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良师——我眼中的大编辑家何启治先生

——我眼中的大编辑家何启治先生

人生是漫长的，长到有几十年光景。人生是短暂的，短到只有几十年光景。在这漫长或者短暂的几十年里，一个人能遇到的成功机会看似多如牛毛，实际上很可能一个都抓不住。这些成功的机会，多半都是伴着某个人存在的。抓住机会的人多了，于是就有了贵人相助的说法。人到中年后，我特别看重那些在我人生道路上曾给我提供过重要机会和重大帮助的良师和贵人们。

大编辑家何启治先生，是我的大贵人，是我文学上的授业恩师。在为何先生写点文字之前，必须为他和我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定位。

1993年初秋，为了延续文学梦，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转入鲁迅文学院继续读书，和两个男同学住在311房。那时，因为经济的拮据加上食堂饭菜的单调呆板，同学们便三五一伙在三楼宿舍相继开了小灶。我参加的那个小灶灶长是来自四川绵阳的母碧芳同学。所谓小灶就是一只电炉一口锅，能炖一锅菜或者煮一锅面而已。因为母碧芳同学具有扎实的川菜川饭烹饪技术，她和两个女同学住的307房很快就成了饭口上同学们最向往的地方。在鲁院求学的整整两年里，我在那个温馨的小屋里至少吃过三百顿早餐和五百顿晚餐。

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宿舍咬牙切齿写着一部名叫《虚城》的长篇小说，母碧芳跑过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当代》的副主编、《中华文学选刊》的主编何启治老师来了，你快去见见。”

我是一个极不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更不善于和刊物的编辑们打交道，这时，我真正认识的北京文学刊物的编辑，只有《人民文学》的王青风和《昆仑》的海波和程步涛等几个人。《虚城》是我应书商之邀为年初刚刚洛阳纸贵过的《废都》写的续书，几天前我已经得到了《废都》遭禁的消息，我郁闷得很。《废都》一禁，意味着《虚城》难见天日，意味着我在做无用功，意味着家里急需的钱没有着落，我不郁闷才怪。所以，我根本意识不到认识何启治会是改变我人生航向的一个机会。

六点来钟，我见到了何老师。307房内已经坐了五六个同学，七嘴八舌跟何老师说着话。不到六点半，何老师起身告辞。短短的二十几分钟，我跟何老师没说上几句话，谈了什么已经早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他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镜，只记得他的面部皮肤有着很明显的高原红，只记得他握手时很认真、很用力。经母碧芳提醒，我把我半年前发表我中篇小说《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的《昆仑》送给了何老师一本。这就是我和恩师何启治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尽管这时我已经知道何老师是《古船》和《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但因为这时我从未跟出版社的编辑打过交道，也不知图书编辑在一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并没太在意这次见面。在军艺文学系读书的两年，经同学引见，我和京城文学刊物的许多名编都有类似这样的一面之交，这些交往均由于我不善主动创造和寻找机会都不见下文了。何启治，皇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小说终审者，一个早凭编辑实绩确立了在文学出版界至高无上地位的大编辑家，跟当时主要在为稻粱而写作的我，有可能在一起坐而论道吗？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这时，我只在军内的刊物上发表过六个中篇小说，确实没有资格跟何老师这样的人物建立密切关系。

大约过了一个月，何老师又来了，这回他要跟我们一起吃面条。吃饭的过程中，他讲出了让我目瞪口呆的几句话：“《王金栓上校的婚姻》我看了，我们《中华文学选刊》应该选载。选刊有它的时效性，明年第二期选发大半年以前发表的作品，应该有个说法。你找个人写个短评，一起发。这个王金栓很鲜活，我看能站得住。不过，你的行文有些啰唆，我看可以删个四五千字。你要同意这么做，十天后我来取稿子。”这真是天上掉了馅饼的好事！这一夜，我彻底未眠。1994年，《中华文学选刊》第二期选载了配发有评论的《王金栓上校的婚姻》。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走出军队，走进国家一流文学选刊。如果不是有贵人相助，一个无名小卒发表快一年的作品，能享受这种待遇吗？十多年后，何老师跟我聊起这件事，说过这样的话：“过去了十几年，王金栓依然鲜活，看来当年我没看走眼，这部作品算是站住了。”

此后，我跟何老师慢慢熟悉了。大约在1994年初夏，何老师对我说：“听母碧芳说你为《废都》写了个续书，能不能让我看看？”我诚惶诚恐地把三十二万字的《虚城》书稿呈给了他。秋天里的一天晚上，何老师在我们的小灶吃了一碗面后，第一次提出来让我陪他走一走。头顶月亮和路灯的光亮，脚踩满大街的烂菜叶子，我陪着何老师从鲁迅文学院朝他在《农民日报》大楼后面的家里走。几百米路，我们俩走走停停，竟走了一个小时。他跟我谈了张炜，又谈了柯云路，谈了当年出版《古船》的幕后故事，又讲了对柯云路写完《大气功师》后迷恋上所谓生命科学的惋惜。最后，他讲了几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我是看了你的《虚城》后，才看的《废都》。你的准备挺全面，我看你完全有能力写出不错的长篇小说。”

这一晚，我没有向何老师讲我的任何有价值的长篇小说构想，甚至没有说一句写一部让他看一看这样的话。他很失望地看看我，轻叹一声，推着破旧的自行车进了楼群。没有说句像样的表决心的话，是因为我有难言之隐。自1992年开始，我运交华盖，家里连遭不幸，先是祖父去世，再是小保姆在我家犯脑溢血不治身亡，接着，1994年7月，母亲又患了乳腺癌。为避免家里债台高筑，我在1993年春天，便中断了严肃文学作品的写作，专门写可以一手交书稿一手取稿酬的纪实类畅销书贴补家用。我二十五岁时已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深知写一部像样的长篇小说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我不能把延续母亲生命所需的大量金钱寄托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上。作为家里的长子和独儿，我必须挣钱延续母亲的生命。

自母亲病倒开始，我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畅销书写作期，一本接一本地写，拿到稿费后便去买治癌的特效药往家里寄。在这期间，我见何老师的次数很少，后来我已经很怕见到他了。

1995年五一节，我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我希望北京的大医院的专家，能解除我随时都会失去母亲的恐惧。何老师听说我母亲来北京治病，便抽时间专程到鲁迅文学院看望她。详细问了我母亲的病情，知道我母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后，何老师让我和家人们都回避了，他跟母亲单独谈了半个小时。何老师临走时对我说：“晚上我再来，我想跟你谈谈。”

母亲一言不发数个小时后对我说：“能遇到何老师这种好人、高人，是你的福分，也是咱们家的福分。如果我这病是能治好的病，你用什么方法挣钱，都行。可是，我得的是癌症，多少钱都买不到我的命了。要是因为我把你们都毁了，我死不瞑目。何老师说你能写长篇小说，你肯定行。我希望能活着看到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本长篇小说。你要是不听劝，继续写畅销书，我就不治了。”当晚，我再次和何老师走向白天作自由菜市场的那段街道。何老师对我说：“你妈是个明白人。我看呢，孝有大孝小孝之分。你现在做的，也叫孝，但这是小孝。你需要做的，是尽大孝，这大孝就是如何让你母亲为有你这么个儿子感到骄傲。我正式向你约个长篇吧，想想你有什么好选题，想好了咱们再详细谈谈。”

一周后，我用三个小时时间，向何老师讲了三个长篇小说构思。听完后何老师用他一贯简捷的话语说：“都不错。先写县城这个吧，你更熟悉，又写过初稿。”写县城的这个长篇小说便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北方城郭》。

这些年我一直把1995年五一节与母亲和何老师的谈话当成我人生道路上的遵义会议。我不愿意矫情地说出这样绝对的话：“没有何启治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愿意说这样客观一些的话：“如果我没有遇到何启治这一位良师，我的文学之路绝对不会走成今天这样顺利，我肯定会在泥沼遍布、荆棘丛生的路段挣扎很久。”

1995年秋天，我正在创作《北方城郭》的时候，何老师得知我写的中篇小说《都市里的生产队》已经在一家杂志社排了近两年队还没发表后对我说：“把它拿回来，《当代》发，算是给你加加油。”《都市里的生产队》刊发在1996年《当代》第一期，旋即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作品与争鸣》转载。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

1998年元月，《北方城郭》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给何老师带来了新作《突出重围》，这时，他已经兼任《当代》杂志主编。在这匆匆过去的几年里，我又认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编辑家高贤均先生。讨论会结束后，我在北京滞留了一段时间。因母亲去世等原因，我有严重的财政赤字，只能住在东中街四十二号人文社宿舍楼地下室改作的招待所里。一天晚上，何启治老师和高贤均老师一起敲开了我的房门。何老师进门就说：“新稿子小高和清波他们看了，都说不错，《当代》第三期发，书由我们出。小高有个想法，我认为不错，想跟你谈谈。”高老师开门见山说：“我们都认为你还能写出好作品。我们想跟你签个约，出版你今后十年所有的长篇小说。也不是只签你一个人，也准备跟阿来签。你看行吗？”我这时候的心情，完全可以作为受宠若惊的标准注解。一个三十五岁不到的年轻人，不过是写了两本小书，突然间得到皇家出版社两位长篇小说大编辑家这样高的礼遇，不惊得心跳每分钟超两百，才叫怪呢！签约的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但它对我的鼓舞是无与伦比的。我至今仍时常在灯下闭目枯坐，仔细回忆那个夜晚。

我也是个不经夸的俗人。两位大师级的编辑家一夸，我就不知柳二哥贵姓了。1999年5月，我又把第三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的初稿交给了何老师和高老师。因为心浮气躁，这部作品的初稿在社里收到的评价不高。何老师认为这个题材没毛病，关键是没写好。高老师拿出两个方案让我选：一是换个书名在人文社按一般稿子出版；一是放弃这一稿，再做积累后重写。我选择了第二方案。何老师鼓励我说：“重大现实题材很难写，但写好了功德无量。作家安身立命靠质不靠量。你要相信自己。”回成都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写《英雄时代》的准备工作中了。

2000年10月中旬，我碰巧在杭州遇到了何老师，他在灵隐寺附近疗养。这次见面恰逢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北方城郭》名落孙山了。据说落选的原因是因为有的评委认为此书调子有点灰，性描写比《金瓶梅》还多。说句心里话，我对《北方城郭》参加评奖还是有所期待的。何老师得知我在杭州后，马上约我到他的住处一聚。品着正宗的龙井，何老师对我说：“不要太在意奖项。实力到了，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好好写你的《英雄时代》吧。”

2000年10月18日，我在成都家里开始重写《英雄时代》。200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何老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何老师说：“脱胎换骨了。《英雄时代》至少不弱于《突出重围》。我虽然退休了，说话他们还听。社里决定把你的三部作品以《时代三部曲》的名义出齐。我在社里甚至说了这样的过头话：《英雄时代》不但该出，说不定还会得个茅盾文学奖呢！”我听得鼻尖发酸，禁不住泪流满面。拿到《时代三部曲》的样书后，我在第一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恩师何启治先生存念。经您培育的《时代三部曲》出齐，愿与您共享这一阶段性成果。您的学生柳建伟敬呈。”

《英雄时代》出版三个月，便入选了“向建党80周年献礼四十个重点文艺项目”。借何老师的吉言，2005年5月，《英雄时代》果真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在《何为益友》的文章中，饱含深情地写了他和何启治老师长达三十年的友谊，详细披露了他的创作历程和何老师的关系，郑重地把大编辑家何启治先生奉为益友的楷模。受陈先生的启示，我学样写下了《何为良师》这篇短文。

大先生何启治已年过古稀，他依然思维敏捷、见识独到、精神矍铄，他依然对我的文学未来关注多多、要求多多。调京工作后，我常去拜访他，每次拜访，我都能从他那里受到很多教益。目前，我正在他的督促下，开始长篇历史小说《悲歌》的创作。能遇到何启治先生这样的良师，是我文学人生的大幸。春风化雨，惠我良多，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衷心地祝愿先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2007.2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