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58周年祭

1994年末,南京突然热闹起来,大陆、香港、台湾的电影制片商和电影艺术家们几乎同时选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素材,准备投拍故事影片。据我所知,至少有香港一家公司和台湾一家公司已进入实际运作过程。其中最让南京市民们注目的是大陆著名导演吴子牛先生执导的那个《南京大屠杀》。这位我很熟悉也很敬重的导演以其杰出的组织才能,调动起一个城市的历史情绪,使几乎每一个现代南京人都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中。

历史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在当时发生时无论怎样血迹斑斑,怎样惨绝人寰,在漫长岁月的剥蚀下,其震撼力都是逐渐递减的,最终将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就是所谓历史黑洞的作用力。南京大屠杀虽仅过去58年,可斗转星移之中,大地上的痕迹也不动声色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1994年12月下旬,当我陪同香港著名导演刘国昌先生四处寻找当年那场大屠杀的遗迹时,物象的历史早已不复存在,它已在58年的时光流逝中被完全抹去了。使人难以想象,这座遍布人类现代文明的大都市当年曾是一座大屠场。

历史的景状只能靠有关那场浩劫的文字记载和自己的想象来复原了。

吴子牛先生在南京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下,再造了当年景观,热情的南京市民每日都在报刊传媒的引导下捐出自己家中珍藏的当年旧物,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当年参与南京保卫战的老军人,纷纷走进剧组,走进历史。于是,58年前那段物象的历史,才又得以在我们面前局部重现。

那几日的南京实是热闹,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吴子牛和他的剧组的花边新闻,街头巷尾四处都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议论,南京师大校园内搭起了当年的难民区的街景。最有历史意味的是,当年南京保卫战的主要将领之一孙元良的儿子、台湾著名影星秦汉出任该片男主角。孙元良将军在南京失陷之后,是在南京市民的掩护之下,历经血雨腥风孤身逃出南京城的。秦汉先生领衔主演父辈的故事,想必感慨良多吧。

58年前的历史,是一页沉重而悲惨的历史,是一页耻辱而痛心的历史,也是一页让整个人类为之警醒的历史。

以“六朝豪华”著称的故都南京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12月13日。

是日,侵华日军占领时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其时,南京国民党守军已完全放弃了抵抗,除一部分将士从日军正面和下关撤出南京以外,约十余万放下武器的将士和二十余万和平居民沦入敌手。

历史在这里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身为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和谷寿夫中将稍有理智和人道,如果这些不可一世的暂时的胜利者们能预知未来,能想到人类精神必将战胜野兽的暴行,8年之后会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战犯法庭的审判,那么,南京大屠杀也许不会发生,也许发生的规模会小得多。

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中从来没有这么多“如果……”大屠杀在日军占领当日便发生了。骄横的松井石根和日本陆军军部认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个国际事件,决心以武力给南京以沉重打击,达成畏服中国的目的。于是,从日军占领南京当天,到嗣后的六个星期中,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纵兵屠城,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日本皇军和构成日本皇军的整个一个民族的残暴和无耻。

屠杀的惨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58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那些当年屠杀场面的照片,仍让人毛骨悚然。有江边的几万人的集体枪杀;有零星的砍头与上百人规模的活埋;有连着江水波涛的成片尸体。据一些幸存者回忆,日军曾用中国人的尸体在南京城中的河上架桥,好多电线杆上挂着一串串割下来的中国人的耳朵。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屠杀者竟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焚尸灭迹的有十九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慈善机关掩埋的有十五万多人。

伴随着大屠杀,还有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很多妇女被**后又惨遭枪杀、刀戳、毁尸。日军还有计划地在全城纵火,被烧的房屋达全城的三分之一以上。无数住宅、商店被抢劫之后,又被一把火烧毁,外国使领馆和外侨财产亦未幸免。六朝故都南京,在这长达六周的浩劫过后,尸横遍地,处处残墙,十室九空,一副屠场景象。

日军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连当时日本的盟国——法西斯德国的外交官都在写给本国的报告中,称“日本皇军为野兽组成的部队”。

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基于这一事实,于1948年11月12日判处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绞刑,并于同年12月22日执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3月10日判处南京大屠杀另一主犯谷寿夫死刑,并于同年4月26日将谷寿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然,发生灾难的并不仅仅只有一个南京,沦入炮火之中的也并不只有一个古老的中华民族。本世纪上半叶,全球笼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遍地燃起的战火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奥斯维辛作为德国法西斯反人类暴行的铁证,被永远保留在大地上了。

奥维维辛不再是个地名,而成了一段历史的象征。提起奥斯维辛,犹太人就本能地想到焚尸炉,想到毒气室,想到那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岁月。

为此,战后新生的德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几代人都在问自己,当年的暴行为何得以发生?他们不否认自己民族的历史,尽管这历史是那么不耻于人类。

大量的反映犹太人苦难的影片不断问世,最近还有一部《辛德勒名单》轰动整个西方世界……

这事实说明,有着古老文明的犹太民族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德意志民族是个知道反省的民族。

而在东方呢?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些什么?

在中国,提起逝去的那段岁月,那段日本皇军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的岁月,绝大多数人们想到的不是南京城内的30万冤魂,而是《地道战》、《地雷战》,是《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是中国军民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家教育中的英雄主义情绪麻木了几代人的历史神经,使得我们国人少了些耻辱感和沉重感,以至于在某个狂热时期出现了这样的无知:1968年在红卫兵报纸上发出这样的论调: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的是国民党军人,是坏人杀坏人。

历史神经的麻木还在事实上造成了我们民族的健忘症。当中国大地上满是丰田、皇冠,当日本松下、日立电器拥入我们千家万户的时候,还有多少人记得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放弃的战争赔款?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耻辱?

确是耻辱,当我们几万同胞在陷都南京被集体枪杀时,没有反抗,没有挣扎;当时的国际人士对此曾做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群在麻木中被赶上屠场的猪羊……”而那些妇女呢?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10岁的女童均遭**。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不应该如此健忘的。

而日本不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民族,都是不知反省的。

对中国国共两党前后两个政府的慷慨大度,日本大多数政治家的回报是羞羞答答的敷衍和不着边际的空话。在他们的国家教育中更无反省的因素,他们牢牢记住的是自己的苦难,是落在自己头上的原子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少去想,为什么原子弹会落到他们日本人头上?珍珠港和南京在他们的记忆里已很遥远了,而在新一代日本人头脑中可能只是个地名而已。

更有甚者,日本国内右翼集团迄今仍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他们还在四处寻找否认那场大屠杀的证据。甚至拿出1968年的红卫兵小报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提起中国,提起中国人,他们眼里仍流露着不可掩饰的轻蔑。

因此,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当一位日本汉学家含意不明地称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时,我说:“是的,我写了不少抗战小说,我确是个爱国主义者。”那个日本汉学家却说:“在我们日本,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军国主义的代名词。”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于是,我说:“完全正确,因为我们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入侵耻辱的抵抗,而贵国的爱国主义却是对其它国家的扩张和侵略,在今天则表现为对自己侵略历史的否认。”

也许是个巧合,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时,日本神户发生里氏7.2级大地震,日本长崎大学中国籍教授邱质朴先生用电传向国内发来了一篇题为《日本神户大地震见闻》的文章,《扬子晚报》于1995年1月22日以整版篇幅全文照发。

这篇文章描述的事实令人感动,也令我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现将几个细节摘录如下:

……人们帮助受伤的人,引导避难的人,到处可以看到满脸血污的救灾人员抬着担架运送受难者。某一个救灾队员冲入一间住宅的房间时,竟向女主人说:“请允许我穿着鞋进去吧。”

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日本人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的美德:尊重他人。

……天气寒冷,灾民们拥被坐卧,彬彬有礼,他们也许已一无所有,也许失去亲人,至少也是水米未沾唇。可是没有人呼天抢地,没有人争吵诅咒,没有人你争我夺、损人利己,更谈不上偷抢他人。

……劫后仅存的食品店尽管货架凌乱,人手不足,但仍尽量开门营业,饿着肚子的人们默默地排起了长龙等待购物。但是,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加塞,也没有人大量抢购。人们领食品,取饮用水,无不如此。凡有潜在危险的道路,都有好心人留下的路条:“小心脚下”,“当心头上”……巨大的灾难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毁坏了温馨的家园,甚至许多人失去了亲人,但也教育着人们更加关心他人。

邱教授因而感叹道:在日本,关心邻里,爱护集体是老百姓的传统美德,这次战后最大的地震灾难中人们的行为表现更理性地说明,从宏观角度看,人类的教育活动也许是万能的……

如果我不是在写这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文章,如果我桌上没有堆着一大堆当年日军屠城的照片和资料,我极可能也随着邱教授感叹一番,而后把这番感叹再向其他同胞感叹过去。

然而,58年前的那场由日本军人造成的人为灾难的资料,和今天神户地震的资料都摆在我面前,两场灾难和两副日本人的面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思索。

下面这张照片摄于1937年12月15日,拍摄者很可能是位外侨,图片上,日军的士兵们动用了包括婴儿车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于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运送抢来的市民财物。

英国记者田伯列在其《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讲述了不少日军普通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破门而入偷、抢中国人和外侨人士财物的事实,其中有一段记载极有意味:

1937年12月19日晚,6个日本兵攀越德国侨民雷伯住宅的围墙,欲行偷劫,被雷伯发现,雷伯持枪逼着日本兵离开。6个狼狈的日本兵想从大门溜走,雷伯不许,硬逼着6个日本兵从墙上爬回去。

拖着婴儿车抢劫的日本人、爬墙的日本人,和今日在大地震面前那么令世人敬重的日本人,同属一个民族么?何以他们58年前出现在南京时,如禽兽一般,而在58年后,在自己的国家又如圣人一样?这仅仅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功能么?

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人们好好思索的:

其一是战争,战争毁灭人性,隆隆炮火把人类骨子里动物的属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了。当对异族的屠杀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当滥杀无辜者成为官方眼中的英雄,那么,对一个异国的陷城,还有什么不可做的呢?最极端的例证便是被国民政府作为战犯处决的日军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的杀人竞赛,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曾作为南京城下的英雄业绩大加鼓吹。和平时期维系人类生存的法律秩序,对战争中的军人完全失去了约束力。

其二是身处异国,对异族作战,自然带来了道德约束力的丧失和道德观念的彻底崩溃。我绝对相信58年前在南京屠城的日军官兵中的大部分,在其国内都是有人性、有感情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一个民族的道德精神,维系着他们在国内的日常言行。放在今日的神户地震灾区,他们也会是那些令人敬佩的日本人中的一员。而在1937年12月13日以后的南京,面对异族、异国的南京市民,在失却了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秩序之后,道德感自然消亡,疯狂和无耻便成了他们和这一支国家军队的主要特征。

人类教育活动的功能不可否认,但人类的兽性也不可否认。同样在今日,同样在我们这颗星球上,那个叫波黑的地方不是还在上演着人类兽性的惨剧么?

南京大屠杀距今已过去58年了,物象的历史痕迹虽已不复存在,但铁与血写就的历史事实却无可否认地存在着。30万南京人的冤魂仍固执地缭绕在这片土地上空,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在本世纪一百年的历史中,在一座城市,在短短6周的时间里,制造了这么多暴行,集中屠杀30万人,是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可称得上是本世纪人类苦难的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如山一般突兀在历史的长河中,突兀在中国人心中,让我们整个民族为之警醒。

因此,1994年11月,当著名电影策划人王宾先生约我为香港永盛公司编写《南京大屠杀》剧本时,我明知许多同仁高手已在搞这个题材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我历来反对影视创作上的一窝蜂,可在这个警醒世人的题材上,我却觉得还是多几部好——我们早该有自己的《辛德勒名单》了。现在,因为时间上的仓促,永盛的《南京大屠杀》不上了,我更由衷地希望吴子牛先生的《南京大屠杀》能拍好,能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取得空前成功。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想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我们热爱和平,可决不会再向异族侵略者乞求和平;我们以德报怨,却决不会忘记自己民族历史上曾经历过的耻辱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