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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走出国门的朋友曾向我介绍他的美国见闻，他说，美国人喜欢小题大作，他们在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常常搬出《宪法》当武器，来把事情“摆平”。比如，美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某些官员指谬，若有人出来干涉，他们会说：“言论自由是《宪法》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让人住口，门都没有。”我觉得，美国人喜欢搬“法”，并不是因为美国人个个都是法律专家，而是说他们尝到了《宪法》给的甜头，从而成为《宪法》的自觉运用者和维护者。

时下，依法治国已经在全国上上下下达成了共识，法制代表文明和进步，这个道理恐怕连小学生都懂。有道是好事多磨，走向法制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常有带有戏剧性的事件发生，我们常常在报刊上看到法与权的激烈较量。在报刊上公开曝光的内容，往往是国法战胜了某些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快人心。但决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事实上，很多地方的人们已经习惯按上面说的办，而不是按照法律办事。特别是一些人以权枉法，很多人对此习以为常，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公正待遇，往往不是想到法，而是想到人，于是，走后门好像成了人们在困难时刻的最佳选择。

我私下想，中国经历的封建社会很长，以至于人们产生了思维惯性，要实行法制，一些人还不太习惯，这并不难理解。不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要想依法治国，谁也不能绕过《宪法》，而《宪法》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可谓干系重大，应该说《宪法》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关系自身利益的大法漠不关心，以至知之甚少，许多人认为与自己无关。确实耐人寻味。

我国于1954年制订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通过后，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人员带头执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本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人们没有很好地尊重《宪法》，甚至粗暴地践踏了《宪法》。特别是抛开《宪法》，相继开展了“反胡风”、“反右”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这些明火执仗的违宪运动，不但不被人们所制止，反而被誉为“革命行动”，成万上亿的人或明白或糊涂或主动或被动加入到这场违宪运动中来。国家的《宪法》成了任人踏来踏去的泥丸，这是《宪法》的悲剧，是一代人的悲剧，是共和国的悲剧。浩劫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其根源，历史的、现实的、主观的、客观的、深层的、浅层的，林林总总，见仁见智。窃以为，反胡风也罢，反“右”也罢，搞“文革”也罢，其实质就是无法无天，以破坏法律开始，以生灵涂炭、暴殄天物告终。没有法制，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有罪；说你反党你就反党，没反党也反党；说你是内奸你就是内奸，不是内奸也是内奸；说你是坏人，不是坏人也是坏人。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到造反派的严酷批斗，他曾试图用《宪法》保护自己，他对造反派头目说：“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我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法律严厉制裁的。”后来刘少奇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国家主席尚且如此，一般平民百姓就别奢望受到《宪法》保护了，只能听天由命，任人摆布。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大概是许多人内心的一个独白。至于“文革”中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大概很难统计清楚。最近，笔者看了“文革”期间一些名人的自杀小档案，的确触目惊心：田家英、老舍、叶以群、李立三、容国团、傅雷、范长江、吴晗、翦伯赞……

有道是，不能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再蔑视《宪法》，除非我们变成了疯子。窃以为，我们打出各种思想的旗帜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法律这面旗帜，我们现在大力倡导高举思想旗帜的同时，应大力倡导高举《宪法》这个伟大旗帜，高举《宪法》的旗帜，就是尊重《宪法》，认认真真执行《宪法》，使《宪法》成为政府以及个人行为的根本准则，反对由个人主观意志划定这个框框，那个圈圈，《宪法》就是最权威的圈。此外就是，在《宪法》这个大法之下，制订若干小法、子法，这些法律坚持维护公平、公正和正义，人们的任何行为都要依法办事，从而形成一个讲文明、讲公正、讲秩序、讲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是法律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宪法》的忠心维护者，法律成为每个人的忠实朋友，《宪法》在每个人心中扎下根。

在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说：“一民之轨，莫如法。”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人民应该为法律而战斗，就像是为了城墙而战斗一样。”高举《宪法》这个旗帜是建设文明富强国家的基础和前提，笔者不是法律专家，在此不过抛砖引玉，引发更多人的思考，使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让更多的人走近《宪法》，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原载2001年第1期《法制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