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改和教改，应该对教会开门

2009年，医改方案已经出台，教改方案也正在酝酿。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改和教改，关系到中国能否迈过社会保障这个关键的坎。

中国的教改和医改，并非始于今日，相应的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此前的改革，实际上是沿着经济改革的路径，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引入了市场机制。不仅公立学校和医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且也小范围地开放民营事业进来，有了民营医院和学校。可是，两个改革最让人诟病的，恰恰就是这种市场引入。

前些年的医改和教改市场引入，存在很大的扭曲，本质上是形成了某种国家垄断性的医疗和教育产业，两个市场都是扭曲的市场，现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弥漫着唯利是图的气氛。

但是，不得不承认，即使这两个领域完全对民营开放，形成充分的市场，医院和学校也未必就会真的不那么唯利是图，至少，在当下的民营的医院和学校里，我们看到的情形并不理想。

医疗和教育不同于一般经济领域，不可以全部交由市场办理。同时也不完全等同于慈善事业，不具有完全的公益性。一方面，它们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易对价特性，其服务可以购买。

一般来说，现代发达国家，出于社会保障的考虑，往往强调其公益性，将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来由国家提供，但即便如此，一般也是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还是存在市场化的私立医院和学校。

中国是个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消说学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就是像美国这样公认福利较差的国家，也学不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覆盖，如果强行实行之，就会跟改革前和当今印度的状况近似，形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公费医疗和教育。

因此，中国的医改和教改，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因素，是必需的。但是，市场必须加以制约，其制约因素如果仅仅是国家的福利，远远不够，有必要引进其他因素。

其实，中国新式的医疗和教育，最早的引进者都是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鸦片战争中国教禁开放之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医生，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这样的医生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出现了，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的美国医生伯驾，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中国的西医基本发端于教会，西医教育，无论协和、湘雅、华西，都是教会办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医院体系。

至于西式学校，几乎是跟各地教会同步兴起，有教会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学校。中国最早的大学，也是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实际上，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兴办的学堂，无论大中小，都在明里暗里跟教会学校学。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的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在“五四”以后，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也逐步褪去，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相互竞争，才创造出民国大学的辉煌。

虽然教会办医院和学校，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吸引人们入教，实现所谓的“中华归主”，但是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新式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老百姓谋了福利。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减少了宗教和神学色彩，趋于世俗化。尽管如此，却始终保持了它们的慈善性和公益性，教会医院和学校，开始的时候不收费，后来局面打开，开始收费，但医院依然有针对贫苦人的慈善门诊，有慈善性的医疗服务。学校也是如此，对于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始终都敞开大门。

教会的医疗、教育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和私立教育、医疗事业，始终是一种压力，一种竞争性的压力，可以制约着公营事业不那么官僚化，更可以制约着私营事业不那么唯利是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的医改和教改，把这两个领域对教会开放，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对国家和民众，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

现在这两个领域不能对教会开放的原因，是由于意识形态，但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地方，不说教堂林立，也差不太多。既然教堂的存在已经无法遏制，那么，人为地禁止教会进入公益事业，还有什么必要呢？清末和民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尤其是在公益事业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妨碍，当年尚且如此，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就更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