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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言论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假如有人受到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就有权倾诉，这一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时下，“倾诉文学”比较走红，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干部以及上山下乡的知青成了倾诉的两大主流。老干部讲如何被毫无道理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讲如何下放到偏远落后的农村，如何蹲牛棚，如何被当成牛鬼蛇神，如何过妻离子散、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听完这些倾诉，让人们了解那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好人蒙冤、恶人得志的时代，进而做些思考，做些反思，我想这样做大有必要。而那些知识青年谈当年上山下乡经历的苦以及对人生的理解也会给人们一些启迪，青春无悔也好，青春有悔也好，只要能够自圆其说，两种观点都不能算错，都可引发人们对那个荒唐岁月的反思，对此，我愿洗耳恭听。

不过我想说的是，本来受尽委屈、受尽苦难的农民也应倾诉，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倾诉。就在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天灾人祸，成千上万农民陷于饥饿之中，就在这危机关头，我们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共和国史记》中记载：“1960年全国发生了较1959年更为严重的春旱洪涝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夏粮入库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粮食库存比上年减少100亿斤，夏收后，全国各地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外流在继续发生。”这里的肿病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全身浮肿，非正常死亡的人其实就是被饿死的人。而具体数字不太好统计，不过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农村人，都对当时情景记忆犹新，有很多人会抹着眼泪讲起自己亲戚朋友被饿死的悲惨故事。人口外流，说白了就是举家逃荒，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心酸的情景呀。就在这种危机关头，一些地方却印发了《关于压低农村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在灾区，口粮压低到300斤以下。按照常规思路，哪个地区受灾，应想办法支援才是，可是，我们却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指示。人均年口粮300斤以下，那就可能是二百斤、一百斤、几十斤。不难想象当时农民饿得面黄肌瘦、两眼冒金星的状况了。

我在农村长大，我在记事的时候，已经到了七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在我的印象中，农民的日子一直很苦。当时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劳动单位，我所在十四小队，农民每个工作日所得为7分钱。就是说，农民辛苦干一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劳动一天只赚7分钱，一个月才赚2.1元钱。许多农民连过年都买不起一斤肉吃，平时就不用提了。

现在农村变了样。不过农民仍是最苦的、最弱势的阶层，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多的阶层。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农民尽完纳粮、交税、交提留、交统筹款义务之后，还要应付一些不明不白的乱收费，一些乡村干部满嘴跑舌头，随便编个理由就向农民要钱，而虚报农民人均收入是某些村干部的惯用手法，以掩盖农民负担超重问题。农村偌大的干部队伍还须农民来养活，而一些乡村干部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贪污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啥坏事都干，有的干部还成为村霸，对农民大发**威，使农民们吃尽苦头。

时下，一些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也就是民工涌进城市，成为城市的建设者，脏活、累活、险活都让他们包下来。可我们的城市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我们的城市的某些人一直把他们看成是乡巴佬，鄙视他们，欺骗他们，不顾他们死活的事司空见惯。人们极力压低他们的工资，有一些单位干脆欺负老实人，拖欠民工的辛苦钱，有的心术不正，压根就不想给民工开工钱，谁叫你们是农民呢？老实巴交的农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呀。

而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一开始就没理农民这个茬。工人退休有工资，工人下岗可发给生活费，农民何时退休，农民受灾下岗怎么办？农民养老怎么办？现在农村有许多老人晚景悲惨，辛苦了一生，当他们给儿子娶上媳妇、盖上房子之后，已经债台高筑，他们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却整天为欠债而忧心忡忡，有的死不瞑目。

几乎每个农民都希望自己下一代能够“跳农门”，他们不是不热爱土地，而是现实生活对他们过于不公，越是辛劳越是穷困，跳农门是他们最高的希望，这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也许，最应倾诉的是农民。我们不应把我们的衣食父母——农民抛到九霄云外，我们不能忽视农民的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