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重刑治腐
海瑞（1514—1587） 明朝著名清官，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他多次平反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有“海青天”之誉。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假设有人编写一部《中国贪污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贪官严嵩；假如有人另编写一部《中国廉政史》的话，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则更是领衔的人物。无论前者和后者，巨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间，这绝算不得是这位皇上的荣光。
在某个朝代出贪官，也许并不能证明皇帝昏庸无能，是个窝囊废；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驾驭偌大的国家机器，百虑一失，也难免疏忽。何况，贪官又不会在脸皮上刻出字来，“吾乃硕鼠是也”。在未捉出之前，谁不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再说，在封建社会“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仕”者，官也。在戏曲里，戴纱帽翅的角色出场：“千里为官，谁不为钱？若不为钱，谁来当官？”这四句念白，很足以表明权力和金钱的互换关系。所以说，贪官，是常见的；老实说，清官，倒不常见。
当清官，穷得要死，苦得要命，谁干？因而翻开《二十五史》的任何一史，无不贪官如毛，硕鼠遍地，有时皇帝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出清官，必是国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之际。一定由于皇帝昏庸，而且比较长时期地达到相当程度的昏庸，弄得贪污普遍化、腐败合法化、渎职正常化、贿赂公开化，到了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时候，极个别的不肯同流合污的清官，才会突显出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越是腐败的朝代里越出清官的原因。
因此，若无嘉靖、若无严嵩、若无满朝的不正之风，也就显不出海瑞的节操和风范，也就不可能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排名不数第一，也数第二的清官了。嘉靖御临天下45年，已经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海瑞这才会指着鼻子骂皇帝，“陛下之误多矣”，“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若写一部《中国廉政史》的话，海瑞领衔无疑。图为清朝顾尊焘所绘的海瑞像。
“关起门来骂皇帝”这句旧时民谚，是一种在压迫下不敢表示愤怒、又不能不宣泄愤怒的情绪表达。在专制封建社会里，在公众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那是要杀头的。所以，关起门来骂，比较安全。而且，中国有皇帝的年代，还没有窃听器，还没有测谎仪，还没有录音机，只要不被人检举上去，就可保太平无事。可是，中国的皇帝也不饭桶，你虽然不骂出声来，但你在肚子里骂我，根据你敌视的眼光，根据你仇恨的神气，也能定你的罪，那叫“腹诽”。
“腹诽”，据司马迁说，是西汉酷吏张汤所发明，他在审判大司农颜异时，就依据此人的“微反唇”，大概稍稍撅嘴，或者撇嘴吧？便奏称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所以，海瑞骂皇帝，指着鼻子骂，骂他不是东西，实在是那个万马俱喑的黑暗时代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最为难得的一抹亮色。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提到清官，立刻就想起海瑞。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百姓头脑中的这种“清官情结”，是由于贪官太多所致。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可称中国历史之最，在数不胜数的贪官污吏中间，一生清介、死无余银的海瑞，便寄托着人们对于清廉政治的希望。这也是他的故事，得以在数百年间流传不已的缘故。
海瑞之得名，当然是由于他一以贯之的为政清廉。说实在的，偌大王朝也不只是海瑞一人是清官，他的成就，他的功业，主要在于他跳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地骂过皇帝，这才使他的知名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对老百姓而言，做一个清官，不贪不沾，一分钱的国帑也不捞进自己腰包，穷苦到啃菜根、嚼粗粮的地步，固然非常之值得敬佩；但若敢指着鼻子骂皇上，说他不是东西，那才令人感到了不起，才家弦户诵，对之崇拜得不行。
一般说，先有个别的贪污现象，发展到大面积的贪污加之腐败的现象，然后更进一步，则是上下勾结、内外串通、左右纵横、四面八方的贪污腐败成风。从朝廷里到地方上贪官多如牛毛，从政治到经济腐败无所不在，少数清官才能突出，才会出现清官现象；凡帝国到了这一步，如果原来的皇帝，是个庸君的话，这时十有八九成为昏君。而一成为昏君，也就离谢幕不远了。明白这一点因果关系，也就知道清官为什么只能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而不为他生前以及身后的统治者所容，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好比一开门，乌鸦冲着你叫，不是因为它叫给你带来晦气，而是因为你要倒霉它才叫的。对乌鸦呸呸呸地表示嫌恶，这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
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贪污到了这样大量、普遍、公开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从帝王开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竖权臣，至将帅督抚，至知府县吏，至一切衙役隶卒，凡官皆贪，不贪者鲜。据《杨继忠传》：“（忠）入觐，汪直欲见之，不可。宪宗问直，朝觐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忠一人耳！’”据《吴传》：“清望冠一时，提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与谭大初耳。”满朝文武，只找到这几位不贪的官员，明朝的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数得上是贪污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权横行、法令松弛、行政腐败，是造成官员贪污行为的主要原因。不过，读清朝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明朝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朝中最低的。若不想成为饿殍，不额外求财，又有什么办法？如明朝文人李贽，曾任河南辉县儒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督学；曾任国子监教习，相当于大学的讲师；后在礼部做司务，相当于办公厅的处长；又在南京刑部得到员外郎的闲差，相当现在的部门巡视员，官俸之微薄，收入之低下，到了难以糊口的地步。他离开河南到北京就职，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当地，托友人照顾。直到他放外任，当了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那是一个有实权的司局级干部，才有“常例”（被允许的贪污）和其他灰色收入（名义上不允许但也不禁止的贪污）。这种实际上在鼓励官员从非法途径获取金钱的政策，是引发贪污的主要原因。
那时官俸发放，有米有钞，比例不一，财政部门发放薪水的时候，米贱折钞，钞贱折米，在盘剥上极尽克扣之能事。尤为可笑者，北京官员发的米，要凭票到南京去领。于是手中的票，只能三文不值两文地出让，逼得官员不得不另开财路，以谋生计。据《明史·顾佐传》：“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杨）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本来很低的工资，又常常不足额发放。据《明史·李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来打白条之风，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员们倘不贪污，贫穷化便不可避免。据《段民传》：“卒于官，年五十九，贫不能殓。”《吾绅传》：“绅清强有执，澹于荣利。初拜侍郎，贺者毕集，而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笑而起。”《轩传》：“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与僚属约，三日出俸钱市肉，不得过一斤，僚属多不能堪。故旧至，食唯一豆，或具鸡黍，则人惊以为异。”《杨淮传》：“伏阙受杖，月余卒，囊无一物，家人卖屋以敛。”《高仪传》：“旧庐毁于火，终身假馆于人。及没，几无以殓。”《陶琰传》：“琰性清俭，饭唯一蔬。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海瑞当不例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海瑞传》）。
能够坚持节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实属少数；而始终如一廉政者，则更不多见。“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恒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习銮传》）。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制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
即使出现几个清官，除了本人青史流芳以外，实际上啥事不顶。中国的皇帝，尤其那些独夫民贼，在滚下龙椅，或者未被勇敢者将其拉下马前，谁也不能拿他怎样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百多个皇帝，大部分还是靠老天爷将他收拾掉的。终于，三宫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终于，两腿蹒跚了，两眼无光了。海瑞这封上疏，顶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点走向死亡，恐怕是他仅仅能起到的一点作用吧。
在一个封建政权中，少数为贪官，绝大多数为非贪官，这个皇帝有可能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而在一个封建政权中，绝大多数为贪官，只有很少者为非贪官，那这个当皇帝的，就百分百是个昏庸之君。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嘉靖则是万贪之源，看他一手培养扶植起来“中国贪污排行榜”的榜首严嵩，就知道这位陛下，是什么玩意啦。
海瑞把贪官污吏的总头目，揪出来示众，那作用可比仅做一个清官，不知要大多少倍。
公元1567年（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疏，数落朱厚熜。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震天动地的大事。他把棺材都买好了，放在家中客厅里，等着皇帝杀掉他以后用来收殓。于是，消息频传，街谈巷议，举国轰动，尽人皆知：
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五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描写了这位皇帝读疏后的反应，很生动：
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遯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
据《明史》载，朱厚熜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上疏时，与屈大均所说稍有不同，一把摔在地上，气得跳脚，喝令左右：“马上给我把这个姓海的逮捕，别让他跑啦！快，快！”
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回他的话：“都说这个人是有名的痴子，他为了上书，准备好了要坐牢杀头，先就买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诀别，家里的僮仆也早吓得各自走散，看来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来！”嘉靖吼。
这还不好说，海瑞正等着法办。
抓到诏狱，主管官员按子骂父罪来判，自然是非开刀问斩不可。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压在皇帝的手中，一直却没画圈。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混蛋纣王杀忠臣比干的臭名。就这样拖到驾崩，海瑞捡了一条命。
于是，海瑞为大清官，名垂青史。
其实此前，这位浙江省淳安县的原县令，在京城大小衙门中，颇有一些关于他的“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的传闻。别看他当时是一个远在南方省份的小小知县、六品官，然而，他竟然敢于向当朝执政大臣严嵩的两位亲信，一为东南地方总督兼剿倭武装部队司令胡宗宪，一为清查盐政的特派大臣鄢懋卿，公然进行正面对抗。居然弄得这两位权高位重的大臣，对他无可奈何，很吃了一顿哑巴亏，因而大快人心。
老百姓特别愿意看到那些有权的人、有势的人、有钱的人、有名的人，忽然倒霉垮台，忽然失败完蛋，忽然由红而黑，忽然什么都不是的场面，这是最过瘾的事情。哪怕不一定如此，不过跌了个跟头、受了点损失、栽了点面子、碰了个钉子，大家也会捕风捉影，演义夸张，加油添醋，无事生非，不遗余力地传播之、扩大之、恶心之、解恨之。当然，这种穷老百姓阴暗心理的宣泄，实在缺乏“费厄泼赖精神”，实在不具谦谦君子之风，但那些“四有”之人，在他“有”的时候，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抖擞、不那么显摆、不那么以权、以势、以钱、以名，来欺人压人，来张牙舞爪，也许大家就不一定幸灾乐祸了。
淳安县，即今之千岛湖风景区所在地。明代的这个山区小县，出产不多，油水不大，穷到海县令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日子，才与僚属们共餐时吃一只鸡、两斤肉。然而，淳安位处浙、皖交通要冲，地方官每每苦于途经此地的大员要员，送往迎来，难以打点，稍不如意，即被斥责。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路过，假其父威，对该县的接待工作大表不满。其随从仆役，又狗仗主势，敲诈勒索，百般刁难。海瑞正等待这样一次机会就立刻升堂，下令县衙的皂隶捕快，把这个纨绔子弟及其一干人众，统统抓将起来，当堂审讯。
胡公子年轻气盛，哪把一个六品官放在眼里，当然反抗，口出不逊，打出他老爹的招牌。海瑞当然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但是他不承认，还说，我们都知道胡总督为官清廉、持家清正，不可能有你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更不可能有你所携带的大量银两。
“我是，我是，我是！”这位公子哥还威胁海瑞，“你别吃不了兜着走！”
海瑞才不买账：“大胆放肆，一个假冒伪劣的骗子，竟敢如此猖狂，罔无法纪，咆哮公堂，给我掌嘴！”
最后，海瑞更来一手绝活，将胡公子及其一行人众，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往省里总督衙门，并附上一纸说明案情的文书。陈说本县捉拿一名人犯，冒充胡总督大人之子，在此间招摇撞骗，为非作歹，有损总督清望，造成恶劣影响。为此特解送府城，予以从严处置，以惩效尤。该犯所携现银若干，因来路不明，已没收充公，收缴县库，等等。
胡宗宪看到这里，气得两眼翻白，差点心肌梗死，他儿子连哭带闹，此仇不报也枉为这二品大员了。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当然是要报复海瑞的，可又苦于抓不到他的把柄。第一，海瑞不贪污，在那个“无官不贪”的年代里，他能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不怕查账，不怕检举；第二，他不好声色，既不找小姐，也不去桑拿房、洗脚房逗留，因之，无黄可扫；第三，他既不搞装门面的“政绩工程”，也不树“泡沫化”的个人形象，只是公正执法，无懈可击。因此，除了隐忍不发、以待来日外，胡宗宪对这个海瑞，一时间真有猫吃螃蟹，简直无从下嘴之感。
鄢懋卿是个腐化分子，《明史》称他“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昵”。一般来说，喜欢用小人者，自己必有相当程度的小人因素，方能同流合污；愿意用与坏人为伍者，自己要没有坏的基因，也难沆瀣一气。“会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一人总理。嵩遂用懋卿。旧制：大臣理盐政，无总四运司者。至是，懋卿尽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
这就是老百姓讲的“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同类相聚，异类见斥的交往现象。在统治集团中、在权力层面上、在不正常的政治氛围里，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鄢懋卿一入中枢，与严氏父子朋比为奸，苛征重税，贪赃索贿，中饱私囊。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盐政乃天下之肥缺，而全国四大产盐区的大权，全落入他的腰包，绝对是有背制度的枉法行径。第一，根本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只是听信严嵩的；第二，开足马力贪污的严氏父子，离不开鄢懋卿。于是，从皇帝到首辅到盐政，三点一线，正如北京民谚所说，“武大郎玩夜猫子”；“王八看绿豆，对眼”。明知道这是个坏蛋，应该被唾弃，然而他上面有人罩着，看着他扶摇直上，老百姓能有什么方法？你人微言轻，你啥也不是，你也只有干生气而已。
在淳安的海瑞，一位绝对的清官，当然与这样一个绝对的贪官，格格不入。恰巧，鄢懋卿作为奉旨查盐的钦差大臣，路过此地。首先，海知县是十年寒窗，苦读赶考，才从海南岛的琼山县走出来的读书人。他一步一个台阶走到今天，不走门子，不投靠山，不溜须拍马，不做虚假统计诓报成绩，这个梗直到一点弯都不转的海瑞，理所当然地要从心眼里鄙视这个暴得富贵、从而小人得志的家伙。
这也是使那些有权的人、有势的人、有钱的人、有名的人，无可奈何而且无法改变的尴尬，虽然你得意甚至非常得意，虽然我不得意乃至非常不得意，但是，挡不住我不买你的账，挡不住我在精神上要比你拥有优势，挡不住我压根儿就看不起你、蔑视你、鄙视你。这就是海刚峰决定要给这个大员，下一点眼药的原因。
海瑞放出空气，小县寒酸，囊中羞涩，衙门穷困，招待不了，光是供给抬钦差夫妇彩轿的16个女子的伙食，也能把县财政吃得锅底朝天，何况还有随从、听差、兵弁、衙役之类，哪一个不像饿狼一样，连吃带拿，外加孝敬，红包薄了一点，也是过不了关的。
所以，鄢懋卿还未到淳安，就先接到淳安县的一封禀帖。他当时一激灵，知道这个海瑞不会有什么好事，便问来人：“他有什么要报告的？”
“大人您请细看！”
信件开头，十分恭谨，“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接着说已经收到大人的通令，要求各级政府在接待上一切从简，不得铺张。大人所做出的英明指示，本县已传达到区乡镇集，一体认知大人“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以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然后，话锋一转，大人体察下情，百姓无不赞颂，但您派出来打前站的人员，已经告知准备酒席侍候，每席费银不得低于三四百两，席间还需奉献金花绸缎若干，营造气氛。特别关照到，钦差大臣夜溺，必需银子打出来的尿壶，否则尿不出来，性命交关，耽误国家大事，罪不容贷。本县十分惶恐，是按大人的从简精神办，还是按打前站的老爷所吩咐的办？
鄢懋卿当场把这个禀帖撕了。下令让他的一队人马，绕过淳安，事后再跟这个海瑞算账。不过，没过多久，严嵩倒台，胡宗宪、鄢懋卿因系同党，受到牵连被免职。海瑞曾被他们迫害过，也就随之平反，调回京城任户部主事。
海瑞这次回到京城，就为他要做的这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进行准备。第一，把棺材买好，万一杀头好收敛；第二，把家人遣散，免得受他牵连。然后，一封直言不讳地批评陛下的上疏，直接呈了上去。
什么叫“不直”？老百姓早就不把你这个皇帝当玩意了。
有清官对皇帝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怕杀头的清官，这台国家机器在运转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估计最高统治者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果不其然，海刚峰一出现，朱厚熜的日子，就屈指可数。
海瑞被抓到诏狱，等着法办。刑部主管拟文定大忤逆罪，那是非开刀问斩不可的。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却一直压在嘉靖的手中。
嘉靖驾崩，海大人很快就平反昭雪了。尽管他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声名，但朝廷里的主政者，包括新继位的皇帝，都对他敬而远之。作为门面点缀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则不行，怕海老人较真，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是一个宝塔型的，由大小官僚组成叠罗汉式的方阵。每个官僚在他那个位置上，既踩在下面那个职务低于他的官僚头上，自己的头上又有另一个职务比他高的官僚的脚踩着。因此，一旦其中哪个头或哪只脚，不听话，不服从，不按部就班，不肯买账而捣蛋，这架构就要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
他们害怕这个海瑞，进入到这个架构里来，会破坏这个超稳定的秩序。甚至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为首辅，也不敢给他任何任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用。”
尽管大家众星捧月、高山仰止，海瑞却很不开心，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隆庆皇帝到内阁大臣，都不给他分配工作。第一，他没有钞票上下打点，铺平道路；第二，他清官之名声，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圣人级人物，不能为，也不屑为。因此，很长时间内，当这种强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补天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便会仰天长啸，椎心泣血。最后海青天以辞职的办法要挟内阁给他工作，不给就写公开信骂街，“满朝之士，悉皆妇人”，把主政者骂了个够。
于是，1569年（隆庆三年）被授予正四品南直隶巡抚，入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为吾乡巡抚时，有意锄巨室，以至刁风四起，至不可遏”（徐树丕《识小录》）。
由于他的不识时务，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劫富济贫政策，搞得苏州一带的官僚地主，士绅名流，无不反对，他也只好告退，离职还乡。直到1585年，万历清除了张居正以后，所有受到张居正排挤打击过的官员，包括年已七十有二的海青天，一律重新起用，于是他老人家又从海南岛仆仆风尘地来到南京。接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其实并不想安排他，又不能不安排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民众的偶像，因此写了一封信给海瑞，“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那意思是说，你老人家不出山，是个遗憾，但现在把你请出来，也不过起个政治花瓶作用。
但是，海瑞一接手右佥都御史，第一件事就做了两条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赃枉法者和为富不仁者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直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又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先生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1587年（万历十五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呜呼，海刚峰的一生！他是一位以肃贪倡廉为己任的斗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在《明史·王廷相传》里，有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傚，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而到了神宗（就是在定陵里躺着的那位），这种制度性的贪污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纪晓岚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海瑞的《备忘集》评价不低：“孤忠介节，实人所难能，故平日虽不以文名，而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犯之势。当嘉、隆间士风颓薾之际，切墨引绳，振顽醒聩，诚亦救时之药石，涤秽解结，非林黄，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但对海瑞具体的所作所为，也有不能苟同之处。譬如说他“巡抚应天，锐意兴革，裁抑豪强，唯以利民除害为事，而矫枉过直，或不免一偏”。譬如说他“力以井田为可行，谓天下治安必由于此，盖但睹明代隐匿兼并之弊，激为此说，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垂范的作用，那些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根本不往心里去。而敢于铤而走险者、以身试法者，法律又能奈他何？正如马路上设有斑马线，对置若罔闻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他被撞伤到垂死的地步，才后悔不走斑马线。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是对愿意仿效者能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对那个一听“焦裕禄”三个字就烦的干部，肯定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并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开国之君朱元璋规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用如此重刑来遏制贪污，又何曾济事？一个半个清官，挽救不了这个积重难返的贪污王朝。相反，由于他坚持的道德力量和重刑惩罚，对那个在制度上已病入膏肓的王朝，根本不是对症下药的万灵之剂。
海瑞“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簏，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明史·海瑞传》）。
就海瑞临终的镜头看，对这样一位终生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也足以使我们后人钦敬的了。
无论如何，这样一位终生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还是值得我们后人肃然起敬的。于是，想起一则寓言，森林发生了火灾，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黑烟遮住了天空，烈焰烧红了大地，所有的鸟儿都急着逃出火场，以求活命。只有一只小鸟，它不肯离开，仍从小溪里衔起一口一口的水，冒着生命危险一次一次地往回飞，希望能扑灭这场大火。
这只鸟，很像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