师，不仅在学校里，而且在家长圈里也受挤兑。在学校里受挤兑，比较正常，因为别人都利用学生牟利，别人都上课不好好上，补课挣钱，就你假正经，不挤兑你，人家挣钱也挣不痛快。现在的学校近似于官场，好的老师不巴结领导，即使你教书有两下子，领导也不会给你好脸子。
但是，很多中学老师告诉我，由于教书上心负责，他们在家长那里也不受待见。他们讲的活泼，就势必离开教科书；要想让学生多读点书，拓展一下知识面，就必然得要学生多看课外书；如果设法启发学生的智慧，教他们学会动脑筋，那么离教科书甚至教学大纲就更远。这样的老师，学生家长一般都不喜欢，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教法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下降。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那些经常被家长告状的，大多是好老师。家长都知道，这样的老师即使你告了他们，他们也不会在课堂上给你的孩子小鞋穿，因为他们好嘛。反过来，那些在课堂上对学生作威作福，讲课不认真负责，经常利用学生牟利之辈，反而不能得罪。得罪了一个，就得罪了一群。我们家孩子还小，在人家手里攥着，所以只能讨好，只能贿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在学校里，越是好的老师，受到的待遇就越差；反之，那些恶老师却有人争相贿赂，逢年过节，礼物不断。现在送实物已经不时髦了，都是送卡。即使不逢年过节，老师有个暗示，家长都积极响应。恶老师反而受到鼓励，不止是物质鼓励，还有精神奖励。学校里评优，也是这些人优先。大学里也是一样，一个对学生认真负责的老师，学生并不在意；而且他们因为评分很严，反而会遭到恶评。学生们喜欢巴结的，都是那些有权势的老师，这些老师即使课上得一塌糊涂，肚子里什么学问都没有，一样会被学生的恭维包围着。
其实，家长和学生不是不知道谁好谁坏，完全不辨是非。他们知道自己巴结的对象是不怎么样，很恶，但只要我的孩子不吃亏，管他恶成什么样呢？学生在学校不过是过客，只要能比较舒服地过去了，以后学校会坏成什么样，谁管？社会风尚如此，多数人只顾眼前，只讲眼前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想改变学校的现状，想惩罚恶的老师，也无能为力。改革是个百年大计，他们等不得，也不知道自己能在里面做什么。没有人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能做的，就是凭自身的财力，尽量让自己家的孩子过得好一点。
就这样，我们的学校越来越糟，劣币肆无忌惮地驱逐良币。学生从幼儿园起，就成了老师手中的“肉票”，学校和老师可以放肆地对学生和家长提各种无理的要求。而学生和家长，只能无条件地递交保护费。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学校的恶化，到底有没有底？
校服乱弹
在印象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兴校服。中小学生穿着各自学校订制的校服，招摇过市。远远望去，像菜虫者有之，像甲虫者亦有之。说美感，当然大多都谈不上。难怪一些好事之徒总是拿校服开涮，说三道四。
记得十几年前，好像媒体上也说校服这事的，不过那时说的是校服背后的腐败。很丑、很烂、很不透气的校服每套价格不菲，但学生家长却非买不可；买了孩子穿着不舒服，也非穿不可；多穿，穿烂了，才好换新的。这样的校服，不仅仅是因为校长和总务主任没有审美感，而是里面有猫腻，偏是这样的校服他们才能弄到钱。越烂，换得越勤，他们拿的好处越多。
可惜，这样的腐败分子抓了不少，但校服却依旧不怎么样。走到今天，依然留人话柄，惹人笑骂。在中国，有集团购买就有腐败，都成顽疾了，这事如果不从根子上治，治不了。其实，校服就是制服。制服这东西，如果按功能讲，美观不是第一要考虑的。人类有制服，自军队和囚徒始。依照福柯的观点，制服的出台目的应该是为了规训的需要，所谓校服、护士服乃至军服，其实跟囚服在某些功能上是一致的。穿上这玩意，首先是为了便于管理，其次是培养认同感，对职业、身份，团体日久生情，产生认同。当然，一旦认同感生成，规训的目的已经实现大半了。
正是因为认同的需要，所以制服才会考虑美感。像囚服，就没这个需求。有哪个神经不正常的，出了监狱还乐意再进来重做冯妇呢？所以，也就始终谈不上美感，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一旦越狱了，还要囚徒费心换衣服，否则很容易被认出来，抓进去多穿几年这玩意儿。
认同需要美的陪伴，但本身则具有政治意义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设计制服的时候，才会煞费苦心。在历史和现实，流行和时尚，道德与审美之间折腾。世界上最成功的校服，应该是日本近代的男学生服。孙中山拿来加以稍稍改造，就成了国民党标准的革命服，连四个口袋都被赋予礼义廉耻的意义。国民党成立蓝衣社，社员人人都穿蓝色中山装。但不知为何，这个服装后来又被老外叫成毛式服，大家都认。直到今天，中山装还有人穿。但制服的意义，已经淡化了。
在革命时期，制服的政治意义是第一位的，审美什么的，甚至可以靠边站。现在好些唱红歌的人穿的红军服，其实都不对。那时候，各支队伍抓到什么颜色，就染什么颜色，样式也是这样，能做成啥样，就啥样。但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你还想要通过制服带来认同，就得跟时尚搭点关系。时尚流行短裙，你就不能太长。当然太短了也不行，就像前一阵泰国那样，迷你裙进校园，大家都会叫，有的叫好，有的叫孬。至于颜色、剪裁、样式都得让民众认可，否则人家就不乐意穿，强迫穿了，也徒生反感。
只是我一直觉得，在我们中国什么事都比较滞后。对校服论美丑，其实是人家别的国家的事情。学校借校服弄钱，在别的国家是大逆不道的事；在我们这里，家长一般都反不了，也不敢反。更恶心的是，多数学校都对校服有着严格的规定，裙摆的长短、裤腿的长短、领口的深度、腰围的尺寸都有明确的限制。在这里，身材、线条什么的，都成了需要被遮掩的对象。制作校服的人恨不得做成一个口袋，把人装进去就得了。学校方面考虑道德比别的什么都多，学校最操心的是学生别出事，至于对学校认同嘛？谁知道呢？
在我们好些校长老师眼里，眼前的学生其实就是囚徒，最好是能像监狱一样关起来。据说，管得越严，成绩就越好。一次，我到一个著名的中学参观。在学校门口，一个学生指着学校的牌子跟我说，这个牌子应该改为第一监狱。
囚服，还用在乎美丑吗？
歧视不能从娃娃开始
据当地记者了解，东莞所有的公立中学（包括职业中学）中，具有本地户口的考生，要比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入学考试的过线分数要低，而且低很多，差距达到100分。同一所中学里面，最多相差126分。这样的一个分差，将会把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弟挡在学校的大门外。
尽管教育公平的口号，写在教育部门的门脸上。但各个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城市的学校，对在当地务工的农民工子弟，歧视是越来越明显。在北京，对农民工的子弟入学，关卡重重，以至于很多孩子上不了学。至于教育资源优良的重点中学，更是没有农民工子弟的份儿。即使你挖门子倒洞，进了这样的中学，如果没有北京户口，高考的时候还是得回原籍，否则就只能考三本的职业技术学院。
不用说，这种照顾本地户口生源的做法，是为了防止农民工子弟挤占当地的教育资源。这样的做法，照例都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但是却在根本上没有道理，有违起码的公平原则。
以东莞为例，这个城市今天的繁荣，它的GDP、税收都跟外来人口的贡献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外来的打工和创业人员，那么东莞也许不过是一个广东不出名的小城镇，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没有当地的户口，并不是这些外来人的错，是这个国家户籍制度的错。从根本上说，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用来隔绝城乡的一种封闭性体制的产物。这样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不仅妨碍经济的发展，而且制造着社会矛盾，制造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消说，东莞和其他一些城市歧视外来人，歧视农民工子弟的入学政策，实际上就是基于户籍制度的一种错误做法。这样的做法，就是**裸的歧视。这样的歧视，造成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矛盾和敌意。而事实上，在今天的东莞，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和谐共处。但是，这样的入学政策，却平白地在两种人之间划开了一条深深的裂痕。
事实上，城市教育资源的短缺，可以靠增办学校、调整教育资源使之均等化来化解。入学政策上的特别照顾，虽然可以一时让户籍人口感到满意，但长远地看，这样的照顾不仅会导致学生竞争力的退化，而且引发的社会问题终将吞噬这种满意。
大学的亮点是校花
巴西世界杯上的新闻很多，冷门迭出，黑马很黑。但最令中国网民兴奋的，就是本届世界杯上产生了新的“乳神”，一张乳沟夹手机的美女照片风传各大门户网站。小编们为此，似乎已经忘记此前的扫黄风波。
进一步的消息表明，这位新“乳神”原来是北师大的校花。网上把她和陈冠希的合影，都给扒了出来。
中国的所谓名校，都有校花。怎么评出来的，我不知道。但北大、清华有，人民大学也有。但是，这回北师大的校花独占鳌头，力压群芳。
媒体热衷此道，这是没办法的事。足球世界杯是全球的大事，商机无限。但是，基本上没中国什么事。国人传统，男人不行的时候，就得女人上。救国救民，就在此举。所以，弄出个女神来，送到巴西露脸兼露乳，也算是为国争光了。只是，这样的女色新闻，其他国家的媒体是不是也感兴趣？即使别人都不报，在我们这边成了热点，目的也达到了。其实，就算没世界杯，校花跟状元一样，都是媒体乐意炒的宝贝。因为，校里校外的人们，就爱这口儿。记得人民大学冒出来女神之际，学校的官网上，赫然将之列在招生一栏的首页上。
这几年，大学要靠校花出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在20世纪90年代，有人要搞校花的评选，还遭到学生的抵制。而今天，校花大赛已经公然举行了。在网上披露的照片和视频上，各校的校花们身穿比基尼，横空出世，妖娆上台。无论哪个学校，校花都是师生们说也说不完的话题。前一段，京东的掌门人的一段新恋情，如果不涉及清华的校花，怎么可能被炒得如此火爆？
中国大学的堕落已非一日，但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让人大掉眼球。所谓名校，值得夸耀的不是它的学术地位，也不是教学水平，而是校花的美貌妩媚程度。更关键的是，这个转变是悄然发生的。不知不觉之间，大学里已经没有人谈论它的名师了。
当然，现在的大学也已经没有了什么名师。历史悠久一点的，还可以吹吹过去如何阔。但过去的大师，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位。说多了，谁不烦？现在的所谓名师，真有名假有名都说不清。无论怎么吹，也无非是官方认可，民间无名的御用学者。想让人记住，也的确有难度。至于一所大学的重点学科数目，一级学科数量，博士点有多少，每年拿下多少国家重大课题，都是官方统计部门才关心的事。无论学校的网站和宣传品上怎样渲染，人们也记不住，不关心。一所大学，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一些特别的建筑，大概就只有校花了。
大学到了靠校花打亮点的时代，大学大体上也就快不用办了。
走过场的大学
大学本科毕业时，文科类的要做一个毕业论文，而工科的则是一个毕业设计。现在，无论是设计，还是论文，都是糊弄。而且已经糊弄很长时间了。这种事媒体还能当个事来报道，本身就让我这个圈内的人感到惊讶。别说本科生，就是硕士和博士论文，还不一样是混出来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内，有多少博士论文是两周之内赶出来的，肯定不是一个两个。五六年前，我跟几个好事者模仿美国的大学，弄了一个博士论文讨论班，让即将答辩的博士生把他们的论文拿出来亮亮，大家批评一下，把把关。结果，大多数的论文都惨不忍睹。最后不仅学院不干了，众多带博士的教授博导们也不干了，说是我们故意整人。算了，大家还是糊弄好了。
当然，这样的糊弄，跟教授们心地善良不无关系。答辩的时候枪毙一个人的论文，让他没法毕业，已经找到的工作泡汤，没有了饭碗。在今天这个就业难的时候，的确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有的博士生真的就在答辩的时候带上农药，说是不给通过，立马喝下去。威胁跳楼的，也听了不止一例了。更怕的是，人家带上家人和亲朋好友来闹，让你过不了日子。所以，教授们只好大开仁慈方便之门，大批量的放水。
多少年前，教授们就自嘲说，所谓参加答辩，就像是赌场里伺候局的下人。只是当年的伺候局还可以骂，现在，人家学生骂都不让骂了。只要你有了这个名声，那么下次答辩，人家学生就会跟导师提出来别请这个人。所以，很多答辩会就变成恭维大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出现这样的糊弄式教育，关键还是体制原因。我们的高等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个严进宽出的结构。只要能考进来，无论本科还是博士生，不让人家毕业是个很难的事情。加上这些年的扩招，大学膨胀，宽出，就更加宽得没边。什么事一旦成习惯了，也就成了“法律”了。有哪个不识相的，敢犯众怒呢？真的犯了，学生家长较真起来，连生命都有危险。
按道理说，无论是本科的论文和设计，还是研究生的论文和设计，都是他们教育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做得好坏，跟他们的学识能力息息相关。同样，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的时候，也应该参考一下他们做的东西。但是，当今之世，最受学生青睐的公务员和国企用人不看这个，看什么？大家都知道。其他的地方，用人也不看这个。看简历，看面试，没听说哪个待遇优厚的用人单位，看在一个杰出的毕业设计的面上而录用一个人的。
这样的话，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和设计造假、糊弄，也就非常正常了。如果不糊弄，反倒有点奇怪了。
二、家庭教育，惨不忍睹
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却很少考虑过孩子的自尊心。
所谓的玩，就是游戏，游戏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
教育过程极度稀缺的尊重
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特别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但其实，这个自轻自贱的民族，彼此间也不尊重。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却很少考虑过孩子的自尊心。孩子有了过错，如果要批评的话，肯定上纲上线，专挖孩子最不想说的那点错处。对孩子有期待并没错，但很少有人看到孩子的进步。考70分，说为何不考80分；考了80分，又说人家孩子都有90分的了；真的考了90分，则会说为何不是100分，你看邻居家的谁谁，门门都100分。很多家长，把偷看孩子的日记、短信，视为理所当然。一旦发现孩子有那么一点朦胧的恋情，平时不露声色，一旦孩子犯了错，就猛地把看到的都抖出来，让自己的孩子好像当众被剥光了一样。
无论家长还是老师，都说是为孩子好，但却都不约而同地羞辱人。羞辱得越狠，他们好像就越是得意。整个教育的过程，没有人在意孩子的自尊心，没有人把孩子当人来尊重。所谓的人格，在这里似乎一钱不值。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基本上就是三类人：一类老实得近乎呆滞，家长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第二类则没脸没皮，张嘴就检讨，就道歉，然后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第三类就是自暴自弃地反抗，最后变成公认的问题少年。
和这样专门打击孩子自尊心的严管不同，某些家长和老师是娇纵孩子。所谓娇纵，就是什么都不管，随着孩子的性子来，你想干啥就干啥。这样的娇纵，也不是对孩子的尊重，仅仅是放任孩子作恶。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而娇纵，显然不可能是放纵孩子去发展自己善的一面，几乎都是纵恶。这样的话，孩子的自尊心就变成了自大狂，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但是，社会绝对不可能因你一家的价值而改变，社会还是有善恶是非的分别和判定。所以，这样娇纵的结果，无非是让自己的孩子变成社会上的弃人。最终，不仅得不到尊重，还会招致更严厉的惩罚。
人的自尊心，就其本质而言，是善的，有是非的。教育的过程，爱护孩子的自尊心，像爱护眼睛一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向善，才能上进。
游戏与成长
现在的大学生心理有毛病的越来越多，稍有挫折，就经受不起。恋爱失败，求职失利，甚至考试作弊被抓了，也可能当场跳楼。当然，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心理毛病，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但不能不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出了问题。
现在的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一般都处在家长营造的环境中。只要家境尚可，这个环境就有吃有喝，什么都不缺，学习的用品，书籍也应有尽有，很多孩子早早就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整个成长过程，也被家长和学校安排得十分紧凑。什么时间做作业，什么时间弹钢琴，每个周六、周日做什么，补习还是上兴趣班，都计划得十分妥帖，有的甚至可以按分钟来计算。
但是，这样周密的安排，恰恰缺了一项儿童成长所必不可少的内容——游戏。有的家长虽然也给孩子买玩具，但往往仅限于学龄前。一旦进入小学，甚至幼儿园大班，孩子游戏的机会就逐渐被剥夺了。孩子年龄越大，游戏的机会越少。到了高中，如果这孩子还被期待要考大学的话，那么就跟关进监狱一样。所有的时间都不是自己的了，要完全听人摆布，做一道道早就做熟做烂的题，争取在高考中拿一个好成绩。反过来，如果某个孩子被认为成绩不行了，高中阶段转入职业学校学习，那么这样的学校整体上就成了游戏胡闹的所在，根本没有任何人学习，大家打闹甚至胡闹几年就进入社会了。
稍有动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凡是高级哺乳动物从小就会嬉戏，那就是动物的游戏。动物就是通过彼此不间断地嬉戏，才成长起来的。嬉戏中有它们的学习，也有它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更有它们的心理发育。其实，人虽然已经进化到了具有高度社会意识的阶段，但本质上还是动物。也就是说，人的天性还是喜欢嬉戏，喜欢玩。
为了系统化学习某些知识，放弃部分的嬉戏机会当然必要，但如果全然放弃，对孩子的心理发育是非常不利的。剥夺孩子的游戏机会，看起来好像是可以驱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其实不然。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一方面花太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多数学生根本用不上的知识，一方面花更多地精力在复习已经掌握的知识上，重复严重。浪费了学生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侵占了学生的嬉戏时间，从学生成长的远期效果和目标看，其实是得不偿失，负作用明显。
已经到了把孩子的游戏还给孩子的时候了。没有游戏，成长就是畸形的。
让孩子多玩会儿
娶了中国太太的美国人很不解，为何中国妈妈总是督促孩子学习，一看到孩子玩，就大声斥责。其实，到了美国的中国女人已经多少美国化了，她们在中国的同胞，在督促孩子读书上进方面，用功之深，心思之密，督促之严，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美国人说，中国妈妈的使命就是要把孩子逼疯。从某些方面来说，也还真差不多。
家长望子成龙，当然也可以理解。虽然我们都知道，能成龙的孩子，其实不多，人世间多的是芸芸众生，不管家长们怎么望子成龙，多数的孩子能成人也就不错了。当然，人们尽可以这样期待，做点梦总是好的。但要命的是，很多家长似乎就是见不得孩子玩，天然地认定，玩就是不好的。恨不得自家的孩子，24小时都在勤奋用功。我们的古训也这样告诉我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自古以来，被记录下来的好孩子都是勤奋用功之辈。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囊萤照雪。千百年来，大人们一直用这样的模范典型来激励和鞭策孩子。
贪玩是人的天性。小动物一生下来，就会玩。它们某些后天习得的本领，都是在玩的过程中学会的。人猿相揖别，人依然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其天性，还是爱玩。所谓的玩，就是游戏，游戏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人只有充分地游戏，身体和心理才能发育好。跟动物一样，很多的本领都是通过游戏才能习得。游戏，或者说玩，是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然而，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却把玩，贪玩，看成一种恶习，对此深恶痛绝。千方百计不让孩子玩，实在不行，也得少玩，让孩子在呵斥和打骂声中玩。过去，一个家庭孩子很多，家长即使想管，也力不从心。现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家长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把管理办到严丝合缝。在让子成龙的伟大目标指引下，在幼儿园和学校的老师配合下，理直气壮地把孩子扔进各种课业的陷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里面挣扎，却一点都不心疼。
于是，这样挣扎出来的孩子，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的是心理上的，也有生理上的。尽管吃的比父辈好，现在的孩子身体却比以前差很多，还没进大学，就都戴上了高度近视镜。至于心理状况，就更加堪忧。能进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都是好孩子。即使在这些好孩子中，也不乏自闭的，自我膨胀的，心理阴暗的。有的学生，一入学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打游戏，一学期下来，一堂课也不上；还有的孩子，自我膨胀得很厉害，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更严重的，是稍有挫折，就跳楼自杀。
那些只知道让孩子用功的家长们，他们不知道孩子的成长，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和身体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些，再繁难的知识都可以习得。而没有这些，即使读到博士毕业，最终也有可能鸡飞蛋打，遗憾终生。
人人都在惯孩子
从小就听大人说，惯子等于杀子。还连带着听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寡妇，从小把孩子拉扯大，不说也不碰，惯得不得了。后来孩子偷东西了，还成了惯偷，最后越偷越大，判了死刑。临死前，要求见他娘一面，要吃他娘最后一口奶。结果，把他娘**咬了下来。还恨恨地说，如果你当初不这样惯我，我不会有今天。
可惜，这样的话今天没有人说了，故事也失了踪。极目望去，似乎人人都在惯孩子。当然，惯孩子的结果，未必都有故事上讲的那么可怕，好些孩子虽然娇生惯养，但心地还挺善良，做不了什么坏事。但娇惯的结果的确不怎么样，现在人们抱怨80后、90后的毛病，其实说到底，都是抱怨者这一辈给惯出来的。
作为老师，我每年都会帮一些贫困的学生，每次借钱都说好了是借，不是给。当然，如果他们不还，我也不会逼债。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但是，我发现凡是男学生，毕业之后多数不还，而女学生大多都还。很明显，男孩子被惯的比女孩子厉害。在他们眼里，还不还钱，本是个无所谓的事。他们根本没想过，还钱是一份责任。不还钱，不仅丢了自己的那份责任，而且也丢了面子。他们连在我面前丢了面子都不在乎，很难想象，到了社会上，他们是不是会在乎自己的脸面，自己的尊严。我当然也没法相信，他们日后能做出什么成就。
其实，每个大人即使不讲那个传统的故事，他们也都知道，惯孩子不好。之所以非惯不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人们都输不起。好些被娇惯习惯了的孩子，只要索要不能被满足，动辄以自杀相威胁。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家长只好缴械投降。其实，即使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所谓国策难以改变，在一个孩子的前提下，从理性角度，不惯也比惯更合理。
所谓的惯，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孩子折掉。但现实社会中，有几人能做到真的把孩子天天含在嘴里，捧在手心？无论如何，孩子总要自己在人世间行走。这样行走，就会有风险，有疾病。事实上，人就像其他动物一样，生下来就会有风险，无论担心与否，小心与否，风险总是会有。从概率上讲，让孩子经些风雨，受点磨炼，活下来而且活得好的概率反而要高。即使娇生惯养，所有的事情都大人包办，但一般来讲，父母总会死在孩子的前面，那么孩子后面的日子肯定要过得相当艰难。不仅吃苦的概率注定大，折损的风险也大了。
《二十四孝图》不是一个好教材
眼下，随着儒学的再次复兴，《二十四孝图》也再次走红。好多旅游点都张挂《二十四孝图》；很多地方为儿童讲授儒学经典，不仅有《弟子规》，还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在好多人眼里，提倡孝道，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好事情。
鲁迅先生曾经撰文，特意表达了对《二十四孝图》故事的反感，特别反感这些故事体现的虚伪和残忍意味。“老莱子娱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为了博自己的父母一笑，身穿儿童彩衣，而且“诈跌”，做婴儿状啼哭。“郭巨埋儿”，仅仅因为家贫，做奶奶的把食物给孙子吃，做父亲的就要把儿子埋了，幸亏挖到半截，挖出一罐金子这才作罢。
在有皇帝的年代，王朝政府都希望臣民忠孝两全，而孝子又是忠臣的基础。所以，孝就变成了绝对化的孝道。不是奉养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而是非得变出许多新花样来，才算是孝。二十四孝问世后，所谓的孝子，每每要割股疗亲。父母病了，做儿子、儿媳妇的，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熬成汤给他们吃。而跟孝道有关的烈妇和节妇更是可怕。丈夫死了，最好是殉节，其次是守节，哪怕从18岁守到80岁也必须守。这样的孝子、节妇，才是历代表彰的典型。留下来的牌坊，大多是纪念这些古代英模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代的法律明确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买卖。如果父母认为儿子不孝，可以到官府告儿子忤逆，只要这样的告诉发生，儿子不管是否真的忤逆不孝，都死定了。甚至，如果父亲在追打儿子的过程中绊了一个跟头跌死了，那么儿子也要判死刑。反过来，即使父亲无缘无故杀了儿子，也可以免死。
不消说，孝道被法律和政治强调到这个地步，原本基于人类一般情感的孝，就已经变味了，变成了残忍和虚伪，一种不人道的社会道德。而《二十四孝图》恰是这种社会道德的图解化展示，而且从古至今，都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展示。显然，在今天，这样的展示不仅不可能真的教会儿童孝顺，而且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其实，孝敬老人是人类的一般情感，并不专属于哪个民族。父母年老需要儿女反哺、赡养和照顾，在古代社会本是一种常态。因为在那个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欠缺，养老问题只能靠养儿反哺来解决。针对相应的社会现实，提倡相应的社会道德，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种道德绝对化，强化到不近人情的地步，甚至充斥残忍和虚伪，孝不仅不会作为普遍道德被人们认可，而且每每会走向反面。
三、社会结构板结，寒门无贵子
今日的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更多地像一个为当局政绩做注脚的花瓶，跟民生离得很远。体制，把某些机会固定给了某些人。机会之门，只对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打开。
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都把科举考试视为龙门。只要考上了，就是鱼跃龙门，一步登天。后来，科举被废了，学堂则成为替代的龙门，尤其是大学。一个农民的儿子上了大学，无论如何，都是要变成人上人了。这样的感觉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明显，社会三六九等，务农处在最底层。而且由于户口的关系，农家子弟很难跳出农门。只要上了大学，就有了城市户口、成为“国家干部”，从此就跃上社会上层，多少有点像过去的科举。所以，上大学就是跳龙门，成为农民多少年的刻板印象。而大学本身的精英教育格局，也似乎印证了农民的印象。
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大学大幅度扩招以来，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的大学居然从精英教育，一跃变成了普通教育。但是这种划时代的改变，只是体现在教育行政当局的数字里，而社会对此反应迟钝，农民的反应就更迟钝。他们实在不明白为何一夜之间，上大学就变得容易了。从前一个内地县城的普通中学，出一两个大学生已经相当荣耀，而现在一出就是几十上百人，连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重点大学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高峰了。
应该说，对于这个变化就跟当年初废科举时一样，人们将学堂视为科举的替代，小学为秀才，中学为举人，大学则是进士。没废科举时考个秀才就难上加难，现在上个小学易如反掌。蜂拥进了学堂的读书人，尤其是农村的读书人兴奋异常，祖祖辈辈都难以实现的梦，一下子就实现了。今天则是上大学，跳龙门的梦，一下子就在眼前了。
其实，跟大学扩招同步，农村的学校也在退化过程中。行政导向的城市化，不仅经济发展是吸血式的，教育发展也是吸血式。农村好的老师很快被抽到县城，县城好的老师被抽到地级市，各种资源都在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教育也不例外。所以，基层农民的子弟，只能接受整个体系中最差的教育。即使跟着父母进城的农家子弟，在城里也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学校，好些仅仅起到了把孩子拢到一堆的作用。就算有些进城的农民混得好一点，子弟可以进好一点的学校，临到高考还是得回原籍。这样一折腾，原本成绩不错的，也会跌下来。
所以，扩招这些年，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越是好的大学，农家子弟的比例就越是低，而且逐年下降。有的时候，一些好的专业，一届连一个农家子弟都没有。因此，虽然农家子弟上大学容易了，但是他们只能上二本、三本的大学。学校档次越低，就越是聚集更多的农家子弟。一个所谓拼爹的时代，在大学就体现得相当明显。父母的社会地位往往跟孩子所上的大学，呈现正比关系。
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真正需要的是大量技术工人。但是，原来的大学扩招，原来的职业技校变成大学，两者都在大量生产白领，而且是在急速扩张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白领。而现在的技校，多数都不合格，很难适应供给技工的需求。
因此，几乎跟大学扩招同步，社会上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一年比一年难。对于那些只能上三本学校的农家子弟而言，就业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年出现的蚁族和鼠族，拿着比农民工还低的工资，住最差的房子的城市最低端白领，多数都是农家子弟。
最近，我看了一个陕西农民和他儿子的纪录片。这个农民为儿子考上西安的大学兴奋异常，卖掉了家中的一切，自己也来到西安打工供儿子读书。结果儿子毕业后找到的工作，工资还没有他的高，实际上做了蚁族。这样的由昔日农家子弟形成的蚁族和鼠族，事实上很难看到前途。
今日的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更多的像一个花瓶，一个为当局政绩做注脚的花瓶，跟民生不仅离得远，而且某种情况下还在持续地坑着最弱势的农民。龙门的崩塌，带来的不仅是农民对教育的绝望，还有社会的不稳定。
机遇和拼爹
所谓的机遇，就是机会被你遇到了。有的时候，机遇有点像不可知的命运，能碰到什么，你根本无从知晓。就像电影《阿甘正传》上说的那样，一盒巧克力，谁知道能碰上什么颜色的。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在折腾的时候，什么事，什么天气，什么时间碰上什么人；那个你需要的人，是什么脾气，那天他（或者她）又赶巧碰上了什么，心情好与坏，谁能知道呢？一点看起来小得不能再小的意外，也许就会改变了很多事情，让原来预想的事情变得面目皆非。很多时候，机遇似乎已经来了，但一个小小的变故，它就又溜走了。
人在世上打拼奋斗，都希望碰到机会，抓住机会。但机会来了，抓不住的情况，所在多有。都说，机会属于准备好的人，但准备好的时候，机会往往不来；来的时候，又多半没有准备好。时刻准备着，说说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机会不是对每个人都平等的。即使在发达国家，家境好的人遇到可以给人带来机遇的人的机会就多；反之，这样的机会就少。同理，家境好的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也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因此有机会的概率也高。人聪明，或者具有某个方面天赋的孩子，有时也会被人多关注一点，机会也可能多。甚至，有的时候，长得漂亮的女孩，被人关注的机会也可能多，自然乐意给她机会的人也多。一个没有家庭优势、长相优势，且智力平平的人若要成功，大概得比别人要多付出一些辛苦。
在恢复高考之初，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好大学，就一定会改变命运。但是，今天农村的孩子已经很难考上名牌大学了。公务员和国企的职务，在理论上并没有对弱势群体完全关上大门，但也大概只留了很窄很窄的一个小缝，能从这个缝隙中钻进去的人，不是天才，也是超级幸运儿。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萝卜招聘，官二代的变相接班。在同等条件下，出身平民的孩子，即使考得好，机会也不会落到他们头上。
机会，越来越多地被人为操控了。体制，把某些机会固定给了某些人。机会之门，只对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打开。其实，人有贫富差距，有智愚的分别，也会有等级的差别，但只要上升的渠道是敞开的，问题就不大。哪怕等级再悬殊，待遇再不同，大概也不会引发社会动**。相反，只能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但是，如果阶层固化，富人之子恒为富人，官员之子恒为官员，在下面的人即使付出几倍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体制，无论如何，都不给人机会。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危险了。
也说读书改变命运
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很实在的命题。上大学和没上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绝对是一个分水岭。无论知青也罢，非知青也罢，上了大学，以后的路大抵比较平顺。进入体制，或者走出体制，一般都能混出个名堂。而没上大学的人，大抵就是继续做农民。进了城，也不久就下岗，生活相对困窘。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可能没上大学，靠倒腾生意发了财。
但是，在当今之世，这样的分水岭已经不存在了。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的子弟即使上了大学，也依旧摆脱不了困窘的命运。即使名校的研究生毕业，也有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很多二本、三本的大学毕业生即使进城，也只能做蚁族。
越来越固化的社会层级，从中小学教育就已经开始了。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乡村，或者城里比较差的学校培养出的学生，考试能力相对就弱，尽管大学扩招，上大学不难。但这样差的学校出来的学生，只能上二本和三本的大学，毕业之后的前景在入学时就已经确定了。相对好一点的单位招聘，如果本科是非“211”大学，问都不问。即使后来人家经过奋斗上了好学校的硕士和博士，照样没用。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渴望因读书而改变。这样的改变，主要是读书可以让人们打开眼界，开阔视野，增加内涵。一个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气质上，对人生的态度上。当然，这样的改变跟人在物质上的成功，没有正相关。
可惜，在中国，我们只会说读书或者知识改变命运，不会说改变人。因为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功利的民族。干点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物质、地位上的回报。
当然，在哪个山上说哪个山上的话。可即使是这样，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们的学生真的读书了吗？上大学，不等于一定会读书。在中小学，学生可能只学会了考试。进入大学，有很多学生也是只会考试，对读书毫无兴趣。很多人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拿那个文凭，别说本科，就是研究生、甚至读到博士，也只是会考试而已。读书这点事，他们根本就没学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大学毕业市场化选择也已经有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人才市场依旧不正常。很多笔试、面试更像是形式，只要有一个好大学的文凭，就算有了入门证，然后再有点关系，就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很多上的大学不怎么样，甚至没有文凭但却有真才实学的人，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也就怪不得，进了好大学的学生一门心思想的只是怎么混个文凭。
只读书没有文凭的人没有出路，这个国家就不正常。学校不正常，用人单位不正常，社会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