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个“五四运动”

我看来，“五四运动”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发端于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是1919年5月4日，以反日游行为标志的“五四政治运动”。

一晃，“五四运动”过去95年了。按中国的习惯，一件大事，逢五逢十都要纪念一番，人们有话要说。其实，“五四运动”过去不久，学界就有两个“五四”的说法。的确，在我看来，“五四运动”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发端于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是1919年5月4日，以反日游行为标志的“五四政治运动”。两个“五四”其实是两回事，但现在人们习惯混着说。

新文化运动，在当下被骂得很惨。由于提倡儒学成了潮流，海内外的儒家信徒或者号称信徒的人合流，玩命攻击新文化运动，甚嚣尘上。在他们看来，当今传统的沦丧，儒学的毁弃，人们道德的混乱，新文化运动要负主要责任。与此同时，一些自由主义者也批评新文化运动，认为恰是这个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激进主义道路。

其实，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固然有毛病，但总的来说，功大于过。没有这样一场批判传统、输入学理的文化运动，后来民国的文化建设，无从谈起。今天人们盛赞的民国教育和文化，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不可想象。民国文化和教育的盛世，也恰是在“五四”之后才出现的。而列宁主义的输入，其实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大规模的传播，是在共产国际进入中国之后，跟“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显然要大于新文化运动。

至于“五四政治运动”，我认为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引发的国内反弹。反弹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没有理性。“一战”结束，中国变成了战胜国，人们对此期待过甚。可是当时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中国人期待以战胜国的身份，彻底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根本就不现实。开价过高的外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此时却绝非中国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过去，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提高了一点。

学生运动，将外交失败视为内奸作祟的结果。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一直被视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根本就没有所谓卖国的证据。学生也根本就没想找证据，先烧曹的家，打了人再说。此后，运动进入了一个持续的抵制日货时期。满大街查抄日货，凡是买卖日货者，都会招致惩罚。卖者尤惨，每每被抄家、捆打、戴高帽子游街。北洋政府其实没有限制学生游行，抓的人，都是抄查日货打人的。即使这样，警察对这些学生也相当的客气。

两个“五四”，在今天都没有死。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讨论，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当年的论争，今天还在继续。而与此同时，“五四政治运动”的模式，一次次地被复制，直到2013年的“九一五”反日游行，人们依旧是抵制日货、抓内奸，把所有买卖和使用日货的人都视为汉奸，要他们承担根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

当年“五四政治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输入学理，改造文化的实践刚刚开了头，就被一场挟带道德高调的政治运动打断。扎实的文化改造和建设，至少部分地被浮躁的群众政治取代了。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没有这场文化运动，后来的新文化、新文学、文学巨匠，以至于今天文化与世界的接轨，都是不可想象的。但直到今天，人们却仍在经济上跟西方世界接轨的同时，努力摒弃西方价值。借提倡传统的名义，行精神排外之实。反过来，对“五四政治运动”中的非理性、高调的道德呼吁，却加以充分肯定。以至于在一个特别需要法治，需要人们学会按规矩行事的市场化变革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出现非理性排外事件。

后一个“五四”的幽灵，还在徘徊。前一个“五四”的精神，则被抑制。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完成不了市场化的改革。就像一具没有精神，或者精神错乱的躯体，无法前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