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明朝独特的宗藩制度

朱元璋是一个具有明确“家天下”意识的皇帝，因此在制度安排上，有意赋予王朝朱氏家族的意味，不加任何掩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以乡土农民式的国家观念来看待他所开创的王朝的。因此，朱元璋开创的宗藩制度对于朱家子孙格外照顾。这个制度有两个原则，一是亲亲尊荣原则，即凡是皇族，无论亲疏，都是最尊贵的，必须得到最好的待遇。二是家族护翼原则，即朱家的天下，要靠朱家子孙来护卫。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明朝有了最为奇特的宗藩制度。皇室宗亲被封为藩王，不仅拥有封地的利益，而且拥有兵权，明初的几个封在边地抵御蒙古的亲王，甚至握有国家最强大的军团。藩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所有朝中大臣，都必须以君臣之礼见藩王。在朱元璋统治时期，藩王不仅可以随意处置百姓，而且可以处罚官吏。藩王的嫡长子袭承爵位，爵位不降代递减，封为亲王就永做亲王，其余的儿子，虽然逐代降封，但降到最后，最低也是奉国中尉，相当于从六品的官阶。除非有叛逆行为，宗室不受任何处罚。即使因叛逆降为庶人，俸禄和供给也不减。凡宗室后代，不许从事士农工商任何行业，全部由国家养起来。

永乐以后，自己做贼的朱棣有了防贼意识，开始对宗藩有了防范。削去了藩王的兵权，对他们的行动有了限制，藩王之间不许往来交通，藩王无故不许出境。但是，对宗藩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待却没有减少，宗藩仍然有相当势力。他们有自己的护卫武装，还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大的藩王占田动辄上万顷，万历时的福王，居然开价四万顷才肯就藩，后来经过讨价还价，占地达到二万顷。像朱棣这样的反叛行为，其实并没有真的绝迹。正德年间，居然发生了两次藩王叛乱，其中宁王朱宸濠叛乱，震动全国，宁王居然以自己的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甚至到海外购置佛郎机大炮，兵力达数万之多。如果不是在前线的地方官王守仁等人处置得当，手段高明，恐怕在主昏国乱之际，再来一次靖难之役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有明一朝，宗藩制度的真正困局还不在于宗藩对皇权的威胁，而是巨大的供应压力。明代实行对宗室高爵厚养制度，亲王岁禄1万石，郡王2000石，依次降到最末一级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比之同品级的官员高出1倍还多。这个制度的关键是凡宗室就有俸禄，即使降为庶人，供给不减。除了禄米之外，还有丝绸、布匹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的供给，婚丧嫁娶都有赏赐，碰到皇帝或者太后宠爱的幸运儿，一赏动辄巨万。万历的宠儿福王，婚费30万，营造王宫，又加28万，再加2万顷良田，数千淮盐盐引，将河南一省食盐的包销都赏给了他。仅万历的一个儿子，就让河南、山东几省的财源消耗殆尽。（参见《明史》卷120《诸王传五》）

开国之初，靠在国家身上吃供应的宗室仅58人，当然感不到什么供应的困难，可是，随着升平日久，优厚的宗藩生活使得朱家子孙发展出超强的生殖能力，以几何或者超几何的级数增长起来。正德年间，有亲王三十，郡王二百一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隆万之际（隆庆、万历），郡王二百五十一，将军七千一百，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七千零七十三。如此庞大的宗室人口，给明朝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上疏说，天下每年供应京师粮食400万石，但供应宗室的禄米就达853万石，山西、河南两省的粮食，即使全部供应当地宗室，连一半都不够。另外，该年的田赋总收入为2284石，而宗室的禄米占去1/3强。这种情况，越到明朝后期越严重，成为削弱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庆成郡王整整生养了100个儿子。除长子袭爵外，其余99个儿子都封为镇国将军，光这个郡王一府的兄弟，一年的禄米就要10万零1千石，略等于100个正一品大员的岁禄总和。

由于“祖制”不能轻易改动，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明朝政府不得不采用动员宗藩“辞禄”的办法，但基本上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后来又在宗室后代的“请名”与“请封”上做文章，尽量推迟宗室后代的正式命名时间（明代宗室必须统一命名，生下孩子必须请名，如果正式的名字没有下来，只能叫乳名，不得婚配）和封爵时间，以减少宗室人口。到了明朝后期，朝廷在宗室生计问题上进一步松动，可以允许一部分人自谋生计。尽管相当多的宗室生计已经有了困难，但“铁杆庄稼”依靠得太久，宗室已经失去了谋生能力，难以自己谋生，所以，终明之世，宗室供应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样的宗藩制度，实际上对朱氏子孙也不是好事。大量的宗室不农不商也不仕，只能坐吃等死，大批沦为废物，一些有才干的人，也因得不到起用，而郁郁一生。这从总体上不利于这个家族的进化。朱元璋农民式的家族之爱，到头来实际上是害了自己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