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伯乐相马的故事被传为千古美谈，古人说“世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看来，伯乐的作用大极了。

我一向敬重伯乐，对伯乐的相马本事十分佩服。伯乐善于相马，人们对他是十分信任的，他对马的评价就是马的身价，他说这马是千里马，那么这马立刻就金贵起来，身价百倍。我觉得，让伯乐拥有这样大的相马权力未必是一件好事，甚至可能成为一件可怕的事。伯乐权力大了，又缺乏有效监督，难免出现腐败行为。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事实上也印证了这一点。史载，一次，伯乐的一位朋友拉着一匹普通马到集市上卖，无人问津。于是他找到了伯乐，请伯乐前去帮忙，他让伯乐仔细地看他的马，而且走后还不停回头瞧那匹马，伯乐依计做了，结果此人的马立刻身价十倍，人们争相购买。在这件事中，伯乐成了一位腐败者，他利用自己著名相马师的身份，帮朋友办了一件欺骗老百姓的事。事情明摆着，伯乐相马行动分明让人们感觉出，他看上了那匹马，实际上伯乐是在表演，而这种表演就把普通马抬举成名贵马。看来，伯乐相马是靠不住的。

选马和用人有相通的道理，现在人们把善于选择优秀人才的人誉为伯乐。窃以为，善于选拔优秀人才这是一种可贵的本事，也是一种美德。但是如果我们热衷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充当伯乐，并由此形成一种用人机制，那么它的正确性、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

官员手中的权力属于公共权力，这是常识，有道是权力是人民给的。可事实上呢？一个官员手中的权力来自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这大概也是一种现状，也是一种常识吧。

而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提拔人的用人方式很容易形成一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很容易造成公共权力分配的私人化、私有化，从而极易产生腐败，理论上讲是这样，而实践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上级官员来说，掌握着下级官员的任命权，当此人产生私心时，就会轻而易举地做到：我想任用谁，就任用谁，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样，无疑给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买官卖官提供了条件。一些官员靠山吃山，可以堂而皇地把任用下级官员当做取得好处的手段，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好处自然少不了，所谓得来全不费功夫。

对于某些下级官员来讲，谋求晋升便可走捷径了，最有效的措施是想办法让上级满意，那是立竿见影的办法。道理很简单，下级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上级手中，哪有不恭敬上级的道理，正所谓上级一句话，抵你干十年。从这个角度看，下级往往对上级负责，而忽视对群众、对百姓、对下级负责，搞唯上那一套。

这不能全怪一些官员眼睛朝上，盖因机制使然。一些官员见到上级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诚惶诚恐，百般取媚，温顺得像个羊羔，而对下级对群众却吹胡子瞪眼一副凶相，像个活阎王，对下属、对群众颐指气指、说一不二、绝对权威，容不得不同意见。这种不正常现象与这种用人机制有关。

由伯乐选用人才的制度会造成社会风气的变坏。一个单位的伯乐，如果讲公道、主持正义这当然是一个单位的福气，大家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假如伯乐有了私心，将“劣马”当成“良马”，将庸才提拔到领导岗位，那么就造成一种误导，既然“劣马”能够升职，那么何必当良马呢，这样就会严重挫伤良马的积极性，肯出力干活的便逐渐减少。同时，一些“良马”因为得不到重用而灰心，时间一长成为庸马，而这种风气一再蔓延，形成恶性循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劣马”召来更多的“劣马”，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要对付它并非容易的事。

一个人或几个人轻而易举掌握着很多下属的命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恶，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偏差或疏忽，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不经意的动意，都会使许多人的命运发生或好或坏的改变，这实质上是封建家长制的一种表现，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可怕的是，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公仆竟堂而皇、大张旗鼓地在公共或私下场合反反复复地说某某是我一手提拔的，而一些公仆又反反复复说自己由某某一手栽培的，并表示栽培之恩永远不忘，一听这话笔者就十分恶心，真替这些人脸红，我真服了他们那种拿着屎蛋当金蛋的“勇气”。

按说，封建社会推崇伯乐，那是因为受封建社会本身的局限，是没办法的事，而今天，人民当家做主，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由伯乐选择人才的机制应退出历史舞台才是，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简单，这种想法又显得十分幼稚。

显然，“世上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句有明显逻辑错误的话却成了金玉良言，得以世代相传。我不知道现在中学课本中有没有这一说，假如有，我建议把它去掉，我们的课本中怎能容纳这样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名言”？

用伯乐选拔人才的机制腐朽落后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不想多啰嗦了。

毫无疑问，人民大众参与的选举制是代替“伯乐制”的最好办法。选举制体现民意，使公共权力的分配体现大众意图，选举制尽管也有其局限性和缺点，但就目前看来，这是世界上关于公共权力分配最科学、最公正、最先进的办法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对此，我们别无选择。

“伯乐制”的退场是中国反腐败的希望所在，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伯乐制”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期望它的退出进程更快一些，防止我们中华民族在新的竞争中落伍。

（原载2001年5月16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