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煤矿做秘书

1968年初夏，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煤矿。

在部队里，我迷上了文学，并取得了一点成绩，成为小有名气的战士作家。猛地一场“文化大扫**”卷来，文学刊物全部停办了，各地的报纸也只出新华社的电讯稿了，我被《人民文学》等几家刊物通知采用的五篇小说，也因此泡了汤。我发表在《收获》上的反映部队大比武的小说《水上飞》，也受到了指责。我烦躁极了，不管部队首长怎么挽留我，我坚决要求复员。并将自己平时所购的60多公斤书刊全部烧了，烧了一大铁锅热水，痛痛快快——不，别别扭扭地洗了一个澡，从此对文字敬而远之，逢人就说：“别人是洗手不干了，我可是洗澡不干了。”

回到煤矿以后，在我的一再请求下，到工区机电队当了一名电焊工。可刚刚干了19天，煤矿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一天，我正在烧电焊，一位军代表和一位领导干部来找我，说是他们从部队寄回来的我的档案中得知，我在部队上还是一个“笔杆子”。现在矿上正准备成立革委会，需要“笔杆子”，要我到矿上去做秘书。我当然不干，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答应去干3个月，革委会成立后，即回队烧我的电焊。

我又与渐渐疏远了的笔亲近起来。

我写了革委会的成立公告，又写了革委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这篇3千来字的致敬电里，我用了170多个“最”字。许多的句子，是从当时最响亮的《芙蓉国里尽朝晖》、《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等最响亮的文章里抄来的。这篇致敬电，在成立大会上宣读完以后，我们即十分虔诚地驱车到市邮电局，花了120多元钱，将它发给了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

矿革委会如期成立了。成立大会开过后不久，我抓紧清理完手头的工作，准备提出回机电队上班。就在这时，矿里发生了一个重大事故：由于挂钩的工人失手，致使一个斜井里的矿车飞车，撞死了两个正在当头劳动的工人。我要求回队的请求还没有说出口，一位分管政工的矿革委会副主任，就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和一位军代表（部队里的一位班长）立即赶到一位死者的家里去，做好安抚工作。然后，收集一些死者生前的事迹，写一个到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

那天，我和这位年轻的军人，走了20多里山路，赶到那个山村的时候，天已经挨黑了。我们深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一路上就盘算着如何说服那位失去心上人的女人。我们终于见到她了。这是一个矮小的女人。一时，我们真不知如何开口。我们要告诉她的事，对她来说，有如天崩地裂啊！别别扭扭地寒暄几句以后，我们终于把这个令她天转地旋的消息说了出来。她一下子呆住了。半天没有开声。眼睛瞪得酒杯般大地看着我们。好一阵，她一扭身，钻到里屋去了。屋里立即传来隐隐的哭泣声。她从里屋出来时，眼睛已经红肿了。她对我们说：“我把两个孩子交给隔壁邻居看管，我们就走。到矿上去看看他。你们来时，我刚从队里学习回来。毛主席说，人总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他爹，是为国家的事死的，是值得的。我、我会这样去想的。请干部同志放心。”霎时，我和那位军代表一齐仰头望着她。一股热辣辣的东西直在心头窜动……

回矿以后，我又到死者的工友中做了一番采访。好几回，我是含着热泪听完的。我终于写出了一份悼词。

那个追悼会，由驻矿的军代表主持，分管政工的革委会副主任老郑致悼词。悼词念到一半的时候，台下已是一片低泣声。老郑也哽咽着嗓子念不下去了。最后，竟忍不住哭起来。这时，我只好走上台去，从老郑手里接过稿子，强忍住自己的感情念下去……当稿子念完时，台下已是嚎啕一片……这次会后，我再也不好意思提出要变动工作了。

如今，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人们在谈论创收，谈论第二职业，谈论有偿服务，谈论办公司的时候，我的心里却总是沉甸甸地翻开那一页。我真想大声地呼喊。过去那丑的、脏的、恶的一切，我们要毫不客气地摒弃它，埋掉它！然而，过去一切美的、好的、善的东西，对理想的那份坚定，对事业的那份真诚，对人的那份纯情，我们要让它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