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矿山编矿报

1969年一个春日，我刚刚下班回来，一个瘦长个子的中年人就来找我。矿上陪他来的同志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原矿务局党委宣传部的部长、现矿务局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的组长周友兴同志，他有事找你谈谈。”

“听说你在部队上写过不少东西，回到矿上后，又在《湖南日报》上整版整版地发表大块文章，是根很硬的笔杆子。局里《涟邵矿工报》在文革开始不久停了，现在党的‘九大’就要召开了，局革委会也成立了，《矿工报》准备复刊，我是来请你出山的。”

听了老周的话，我一时没有作声，心里很矛盾。坦率地说，做记者、当编辑，我是非常乐意的。报纸，是我的学校。我的文学幼芽，是在报纸上萌出的。我是先写新闻故事，而后向文学挺进的。但是，这场“文化大扫**”开始后，我有许多问题想不通，将自己几十公斤的书烧掉了，烧了一锅热水洗了一个澡，自我揶揄说：“洗澡不干了。”发誓这一辈子再不和文字打交道。从部队回到矿山不久，在军代表的再三动员下，我答应出来为他们筹备矿革委会的成立，革委会成立后，我即回机电队烧电焊。于是，我为他们写了革委会的成立公告，写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写了……没想到，矿里这头还没有挣脱，局里又来“抓”了。

我终究没有逃脱。

矿报复刊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是复员军人，又是从基层上来的一个工人。他们出于某种政治的考虑，要我来写报纸的复刊词。我也没有推辞。两千来字的复刊词，一挥而就。头头们看了很满意。党的九大开幕的那天，我们的矿报复刊了。

那时候，编搬人的工作十分紧张。每当两报一刊的社论一发表，每当红色电波传来最新指示，我们就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年轻时，我的思想算是敏捷的。一听完广播，一篇反映文章的框架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我伏到电话机旁，一边接各矿通讯员发来的情况，一边写这篇反映文章。接完各矿的电话后，我的文章写成了。且是写出一页纸，排字工人就拿一页纸去捡字。天刚刚亮，各矿就开车来取我们矿报的“号外”了。往往，“号外”的第一版，印着两摄一刊的社论或最新指示，第二版就印着我写的那篇反映文章。“井架摇动手臂，矿灯发出欢笑，百里煤海齐尽欢腾……”极富**，却十分空洞。记录着那一个时代的狂热。

后来，报社的人手多了些，我便分管报纸副刊和全局的对外搬导。所谓对外报导，就是向本局以外的新闻单位发稿。我们矿报副刊，过去叫《煤海激浪》，那是捡的北方某一家矿报副刊的名字。我觉得没有意思。于是便取了一个名字，叫《矿灯》，大家都说好，副刊便正式改名为《矿灯》了。从我们的《矿灯》下，走出了一大批人。如今称为“湘军七小虎”的姜贻斌、林家晶就是从这《矿灯》下走出来的；现出任省广播电视厅厅长的魏文彬也是从这《矿灯》下走出来的。从《矿灯》上起步，现在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有三人，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的达十人之多。矿报是一块练兵场，矿报是一座学校啊！

除编好矿报副刊，我还担任对外报导。我搞对外报导，是和编我的矿报结合起来的。局内有了重大新闻，常常是我出马，去写长篇通讯。有一次，斗笠山煤矿一个采煤队月采原煤13000多吨，刷新了全省的纪录。我立即赶去采访。在采煤队座谈了半天，这篇通讯的框架就在我脑子里形成了。我立即赶回局里来。坐汽车到娄底转往邵阳去的火车。而火车要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有。要等四个多小时。我便在一家面馆油渍渍的桌子上铺开了纸笔……当我上火车的时候，一篇五、六千字的通讯就出来了。矿报的清样一出，我就剪贴一份寄往《湖南日报》。几天后，《湖南日报》便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发表了这篇叫《团结写新篇，壮志破万吨》的长篇通讯。《一个矿工的日历》、《火红的晚霞》、《矿工本色永不变》等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个矿工的日历》所记述的矿工喻雨初，后来成为全国采煤英雄；《矿工本色永不变》，是写的矿务局一位新提拔的局党委副书记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通讯中的三个小标题颇新颖：当官不像官——写他当队长的事；普通工人不普通——写他当了队长后又下放当工人的事；掌权不特权——写他当了大官（矿党委副书记）的事。通讯在《人民日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后，上海的《解放日报》立即发了一篇评论……后来矿务局把我写的这些通讯，结集为《勇攀高峰的人们》内部出版了。

我觉得，我在煤矿编矿报的那一段生活，于我的文学创作十分有益。每每回想起来，禁不住有丝丝甜味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