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代的学校与科举制度

朱元璋虽然是个出身草莽的游民，但却深知儒学对于统治的重要。称帝之前，打下文人荟萃的浙西地区之后，他一边延揽儒士，一边着手恢复学校。当了皇帝后，特别重视儒学传统的恢复，立即开始在全国设立学校（官学），地方政府设置具有官员性质的训导和教谕。同时，在首都南京设立国子监，招收各地优秀的学生入学，从国子监的优秀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吏，以救开国人才匮乏之急。

由于元代是个对儒学、士人和科举都不重视的朝代，有比较长时间的荒废，加上易代之际的混乱，整个国家儒学之士特别缺乏，不仅没有学生，连有资格教学生的人都难找，老百姓一时也没有兴趣求学。为了迅速填补这种人才缺乏的空当，鼓励人们上官学读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学生不仅可以免去差役，减免赋税，而且还可以享受补贴，“日给廪膳”。同时，朱元璋让国子监加紧培养，把其中能够胜任教学的学生派到各地担任教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督促国子监学生用功读书，朱元璋亲自上阵督促检查，对监督不力的国子监官员严加惩处，不规矩的学生甚至因此掉了脑袋，脑袋还被挂在监外示众，以警示他人。朱元璋亲自为国子监制定了监规，下令将监规不仅刻石立在国子监，而且每个府州县学都将之刻成石碑，立在明伦堂（学宫里的建筑），作为永世之法。

国子监的校规非常严厉，犯规一次，记录在案；犯规两次，打竹篾5下；犯规3次，打10下；犯规4次，开除，充军，最严重的可以杀头。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国子监学生赵麟因受不了虐待，写了一张无头帖子，抗议施虐的教师，被查出后定罪“诽谤师长”。本来按校规，这等罪过应处刑杖一百，打不死再充军发配，然而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竟然法外加刑，将赵麟杀掉，并在国子监门外竖立一长竿，将赵的脑袋砍下来挂在竿上示众。

随着明朝统治的逐渐稳固，科举制度走上正轨，学校制度也稳定下来，人才不再那么缺乏，不再需要从国子监直接选人，此后国子监地位下降，原来作为国子监主要生源的岁贡，逐渐演化成为国家正式科举选才的一项补充。只要是地方选拔上来的优秀生员，就可以直接进入仕途（主要是做教谕和训导）。而一般的监生，无论官宦子弟的荫监还是纳捐得来的例监，基本上跟地方官学学生一样，具有相同资格，可以参加举人考试。

明英宗正统年间，中央政府开始在各省和准省级建制设置提学官。提学官由于是皇帝钦命的，因而又被称为“提学宪臣”和“学院”，具有钦差的性质，无论品级如何，均与督、抚以及布、按二司平起平坐，而且人们还要对他表示十分的尊敬。提学主管当地的学校事务，主要工作是主持官学的入学考试。不论考生年龄大小，一律被称为儒童或者童生，所以这种考试又被称为童试。在没有学院之前，童试只需通过当地的府、州县考试就可以了（上哪一级学校就考哪级的试）。有了学院之后，童试逐渐演化为三级。第一级为县试（知县主持），及格后考府试（知府主持），府试及格后参加提学主持的院试，院试合格，则成为正式的官学学生，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进入了士的行列，可以享受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减免赋税，不服徭役，见了知县可以不用下跪，自称“学生”。犯了法，在没有革去资格之前，不能对其动刑。

生员又分为三个等级，资格最老、平时成绩也好的称为廪生，由国家定期发给补助；其次为增生，没有补助，但已经有资格为童生参加考试作保；第三是附生，属于新进学的生员。增生和廪生都有一定名额，需按资格和平时成绩递补。事实上，每次生员的录取，各省也是有固定名额的。因而地方不同，考试的难易和录取的比例也不同。文风炽盛的江南，比起西南的贵州和云南来，考上生员的难度要大得多。

明清时节，贵州荒僻，读书人不多，省里的学额往往填充不满，所以秀才考试特别松。尽管如此，考生依然难以完卷。一次，一个考生在做了破题和承题之后，只写了“且夫”两字，也被录取，说该生已有起讲之意，实属难得。而同时期的江南地区，熟练八股的考生挤破了头，也难以得一秀才。

此外，提学还要对已经考取的生员在三年内进行两次全省统一考试。第一次叫“岁考”，按成绩，生员升级或者降级，成绩太差的要被开除。第二次叫“科考”，在乡试之前举行，按成绩决定哪些人可以参加举人的考试。不过，时间一长，除了入学考试外，岁考和科考逐渐流于形式。岁考只决定升级，不再降黜生员，而科考更是闸门大开，参加考试的人数越多越好。

生员本不算正式科举程序中的一个台阶，但由于学校制度已经与科举选官制度捆在了一起，取得生员资格，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加上取得生员资格又有诸多优待，所以，人们就习惯地将童试作为科举考试的第一个阶梯。

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上说范进中了秀才，老丈人胡屠户拎了一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怕女婿地位提高看他不起，预先教训他不许在他的同行面前充大，但“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其实，胡屠户虽然比做田的、扒粪的有点钱，但论起政治地位，还不如他们。一个秀才，要比一个屠户地位高多了。小说这样写，是故意讥讽。

科举考试的第二个台阶是乡试。乡试属于省级考试，地点在省城的贡院。乡试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此后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的秋天八月举行，所以又称“秋闱”。考试设主考二人，同考四人，主考例由翰林担任，同考也需有进士的资格。考官一般被称为“内帘官”，地位和清望都非常高。一般同考官负责分房阅卷，主考负责总体复核，被同考淘汰的卷子，主考也可以调来重判。考上的人一般称主考为座师，称同考为房师。为了保证考试顺利进行，地方官常派要员担任提调官，都察院要派御史担任监试官。这些官员被称为“外帘官”。

乡试连考三场，历时9天。考生被锁在贡院一个个号房里，吃住均在里面，考完才能放出。进去的时候要搜身，考试的时候外面有军士把守，如临大敌。

贡院。鸡舍一样的号房，是当年举子们考试的地方

登第的举人，被称为“乙榜”（相对于会试而言），也有叫“乙科”的。乡试第一名俗称“解元”，第二名叫“亚元”，第三名至第五名叫“经魁”，第六名叫“亚魁”，其余的叫“文魁”，反正都是好听的。

考中发榜之后，例有人前去报喜。往往报喜的人有好几拨，不管贫富，中举之家都要给报喜者赏钱。一般报条是这样的：

喜报

贵府老爷×讳××应本科×处乡试高中第×名举人闻报连捷登第

第三个台阶是会试。会试是中央一级的考试，也是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会试通过，就等于进入了仕途，后面的殿试只是排名次，不淘汰。

会试例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的春季，在京城举行，所以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和副主考均为翰林出身的重臣，同考也由清要之职的京官担任，多由翰林中出。同考官多达20人，跟乡试一样，分房阅卷。

会试正因为是关键的一环，所以，录取非常之严格。在明代，多的时候不过四百，少的时候只有30余人，平均大概是300人上下。由于中国地域差距很大，文化程度差异更大，所以一般在考虑文化发达地区名额的前提下，往往要照顾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明政府常常采取“分地录取”办法，考试录取分南、北、中卷录取，南卷占55%，北卷占35%，中卷（西南地区）占10%，但名次高低不受地域限制。由于当时南北文化差异相当大，南方文化程度和水平都远较北方为高，所以，南北卷的录取方式，实际上是照顾了北方人。会试录取都称贡士，第一名被称为“会元”。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台阶是殿试。殿试又称廷试，在会试录取之后的三月举行。这个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地点就在皇宫三大殿的最后一殿奉天殿（清朝改为保和殿）前。由于皇帝本人是主考，所以，其他人只能担任“读卷官”，读卷官由内阁大学士、除礼部以外的五部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翰林学士和詹事府詹事担任，礼部尚书和侍郎担任提调官。殿试当天，只试策论一篇，要求当场完卷。考完后，将卷子糊名送交读卷官处，由他们排出名次。殿试例不淘汰，只定名次。殿试录取称为“甲榜”或“甲科”，名次分为三甲，一甲即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三鼎甲”。二甲第一名称传胪，以下排十几到几十名不等为二甲，再下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被称作“连中三元”。据清人王之春统计，唐朝以来，连中三元者共有13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朝的孟宗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棨、杨继昌。

最后录取的排名，主要靠读卷官的操作，看内阁大学士的意思。考完交卷后，读卷官首先要定出前十名，尤其是前三名的名次。在给皇帝读卷的时候，一般只读三个卷子，如果皇帝不想多事，一般就按读的顺序排出三鼎甲。首先读的是状元，其次为榜眼，再次为探花。定出前三名之后，读卷官再回去排出第四名以下的名次。殿试的仪式意义远大于考试，考题一般都空洞无物。所以，考官排名次，一般只看考生的笔迹工整与否，书法的优劣，有无错误。一般来讲，只要字写得漂亮，书写没有差错，就可以得到高一些的名次。但名次高低，对于考生来说，却有决定性意义。名次高的人，一般都被选进翰林院，日后出息甚好，升官的速度往往比其他同年要快许多。明代嘉靖以后，皇帝往往昏庸，殿试很少露面，名次完全凭内阁一手安排。

从宋朝开始的殿试，开始只是一种取信于人的复试，后来则演变为某种政治意味很强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全体被录取的进士都成了“天子门生”。这些人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除了君臣之外，又加上了师生关系，彼此联系的纽带极大地增强了。正因为如此，殿试的仪式性质一直在加强，诸如升殿仪式、发卷仪式、读卷仪式、传胪（放榜）仪式、赐宴等等。通过这种过分铺张的仪式，初入仕途的士大夫得到了极大的荣耀和满足，与皇帝的道德联系，得到了从心理到肉体两方面的强化。

明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一般以四书为主。考试形式，不再是过去的背诵记忆，而是从宋代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对经义的阐发。这种对经义的阐发，到了明代，已经趋于程式化，发展成为八股文。无论是童试、乡试和会试，都是考以阐发儒家经典为主旨的八股文。考试一般是考官从四书（有时也有五经）里寻出一句话作为考题，考生根据这句话所在位置，前后的意思，进行阐发，即所谓的“代圣贤立言”。阐发时既要符合孔孟原义，又不能直接碰到孔孟的原话，同时必须遵照朱熹对经典的注释，不许有任何一点越轨。文章类似骈体文，对仗而押韵，破题、承题之后，分起、承、转、合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由分两组对称押韵的言语组成，好像是人的两股（腿），合起来一共八股，有人又将起、承、转、合称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

八股文对作文的技巧要求甚高，有点类似于文字游戏，但根本不足以谈思想，大都内容空洞，言之无物。考生一方面揣摩圣贤意思，一方面兜圈子，在无穷的典故中绕来绕去，说些言不及义的话。正是因为这一点，八股考试从一开始，就遭到不断的批评。对于有意参加科考的人们来说，一方面得将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一方面还需要不断地以四书章句为题作文，预先演练得纯熟。市面坊间充斥各种名目的“制艺书”，历科得中的卷子，被加上评注，到处都有出售的。一个读书人如果科场蹭蹬的话，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花在八股文上。事实上，无论在准备考试上下的工夫大小，八股文都起到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这也正是皇帝所乐意看到的。而且，对于长期演练八股的人来说，用不着进入官场，就已经学会了揣摩和逢迎，学会了安分守己，不乱发表自己的见解。

由于由明至清，各种考试频繁，以至于几乎所有《四书》章句都做过题目了，坊间也将所有的题目都编辑成册，详加评点，只要将这些“考试辅导材料”背熟，就不愁考不好。结果考官为了难为考生，出题越来越刁。一方面，出少字的题目，字数少到只有一两个字，比如“战”、“妻”、“是也”，让你没办法确定出自《四书》的哪个部分，自然就无从做文章。再就是出截搭题，用两句的头尾或者随意什么部分拼接起来，形成文理不通的一句话，作为题目，让你答。比如“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是《论语·季氏》篇的末句，而“阳货欲见孔子”是《论语·阳货》篇的首句，有人将之截成“君夫人阳货欲”。

不过，从考试的技术层面来看，八股文的出现，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对于阅卷来说，跟墨义和贴经不同，只要考写文章，就会有阅卷者的主观感受问题。事实上，文章评价的优劣好坏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同一份考卷，不同的人来评判，有时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八股文的好处在于，它将阅卷人对文章内容的感受，成功地转移到文字技巧和作文范式上去了，使得阅卷的客观性大大增强。人们只需看卷子上文字游戏做得是否娴熟、文字功夫是否老道，就可以定出优劣。无疑，这对于保证考试公正性是有帮助的。同时，八股文虽然不足以言学问，但却也训练了士子的文字技能，保证入仕者都能写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漂亮的文字（可能未必有文采）。事实上，八股取士从明至清绵延500余年，也不见得如批评者说的那样，将真正的人才都挡在了门外，取中的尽为庸才，实际情况是，无论从哪个尺度来衡量，进士中的杰出者比例都是相当高的。在那个时代，只有入仕才可以使自己人生价值实现最大化，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当然会自动地向这种程序化很强的入仕渠道靠拢，无论它需要什么样的“敲门砖”。也就是说，科举考什么，士子们就会学什么练什么。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固然对八股不感兴趣，但同样会练习得相当精熟。当然，不可否认，八股取士也的确将一些什么都不会做、只会考试的人取了进来，也将一些确有真才实学、但不善于考试的人排除在外。甚至导致相当多的农村读书人，将全部精力都搭在研习八股制艺上了，除此以外的任何学问概不涉猎，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这也委实是八股取士不能解脱的罪过。

清人有嘲八股的道情（民间说唱的一种）云：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的皇帝？案头放着高头讲章，店里买的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八股文举例。题目《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意思是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能力，服侍君上，能够忘己忘家。

“尽其诚以事君，其能亦不易矣。（破题）盖事君者多，而能致身者少也。如其能致者乎？其诚不又尽于事君哉。（承题）尝谓出而筮仕，则事君之日长焉。（正拍事君）第虑循拜飏之虚文，而国弗忘家，公弗忘私，未可许为臣道之已至也，（起讲）若夫其人而贤贤之诚也，愿致仕者不外好德之士，修之家者献之廷，岂徒负股肱之寄。（起股前股）且其人而事父母之诚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顺乎亲者获乎上，自不惜膂力之刚。（起股后股）吾盖观于事君，又能致其身焉。（出题点明题目）其为大臣欤，若启沃，若调燮。凡夫身所可能者，不复留余地以自处，推其心一若蹇蹇匪躬。古人之事君有然，而我岂让未遑也。（中股前股）其为小臣欤，或疏附，或先后。凡夫人身所必能者，并不留余地以处人，推其心一若鞠躬尽瘁。古人之事君如是，而我岂谢不敏也。（中股后股）是故内而事君，即使遍为尔德，百姓歌建极之天子，而其身必不有其功；盖致之者久矣，夫岂仅《天保》之章，而能云尔哉。（后股前股）且外而事君，即使一月三捷，万方仰有道之圣人，而其身犹负其辜；盖致之者至矣，夫岂仅《采薇》之什，为能如是哉。（后股后股）噫，事君若此，不学而能之乎？而况不止此也耶！（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