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焦虑
徐渭（1521—1593） 明朝文学家、书画家，山阴（今浙江绍兴）入。他遭遇十分坎坷，后买画糊口，潦倒一生。他擅长画水墨花卉，人物亦生动。
徐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人。
说他“奇”，因为他不但想杀死自己，还曾经杀死过他人。自杀居然不死，杀人居然不偿命，这样徐文长是中国人中一个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多年来，说来泄气，徐渭这个文人只有伸长脖子挨宰的份儿，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儿，哪来举刀杀人的勇气？他连腹诽也不敢的。所以，历代统治者看透了这一层，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论。别说三年，给他三十年，再借给他胆子，也成不了气候。因此，姑且不论徐渭杀了谁，杀得有无道理，但他能够操刀、能够下手、能够置人于死地、能够出一口恶气，干出不计身家性命的大事，对颇为脓包的中国文人而言，多少有一点振作之意。
俗话说，狗逼急了跳墙，兔子逼急了咬人。而这样的文人逼急了，相比之这类小动物，还真是赧颜抱愧。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决绝之心，立马腿酥脚麻，膝盖发软，浑身寒战，心惊胆跳，来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爷爷告奶奶，做检查写交代，流鼻涕抹眼泪，装孙子装孬种。这时候，哪怕扔给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他也不敢接的。
徐渭敢杀人，真是好一个了得！
据陶望龄的《徐文长传》：“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常中夜呼啸，有群鹤应焉。”每读至此，我就感慨万千，我也曾经有过想啸的冲动，可是，我敢半夜起来，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声吗？我挺佩服明朝这个半夜里爬起来大啸数声，振聋发聩的同行。记得我在太行山里修铁路时，在峰高山陡的工棚里守夜，时见孤狼，乘着幽暗的月色，沿河谷沙砾滩茕然独行。偶然间，它会停下来，抬起脑袋，朝那峭壁顶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阵。那声响在两山夹峙的河谷里，所碰撞出来的回音，能延续很久很久。我一直思索，这匹狼，是吼它的孤独，是吼它的愤懑，还是吼这个世界对于它的排斥和拒绝？总之，当我想到徐渭时，我就总想起那条深夜里出没的狼，也想起那年代里作为另类的我遭人唾弃的孤独。
多年来，我不停地打量徐渭这个明朝嘉靖年间的不幸文人。大概，一个人到了敢动手杀死自己，敢持刀杀死别人的地步，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所有他不赞成、他不满意、他讨厌、他反对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进行挑战，进行批驳，进行嘲骂，进行攻击，这种肆无忌惮、罔顾一切的精神，这种为所欲为、言所必言的风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亮丽色彩。难怪郑板桥刻了一方图章：“青藤门下走狗”，好像齐白石也有过当他走狗的意思。夫走狗者，硬是铁了心地要追随下去的。我忖度这两位大师，仅仅由于其文、其画、其诗、其书，非当这个走狗不可吗？不，他们追随的是他这个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艺术史上，唯一的无师自法的“这一个”。因为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习惯于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走，唯有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引梅客生言）。这一个“奇”字，抓住了徐渭的本质。什么叫“奇”，“奇”就是不同于别人。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对他五体投地。
徐渭（1521—1593），明朝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说到绍兴，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会稽非藏垢纳污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宋之陆游，明之徐渭，是绝对当得起这句话的绍兴人。关于山阴的徐文长，有许多民间传说流行于浙东一带，无非机智幽默调侃滑稽之类，这全是后来人的附会演义，不足凭信。
其实，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屡遭灾变，际遇可悲，是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一个人。因为，在这个平庸的世界上，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很难被社会认同，他也很难认同社会；很难被集体接受，他也很难接受集体。他总是处于不被理解，更被误解的难堪孤独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这是不可逃脱的噩运。西哲有云，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谁叫你生错了时代？其次，谁叫你生错了地方？徐渭是两者皆错，结果倒霉了整整73年。
可以想象，徐文长无法见容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之中，他该活得多么艰难。因受到仇视而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忭急，因受到悔谩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处于紧张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经质，他不“歇斯底里”，他不疯狂，那就怪了。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间传说中的他那样，玩幽默，玩轻松，扮演一个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的一生。这矛盾，固然是激发他创作的动力，同时也是制造他烦恼的根源。
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剖析过自己：
山阴徐渭，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注意这“两无得”或“两不得”的“得”字，对于中国文人来讲，这是一场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魇。无论过去的文人，还是现今的知识分子，对于“得”都是非常在意的。囊萤窗雪，悬梁刺股，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得”。无论如何，对当下的人来说，可得的东西多，能得的途径也多，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的多。因此，“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可能，“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虚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无本买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要多得多！
徐渭只有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学问，按其努力，按其才华，按其心志，绝对该得、应得。但上帝从不给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学上的一切，你有了艺术上的一切，对不起，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一开始，他意气风发地从绍兴乘船，到省城杭州应省试，信心十足，相当自许，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这大话肯定是吹过的。绍兴城里也都知道这位徐秀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凭他的天分，中一举业，立一旗竿，还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爷故意作梗，此公竟然从23岁入场，一直考到41岁，无不铩羽而归。读他自编的《畸谱》，真忍不住为他一哭。
二十三岁，科癸卯，北。
二十六岁，科丙午，北。
二十九岁，己酉科，北。
三十二岁，应壬子科。时督浙学者薛公，讳应旂，阅余卷，偶第一，得廪科，后北。
三十五岁，乙卯，阮公讳鹗视学，以第二应科，复北。
四十一岁，应辛酉科，复北。自此，祟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
四十四岁，是岁甲子，当科，以故夺，后竟废考。
陶望龄也叹息了：“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宿命如此，夫复何言？
辛酉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宪，一个极有权势的方面大员，还为他走了后门，关照下去，谁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脚，终于还是名落孙山。呜呼，应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谁都以为他该得，结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场失败，与《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堪相伯仲，遂成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这心病，使他狂而为文，在文坛获得极大成功；也是这心病，使他愤而面世，在人间弄得相当失败。
所以，我看出来，他为什么对早他半个世纪的唐伯虎，表现出极大兴趣？
一方面，唐寅与他同为多面手，书、诗、文、画，无不高妙；一方面，唐寅也与他同为科场失意，一蹶不起的失败者。于是，视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状，溢于言表。在他的诗文中，唐寅出现的频率是较高的。有一首《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的题诗，他甚至写到：“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壁中水阁坐何人？若论游鱼应着我。”此公恨不能化为那幅画中的鱼，与这位同命同运的前辈交流，可见其内心活动之一斑。
诗中的“解元”二字，虽是信笔拈来，大有深意存焉！别人这样称呼，也许只不过是称呼而已。而徐渭写在纸面上，多少是他科举不得意的情绪宣泄。因为唐寅考场被斥，只得了个“解元”的虚名，惶恐半生。徐渭多次乡试碰壁而归，不过是个做幕教馆、鬻字售画的广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识中流露了。
更为精彩的是，这两个人的命际遭遇，巧合得类似电视连续剧的上部和下部。
他两位考场失意，文坛知名。唐伯虎被江西的宁王朱宸濠礼聘，入幕为宾；徐文长应浙江督帅胡宗宪邀请，书记文案。因为中国的官僚好附庸风雅，因为中国的文人好亲近权力，这种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现象，相当普遍。唐寅聪明，聪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谋反，赶紧装疯卖傻，抽身而去，因而没有受到这位藩王叛逆的牵连。徐渭执著，执著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宪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浅，浑不晓风浪险恶，当真地以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篷摇橹，拉纤挽舟，结果差点为之送命。
这就是他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剖析，可谓点一语中的。无论标榜清高者、待价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终南隐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者，总得有一个能领到饭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钱粮，现在叫单位，过去叫衙门的所在，或长远，或短暂地依“附”着，这才不六神无主，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属、附着、附靠，主从关系便分晓了。因此，不论是礼聘去的、邀请去的、拿八抬大轿抬去的、应博学鸿词科自投罗网去的，还是用枪逼着去的、拿刀押着去的、挥着大鞭子抽着去的、戴罪立功连滚带爬去的……端谁的碗，服谁的管；领谁的钱，看谁的脸，一句话，“附”是中国的士、中国的文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精神状态和物质基础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国的君长子伯夷，君少子叔齐，偏要在周的体制外讨生活，在中国还少见这等孤高耿介之士。两兄弟拿定主意，“耻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资。最后来到山西永济，在首阳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饥，可不知当地的谁，说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长的哦，你们能咽得下去吗？于是，这两个想不开的呆子，生生给饿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伯夷、叔齐如此愚不可及的人了。懂得文人必须依附的天性，也就明白“文革”期间，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为什么不设围墙，不设警卫，也决不担心接受再教育的大小知识分子，会愤而出逃，会铤而走险。
你既然是一根毛，你就得找到能够附着的一块皮。即使徐渭，也不能例外。为了能在控制江、浙军事大权的司令部里，领一份儿饷，大师也不得不屈尊俯就，竞争上岗。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写得真实些：“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至幕府，筦书记。时方获白鹿海上，表以献。表成，召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具藁进。（胡）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识，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之。至都，诸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盛。”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对徐渭谋到这份幕宾差使，则是高调描写，突出其“戴敝头巾，衣白布澣衣，直闯门人，示无忌讳”的文人风骨：“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不羁。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其实，所谓“幕宾”，说白了，是陪着聊天的清客，以文字听差的扈从而已，从徐渭“深恶富贵人”的“纵诞”性格，这份粮秣是吃不长久的。可是，胡宗宪需要一支好文笔，巴结京师当局，颇善遇他，颇优容他，表现出相当的雅量。“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公闻，反称甚善。”（陶望龄《徐文长传》）
于是，一直失意从未牛皮过的徐渭，一直边缘化从未上过台盘的徐渭，一直科场败北从未神气过的徐渭，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感觉。尤其军门权力的威风，比他家乡的陈年花雕，更为醉人，果然也就晕晕乎乎起来。这些年来，我在文坛，看到诸公顶戴花翎以后，那蛮可笑的嘴脸，便大致想象我们这位徐大师，把自己看作督帅府的股肱人物，胡宗宪的心腹体已，拖着胖胖的身躯，扛着硕大的脑袋，往来于越东州府，奔波于剿倭前线，那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殚思竭虑、悉心效劳的“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便不禁想起“小人得志”这句对大师不甚恭敬的成语。
徐渭是一个大奇人。图为他的《嬉蟾图》，今人谢稚柳题。
据袁宏道《徐文长传》：“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于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明史·徐渭传》有道，“藉宗宪势，颇横”，陶望龄的《徐文长传》也说：“间或藉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更不客气：“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约束。”这就是说，大师不见得每时每刻都大师，大师不见得不偶尔比小人还要小人。所以那些大师、准大师，忽然之间，很小人起来，也就只当看不见罢了。反正那一程子，两三年间，这位大师的脑袋，肯定是进了点水，以为自己是胡宗宪的宪兵队长、侦缉处长，以为自己是英国情报五处的007呢，这就不免让人好笑了。
这个胡宗宪，先附赵文华，通同作奸，陷害同僚；后依严嵩父子，密相勾结，贪赃枉法。徐渭，一介草民，未必详细知悉官场和宫闱中的黑幕，不知不为罪，也不能深怪。但是，与他有知遇之恩的沈练，却因劾严氏父子而终被谋害，他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痛心。因为他在《畸谱》的“纪知”一节中写道：“沈光禄练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徐渭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份赏识他的知遇之情，他是相当感激的。所以，他写出“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的《沈青霞先生祠》的榜联；写出“两上书而伏阙，一抗议而廷争，迨谪边氓，触帅臣之所忌，其于宰辅，值旧怒之未平，遂构谋而巧中，遽矫命以伏砧”的《祭沈锦衣文》的史实。然而，也是这一支笔，写出了令人齿冷的《代（胡宗宪）贺严阁老生日启》。大师的肉麻吹捧，登峰造极：“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屹矣山凝，癯然鹤立……”算是把马屁文章作到了极致。
文人的可怜，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文人的可耻，也是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有的人，一时间死不肯低下自以为高贵的头，一时间又不得不撅起屁股任人鞭策；有的人，一时间神气活现到天都装不下他，一时间又不得不垂手侍立听从差遣；有的人，一时间铁骨铮铮慷慨激昂声震云天，一时间又不得不说违心之言，不得不做违心之事。人格和文章分裂，言论与行为悖背，徐渭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曾有过这样的做人体验。想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就不忍苛责了。
同时代的汤显祖，不知是否因为这点缘故，始终与他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徐文长对汤显祖的赞赏，最初由诗而起。“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他曾经素昧平生地主动与之联络，对这位目空一切的大师来讲，实为破天荒之举。信是这样写的：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将需洒藻。（徐文长《与汤义仍书》）
诗是这样写的：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
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
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
（《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
信也好，诗也好，充分表现出徐渭对汤显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然而，这封不会不送到的信，这首不会不读到的诗，汤显祖既无复函，更不和诗，这实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跷的公案。
王思任评《牡丹亭》时曾经提及：“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心。则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看来，徐渭对汤显祖，大有“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热情；而汤显祖对徐渭，只是出于职业上的尊敬，不但不愿深交，连最起码的同行来往也没有。所以，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说的话：“青藤自言书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清人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所道的：“忆予幼时，行匣中惟徐天池《四声猿》，读之数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与终焉而已。世人读《特丹亭》而不读《四声猿》，何故？”多少都能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从《万历野获编》，约略能够看出一丝端倪，沈德符稍晚于汤显祖，但所记却是亲见亲闻：“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再说，徐渭的《寿严嵩词》，一直为人所垢辱，以天下为己任的汤显祖，不会不介意的。
这种了无回音的冷漠态度，对“眼高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皆叱而奴之，耻不为交”的徐文长来说，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难堪！因此，当严世蕃掉了脑袋，严分宜回乡看坟，朱厚熜大发雷霆，胡宗宪瘐毙诏狱之际，我们的这位大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遣散后被逮有口难辩的压力，以及失去保护伞后群起而攻之的报复压力，恐怕还包括在文坛上被鄙视、被唾弃的舆论压力，于是，身心全面崩溃、精神彻底垮台。按照现代精神病学的论点，极为天才的人，其精神状态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虑祸及，遂发狂。”
据徐渭自编《畸谱》：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当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否则，他绝不可能像荷兰画家凡·高那样，跟自己的耳朵过不去，用一根大钉子刺进去。而且，因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击自己的阴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陶望龄是唯一自始至终了解他、关注他的同乡友人，据他的记载：“引巨锥剚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这样极其残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杀方法，史所罕见，世所罕见，说句绝对应该掌嘴的话，对大师之卓绝、之坚忍、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为的奇行，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不能不为这位中国人所创造的死亡方式赞叹。
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里，也曾经想从太行山深处的悬崖跳下去的。然而，还未跨出半步，那凄凉的山风从裤脚管飕地吹进，顿时战栗起来，害怕起来，不敢死也不想死了，可见死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因此，我特别崇拜这位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人。
自杀多次未果，杀妻坐牢八年，“绝谷食十余岁”。“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顽强的他，在出狱之后到抱愤而卒的19年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作品最辉煌的时期，凡他笔下倾泻而出的“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袁宏道语）。其才情睿智，其韵语华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谈高论，无一不达到了“光芒夜半惊鬼神”（黄宗羲诗）的巅峰状态。
虽然大师的晚景凄凉、结局很惨，死时“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穷得不能再穷。但他所留存下来的诗、文、书、画，“岂知文章有定价”（黄宗羲诗），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因此，袁宏道大声呐喊，誉他为“有明一人”。其实，他那摧折不倒、折腾不死、挺挺兀立、敢杀敢砍的精神，对于中国文人的感召启发意义，千古以来，恐怕也就是徐渭“这一个”罢了。
正是“这一个”，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文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