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租界洋人

上海租界里的洋人特别看不起中国人，也看不起去中国其他地方的洋人，包括在北京使馆的同胞，甚至不屑在租界之外走动。

租界曾经是中国的一景，惹人看的景。它有殖民意味，这毋庸讳言。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地方官为了不让洋人进城，在城外的荒滩上划出一片地来，租给了他们，于是有了后来的租界。租界遍地开花，洋人握有实际控制权、司法管辖权，这些其实都是僭越的。但是，当年的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本事阻止洋人的僭越。租界，就成了国中之国。

国中之国的租界大多建在通商大埠，这些城市的建设亦步亦趋，跟着租界走。人家修马路，我们修马路；人家安路灯，我们安路灯；人家修厕所，我们修厕所；人家定城市管理章程，我们也跟着抄。连新式的警察，都是跟人家学的。至于建筑就不用说了，人家怎么建，我们怎么建。上海的租界是所有租界的祖师爷，所以当年上海的时髦，实际上就是租界的时髦。清末全国人民出来到上海见世面，坐一回四轮马车，吃一次西餐，逛一逛租界，看一看洋楼，所有的时髦其实都跟租界有关。

但是，上海租界里的洋人特别看不起中国人。这一点，连这些洋人的母国人们都觉得过分。他们给这些洋人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作“上海人”。“上海人”看不起去中国其他地方的洋人，包括在北京使馆的同胞，甚至不屑在租界之外走动。这些洋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原因给中国人让路。如果中国人躲避得慢一点，举起手杖就打，抬腿就踢。上海人还为此有一个自嘲的说法：吃了一只洋火腿。上海的租界尽管主要是靠华人的税款支撑，但长期以来，管理租界的工部局里却一个华人董事都没有。后来经过争取，才勉强给了几个名额。他们母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在租界里一文不值。

上海公共租界（英美合一）的黄浦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实际上真是有过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禁止携带家犬进入，下面一行字是“NoḤChinese，exceptingḤworkḤcoolies，areḤadmitted！”意思是，除了前来做工的苦力，中国人不许入内！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满口英文的高等华人，地位也比一般的洋人低一等，华人的巡捕也要比其他殖民地来的巡捕，比如印度巡捕，安南（越南）巡捕地位低下。

当年的租界，实际上实行的是种族隔离政策。不仅黄浦公园可以公然挂出这样歧视华人的牌子，连租界里的跑马场，最初也不许华人入场，要想看稀罕只能在外面踮起脚。1909年之后，基于市场的角度，开放华人入场，但洋人和华人的看台是分开的。就像当年的美国，黑人和白人坐公共汽车，座位区域分开一样。

当年租界里的洋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洋人的堕落。于是，好些在本国混不下去的穷苦洋人，只要能蹭张船票来到中国，总能找到一个工作，不至于流落街头。当年也有中国富人为了争口闲气，特意高价雇几个穷洋人，为自己抬轿子，招摇过市。但很快就会有洋富人出头，把这些穷洋人收留。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白俄人流落上海。一些白俄女人生活无着，只好沦落风尘，为上海的四马路（相当于北京的八大胡同）增添了白人品种。开始的时候，租界的洋人对此特别敏感，为此发起救济，不忍看到白种女人被黄种人嫖的情景。但是，后来这样的救济对象越来越多，救不胜救，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最令华人不能容忍的事，是租界当局的胡乱杀人。在那个时代，只要租界里有一点点骚乱，哪怕仅仅是一些学生上街游行，都有可能遭到军警的枪击。在“五四运动”中，这样的惨案出现过；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死于租界军警的中国人更多。但是，反过来，闹革命的人也可以在租界得到庇护，因为这里毕竟是中国政府统治的死角，租界洋人出于殖民者的傲慢，也不会让中国政府进来插上一脚。

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租界里的上海洋人越来越没办法按照过去的样子生活了。黄浦公园的牌子，悄然之间，就消失了。再后来，租界也逐渐被取消了。

租界的历史是华人的屈辱史，但是也留下了文化，留下了西方生活的形态。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其实是从租界开始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曲折和吊诡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